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刘文：台美教会枪击案——中美冲突下失语的台湾伤痕，与受限的仇恨框架

5月15日，位在美国南加州橘郡拉古纳伍兹的“日内瓦基督长老教会”，发生一起枪杀案，造成一死五伤，此事件为近年首次台／华裔社群间的枪杀案，在亚裔众多的尔湾郊区社群较为罕见。事发后，枪手被证实为周文伟（David Wenwei Chou），一名1953年出生于台湾的外省二代，而后移民至美国成为公民。受害者皆为台裔的长辈，而在现场的台裔郑达志医师，为阻止枪手而受伤，后不幸不治死亡。美国警方指控周文伟谋杀与谋杀未遂，并基于周文伟车中“仇恨台湾人民”的便条，以及如用铁链将教会出口封死的事前部署，而强调此案为“出于政治动机的仇恨事件”。

此事件惊动美国与台湾社群，而该用何种框架来思考这次事件也引发更多激烈的讨论，“中国人vs.台湾人”、“外省籍vs.本省籍”，以及“统一vs.独立”这样的对立范畴很快成为舆论的重心，也挑战了英语语境中“华裔”（Chinese）这个概念的笼统与限制，反映出美国大众对于亚裔社群内部纷争的不理解。反观台湾社群内部的舆论，此事件撩起内部尚未完全平息的省籍矛盾，以及在中国对台武力威胁加剧之下，统独议题成为社会最显著框定的现况。

而台湾社群内部也出现应该将统派列为“恐怖主义组织”的声音，这种主张认为要在“台湾共同体”以及“恐怖主义”、“恐怖组织”之间画线，意欲在“台湾国族认同者”与“中国国族主义者”作出区分，主张“反统”就是“反恐”。

然而，不论是台湾国内或是台裔美国人社群中，政治光谱与国族认同都有相当大的异质性。台湾民主的价值即在我们如何跨越威权时代，从多样的族裔与政治经验中寻找共同体。台裔美国人的社群亦是如此，经历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政治动员，即使在党国时代被列为黑名单而流亡海外，仍不断地寻找认同并建立跨海的连结。

反观2000年后，美国的反恐政策执行下，只换来草根运动空间更大的限缩。在当今二元撕裂的论述下，不同国家与族群脉络的复杂性，政治表述的空间，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被急速地抹平。笔者认为，南加州的枪杀案，除了从台湾的历史伤痕去理解，也必须从跨国媒体以及不同语境中的跨文化差异，去看见此事件错综复杂的脉络。

对于Chinese，英语与华语媒体的落差

在英语媒体中，由于枪手周文伟的护照标示出生地为“Republic of China”，警方注记他的族裔为“Chinese”，导致美联社（The Associated Press）在第一时间将事件标志为“中国移民”（Chinese immigrant）对“台湾人”的仇杀事件。“对于台湾与中国间的情势不满”的国籍框架，成为警方解释动机的第一时间的说法。

纽约时报的报导访问了办理案件的官员，表示周文伟对台湾的仇恨是在年轻时居住在台湾时产生的：“根据我们目前收集到的信息，他住在那里的时候不受欢迎。”这句话似乎也佐证了美国警方一开始认为的、周嫌实则是名中国裔的移民，虽曾短暂以外来人的身份停留在台湾但无台湾认同，并将中美台冲突的框架，套用在周嫌对台湾人——国族上的不认同与仇恨——的枪杀动机之中。

几个小时后，美国洛杉矶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确认周嫌出生地为台湾，台湾的媒体也报导他实则为台湾出生的外省二代。由此，省籍因素介入，并快速地转变成舆论发酵的框架，周嫌参与拉斯维加斯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照片也被公布于网站上，他在和统会声援韩国瑜的餐席照片则不断流传，成为大众对于他枪杀动机的脉络补充。

但是受台湾关注的省籍与统独的议题，并未在英语媒体中以同等的尺度发酵。美国大众一直难以厘清台湾内部对国族身份认同的模糊与游移。在美国移民的脉络中，第一波来到美国的台湾移民，多为四、五十年代随著国民党政府移居到台湾，短暂停留后，又移民至美国的菁英外省族群。这批移民的生命历程，多数未经历台湾国内的民主化，保有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甚至是中国人的认同。而于1965年后，美国大幅放宽移民限制，在相对开放的台湾社会离开搬至美国的近代台美人又与前人不尽相同。

