評論｜「綠色革命」還是「紅色革命」？袁隆平與他身後的中國科學意識形態史

【編者按】本文作者為美國歷史學者、列文森獎獲得者舒喜樂（Sigrid Schmalzer）教授。她在2016年出版的專著「Red Revolution, Green Revolution」是對中國農業科技意識形態的研究，其中有一章就是關於袁隆平。在這篇文章中，她從政治史與科技發展史的角度，解釋了袁隆平的故事是如何與中國在改革開放前後相互矛盾的政治進程纏繞在一起的。

著名的中國水稻遺傳學家袁隆平五月底去世，為美國媒體提供了一個對中國和科學進行正面評價的機會：這位謙遜而傑出的中國科學家發明的雜交水稻，將無數農民從飢餓中解救出來的故事，讓美國讀者得以在中美衝突不斷升級的新聞中歇一口氣。然而，中國社交媒體上湧現的悲痛和感激之情可能讓美國人難以理解：袁隆平無疑比美國任何在世的科學家享有更多的名聲，這不僅是他個人成就的標誌，也是科學家和科學本身的地位，在中國近代史上的標誌。

然而，袁隆平的去世也引發了一些質疑和批評的聲音，儘管沒有廣泛傳播，但也並未完全被國家打擊負面評價的努力所掩蓋。這些喧囂讓人想起2015年，藥物化學家屠呦呦因瘧疾研究獲得中國首個諾貝爾科學獎項時，公眾的反應。這兩起事件中，引起輿論矛盾的原因均在於當今中國複雜的科學政治，而這很大程度上又因為毛澤東時代對中國科學的意義仍未被清晰梳理——袁隆平和屠呦呦的研究都是在那時取得的成果。

Red Revolution, Green Revolution: Scientific Farming in Socialist China

作者：Sigrid Schmalzer

出版社：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出版時間：2016年

在袁隆平的訃文中，《紐約時報》緊緊圍繞袁自己回憶錄中的敘述：他的父母是重視教育的老師；儘管有政治壓力要求他接受李森科主義（註：20世紀上半葉蘇聯反對遺傳科學一場政治運動），但他還是研究了遺傳學；在目睹民眾死於饑荒後，他受到啟發，開始從事水稻育種；「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使中國陷入致命的政治內鬥時，他仍然堅持研究」；他的成就應與美國科學家諾曼·布勞格的成就一起被視為所謂「綠色革命」的兩個組成部分。在美國，「綠色革命」是一個相對為人熟知的術語，指的是在20世紀中期開發的一系列技術，這些技術極大地提高了作物產量。在中國，這是一個很少使用的術語，更容易讓人想到環保主義的「綠色」。實際上，考慮到這個詞的具體歷史，它是對產生於中國毛澤東時代研究的一個極具諷刺意味的稱謂。

1967年，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主任威廉·高德提出了綠色革命的概念，作為「紅色革命」的替代。通過分享提高產量和改善生活的農業技術，美國希望勸阻第三世界國家追求政治革命，特別是共產主義革命。這是一種典型的技術治理主義的方法，毛澤東和他的追隨者曾明確拒絕：相反，他們堅持認為技術改造不能脱離社會和政治變革。袁隆平聞名於世的技術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出現的——中國歷史上「最紅」的時期——並來自於一個帶有毛主義科學關鍵特徵的研究項目。

農業科學家早就認識到了被稱為雜種優勢（hybrid vigor）的現象：當兩個品種的植物或動物進行雜交時，第一代的後代通常比他們的父母或後續的後代更強大。訣竅是創造一種技術，每年可以大規模地生產第一代雜交種，這對像水稻這樣的自花授粉植物來說尤其具有挑戰性。在湖南農村的一所落後的大學裏，袁隆平與一個學習成為農業技術人員的農民團隊一起努力克服這些障礙。當這種技術得到發展時，毛澤東時代農業研究和推廣的基礎設施系統就開始發揮作用：來自中國各地水稻種植區的年輕農民前往海南島接受強化培訓，然後回到自己的村莊教授他人，並開始當地的種子生產。大眾參與、培養農村青年人才、地方自力更生——所有這些都是毛主義紅色革命科學的標誌。

然而，如果將袁隆平與美國國際開發署的綠色革命技術治理願景聯繫在一起是一種諷刺，（諷刺的是）這同時也是一種合適的聯繫。就在雜交水稻田實驗開始顯示出前景的五年後，鄧小平啟動了中國政治經濟的巨大變革。雜交水稻所藴含的紅色革命價值觀被拋到了一邊，取而代之的是通過中國種子集團有限公司（簡稱中種公司）進行的生產和營銷（包括國際營銷）。雜交水稻的成功不是對毛澤東紅色革命的彰顯和對地方自力更生的促進，反而驗證了與綠色革命非常相似的技術治理主義的觀點，同時可以說幫助綠色革命實現了目標——使發展中國家變成對資本主義安全而友好的地方。

