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文化中在过去几年中不断保守化，从端午节可见一斑。
刚刚过去的端午节中，龙舟竞渡照旧成为热门话题，不过与往年不同，今年最热门的新标签是“贵族运动”。《全中国最低调的贵族，都在划龙舟》、《全国最豪的运动，选手人均身家上亿》等等几篇推文爆火，写的都是广东扒龙舟。他们如此描绘：上船标准要看身价，几栋楼的房东只能在岸边发水，赢了房东主动减租、输了租客不敢嬉笑，而这些不可一世的土豪们也还是得服从“输了跪祠堂”的宗族规矩，把脸面和家族荣誉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不敢为了胜负作弊。与此同样构成呼应的是温州地区全面禁止龙舟，拘留组织民间龙舟的个人，舆论反应大多以捍卫民间文化习俗提出质疑，政府则以涉及低俗、迷信、无序反驳。二者都已经把龙舟视作一种象征性的民俗活动，而历史上龙舟赛所造成的械斗死伤、强行摊派几乎已经被遗忘，具体的龙舟消失，留下的是解读权的争夺。
呈现到如今在远离节庆现场本身之外的舆论场中的，是对财富及生于财富的权力的崇拜，是对依托于父系宗族的社会形态的吹捧，是钟情于“复兴”传统社会秩序的停滞。有人可能觉得说得太过，但民间节庆习俗往往是地方社会秩序的一种总体呈现，而在舆论场中回荡的是人们对社会秩序的认知和情绪。
这些认知很可能不是龙舟习俗的真实情况，而是符号化的标签，人们会给那些看起来更能反映房东们又有钱又忠于习俗的评论点赞，会在那些扒丁说自己家里有十几栋楼的短视频停留更久，会在汇总了这些信息把扒龙舟吹捧为“贵族运动”的推文中划到更接近文末推荐位的位置，这些不是因为他们所见所读更忠于真实，而是那个meme化的一个词、一句话、一幅图、一段反应回应了他们的情绪。事件背后的来龙去脉、因果溯源，在观看、阅读、点赞的那一瞬间根本不重要，但这不代表这些东西真的不重要。那些回应了情绪的符号会催生新的情绪，也可能会让人遗忘旧的真相。
龙舟“贵族”的前世今生
首先值得说明的是，端午赛龙舟在广东的历史并没有大众以为的那么长。尽管龙舟本身在华南各地都算早有记载，但直到明清后才在端午节与宗族制度发生联系。
首先值得说明的是，端午赛龙舟在广东的历史并没有大众以为的那么长。大多数村落最早的扒龙舟文献记录可追溯到清朝，珠江口较为发达的村镇能更早一些到明朝。尽管龙舟本身在华南各地都算早有记载，但直到明清后才在端午节与宗族制度发生联系，产生诸如“采青”、“招景”等等复杂的仪式流程，成为水域村落社会秩序的一部分。从这一角度来说，广东的龙舟赛和其他很多常见于华南乡村地区的仪式活动一样，同时起到巩固联盟和互相竞争的作用。
一方面龙舟前后的仪式过程与禁忌会体现这种日常秩序，例如对祖先的崇敬和对女性的排斥，另一方面提供一个重新组合的机会。这种日常秩序以一言蔽之，可称为“宗族社会”。这种秩序的根源在过去，但是现在依然能够发挥作用。明清两代均有海禁，华南沿海地区又多沙洲与沼泽而难以开垦，再加上海盗与匪患不绝，资源贫瘠而需求日增，本地社群想要维持稳定和生存，就必须具有强大组织力。宗族在满足这个要求之余，还符合中央精英的儒学意识形态，能够正式化、正统化地方势力的政治地位，是远在北方的帝国朝廷对边疆形成有效统治的有力中介，于是原本属于官僚精英的宗族制度很快在南方平民化，成为很多地方社会的主流形态。
这种社会通过仪式祭祀、撰写族谱和修建宗祠，使成员确认基于同一父系祖先的血缘联盟，从而实现对共同财产的支配与管理。或是由族人捐赠，或是在婚姻和继承分产时由宗族提留土地，宗族的族田公产会不断扩大以支撑更多族人。随着男丁的增加和财富分配或积累的不均，族内不断裂变生成更多的分支，再加上把女性作为代表生育力的超级礼物形成联姻，在一个或多个村落内会出现扩展的血缘联盟。
在这种社会组织内部，在每一家、每一个兄弟、乃至每一个父系祖先之间分属不同级别，同时存在竞争与联合的关系，也即所谓“兄弟阋墙，外御其侮”。其基本逻辑决定了操办重大仪式时都是以男性为主角，祖先和族谱不给女性留下空间。在龙舟竞渡中，宗族组织保证了划船男丁的供给与组织，要求族人以家庭为单位共同摊派龙舟花费，又忌讳女性在场。
