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珏，俄罗斯科学院博士生，俄罗斯文学研究者、译者
一、“帝国性”
俄乌战争已进行到第六个月，两国在文化战线上的交锋虽不似真实战场上那般血腥与残酷，但依然激烈异常，从开战伊始就未曾停止。
“去俄化”几乎成为乌克兰政府的官方文化政策。除了呼吁世界各地的文化机构、活动完全抵制俄罗斯代表参加外，乌国内也迅速出台了全方位的去俄化政策法规。4月，乌克兰最高拉达（乌克兰议会）审议了“地名去殖民化法”，即规定涉及颂扬俄罗斯城市、历史、人物的乌克兰地名都需改名；6月，最高拉达又通过法案，禁止进口、销售俄联邦国籍作者的俄语书籍，禁止在公众场合演奏俄联邦国籍音乐人的作品（公开谴责俄罗斯入侵的作者除外）。
而在知识界，乌克兰知识分子对俄罗斯文化发起了猛攻，试图证明全面抵制俄罗斯文化的必要性。在许多乌克兰评论者看来，自乌克兰被俄罗斯吞并以来，俄苏当局都有意压制非俄罗斯文化，因此俄罗斯文化的繁荣在客观层面建立于帝国非主体民族文化被打压的基础之上。
而在当代俄罗斯，由于经济结构的限制，无论艺术家持何种政治立场，其作品几乎都免不了来自寡头的幕后注资，甚至俄当局也会积极赞助一些反对派色彩的作品，并将其推向国际市场，以打造国家的“软实力”，并营造出一种文化多元的假象。而由于寡头同时也是普京战争机器的钱袋子，因此乌克兰知识分子普遍认为，无论一位俄罗斯艺术家持何种政治立场，他的作品如今都注定沾上了乌克兰人的鲜血。
此外，乌克兰评论者试图从俄罗斯文学经典中找出各种拥护帝国与殖民的例证。最常被用来当作靶子的当属《致俄罗斯的诽谤者》（Klevetnikam Rossii; 1831）和《论乌克兰独立》（Na nezavisimost’ Ukrainy; 1992）这两首诗。在前者中，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欢呼沙皇军队对波兰反俄起义的血腥镇压和帝国的扩张，并要求西方批评者不要插手“斯拉夫人内部的争吵”。而后一首诗则由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写于苏联解体之际，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其中借助大量典故和文体游戏恶毒地挖苦、诅咒了新独立的乌克兰及其历史、文化、民族身份认同。
随后的论证逻辑非常简单：既然俄罗斯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伟大诗人——且两人通常都被视为自由的歌手、帝国迫害的牺牲品——都如此赤裸裸地拥护帝国，那么自然可以推导出整个俄罗斯文化的“帝国性”与“殖民性”。再者，既然俄罗斯文化并不能阻止俄罗斯人轰炸马里乌波尔、屠戮布恰，那么它的“伟大人道主义传统”自然随之破产，被“取消”也就毫不冤枉。
如果说乌克兰知识界对抵制俄罗斯文化“外因”的分析多少点到了要害，那么对“内因”的论证实在难称严谨。
如果说乌克兰知识界对抵制俄罗斯文化“外因”的分析多少点到了要害，那么对“内因”的论证实在难称严谨。这也是俄罗斯自由派知识分子自我辩护的要点：战争的责任主要在普京，在苏联解体以来的“帝国幻肢痛”，而不在俄罗斯文化，尤其古典文化。只需换个视角，大可以在普希金、布罗茨基和其他被诟病为帝国主义者的经典作家笔下找到许多反帝国的作品，因为伟大的创作者本身就是复杂、多元的，“帝国性”自然也不是俄罗斯文化的唯一面相。
同时期英、法文学中的帝国元素远甚于俄罗斯文学，但如今两国在切割、反思帝国遗产方面都遥遥领先俄罗斯。至于说俄罗斯士兵犯下的战争罪行，这恰恰是因为俄罗斯兵源普遍来自贫困地区，而那里的民众大多未曾受过体面教育，因此根本无从谈起俄罗斯文化的“人道主义传统”是否对他们产生影响。