就這樣，袁隆平的故事跨越了相互矛盾的歷史時期，提出了關於過去的意義和當下的正當性這種令人不安的問題。自鄧小平上台以來，文化大革命就被描繪成科學的十年浩劫。在這種敘述中慶祝袁隆平的研究，需要強調袁隆平據說是如何頂住毛主義的壓力，並在文革的激進政治中取得了成功——因此，反覆出現了證明袁隆平抵制李森科主義的些許軼事，而李森科主義也是後社會主義記憶中「左派錯誤」的典型例子。像所有科學家一樣，袁隆平當然也面臨着他的政治鬥爭，但他的研究仍然是紅色革命科學的產物。其中一些價值觀至今仍有共鳴，而袁隆平的受歡迎程度很大一部分歸功於他是毛澤東理想中科學家的化身——是科學家同時也是一位農民，謙虛，不怕弄髒自己的手腳。事實上，正如他的傳記和訃聞頻繁強調的那樣，袁隆平積極地被認定為「有知識的農民」或「泥腿子」，而且現在人們對他的懷念是通過毛澤東時代令人尊敬的「老農」一詞來實現的。

但是，在這種泥腿子理想的基礎上頌揚科學家個人，會產生一種悖論，因為它與謙遜和集體主義的價值觀相悖。毛澤東時代關於雜交水稻的文章就避免提及袁隆平本人的貢獻，而是強調農民技術員李必湖的貢獻，或者更經常地強調更廣泛的「群眾科學實驗運動」。正是在華國鋒的短暫執政期間（1976-1978），袁隆平本人開始被認可。袁隆平在湖南的成就為華主席本人帶來了可喜的曙光，他在那些年裏曾指導過湖南的農業。即便如此，華主席時代的研究報告仍然優先強調了群眾參與和地方的自力更生。在其後改革時代非常不同的氛圍中，對個別精英科學家的頌揚成為新的規範，袁隆平越來越成為故事中毫不含糊的英雄。然而，今天中國的網上討論仍在繼續探究雜交水稻的發明是否應歸功於袁隆平本人，或者這一榮譽是否屬於他的農民助手，甚至屬於更大的集體努力。

中國當前的糧食政治也為慶祝袁隆平的成就提供了一個有點棘手的背景。國家慶祝袁隆平在建立中國糧食安全（food security）方面的角色，這加強了中國的地緣政治地位。但是，日益強大的消費階層對食品安全（food safety）更加擔憂，袁隆平與開發轉基因生物的生物技術公司的聯繫對某些人來說是一個不利的標誌，而那些贊成轉基因生物的人則反對袁隆平對一些轉基因生物的質疑。同時，糧食主權（food sovereignty） 運動呼籲關注雜交水稻和轉基因技術阻止農民為明年的種植保存種子：農民被要求每年從種子公司購買種子，這種強制做法侵蝕了農民的收入，同時威脅到中國多樣化的農業基因遺產。網民們仍然可以讀到著名農村改革家李昌平2011年寫給袁隆平的慷慨激昂的信，這封信在袁隆平去世後被有機農業的支持者們重新傳播。在信中，李昌平譴責了他所謂的「斷子絕孫」的種子，譴責了為追求「壟斷收益」而製造這些種子的「育種科學家和種業資本家們」，並懇請袁隆平「從商業戰車上從容走下來」，「把種子主權還給農民」。毛澤東時代的反資本主義政治仍在我們身邊，並將繼續纏繞在對袁隆平的記憶中。

最後，袁隆平的人生在2021年被賦予的意義不能與中國在全球舞台上的地位相分離。正如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所宣稱的，「袁隆平不僅屬於中國，也屬於世界」。在斷裂的近代歷史中，中國一直試圖在全球科學和技術領域發揮突出作用，也試圖利用科學和技術來推進其全球地位：從毛澤東時代中國農學家在非洲推動反殖民主義自力更生的國際團結時代，到鄧小平時代早期中種公司與美國西方石油公司（Occidental Petroleum）達成交易（用雜交水稻交換雜交棉花），到目前支持向世界各國推廣農業技術的「一帶一路」倡議。最終，袁隆平的研究將促進自力更生還是依賴關係，合作還是資本主義，可持續性還是生態退化，與其說取決於技術本身，不如說取決於支配技術的政治和經濟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