在美国，台美人族裔身份认同的广泛崛起，也是2000年后，随著台湾国内的本土意识提升所致，连带影响了台美人组织的动员，在美的台美人社群认同也才渐渐从广义的“华裔”框架中离开。台美人组织倡导在美国人口普查中要台裔人士不勾选“Chinese”，而在“Other Asian”的选项中，主动填入“Taiwanese”的称谓，至今已经三十余年。

近年随著更多二代台美人的加入，这些举措得到更大幅度的支持与推广。知名民调机构Pew Research Center在2020年的人口普查资料统计中，仍将自我认同为台裔的美国人纳入“Chinese”计算，引起台美人组织的抗议。面对族群认同的抹灭，台美人强调，台湾的认同不只是一个“政治上的选择”，而是根深蒂固的认同。

在美国的移民脉络中，我们可见台美人的认同并非理所当然，而是来自多年运动的累积而倡议，才能松动“华人”这个框架中在美国社会既有的问题。因此直至今日英语社群对这些区别的认知仍有落差，中美台冲突也一直是占主导的认知框架。随著美国人对中国崛起的负面态度增高，本土意识较强的在美台湾人也试图划分“台裔”与“中裔”甚至“华人”的差距，有别於单纯因为惯说华语即用“Chinese”的称呼。因此，英语语境中“想像的台裔”经常包含了政治认同的元素，并非单一“族裔”（ethnicity）的概念。

因此，本案的讨论很快在英语与华语界形成差异：台湾人的历史经验使得“外省二代”所带来偏向统一的政治认同，快速地成为主要理解枪击案的认知框架，但在英语语境中，拥有“中国统一”思想的枪手，即刻被联想为“中国裔”，成为英语语境上难以看见“台裔”内部异质性的修辞矛盾。

美国本土的激进化和枪枝失控问题

在对整体的事实有全盘彻底的调查之前，笔者认为不能忘记事件最大的背景——美国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如何促成这场灾难。枪击案发生在美国国内受到关注的大规模枪杀问题之中，近年无论是教堂、学校，或超市等等，一般人视为日常生活会接触到的场所，都已经成为不安全之处。枪枝泛滥造成的大规模枪杀，为美国社会正在面对的棘手问题。

尤其是在事件的前一天，5月14日，在纽约州水牛城的一间超级市场中，才刚发生另一起大规模的枪杀案，有10名受害者死亡，多数为非裔美国人。而枪手，一名十八岁的白人男性，在枪击前发表了近年在右翼社群中广为流传的“大替代理论”（The Great Replacement Theory），宣称外来移民以及非裔将会造成白人的出生率降低，这一阴谋论也提起并赞同在2019年于纽西兰发生的基督城清真寺枪击案，该案造成51人死亡。

面对全球加速主流化的右翼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以及枪枝泛滥造成常态化的大规模枪杀事件，将此类仇恨犯罪归类为“本土恐怖主义”（domestic terrorism）的支持声量在美国也不断高涨。教会案件发生后，台湾人公共事务会（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简称FAPA）也立即发布声明要求在美的执法单位将周“所属的任何激进暴力团体皆标记为美国本土的恐怖组织”。

“恐怖主义”是个需要审慎对待的名词。九一一事件后，美国的政治文化语境开始将不同的暴力行动归纳在“恐怖主义”的范畴，除了白人至上主义暴力（Ku Klux Klan、新纳粹），也包含极左翼的反法西斯主义行动（Antifa），尤其是在对美国国际政治影响深远的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冲突中，支持巴勒斯坦主权的激进左翼组织经常被标签为“极端宗教基本教义派”的“恐怖主义”。换句话说，恐怖主义并非中性的法律名词，而是带有复杂宗教、种族与政治意涵的概念。

“反恐”的政策，不仅具有裁定已发生暴力罪行的功能，更有防御型地去搜查并且在未犯罪前、为了“保护”国家受害而可以跨越个人隐私权的司法诠释空间。比如，在小布希时代的《爱国者法案》下，国家公权力得以没有特定证据地搜索人身、情报，加强警察与移民单队对于拘留与驱逐被怀疑人士的权限。不但加剧美国境内对有色人种社群的警察暴力，并且大幅度地限缩移民者的权益，以及政治组织的活动空间。