不过这些辩解并不能让乌克兰知识界满意，反而促成了他们的进一步论证：既然连俄罗斯自由派知识分子都拒绝反思俄罗斯文化，这恰恰体现了俄罗斯文化“帝国性”的根深蒂固。就连稍持不同意见的乌克兰知识界名流也未能幸免：洛兹尼察（Sergei Loznitsa，目前最具全球知名度的乌克兰导演之一）因呼吁不要全面抵制俄罗斯电影而遭乌克兰电影学院除名；而阿列斯托维奇（Alexei Arestovich，军事博主，乌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开战后成为乌克兰第一“网红”）亦遭遇各界口诛笔伐，仅仅因为他在直播中称乌克兰若只想建设“大国小文化”、拒绝俄罗斯文化，那就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
二、“强大的文化进攻”
正当俄、乌知识分子就俄罗斯文化是否应为入侵负责而争吵不休时，俄政府官方报纸《俄罗斯报》（Rossiiskaia gazeta）刊发了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即冬宫博物馆）馆长皮奥特罗夫斯基（Mikhail Piotrovski）的一篇长访谈，赤裸裸地鼓吹帝国和战争。
艾尔米塔什是俄罗斯在国际上最具知名度的博物馆，而皮奥特罗夫斯基院士则出身贵族世家，是苏俄阿拉伯学权威。尽管他此前就常参与普京的助选活动，但开战后俄罗斯知识界仍期待他即使不公开反战，也要挺住压力保持体面的沉默。结果他的这篇访谈震惊了舆论，也让俄罗斯知识分子先前的种种辩解之辞相形之下显得苍白无力。
皮奥特罗夫斯基先是为艾尔米塔什因开战来保持沉默而遭批评感到忿忿不平，他认为这是西方对俄罗斯文化“绝对竞争力”的嫉妒，随后他自豪地谈起俄罗斯各大博物馆此前在欧洲举办的一系列特展：“这就是强大的文化进攻，一场独特的‘特别行动’（俄罗斯宣传系统将入侵乌克兰的战争称为‘特别军事行动’，且民众被禁止使用‘战争’一词来称呼此事件）……我们就是在进攻。没人可以阻挠我们的进攻。”尤其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在巴黎举办的特展在他眼里就是“在布洛涅林苑（Bois de Boulogne，巴黎城西的大型森林公园）上空飘扬的俄罗斯国旗”。
皮奥特罗夫斯基院士用极度军事化的语言将文化交流与国家软实力的“进攻”趋同，他没有（或假装没有）意识到，正是其语言中暴露出的这种将文化用作武器的潜意识才是俄罗斯文化遭普遍抵制的真正原因，反而沿用了克里姆林宫的惯用宣传话术，将俄罗斯从加害者转变为受害者——俄罗斯文化只不过成了黑命攸关运动（BLM）以来取消文化的又一个牺牲品而已。
“我们全都是军国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最重要的就是我的国家，我应该与其同在。”
在他看来，黑命攸关运动“有些可笑：值得为殖民主义一直这么忏悔吗，毕竟殖民主义也不是那么黑白分明的”，由黑命攸关运动引发的“取消文化”势必走进死胡同，而俄罗斯“正好撞到了枪口上”，因此欧美便决定转而“取消”俄罗斯。皮氏多次将“取消文化”在欧美的盛行比作“苏维埃瘟疫”，而俄罗斯因为吸取了历史教训，不会重蹈覆辙，于是最终这场文化战争就会变成他们的“单方面行动”。然而“柴可夫斯基反正是取消不了的”，“恰恰因此我们正取得胜利”。
在说完漫长的有关俄罗斯文化影响力和文物保护的独白后，这位院士馆长终于转入克里姆林宫最渴望听到的壮丽尾声：“我们一直在退让，退让，现在终于无处可退了……我们国家正在完成伟大的全球性转变。而我们也与它共同参与其中。”随后是这位院士对帝国和战争的大声欢呼：“我们全都是军国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最重要的就是我的国家，我应该与其同在。我有时会重复有一个好战国族主义（jingoist）公式：无论国家怎么样，它都是我的国家……战争一方面是流血和杀戮，但另一方面也是人与国族的自我确立。每个人都想要自我确立。……我们所有人终究都是被帝国传统养育的，而帝国将许多民族、许多人结合在一起……这一点是非常诱人的。”
