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新时代民族主义的四个特征：习时代的“爱国”动员，与过去究竟有何不同？

专题前两篇请参看：中国新左三十年，“国师”的三重嬗变、“跨境猎杀港台艺人，中国市场这碗饭不是那么好吃的”

在后全球化时代，民族主义的流行似乎是一个全球现象，无论是印度土耳其等国家，还是日韩等东亚国家，民族主义情绪都很浓厚；抑或美国，这几年“美国优先”的意识也在上升，乃至在特朗普时期还成为官方政策。但是，和上述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比，中国的民族主义给人的印象特别突出，舆论不仅用“战狼外交”来描述官方的民族主义，民众的爱国情感和言行更是不逊于官方。

中国的民族主义之所以让世人印象特别深刻，与它所呈现出的冲动和好斗的性格特质有关。最近几年，人们越来越感受到中国的民族主义有某种排山倒海之势，不仅席卷的范围广，几乎在每个领域，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情绪都在泛滥，而且非常敏感和冲动，高度简化成“爱国”乃至“爱党”两字。

从最一般的意义讲，只要一个人在某个特定的地方居住生活一段时间，就会产生某种对该区域的心理依赖，这就是人们说的地方/民族主义。当然，作为一种观念、思想和思潮的民族主义，它是在自有民族国家成为国际关系的主体后才产生的。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中国近代化的产物，此前民族意识还在孕育中，中国人一般具有的，是所谓儒家文化的天下意识，但在中国被纳入西方的殖民体系后，民族意识被觉醒了。

就此而言，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一种思想启蒙的结果，即所谓“落后就要挨打”。而作为启蒙的结果，它又是进一步“启蒙”的手段，以及抗击外来侵略的武器。它也是中国各种政治势力依靠的力量。在中国近现代史两个最重要的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它们成立时，都扛着民族主义大旗，以民族解放和民族振兴为使命。尽管中共随后就转变为一个国际主义的政党，可它产生的背景是五四救亡运动。

中共在之后的很长时期，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两种面目交替显现。在全国建政后，整个50年代到70年代，主导中共意识形态的是阶级和革命意识，以及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那时民族主义被中共“冷冻”，虽然在中苏分裂后中共的民族意识一度有所回归，但在毛泽东要做世界革命导师的心理支配下，中共也急于向世界输出革命和共产主义，因此，在对外交往和援助中，党更多的不是从国家利益出发，而是国际共运的利益和需要。

这里需要区分两个阶段的民族主义，即江泽民胡锦涛时代的民族主义和习近平时代的民族主义。

人们今天所谈的民族主义，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崛起和国力强大自然衍生出的民族自豪感及其表现和行为。应该说，为自己国家的发展与进步──尽管它还存在许多巨大的问题──感到自豪，这是一个人的正常情感的表露。但在外界尤其西方舆论看来，中国今天所爆发出的民族主义，已经远远超出了表达民族情感的正常需求，甚至到了一种过度膨胀和病态的地步，正露出“利齿”，让人害怕。

这里需要区分两个阶段的民族主义，即江泽民胡锦涛时代的民族主义和习近平时代的民族主义。表面看，在江胡时代，中国发生过几起大规模的针对美日等国的“爱国大游行”，如2001年因南海撞机激发的反美游行，2012年因钓鱼岛纷争刺激的反日游行，以及2008年北京奥运火炬传递受阻而引发的国内民众对西方的抗议，上述三次特别是前两次大游行全国参与者众。但在习时代，虽然也出现了抵制韩货等行为，然而类似几十万人的反美反日游行再未出现。这并不表明习时代的民族主义比江胡时代弱化，恰恰相反，它更强硬。原因在于，习时代的民族主义带有自身的鲜明特色和背景，两个阶段的民族主义尽管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然而习时代将民族主义上升为国家战略和国家意志，官方对民族主义的操控更自觉，手法更老练，加上中国崛起以及美中对抗、美国的制度危机和西方治理的一些缺陷，使得中国的民族主义在习时代有一个大改变和转向。

（一）中国的民族主义从过去的以屈辱和悲情意识为主，转向现在的崛起和自信

不但习近平对“四个自信”真的自信，大众对今日中国的成就和强大也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认同。

中国近代史的屈辱事实以及中共百年屈辱的长期教育灌输，让民众不但容易接受民族主义的思想，而且把中国在近代的落后和受屈辱的历史归咎于西方对中国的侵略。

因此，在中国尚未崛起之时，中国和西方的矛盾与冲突、遭受打压，不管是因地缘政治还是制度因素引起，都易使民众联想起过去的屈辱历史从而陷入一种悲情意识，官方的爱国主义教育也往往诉诸这种悲情意识。

但在中国经济坐二望一、国力大增后，民众明显感受中国国际地位有了显著变化，尤其在习近平宣布中国现在到了历史上最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复兴指日可待后，不但他对“四个自信”真的自信，大众在对待历史和现实时虽然不会忘记过去的屈辱，可也不再诉诸被西方欺负的悲情意识，而是对今日中国的成就和强大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认同，确实自信了很多，向西方要对等。

