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習近平講話後的政治學習：一場黨國在港的意識形態治理

事隔五年，在香港疫情仍然嚴峻之際，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再一次訪問香港。在不到兩天的時間裏，習近平來去匆匆，留下長約32分鐘講話、近4000字發言。

這篇七一講話讀之無甚新意，甚至毋須特意解讀和分析。習近平稱，「一國兩制」經過實踐，符合國家、民族和港澳根本利益，強調「這樣的好制度，沒有任何理由改變，必須長期堅持」。同時，習近平表明，一國兩制的最高原則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提出要堅持中央全面管治權和特區高度自治權相統一，落實「愛國者治港」，以及保持香港獨特地位和優勢。對新一任的李家超政府，習近平則提出「四點希望」，包括提高治理水平，不斷增強本港發展動能，切實解決市民關注的民生問題，以及維護社會和諧穩定。

這篇講話重申了當前北京對港的原則、方針和要求，事實上只是過去幾年的老調。令人意外的反而是，這番講話在香港掀起了前所未見的政治學習活動：香港政府、中聯辦、地區民政事務署、醫管局及多個建制政黨、社團和同鄉會等，在「七一」之後二十多天內，密集召開數十次學習會，高調「學習貫徹習近平講話精神」。而立法會亦於7月6日起連續2日動議休會辯論「落實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七一講話」。

很多人可能將以上舉動視為空洞、重複而浮誇的表演秀，是大型的「擦鞋」（拍馬屁）和表忠的政治劇場。然而，儀式就是內容，實際上這前所未見的政治學習對香港影響深遠。這意味著，在主權移交25年後的一國兩制下半場，「政治學習」——一種領袖崇拜、一種黨國政治文化和儀式、一種意識形態的治理手段（Ideological Governance）——終於在香港徐徐展開。目前看來，儘管香港推行的是弱化版的港式政治學習，但這是將港府和本地建制力量從黨國體制的「義肢」改造成「有機體」的又一次嘗試。未來，他們難免漸成黨機器「有機」組件的一部份。

何為政治學習？

在中共的政治語境中，政治學習有悠久的歷史，跟「黨的建設」、「思想教育」、「整風運動」等課題密切相關。一般理解，學習是個人以研讀、聽講、實踐獲得知識、技巧和能力，從而認識自我、發展自我。政治學習則不然，其本質是組織安排的一種具強制意味的政治規訓，一種個人和黨、以及黨的領袖交往的方式，一種將領袖個人意識轉化成集體共識的手段。

根據這種學習觀，領袖和黨是偉大的，個人則是渺小而需要被領袖「教化」的，故此必須臣服和學習黨和領袖的正確思想和路線，進而完成黨的政治任務。具體而言，政治學習主要透過文件學習、開會討論、寫筆記和考核的方式進行。去到極致的話，政治學習亦涉及「向黨交心」交代個人歷史，以及嚴酷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甚至夾雜恐怖審訊和肉體折磨，毛澤東時代的「整風運動」和「文化大革命」就有這些元素。

由於香港沿用英國的殖民體制，因此一段時間以來可以免於這種黨國體制下的政治學習。長期以來，只有中共在香港的黨組織和國家機構才在內部推行政治學習。及至近年，政治學習活動才在港初見端倪：2017年，中共中央宣講團首次來港，向特區官員、社會各界、中央駐港機構及中資企業代表等，宣傳「十九大」精神及解讀涉港內容；2021年，「十四五」規劃宣講團亦訪港，在香港特區政府總部及立法會舉辦宣講活動。兩次政治學習活動，都主要由京官到港宣講，聲勢不算太大。

「再政治化」行政管理型政府

比較而言，這次政治學習的聲勢更大，範圍更廣，涉及的課題亦更針對香港處境，可以說是黨國政治文化正式在香港落地。當中，香港政府更發起前所未見的政治學習運動，在7月7日、7月11日和7月20日，港府公務員事務局一連三周於政府總部舉辦「國家主席重要講話精神」座談會，由行政長官李家超主講，合共有800人出席，包括司局長等主要官員、行政會議成員、常任秘書長及部門首長和其他公務員。