在珠江口，沿河沿海的水患与海盗提高了当地村落共同治水的需求，于是联盟更进一步扩大范围，将族内亲属关系延伸到超血缘范畴的其他村落中去，形成了更大的地域联盟，也用象征性竞争代替原来你死我活的暴力争斗。比如，流域内的各村给自己的龙船赋予“契仔”（干儿子）、“契兄”（干兄）的关系，有一系列拜访龙船“亲戚”的仪式，然后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组织赛龙舟，抢得头筹者获得独一份的神灵保佑和社会声望加成。龙舟作为一种节日活动，既与平时社会生活中谨小慎微、以礼相待的克制相对，也是为平和宁静的日常秩序下隐忍不发的矛盾提供释放的一种调节机制，互为一体两面。这种象征性竞争在珠三角非常多见，长洲抢包山、潮汕抢老爷等等都是采取类似形式。因此我们能够理解，龙舟活动的核心并不是参与者自己，而是所在集体的胜利。“验资上船”只是外界的传说，实际上本地人更看重的是身体而非资产，毕竟最终龙舟的胜负是个体力量与集体配合而非资本财富所决定的。
这种组织在帝政覆灭后，因其独立性而在地方上仍能维持自治秩序，于是也成为了对社会控制要求更高的现代政权的潜在对手。民国时期中央政权羸弱，在基层上仍由旧精英把持的组织代理，表面上财税权力收到了官僚体系中，实际上地方精英还是通过宗族的传统权力进行统治，看似官僚规模扩大了，实际上官僚的权力并没有强化，是为“国家的内卷化”。随着官僚制度权力扩大而要求捐税不断增加，代理人赢利的需求日益增加，盘剥底层的力度也愈深，政权在基层逐渐失去合法性认可，为最终的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土壤。
如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言：“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当中寻求乡村社会的组织彻底变革，极大削弱了传统组织力量。原先作为宗族共同财产的宗祠和族田被充公，祭祀仪式被取消，以父系血缘为基础的联盟被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公有制为主的计划经济、以阶级区分的身份制度和党政组织为中心的基层权力制度。但宗族制度所赋予的非正式权威在一波又一波政治运动中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以道德、习俗的形式延续存在。
在改革开放带来的市场化潮流中，宗族作为一种共同财产管理制度为本地人奠定了现成的“公司化”组织基础。社会主义时期改造的公社变得更像传统乡村，宗族叙事拥有了资本主义的新动力。
而在改革开放带来的市场化潮流中，宗族作为一种共同财产管理制度为本地人奠定了现成的“公司化”组织基础，作为一种共同文化遗产又吸引了海外华侨重新回乡投资。在香港、东南亚、台湾等等没有经历过革命的华侨亲戚们大力资助下，宗族文化出口转内销，华南地区大量重修宗祠、重写族谱，社会主义时期改造的公社变得更像传统乡村，宗族叙事拥有了资本主义的新动力。在珠三角八九十年代如火如荼的城市化过程中，大量流动人口涌入使土地再次变成稀缺资源，城乡二元制又允许农村一定程度上支配自己的土地，改革中的灰色地带留下了空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虽然不再用于农业生产，但却能用于资本原始积累，对土地持续投入的目的从增加肥力变为增加租金。
在九十年代，村民已经能够通过在自己的土地上建造大量低成本建筑来收取超额地租，事实上被城市建设包围成为城中村。当地政府采取了简单粗暴的城市化改革政策，就地将村民户口转成城市户口，村民委员会改成居民委员会以承接基层政治管理，而经济管理功能则由各村成立“股份有限公司”承接。这一背景下，宗族不再仅仅是一种文化认同，而是为党政组织无法承担的资本主义经济管理功能提供了解决方案，原先的族产成为公司集体财产，农业时代的祖产救济变为投资分红，原本交地租的佃农现在变成了交房租的租客，村民则成为了新的地主。
