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习近平讲话后的政治学习：一场党国在港的意识形态治理

事隔五年，在香港疫情仍然严峻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再一次访问香港。在不到两天的时间里，习近平来去匆匆，留下长约32分钟讲话、近4000字发言。

这篇七一讲话读之无甚新意，甚至毋须特意解读和分析。习近平称，“一国两制”经过实践，符合国家、民族和港澳根本利益，强调“这样的好制度，没有任何理由改变，必须长期坚持”。同时，习近平表明，一国两制的最高原则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提出要坚持中央全面管治权和特区高度自治权相统一，落实“爱国者治港”，以及保持香港独特地位和优势。对新一任的李家超政府，习近平则提出“四点希望”，包括提高治理水平，不断增强本港发展动能，切实解决市民关注的民生问题，以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这篇讲话重申了当前北京对港的原则、方针和要求，事实上只是过去几年的老调。令人意外的反而是，这番讲话在香港掀起了前所未见的政治学习活动：香港政府、中联办、地区民政事务署、医管局及多个建制政党、社团和同乡会等，在“七一”之后二十多天内，密集召开数十次学习会，高调“学习贯彻习近平讲话精神”。而立法会亦于7月6日起连续2日动议休会辩论“落实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七一讲话”。

很多人可能将以上举动视为空洞、重复而浮夸的表演秀，是大型的“擦鞋”（拍马屁）和表忠的政治剧场。然而，仪式就是内容，实际上这前所未见的政治学习对香港影响深远。这意味著，在主权移交25年后的一国两制下半场，“政治学习”——一种领袖崇拜、一种党国政治文化和仪式、一种意识形态的治理手段（Ideological Governance）——终于在香港徐徐展开。目前看来，尽管香港推行的是弱化版的港式政治学习，但这是将港府和本地建制力量从党国体制的“义肢”改造成“有机体”的又一次尝试。未来，他们难免渐成党机器“有机”组件的一部份。

何为政治学习？

在中共的政治语境中，政治学习有悠久的历史，跟“党的建设”、“思想教育”、“整风运动”等课题密切相关。一般理解，学习是个人以研读、听讲、实践获得知识、技巧和能力，从而认识自我、发展自我。政治学习则不然，其本质是组织安排的一种具强制意味的政治规训，一种个人和党、以及党的领袖交往的方式，一种将领袖个人意识转化成集体共识的手段。

根据这种学习观，领袖和党是伟大的，个人则是渺小而需要被领袖“教化”的，故此必须臣服和学习党和领袖的正确思想和路线，进而完成党的政治任务。具体而言，政治学习主要透过文件学习、开会讨论、写笔记和考核的方式进行。去到极致的话，政治学习亦涉及“向党交心”交代个人历史，以及严酷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甚至夹杂恐怖审讯和肉体折磨，毛泽东时代的“整风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就有这些元素。

由于香港沿用英国的殖民体制，因此一段时间以来可以免于这种党国体制下的政治学习。长期以来，只有中共在香港的党组织和国家机构才在内部推行政治学习。及至近年，政治学习活动才在港初见端倪：2017年，中共中央宣讲团首次来港，向特区官员、社会各界、中央驻港机构及中资企业代表等，宣传“十九大”精神及解读涉港内容；2021年，“十四五”规划宣讲团亦访港，在香港特区政府总部及立法会举办宣讲活动。两次政治学习活动，都主要由京官到港宣讲，声势不算太大。

“再政治化”行政管理型政府

比较而言，这次政治学习的声势更大，范围更广，涉及的课题亦更针对香港处境，可以说是党国政治文化正式在香港落地。当中，香港政府更发起前所未见的政治学习运动，在7月7日、7月11日和7月20日，港府公务员事务局一连三周于政府总部举办“国家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由行政长官李家超主讲，合共有800人出席，包括司局长等主要官员、行政会议成员、常任秘书长及部门首长和其他公务员。

在第一次座谈会后，李家超形容，这次座谈会是他出席过气氛最热烈的，“很多在座同事都踊跃发言，座谈会更比原定时间延长超过45分钟结束。”李家超在会上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是把香港治理好、建设好的纲领，为特区政府未来五年施政提供了重要指引。”他希望，官员和公务员都能认真研读及领会当中的内容。据报道，公务员事务局将会继续举办座谈会，在政府内部推动习近平讲话的政治学习。

长远来看，把党国体制下的政治学习移植到香港的政治机构，是对行政管理型的香港政府“再政治化”的过程。一直以来，非民选、非政党的香港政府的特点是“政治的行政化”，因此常常被称作“行政管理型政府”。这样的香港政府骨干来自“不谈政治”的政务官阶层，决策则受工商界菁英和建制政团影响，近年亦被指受中联办指示影响。整体而言，“行政管理型政府”大抵善于政策的执行、细致的管理，强调公正廉洁、程序正确无误、重视效率。相反，真实的政治判断和尖锐的意识形态争议则被隐藏起来，往往转移成执行、操作和程序层面的问题。