周嫌的行为必须受到法律制裁与审判，但是否有系统性的恐怖组织布局，笔者认为必须等更多的证据厘清。若在当今的美国脉络下，将长期草根耕耘的台美人运动推往这个方向，不见得会对赋权于台美人社群有实质的帮助，或能扩展台美人与其他在美进步组织的连结。尤其是在英语语境中，于台裔政治组织与事务目前仍有限度的了解下（如何区分统派与非统派组织？），是否会反而局限台美人运动的倡议空间，使得国家公权力得以介入台湾相关的政治活动与组织，必须更谨慎看待。

台湾社群对“统独仇杀”的惊恐

我们必须认清，在台湾的语境中，惯性在政治宣传时将统独标签为“假议题”，不愿意正面谈论，反而将支持独立或统一的两端言论激化，绝非解决仇恨或对立的解方。这次的枪杀案，正是显现了我们“如何谈论统独”议题会有不同的后果。若将统独与族裔划上等号，则无法看见民主台湾社会，以及在美的华裔移民中，多元认同与连结的可能。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理解，为何台湾人民对于省籍与统独仇杀，有著相当深厚的历史情结。

威权时代下，台湾人受到外省籍菁英灌输大中国意识以及树立华语的权威，排挤本地的多元语言与文化，造成不可抹灭的世代创伤。随著戒严后本省人逐渐可以取得政治权力，文化和族群也因为生活上的接触而更加融合，省籍问题的确比起威权统治时代已经淡化。但是，取而代之的中国民族主义，也因为中国国族意识高涨、加上对海外系统性的大外宣，而获得一定数量的随众，包含一定程度的本省台湾人。换句话说，党国掌权时期倡导的“反共”政治意识，如今已在新型中国大外宣下洗成“反台独”的国族意识。

泛蓝阵政营旗下的特定政治人物，将中共“武统”台湾概念，作为吓阻“台独”意识的宣传，长期散播下来也更加深了国内族群的排挤效应。像是国民党外省籍立委吴斯怀，曾任陆军中华民国副司令，却长期公开支持亲中政策、漠视中共军机入侵防空识别区的问题，甚至曾上中国凤凰卫视，倡导解放军在南海成立防空识别区， 并曾亲自去中国聆听习近平演说。前新闻局长驻外官员郭冠英​​，更是自称“高级外省人”，甚至在2019年的选举期间，宣称自己“代表共产党来监督台湾省的选举”。这些台湾公务人员矮化国格的行为，在台海局势紧张的当下，加深了族群间的不信任。

面对台湾国内正起步的转型正义，处理威权时代——特别是两蒋统治下的政治创伤——却又遭受多重的压制与反对。无论省籍，多数的台湾民众仍然认为威权时代的过去不再需要被提醒，只要提起，则容易被标上“族群冲突”的标签。近期，台湾公共电视的董事选举，台湾大学历史教授陈翠莲受到提名，国民党推举团则以陈研究二二八事件，“非常撕裂族群”为由，认为陈不适任公视董事。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拟处理中正纪念堂以及拆除蒋介石铜像等事件中，也受到蓝营政治人物批评此举将“撕裂社会、挑动省籍冲突”。

在这种对省籍与统独议题仍是模糊带过而非正面处理的社会处境中，教会枪击案之所以会引起海内外热烈的讨论，笔者认为正是因为我们缺乏在选战政治宣传外的机缘，去直面这些议题，在讨论中，也不免带有台湾语境中渴望去理解并诠释这个事件的情感投射，比如全面性地由台湾省籍与族群冲突的框架，诠释南加州的枪杀，仿佛希望能由美国的介入，解决台湾本土的未竟之事与历史伤痛。

台湾人的惊恐与愤怒，有历史和政治文化上的脉络。毕竟，在民主转型后的台湾社会，无论是省籍或统独的纷争，目前几乎没有酿成仇恨杀人事件（较为知名的事件为2004年的陈水扁三一九枪击案），多数的纷争停留在社群媒体上的言论、针对单一政治人物或者名人的攻击（香港歌手何韵诗在台游行被泼漆、前文化部长郑丽君被打巴掌），或者是不同政治立场的支持者在大型集会中的口角或肢体冲突。

因此可以理解，在政治意识形态分歧虽甚、但尚未演变至仇杀案的台湾，对于统独与省籍议题可以升级到枪杀案，不免感到错愕与惊恐，也更提醒了大众台湾国内现有的冲突。但是，虽然情有可原，当这种惊恐情绪在互联网上蔓延，也容易成为操作对立议题的工具。

采取任一仇恨框架看待本案的限制

周文伟的行为，无论是否受到他所参与的统派组织影响或策划，情感都上可以看出他个人对于台裔族群的不满，甚至是仇恨。但是，是否要将此次攻击做为仇恨犯罪去理解并做政治上的动员，势必会延伸出不同的后果。