在第一次座談會後，李家超形容，這次座談會是他出席過氣氛最熱烈的，「很多在座同事都踴躍發言，座談會更比原定時間延長超過45分鐘結束。」李家超在會上表示，「習主席的重要講話是把香港治理好、建設好的綱領，為特區政府未來五年施政提供了重要指引。」他希望，官員和公務員都能認真研讀及領會當中的內容。據報道，公務員事務局將會繼續舉辦座談會，在政府內部推動習近平講話的政治學習。

長遠來看，把黨國體制下的政治學習移植到香港的政治機構，是對行政管理型的香港政府「再政治化」的過程。一直以來，非民選、非政黨的香港政府的特點是「政治的行政化」，因此常常被稱作「行政管理型政府」。這樣的香港政府骨幹來自「不談政治」的政務官階層，決策則受工商界菁英和建制政團影響，近年亦被指受中聯辦指示影響。整體而言，「行政管理型政府」大抵善於政策的執行、細緻的管理，強調公正廉潔、程序正確無誤、重視效率。相反，真實的政治判斷和尖銳的意識形態爭議則被隱藏起來，往往轉移成執行、操作和程序層面的問題。

過去，這種「非政治」的操作或被認為是香港的制度優勢，但現在已成為一個「政治落後」的問題。近來，前特區政府首長林鄭月娥離職前的一番話，或許很能說明這個問題：「我記得五年前我接受委任（特首）的時候，我真的很坦白跟（習）主席說，我在這個政府制度培訓出來，行政經驗說豐富，但你說我政治意識、國安意識和大局觀，可以看到地緣政治、香港的定位角色呢，真的差一大截，但是經過五年之後，或多或少都多了這些體會。」

從林鄭月娥的講話大概想像到，經歷過去五年的政治動盪，無論是作為特區行政首長的她還是對北京的政權來說，都看到香港「行政管理型政府」的缺失。正因如此，北京亟需改造香港的體制，於是首先主導立法《港區國安法》，成立香港國安公署以及由中聯辦主任擔任顧問的港區國安委，繼而再「完善」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這是制度層面的改造。如今，北京再引入黨國政治運作常規的「政治學習」方式，「再政治化」香港的體制——這是意識形態的治理，從而形塑官員的思想意識、政治表達乃至精神氣質，完成北京對香港的政治要求。

這裏的重點是，港府官員要反覆學習、領會、言說：北京才是香港的政治決斷者，香港的政治就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政府官員和公務員並非「政治中立」的程序機器，更不能一味照顧香港的民情和本地利益——除非那些本地民情和利益是北京認可和接受的。如同政權的其他操作一樣，這裏的政治學習並不需要每個人心悅誠服——違心的配合，同樣幫助維繫這套紀律系統。

值得指出的是，作為「再政治化」的過程，政治學習亦帶來香港歷史上罕見的領袖崇拜現象。儘管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是香港的最高統治者，但比起中國大陸的政治環境，習近平在香港政治場域中並不是那麼可見。作為「全黨的核心領航掌舵」，習近平之於香港亦始終是一位遙遠統治者的存在。

但新的政治學習活動多少改變了這種狀況。透過學習、領會和言說習近平的發言，港府官員不單是在學習上級的指示，大概還在進行領袖崇拜的儀式，箇中關鍵是表達對習近平的支持、擁護和讚頌，感受黨領袖至高無上的權威、力量和智慧。由此，習近平七一講話的一字一句都是香港問題的金科玉律，值得把握核心要義、聯繫自身工作，至於習近平本人更成為一個活在心中、掛在口邊的政治領袖。

權力關係總是相對的。在學習過程中，崇拜是主體放棄自我的體現，而領袖崇拜和順從也是一體兩面。因此，領袖崇拜使港府官員和公務員的弱勢地位受到確認、鞏固和強化，他們將進一步限制自己的行為和思想，任何獨立於、超越出黨領袖香港問題講話的政治綱領都不敢去想、無從談起（如果他們還有政治意志的話）。換句話說，政治學習帶來的「再政治化」同時是「去政治」的過程：港府一再喪失自身的政治權力，他們在「一國兩制」的空間很有可能被壓縮成執行黨領袖指示的官僚機器。