皮奥特罗夫斯基最后的陈述完全契合最经典意义上对法西斯主义的定义。涅夫佐罗夫（Alexander Nevzorov，俄罗斯国家杜马前议员，著名记者，开战以来其Telegram频道始终高居俄罗斯媒体人引用榜首位，因反战言论而被俄当局通缉，后与妻子一同加入乌克兰籍）给出了最一针见血的评论：“法西斯敲响了艾尔米塔什的大门……而门为它打开了”。
俄罗斯知识界对这位院士馆长发言的法西斯性质几乎没有任何讨论，但也有俄罗斯评论人士表达了同情而非谴责——开战以来，俄罗斯的国立文化机构负责人几乎都要依次表态过关，而皮奥特罗夫斯基尤其能感受到压力和恐惧——2017年联邦安全局（FSB）曾多次搜查博物馆，据皮氏自己当时所言，这是因为“博物馆里骗子太多”。而表态不过关的下场所有人都明白——就在皮奥特罗夫斯基的访谈刊出后一周，近年来莫斯科话剧界最耀眼的明星剧院“果戈理中心”（Gogol-Center）就因主创人员坚持反战立场而被当局强行关闭。而因反战乃至沉默而被禁止登台的演员、音乐人更是数不胜数。
然而皮奥特罗夫斯基早已不是第一次发表类似言论。早在2018年，他就在一次访谈中坦诚，作为“世袭俄罗斯贵族”，当“真理”和“国家”发生冲突时，他当然会站在国家这一边。更何况对于一次应付上级的表演性发言来说，皮氏的调门未免也显得过高。不过最值得探究的或许并非这位世袭贵族院士馆长到底是否发自肺腑，而是其观点与俄罗斯民间拥战情绪的暗暗契合。
三、“积怨”
无论是官方背景、信誉素来可疑的全俄民意研究中心（VTsIOM），还是反对派背景、被俄当局打上“外国代理人”烙印的列瓦达中心（Levada-Center），开战以来做出的几次民调结果都让人瞠目结舌：支持战争的俄罗斯民众比例始终在70—80%的高位徘徊。尽管有许多社会学家指出在俄罗斯当前的高压氛围下，类似调查都无法准确摸清民众内心的真实想法，但类似结果给观察人士带来的震惊仍不亚于开战本身，俄罗斯知识界则开始讨论这种拥护战争的集体潜意识背后的深层原因。
在类似的讨论中，“积怨”（ressentiment）几乎成了所有人都会提及的理解当代俄罗斯的核心概念。最初将这个法语名词引入学术话语体系的是尼采，他在《论道德的谱系》（Zur Genealogie der Moral；1887）中将“积怨”概括为一种奴隶和弱者的道德意识：“道德中的奴隶起义开始于积怨本身变得有创造力并表现出价值之时：这样一些造物们的积怨，他们不被允许有真正的反应，即有所作为地反应，而只有通过某种想象的复仇来保护自己不受伤害。所有高尚的道德都是从一声欢呼胜利的‘肯定’中成长为自身，而奴隶道德则从一开始就对着某个‘外面’说不，对着某个‘别处’或者某个‘非自身’说不：这一声‘不’就是他们的创造行动。”（赵千帆译文，“积怨”原作“怨恨”）。此后，舍勒（Max Scheler）在其《道德意识中的积怨与羞感》（Ressentiment und Schamgefühle im moralischen Bewusstsein；1912）中将“积怨”概念系统化，并在很大程度上预言了一战失败后德国将会经历的“魏玛积怨”。