（二）这也使中国从过去的被动、反应或防御式民族主义转向现在的进取和进攻性民族主义

尽管在江胡时代中国出现了几起反美反日大游行，但更多采取一种被动的、防御性的姿态，本质上是一种反应型民族主义。

尽管在江胡时代中国出现了几起反美反日大游行，民众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民族膨胀心态，出现一些过激行为，但这些游行完全是因事因情而起，是针对特定事情而作出的一种情绪性反应，时间短，整体上并未显现出一种极具进攻性的对外姿态。虽然有时也披着一层强硬的外壳，但更多采取一种被动的、防御性的姿态，本质上是一种反应型民族主义，多半是自以为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受到了外部侵害，需要维护。

然而，今日中国的民族主义转向了进取型和进攻型。在中外媒体的共同塑造中，中国现在很强大，一般民众也相信了中国的这种强大，既然中国崛起，在对外交往中，就不应再仰视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就不必再韬光养晦，而是积极进取，对外国特别是西方欺负中国，就要敢于“亮剑”，像某些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就倡导“持剑经商”。

（三）中国的民族主义由过去的官方主导转向官民共同主导，民间在民族主义的构建中已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今天官方对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塑造同过去的一个最大区别，是习近平第一次有意识地把民族主义作为国家战略，包装成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成为所谓的全民族的共同意志。中共由此也就获得了继续统治下去的历史合法性。

在官方垄断信息的时候，民族主义自然由官方主导。中国长期的百年屈辱史教育，都是在官方有意图有目的的灌输下。官方不仅向民众灌输民族和爱国教育，而且在此过程中把中共塑造成民族的中流砥柱和国家利益的保护者，把爱国引向爱党，爱国就要爱党。这是由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转换所需决定的。尽管它用的是一种教条和笨拙的手段，但几十年下来，由于它垄断了对历史的解释，在很多人尤其受教育不高的民众那里，还是有一些效果。但现在官方对民族主义的操纵手法更娴熟、方式也更现代，这从最近一些主旋律影视受到年轻人追捧可知。

今天官方对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塑造同过去的一个最大区别，是习近平第一次有意识地把民族主义作为国家战略，包装成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成为所谓的全民族的共同意志。中共由此也就获得了继续统治下去的历史合法性。

与此同时，民间也参与到民族主义的构建中来，并且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得益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自媒体的出现，官方对信息的垄断被打破，尽管官方在努力适应新技术下的爱国教育生态，但它刻板的传播模式还是受到很多人的排斥，一部分自由派在解构中共的历史叙事，另一部分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者则在弥补和填充官方历史教育的不足，用另一种形式提供自己的但不违背官方意识形态的解释。由于叙事方式的新颖而受到大众欢迎，他们总体符合官方历史观，官方也乐得他们在民众特别是年轻人中有影响，认为这对维护中共的统治有益。

（四）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传播主体

中国民族主义的年轻化和高学历化，很可能会加剧其进攻性，进一步强化中国和西方的对抗。

他们对中国文化和制度比他们的前辈自信，总体认同中共，同时熟悉西方的传播模式，能够熟练地设置议题，操作话题，达到官方宣传达不到的效果。这是当下中国民族主义值得注意的现象。

一般地说，有过某种经历的人才会形成相关的经验和情感。但中国的民族主义似乎对青年有着格外的吸引力，尤其是底层年轻人，由于知识的欠缺和视野的受限，只要日子好过一点，容易在官方的蛊惑下形成一种盲目的对国家的自豪感，这一点现今也一样。但新时代民族主义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越来越多的受过良好教育包括在西方留过学的年轻人昄依民族主义。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一些鼓吹民族主义的网络大V吸粉无数，非常活跃，语言和文章有冲击力。

表面看，这似乎难以解释，但实际也好理解。中国的年轻一代是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虽然没有过去的历史记忆，可由于中国的经济成就，使得他们在面对西方时，少了他们的长辈曾经有的自卑。特别是这几年美国的民主出了很大问题，美国总统选举的乱象和西方在疫情中的不合格表现，以及其他的治理缺陷，都会被他们拿来同中国对比，认为中国做的并不比西方差，美国对中国的打压显得无理。中国民族主义的年轻化和高学历化，很可能会加剧其进攻性，进一步强化中国和西方的对抗。

未来如何

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中共对此很清楚，所以它在鼓动和利用民族主义的同时，也在管控民族主义。

不过，所谓请神容易送神难，一旦开启了民族主义这个魔盒，要关上它就困难了。和多数国家特别是西方的民族主义不同，中国的民族主义缺乏自由民主和普世价值的薰陶，容易走向偏激，变成一种狭隘民族主义，发泄仇恨和排外。

中国网络上就充斥着大量歇斯底里的言论，这对中国的国家形象有很大伤害。然而从现在看来，习近平不会在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道路上后退，他只会表现得越来越强硬，用民族主义来凝聚民心，巩固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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