至今，许多批判法律学者认为，仇恨犯罪立法后所建构的仇恨框架，经常导致人们将根本为机构性的问题，转移到个人的犯罪与仇恨上去解决，不但无法达到防治的效果，也会让许多看似“无害、中立”的歧视机制被视为不需要改变或关注的对象。换句话说，比如对于非裔美国人的暴力实则来自于机构性的歧视，包含警政司法、监狱制度，以及劳动薪资结构，若倡议团体单一聚焦在“白人至上主义的仇恨犯罪”，则容易将运动的焦点转移至少数的、极端的个体。

同样地，在Covid疫情肆虐之下，屡次发生的“亚裔仇恨”事件中，仇恨犯罪的框架使得亚裔与非裔（被视为仇恨亚裔的主要族群）间的种族冲突更加扩大，反而无法解决根本性的种族阶级化的问题，比如在疫情下多数的非裔无家者和有精神疾病的患者，无法接受政府妥善的照顾，导致整体的犯罪问题不减反增。

就像是在同篇纽约时报报导中提到的，在南加州尔湾区的多元社区中，鲜少出现因为政治意识形态而产生的紧张关系，居民并不会刻意地区分国籍或族裔。台美人的认同，的确会在与中美台相关的政治议题中看见差异，但不同族裔社群间的日常关系，尚未产生像是较为保守的美国城镇里，白人与黑人间的种族张力。若要将此次的枪杀案作为“仇恨犯罪”去动员，也将遇到美国语境中的矛盾：我们究竟要倡导的是“中国人vs.台湾人”的仇恨，亦或是“统派vs.独派”的仇恨？

笔者认为，增加中国与台湾人民间的族裔仇恨，对于必须正视的中国政权的各项反人权政策与对台的外交霸权，实则没有正面宣导效果，也模糊了焦点；若是要倡导后者的统独仇恨因素，在美台裔群体统独意识的多样性，并不会比台湾国内来得低。另外，仇恨框架对于更棘手的，华裔离散社群中高度仰赖偏颇亲中华语媒体的问题，亦或是英语媒体对于台湾政治与族群关系整体的缺乏理解，并无多大助益。

换句话说，仇恨并非“周文伟”这名枪手个人的问题，而是在华语语境中已被看作为日常的“反独”、“武统”语境，成为极端意识型态能够取材，抹灭“台湾人”存在的这个事实的模板，而这样的思想，当移植到了美国这个欠缺枪枝管理，并且崇尚暴力的社会文化，即酿成了这出人亡悲剧。

若要以长远的视角处理这个问题，单一动用“本土恐怖主义”的架构，却不将事件放入美国多起大规模枪杀以及激进右翼崛起的脉络下去讨论，笔者担忧只会让台美人的政治动员限缩在少数鹰派共和党的支持，而非更广泛关注社区安全以及种族正义的论述中。

北京当权渴望统一台湾的野心，也绝非单纯显现在极端的仇恨论述中，而经常存在于看似“中立”、“理性”的国际法与国际关系之中，以看似“和平”的手段和言语去排挤并否定台湾的存在。仓促将“反统”直接标上“反恐”语境的后果，则是让中共可以轻易与所有武装的言论与行为撇清，继续肆意进行合法的威权行动。就像和统会的会长，在得知周文伟以暴力伤害台裔人士后，急速与周的“仇恨”切割，责难他太过偏激，仿佛就能将自身参与的组织与背后庞大的跨国政治利益结构脱钩。

有鉴于此，当今台湾人真正必须面对的国家矮化，以及国际参与空间限缩等等机构性的问题，是否反而会在强调“反恐”与“仇恨犯罪”的语境中失去焦点，而忽略了大国间利益交换的礼尚往来，默许中共的霸权行径，值得有更细致以及策略性地思考。

在此次南加州枪击的整体事件被厘清前，我们势必要抵制以任何认同为由的仇恨言语和行动，但更不要受仇恨的框架，限缩了台湾主权运动的视野与想像。无论是南加州或者水牛城的枪杀案，都警示了极端民族主义导致的后果，一则为中国民族主义，一则是白人至上主义，在美的台湾人，身为少数族裔，必须同时面对两者的压迫，但也因此可以是与不同族裔对话国族主义暴力的桥梁。

（刘文，批判社会心理学者与作家，现任台湾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助研究员，也是台湾大学社会系的兼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