在一些评论家看来，积怨几乎贯穿了整个俄罗斯近现代历史——一方面农奴制的压迫使得俄国社会中长期存在对内积怨，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国家”，俄国始终得不到发达国家世界的完全接纳，导致了国家层面的对外积怨。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Zapiski iz podpolia；1864）到邪典导演巴拉巴诺夫（Alexei Balabanov）的帮派片《兄弟》（Brat；1997，2000）二部曲，积怨也一直是俄罗斯文艺作品中绕不开的主导动机。而将民众的对内积怨转化为国族层面的对外积怨，则始终是俄国统治者的拿手好戏。对内积怨的失控直接或间接导致了俄罗斯帝国的崩溃和苏联早年的一次次血腥清洗，而当苏联解体后，失败的政治、经济转型让俄罗斯民众重新陷入赤贫和彻底的无权状态，而普京主义通过对媒体宣传的操控，成功将“西方的打压”塑造成俄罗斯一切苦难的来源，从而把民众的对内积怨转化为对外积怨。
当昔日荣光果真以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的形式“重演”，战争首先得到的就是积怨的宣泄和普遍的欢呼。
近年来俄罗斯民间极为流行的国族主义口号“我们可以重演”（Mozhem povtorit）或许最能用来阐释这种积怨情绪。“重演”的对象是二战，但对普京宣传机器形塑而成的俄罗斯民众的集体潜意识而言，二战与其说是共产主义苏联战胜了纳粹主义德国，毋宁说仅仅意味着“我们”战胜了“他们”；与其说是造成两千六百多万同胞死难的巨大历史悲剧，毋宁说是国家历史上难得的高光时刻，因此当昔日荣光果真以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的形式“重演”，战争首先得到的就是积怨的宣泄和普遍的欢呼。
对积怨由内而外的转化而言，最必要的手段就是扮演受害者（victim play），这样才能让民众将个人生活中所受的屈辱转化为对国家在地缘政治中所受（真实或虚假的）“屈辱”的共情。因此对皮奥特罗夫斯基和拥战的“沉默的大多数”民众来说，与乌克兰的战争绝非俄罗斯主动侵略，而是它一再退让，直至无路可退的结果。此外，皮氏在访谈中还不断提及20世纪初俄罗斯富商收藏家莫罗佐夫（Morozov）与休金（Shchukin）对当时欧洲画坛的巨大影响，随后谴责西方国家不遵守商业信用和法律条款，试图在莫罗佐夫特展结束后扣留画作，并诱导读者将此事理解为西方“取消”俄罗斯文化的又一个例证。但他几乎一直在回避一个事实，即他们的个人收藏是被布尔什维克抄没充公后才流入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而欧洲国家之所以试图扣押这些画作，正是因为两位收藏家后人发起的诉讼。
积怨常被拿来与同样在帝国崩溃后迸发的“复仇主义”（revanchism）和“领土收复主义”（irredentism）这两种意识形态进行比较。但不同于通常有着更为清晰目标的后两者，积怨往往只追求纯粹泄愤式的否定。正如尼采所界定的那样，积怨本身并不生成正面价值，它的价值就是对他者、“敌人”价值的反应/反动（Reaktion）。因此每当俄罗斯与西方交恶，西方的最新现实便会成为俄罗斯积怨的首要攻击对象——而这种现实在眼下的代表自然就是平权运动和取消文化。甚至连俄罗斯的知识阶层也无法摆脱这种积怨情绪，皮奥特罗夫斯基对取消文化和黑命攸关运动的揶揄绝非孤证。
就在俄乌战争打响前一年，著名戏剧导演博戈莫洛夫（Konstantin Bogomolov）亦曾撰写长文《劫掠欧罗巴2.0》，将如今的欧洲称为由“酷儿活动家、女权狂热分子和环保精神变态”组成的“伦理（第三）帝国”（eticheskii Reikh），在引发巨大争议的同时，也吸引了许多亲建制乃至以自由派自居的知识分子的附和。
而在俄乌战争中，积怨的这种纯粹否定倾向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俄罗斯根本没有清晰而连贯的战略目标。无论被俘的普通士兵还是被外媒逼问下的驻外使节，都坦陈自己不清楚这场战争的目的何在。俄军在布恰的屠戮、对马里乌波尔和顿巴斯前线城市基础设施毁灭式的破坏似乎都表明，俄罗斯知道自己并非前去“解放”乌克兰，甚至未曾认真打算进行长期占领，它唯一想做的，就是宣泄自己的积怨，对世界喊一声“我们可以重演”。