有香港特色的政治學習

當然，儘管上文指出政治學習是香港政治向黨國政治文化接軌的表現，但中港政治學習還是有形式和內容、強度和廣度的顯著差異。我們正在目睹的，是一場發生在中國本土以外、有香港特色的政治學習。正是這樣的差異，定義著新常態下的香港政治是怎樣的存在。

在中國大陸，政治學習是中國政治體制的核心——中國共產黨的專利。黨從中央到地方乃至基層都建有嚴密的組織體系，不但擁有對國家機關、軍隊和社會團體的全方位領導權，更在國家和社會政治生活中佔據隨處可見的主導地位。由此，中國大陸的政治學習是黨組織在前台發起和執行的，包括各級政府機關、部委、高校、傳媒、社會團體、經濟組織的黨委和「非黨組織」的黨組，而參與的「關鍵少數」則是分佈在黨政軍民學各級單位的領導幹部，進而再向9500萬黨員拓展，最後影響到全社會的層面。

與此相對，儘管香港的一國兩制事業毫無疑問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但黨在香港有指揮、有代理，卻無黨完全現身執行，畢竟黨在香港仍是半公開的存在，香港的行政體系也沒有完全鑲嵌在中共的黨-國組織架構中，因而黨機器尚未公開而廣泛鋪張到香港的政治機構和社會生活，而港府高級官員和公務員相比黨幹部，仍更像殖民年代的英式公務員。

在這種制度設定下，無論是政府和社會層面，在香港本地進行政治學習的「關鍵少數」，皆不是黨員，而是北京認可的「愛國者」。相較中國大陸黨機器的「單核推動」，政治學習在香港亦呈「雙軌」的發展局面：在政府層面，政治學習由港府官員主導，中共駐港機構——香港中聯辦並未在台前參與；在社會層面，政治學習則由中聯辦牽頭發起動員，繼而再由各「愛國愛港」政黨和團體接力開展。在很多學習會中，中聯辦或是直接協辦，或是派幹部出席發言。

在習近平訪港後的翌日，香港中聯辦在八球風球高掛之際，就最先聚集香港「愛國者」代表召開「香港社會各界學習宣傳貫徹習近平主席重要講話精神座談會」。這次座談會由中聯辦駱惠寧作導讀發言，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主要建制政團社團代表、駐港中資企業負責人、北京認可的社會各界代表人士，以及中聯辦有關負責人等共200餘人參加。事實上，這是集「政治規訓」和「政治動員」一身的座談會，會議主題的「學習」指「愛國者」要聽命、領悟和臣服習近平講話精神；「宣傳貫徹」則對應政治行動，指「愛國者」要迅速行動起來，利用自身的資源深入各界別宣揚和「活學活用」習近平講話精神。

在中聯辦的大會之後，各建制政黨、地區組織、同鄉社團、工商團體、社福界別、創科界別、青年團體等界別團體就輪流密集舉辦習近平講話座談會，以此延續濃厚的政治氣氛，統一愛國陣營內部的思想。

一直以來，香港的政治對北京來說是陌生的另一種政治文化，因此港府和本地建制力量更像是北京接駁在香港的一條「義肢」，而非能夠運作自如的「手臂」。但是，透過上述「雙軌」推進的政治學習（規訓），北京嘗試將港府和本地建制力量從黨國體制的「義肢」改造成自然延伸的「有機體」，讓這些原本不屬於中共黨機器的組件運作起來更像一台黨機器——就算港府的制度外殼仍是香港的那套，就算香港的建制團體不是貨真價實的黨組織，就算置身事內的「愛國者」不必然是黨員。