过去，这种“非政治”的操作或被认为是香港的制度优势，但现在已成为一个“政治落后”的问题。近来，前特区政府首长林郑月娥离职前的一番话，或许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我记得五年前我接受委任（特首）的时候，我真的很坦白跟（习）主席说，我在这个政府制度培训出来，行政经验说丰富，但你说我政治意识、国安意识和大局观，可以看到地缘政治、香港的定位角色呢，真的差一大截，但是经过五年之后，或多或少都多了这些体会。”

从林郑月娥的讲话大概想像到，经历过去五年的政治动荡，无论是作为特区行政首长的她还是对北京的政权来说，都看到香港“行政管理型政府”的缺失。正因如此，北京亟需改造香港的体制，于是首先主导立法《港区国安法》，成立香港国安公署以及由中联办主任担任顾问的港区国安委，继而再“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这是制度层面的改造。如今，北京再引入党国政治运作常规的“政治学习”方式，“再政治化”香港的体制——这是意识形态的治理，从而形塑官员的思想意识、政治表达乃至精神气质，完成北京对香港的政治要求。

这里的重点是，港府官员要反复学习、领会、言说：北京才是香港的政治决断者，香港的政治就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政府官员和公务员并非“政治中立”的程序机器，更不能一味照顾香港的民情和本地利益——除非那些本地民情和利益是北京认可和接受的。如同政权的其他操作一样，这里的政治学习并不需要每个人心悦诚服——违心的配合，同样帮助维系这套纪律系统。

值得指出的是，作为“再政治化”的过程，政治学习亦带来香港历史上罕见的领袖崇拜现象。尽管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是香港的最高统治者，但比起中国大陆的政治环境，习近平在香港政治场域中并不是那么可见。作为“全党的核心领航掌舵”，习近平之于香港亦始终是一位遥远统治者的存在。

但新的政治学习活动多少改变了这种状况。透过学习、领会和言说习近平的发言，港府官员不单是在学习上级的指示，大概还在进行领袖崇拜的仪式，个中关键是表达对习近平的支持、拥护和赞颂，感受党领袖至高无上的权威、力量和智慧。由此，习近平七一讲话的一字一句都是香港问题的金科玉律，值得把握核心要义、联系自身工作，至于习近平本人更成为一个活在心中、挂在口边的政治领袖。

权力关系总是相对的。在学习过程中，崇拜是主体放弃自我的体现，而领袖崇拜和顺从也是一体两面。因此，领袖崇拜使港府官员和公务员的弱势地位受到确认、巩固和强化，他们将进一步限制自己的行为和思想，任何独立于、超越出党领袖香港问题讲话的政治纲领都不敢去想、无从谈起（如果他们还有政治意志的话）。换句话说，政治学习带来的“再政治化”同时是“去政治”的过程：港府一再丧失自身的政治权力，他们在“一国两制”的空间很有可能被压缩成执行党领袖指示的官僚机器。

有香港特色的政治学习

当然，尽管上文指出政治学习是香港政治向党国政治文化接轨的表现，但中港政治学习还是有形式和内容、强度和广度的显著差异。我们正在目睹的，是一场发生在中国本土以外、有香港特色的政治学习。正是这样的差异，定义著新常态下的香港政治是怎样的存在。

在中国大陆，政治学习是中国政治体制的核心——中国共产党的专利。党从中央到地方乃至基层都建有严密的组织体系，不但拥有对国家机关、军队和社会团体的全方位领导权，更在国家和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据随处可见的主导地位。由此，中国大陆的政治学习是党组织在前台发起和执行的，包括各级政府机关、部委、高校、传媒、社会团体、经济组织的党委和“非党组织”的党组，而参与的“关键少数”则是分布在党政军民学各级单位的领导干部，进而再向9500万党员拓展，最后影响到全社会的层面。

与此相对，尽管香港的一国两制事业毫无疑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但党在香港有指挥、有代理，却无党完全现身执行，毕竟党在香港仍是半公开的存在，香港的行政体系也没有完全镶嵌在中共的党-国组织架构中，因而党机器尚未公开而广泛铺张到香港的政治机构和社会生活，而港府高级官员和公务员相比党干部，仍更像殖民年代的英式公务员。

在这种制度设定下，无论是政府和社会层面，在香港本地进行政治学习的“关键少数”，皆不是党员，而是北京认可的“爱国者”。相较中国大陆党机器的“单核推动”，政治学习在香港亦呈“双轨”的发展局面：在政府层面，政治学习由港府官员主导，中共驻港机构——香港中联办并未在台前参与；在社会层面，政治学习则由中联办牵头发起动员，继而再由各“爱国爱港”政党和团体接力开展。在很多学习会中，中联办或是直接协办，或是派干部出席发言。

在习近平访港后的翌日，香港中联办在八球风球高挂之际，就最先聚集香港“爱国者”代表召开“香港社会各界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由中联办骆惠宁作导读发言，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主要建制政团社团代表、驻港中资企业负责人、北京认可的社会各界代表人士，以及中联办有关负责人等共200余人参加。事实上，这是集“政治规训”和“政治动员”一身的座谈会，会议主题的“学习”指“爱国者”要听命、领悟和臣服习近平讲话精神；“宣传贯彻”则对应政治行动，指“爱国者”要迅速行动起来，利用自身的资源深入各界别宣扬和“活学活用”习近平讲话精神。