很难说凭皮奥特罗夫斯基的访谈和当代俄罗斯民众的积怨集体潜意识，就等于验证了乌克兰知识分子关于俄罗斯文化“帝国性”原罪的论断，但彻底反思帝国和殖民遗产，仍是俄罗斯从知识阶层到普通民众在未来必须直面的挑战。尤其当俄军在战场上逐渐显出败势，普京的帝国复兴梦很可能将惨淡收场之际，如何摆脱积怨意识的致命轮回，如何避免它酿成下一场历史灾难，可能都将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
我認為@Jeffery 說的較對，現代各個國家的崛起就伴隨一種對完整性的渴望。一來，這種渴望由哪個「故事」來滿足是隨意選取的。所謂「大中華主義」就是滿足政權需要的建構，愛提大中華的只有蔣介石和習近平。大中華、日本帝國主義、德意志都看得到在尋找自己是「萬世一宗」的中心詮釋，但會對完整性有渴望其實就代表實際是破碎的。俄羅斯既恨蘇俄的衰敗卻又愛提二戰的史達林(彷彿他們不一樣)，俄國現在直接以沙俄當歷史原鄉，這跟蔣氏或共黨提出的中華觀言必稱「復興」、談過去都是不平等條約與八國聯軍，最後在將自己綁在堯舜魚湯文武…
但這也不能說跟各族完全無關，因為即使這種完整感再虛無，生產的敘事再殘破，它始終會被這民族的過去所限制。
@Intelligentist @booking 比如澎湃前几天就fact check了类似报道（https://mp.weixin.qq.com/s/wLXXNrhPT5Pan1kGPldmIQ）。我个人感觉是，贪腐、倒卖等情况肯定是有的，毕竟乌克兰在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清廉指数中一直是后半截选手，但其实战争带来的同仇敌忾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各类犯罪行为，而且少数贪腐现象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乌克兰民众抵抗侵略、收复领土的意志有所动摇。
更直白地說，擴張主義本就是中華文化的一部分，不論是古代還是如今的中國歷史中各皇帝與朝代的功績，擊退外晦又或是開疆拓土本就是相當重要的一個判斷項。例如毛澤東的那首沁園春雪里列舉的幾位古代英主，處理宋太祖因早逝未能統一中原外，其餘數人都有「開疆拓土」，驅逐/攻滅異族之功。 普京再一次公開場合跟一個小孩開玩笑說「俄羅斯的領土沒有邊界」，中國也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以前的殖民者會覺得自己是為貧窮落後的野蠻人帶去了文明與教化，中國歷史傳統上也是這麼認為的。烏魯木齊的舊稱「迪化」（就是台北迪化街的那個迪化），意指的就是「啟迪教化」。
中國和俄國在歷史上因為缺乏強大的海軍，更因其大陸守勢，沒有像西葡英法等歐美諸國一樣有大量孤懸海外的殖民地。但不代表他們沒有進行領土擴張，更不代表他們沒有在土地擴張的過程中壓迫屠戮當地的原住民。而中俄就躲在他們近代史里「積貧積弱」的形象背後，逃避對自己擴張史和殖民史應有的反思。
但是老實說，我比較失望的是端到了開戰快半年才略為提到俄國境內的「皇俄」團體們，以及支持俄國入侵烏克蘭的民意。這股民意不是普京一人可以操弄的來的。中共所謂「收復台灣」的民意亦如是。如果這個戰爭的戰火燒不到他們（比如俄烏戰爭中的莫斯科人，聖彼得堡人），那就更棒了。特別是黃俄，他們真的不是一群鍵盤俠，他們有錢 有人 在普京政權內也有一定影響力。去年的俄國皇室後裔在聖彼得堡的婚禮，不乏支持普京的寡頭和外交部發言人到場出席慶賀，就連俄羅斯軍方儀仗隊也參與主持行劍禮的部分。