除了發動和執行模式的不同，中港政治學習的主題和層次、強度和廣度皆有顯著差異。在中國大陸，習近平掌權十年發起的政治學習運動包括2013-14年的「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2015年的「三嚴三實」（嚴以修身、用權、律己，謀事、創業、做人要實）專題教育、2016年的「學黨章黨規、學系列講話，做合格黨員」活動、2019年的「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以及2021年中共成立百年的「黨史學習教育運動」。從學習的主題可見，黨的政治學習牽涉較「形而上」的道德、價值和信仰的維度，有傳統儒家強調的「內省」、「修身」色彩，意圖是改造黨員的道德和精神氣質，從而加強黨的建設，「永葆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相較而言，港式政治學習的內容較具體和實在，牽涉的只是管治和政治認同問題，目標是落實習近平就香港管治問題的要求，並沒有上升到靈魂工程和信仰的層面。

相對應的是，香港的政治學習承受的精神壓力不可和中國大陸的同日而語。目前看來，港式政治學習中的一般「愛國者」只需開會讀原文、談領會；位高權重的、積極一點的「愛國者」則要寫文章、舉行活動宣講便可過關。而香港建制團體大概亦樂於舉辦學習活動，以此建立和領袖交往的關係，攀附領袖庇佑的象徵權力。

但中國的政治學習顯然更加高負荷和常態化。由於黨在中國社會生活近乎無孔不入，因此黨推動的政治學習很大程度滲透到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這些政治學習全面佔領黨員的日常生活，身為黨員要不斷經歷員工培訓一般，隔三差五參加形形色色的學習會、生活會，面臨各種考核乃至香港未見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在2019年1月，一款名為「學習強國」軟件正式上線，令政治學習更加日常化，因為各級單位鼓勵黨員每日使用贏得積分，而軟件能夠顯示同在一個黨組織（公司、部門、單位）的積分排行，甚至成為考核評優的衡量標準之一。2020年起，該軟件的推廣範圍進一步擴大，部分事業編制的非黨員亦要使用及獲得積分。這種程度的政治學習考核，目前還未在香港上演。

簡言之，香港新近的政治學習既是整合融入的過程，也是產生區別的經驗。當中的異同，揭示著當下香港政治的特質。

把全中國變成一個大黨校

對很多港人來說，習近平七一講話掀起的政治學習大概是陌生且不尋常的；但放在中國近十年的政治座標來看，這種黨國政治文化蔓延至香港恐怕是「自然」的發展。

在1939年的《在延安在職幹部教育動員大會上的講話》，毛澤東曾言：「要把全黨變成一個大學校。學校的領導者，就是中央。」身為毛澤東某種程度的追隨者，習近平在過去十年復興和強化了「政治學習」這種在「後毛澤東時代」弱化的紅色傳統。可以說，習近平的兩屆任期下，全中國都變成了一所大黨校。

在黨中央的層面，習近平主持近百次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或請專家授課，或親赴基層一線，學習內容涉及黨和國家在新時代面臨的諸多重大課題。在黨和國家的層面，習近平發起五次大型的政治學習運動，既整頓黨內作風，改造黨員的精神氣質和道德品質，又推動國民學習黨的光輝歷史和紅色傳統。在非漢人地區，北京則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興建「教育培訓中心」，官方說法是開展職業技能培訓，增強維吾爾人對中國歷史、文化、國情等的認識，學習法律知識，包括憲法、刑法和新疆自治區去極端化條例等法規。而在中國政治的邊陲地區，當下由「中港關係」演變成「央地關係」的香港則成為黨國政治學習文化的最新一站。

無論如何，香港在主權移交二十五年後，到底被整合到了歷史悠久的黨國政治學習的大傳統之中。這種政治規訓手段可以是口頭表忠，也可以非常暴力。對北京來說，香港的政治學習已不是有和無的問題，剩下的是多和少、弱和強的問題。在今年秋天在北京舉行的二十大，很大機會開啟習近平執政的第三個任期，而習也將被正式冠上「人民領袖」稱號。

到時候，我們可能將看到香港又一波的政治學習。

參考資料：

1.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

2. 吳國光著、趙燦譯：《權力的劇場：中共黨代會的制度運作》（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8年）

3 T. Cheek. “Xi Jinping’s Counter-Reformation: The Reassertion of Ideological Governanc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no.132(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