在中联办的大会之后，各建制政党、地区组织、同乡社团、工商团体、社福界别、创科界别、青年团体等界别团体就轮流密集举办习近平讲话座谈会，以此延续浓厚的政治气氛，统一爱国阵营内部的思想。

一直以来，香港的政治对北京来说是陌生的另一种政治文化，因此港府和本地建制力量更像是北京接驳在香港的一条“义肢”，而非能够运作自如的“手臂”。但是，透过上述“双轨”推进的政治学习（规训），北京尝试将港府和本地建制力量从党国体制的“义肢”改造成自然延伸的“有机体”，让这些原本不属于中共党机器的组件运作起来更像一台党机器——就算港府的制度外壳仍是香港的那套，就算香港的建制团体不是货真价实的党组织，就算置身事内的“爱国者”不必然是党员。

除了发动和执行模式的不同，中港政治学习的主题和层次、强度和广度皆有显著差异。在中国大陆，习近平掌权十年发起的政治学习运动包括2013-14年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2015年的“三严三实”（严以修身、用权、律己，谋事、创业、做人要实）专题教育、2016年的“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活动、2019年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以及2021年中共成立百年的“党史学习教育运动”。从学习的主题可见，党的政治学习牵涉较“形而上”的道德、价值和信仰的维度，有传统儒家强调的“内省”、“修身”色彩，意图是改造党员的道德和精神气质，从而加强党的建设，“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相较而言，港式政治学习的内容较具体和实在，牵涉的只是管治和政治认同问题，目标是落实习近平就香港管治问题的要求，并没有上升到灵魂工程和信仰的层面。

相对应的是，香港的政治学习承受的精神压力不可和中国大陆的同日而语。目前看来，港式政治学习中的一般“爱国者”只需开会读原文、谈领会；位高权重的、积极一点的“爱国者”则要写文章、举行活动宣讲便可过关。而香港建制团体大概亦乐于举办学习活动，以此建立和领袖交往的关系，攀附领袖庇佑的象征权力。

但中国的政治学习显然更加高负荷和常态化。由于党在中国社会生活近乎无孔不入，因此党推动的政治学习很大程度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这些政治学习全面占领党员的日常生活，身为党员要不断经历员工培训一般，隔三差五参加形形色色的学习会、生活会，面临各种考核乃至香港未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在2019年1月，一款名为“学习强国”软件正式上线，令政治学习更加日常化，因为各级单位鼓励党员每日使用赢得积分，而软件能够显示同在一个党组织（公司、部门、单位）的积分排行，甚至成为考核评优的衡量标准之一。2020年起，该软件的推广范围进一步扩大，部分事业编制的非党员亦要使用及获得积分。这种程度的政治学习考核，目前还未在香港上演。

简言之，香港新近的政治学习既是整合融入的过程，也是产生区别的经验。当中的异同，揭示著当下香港政治的特质。

把全中国变成一个大党校

对很多港人来说，习近平七一讲话掀起的政治学习大概是陌生且不寻常的；但放在中国近十年的政治座标来看，这种党国政治文化蔓延至香港恐怕是“自然”的发展。

在1939年的《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曾言：“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学校的领导者，就是中央。”身为毛泽东某种程度的追随者，习近平在过去十年复兴和强化了“政治学习”这种在“后毛泽东时代”弱化的红色传统。可以说，习近平的两届任期下，全中国都变成了一所大党校。

在党中央的层面，习近平主持近百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或请专家授课，或亲赴基层一线，学习内容涉及党和国家在新时代面临的诸多重大课题。在党和国家的层面，习近平发起五次大型的政治学习运动，既整顿党内作风，改造党员的精神气质和道德品质，又推动国民学习党的光辉历史和红色传统。在非汉人地区，北京则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兴建“教育培训中心”，官方说法是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增强维吾尔人对中国历史、文化、国情等的认识，学习法律知识，包括宪法、刑法和新疆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等法规。而在中国政治的边陲地区，当下由“中港关系”演变成“央地关系”的香港则成为党国政治学习文化的最新一站。

无论如何，香港在主权移交二十五年后，到底被整合到了历史悠久的党国政治学习的大传统之中。这种政治规训手段可以是口头表忠，也可以非常暴力。对北京来说，香港的政治学习已不是有和无的问题，剩下的是多和少、弱和强的问题。在今年秋天在北京举行的二十大，很大机会开启习近平执政的第三个任期，而习也将被正式冠上“人民领袖”称号。

到时候，我们可能将看到香港又一波的政治学习。

参考资料：

1.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

2. 吴国光著、赵灿译：《权力的剧场：中共党代会的制度运作》（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8年）

3 T. Cheek. “Xi Jinping’s Counter-Reformation: The Reassertion of Ideological Governanc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no.132(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