@Jeffereyinhk 重點似乎是在於國家如何看待與處理在歷史中的「帝國的輝煌」與現實當下的政治建立聯繫吧。
這也讓我想到了俄烏戰爭初期 牆內知乎網友把普京比作普太宗（指俄國在戰事初期，「戰況勢如破竹」有如唐太宗般用兵如神。之後普太宗變成了「普義隆」（指像劉宋文帝劉義隆有心「收復烏克蘭」，奈何沒那個能力），最後成了「普構」（指懦弱怕死，自顧個人權位自毀長城的宋高宗趙構）。也有人把「皇俄」的代表人物，斯特列科夫比作「斯岳飛」/「斯鵬舉」，意指他一心為「俄國」收復故土，卻被「普構」背叛……
上面的這些段子其實反映的是歷史的教育如何影響民眾乃至決策階層作出的政治判斷。而不同年代的朝代政府乃至群眾都會對於歷史事件作出當代的解讀。甚至以古喻今含沙射影本就是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所以問題不在於歷史是如何，文化的影響為何，而在於我們怎麼看待評斷他們。這過程裡，各團體又是如何從中「偷渡」他們的議程吧。
@Jefferyinhk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擴張主義最早可以追朔到周朝甚至是商朝啊。限制中國擴張的只有中央集權體制下，中央政府在落後生產力和科技之下有限的控制力。但我不覺得文化隨著歷史變遷就是一成不變的產物，更非必然影響現實政治。就像是今人也不會因為昔日蒙古帝國縱橫歐亞大陸，沿途強暴女性屠殺男丁就認為現代的蒙古國會走上軍國主義的道路吧（不過蒙古的新納粹主義者還是蠻多的）
我覺得David問題沒有問到點子上。無論「大中華民族主義」還是「大俄羅斯主義」這些沙文主義主導的領土擴張慾望都是再明顯不過的問題。原文討論的重點是，這些大國沙文主義究竟是孕育於野蠻生長的中俄文化亦或是緣起於威權政府的管治和宣傳。胡適曾說人是制度產物，沒有惡的人和文化，只有不好的制度。如果說是中俄文化的錯，中俄文化是從什麼時候變的熱衷擴張主義的？萬事總有開頭吧？究竟是哪一個朝代哪一個時代開始呢？其實人類文化具有很大相似性，擴張主義和沙文主義早在台海危機和俄烏戰爭前就在各個國家和大陸板塊上演，日本軍國主義，德國納粹主義，英國帝國主義，美國霸權主義。拿到說所有這些文明本質都是邪惡的？擴張到？難道日本和西德的民主化並沒有改變這些國家原始的擴張本性，而是在現代民主社會中悄悄播下復仇的邪惡種子，等待極端民族主義者出現去點燃吧？這實在太悲觀主義了
即使對開戰的必要性有所懷疑，雙方也難以突然按下暫停。尤其這場戰爭何來必要不必要？
其實台灣人、香港人面對中國，也要好好思考到底是中共體制的問題，還是中華帝國主義、大一統民族主義和文化沙文主義才是根本原因？然後中共政權只是這一些意識形態的載體？單純是9000萬黨徒跟少數權貴的江山而導致台海危機？還是中國廣大群眾的傲慢狂妄也推動了這些戰爭恐懼
「乌方在抵抗俄方进攻时，出现了贪腐支援资金的情况」，评论好像不能回复，但还是想知道楼上@Intelligentist提出的这个情况是从哪里看到的，好像并没有可信的新闻媒体报道。
从沙俄到苏联，受大国沙文主义长久影响的俄罗斯，在物质上已经无法满足其巨大的野心和曾经的自豪感。两国已交战将近半年，军事上的冲突逐渐延伸到文化上的对立，乌克兰族人和俄罗斯族人必然会产生这种认知上的对立。而我个人感觉两个交战国的最初目的也变得越来越模糊，乌方在抵抗俄方进攻时，出现了贪腐支援资金的情况；而俄方也随着战争时间的延长，逐渐展现深陷战争泥潭的态势和国内思潮的兴起。交战开始时各立场的专家分析的头头是道，可是随着战争时间的延长，大概会有更多的人开始质疑这场战争的必要性，陷入了一种恍惚的状态。而这场战争所产生的后果，都压在了两个民众的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