村民基本摆脱了劳动生产后逐渐变为纯粹的食利阶层，而21世纪之后政府土地财政带来的房地产热潮推动了城中村旧改，开发商和村民一同暴富，也推动土地走向更彻底的资本化。最早被叫龙舟贵族的猎德村村民正是如此发家，邻近市中心的地段优势让他们在拆迁中获得巨额赔偿，还能享受回迁房，继续维持收租来源。但宗族内部并不平均，原先土地就多的会因为建筑面积更大获得更多赔偿，原先没有多少土地的人获得赔偿更少，富农与贫农的差距依然存在。更不用提在那些拆迁中被迫搬离的租客，将不得不搬到更远的地方，交更高的租金。也如封建时代一样，很多族内原先的豪门成为宗族公司的管理者后会利用“集体财产”攫取私利，而大多数成员一般对这些操作无从知晓，一旦曝光就会引发严重的冲突，冼村、乌坎等地都是如此。政府却能够在这些混乱时置身事外，将罪责推给“资本”。
从这个层次上，以“族人”身份作为划龙舟的基本条件，给边缘成员为集体争光的机会，掩盖了村内原本的贫富问题。获胜后可能的减租或者庆祝，一定程度上像以往缓和佃农与地主的关系一样缓和了租客与村民的关系。但是一系列仪式对祖先与神灵的祭祀仪式依然保留了原本的边缘化对象，不占有土地的租客、没有身份的女性，他们确认并不断再生产体现过去血缘和地域联盟的社会秩序，并称之为“民族传统”的一部分。
端午：爱国的、民族的、标准的
比起其他中国传统节日，现代的端午节有着更特殊的民族意义，也因此更容易与民族主义产生联系。
比起其他中国传统节日，现代的端午节有着更特殊的民族意义，也因此更容易与民族主义产生联系。一方面有近代以来节日标准化中将屈原作为爱国主义元素不断放大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有韩国江陵端午祭申遗带来的认同和文化焦虑。
从民俗和历史角度，端午节和龙舟竞渡都比较清楚地来源于上古在夏至前后祛病辟邪的习俗，在历史上不同时期曾附丽于不同的历史名人上，有屈原、介子推、伍子胥等名臣之说，也有孝女曹娥之说，弱化了地方性和超自然性，将地方节日与儒家的忠孝道德体系相联系。这种民间和地方信仰的国家化与标准化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屡见不鲜。中国古代的中央朝廷无法仅仅靠强化官僚组织的服从性维系对广大疆域的统治，官僚精英会建构一套标准化的宗教和道德秩序体系，一方面不断地从民间撷取和纳入新的元素，另一方面未经标准化的民间信仰被视为原始、未开化的“淫祀”，变得上不了台面。地方上的势力则围绕有中央背书的叙事体系来组织社会、举行仪式，向中央表示忠诚，以获取认可并在当地强化权威，很多地方性的习俗与崇拜便上升为举国欢庆的一部分。屈原在儒家解读中，逐渐确立了忠臣形象，宋明理学更对他有“千古独绝之忠”之称，成为忠君思想的代表之一。
而到了抗日战争期间，闻一多的《端午考》及《端节的历史教育》为现代端午节奠定了纪念屈原的基调。闻一多尽管清楚地认识到端午节起源“远在屈原以前”，各地的纪念人物不同，甚至连习俗也不一，但是他认为端午已经“从幼稚的、草昧的图腾文化挣扎出来了”，如今端午需被赋予新的意义：“是谁首先撒的谎，说端午节起于纪念屈原，我佩服他那无上的智慧！端午，以求生始，以争取生得光荣的死终，这谎中有无限的真！”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对屈原的阐释从忠臣转为爱国诗人，其忠诚的对象从宗族为基础的封建帝制中的君主，转向为囊括人民的现代民族国家，自投汨罗被解读为舍生取义的绝对忠诚。也因此，纪念屈原的端午节被视作一种爱国主义情绪的表达，堪称最政治化的传统节日。
此外，韩国江陵端午祭2004年申遗也给端午的民族化和标准化加了速。尽管江陵端午祭除了名字雷同，在仪式上实际与中国端午节有很大区别，中国民间仍然出现了极大的焦虑，诸如“孔子也被韩国人偷走了”之类的传说流传甚广，在网络上韩国被叫成“偷国”也是从此发源。在此推动下，端午节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被列为国家法定节假日，跻身“四大传统节日”。
但是端午节虽然具有国家性的政治意义，却没有在仪式上的统一性，各地区习俗大相径庭。直到2009年端午节申遗时，选取了湖北秭归的“屈原故里端午习俗”、黄石的“西塞神舟会”、湖南汨罗的“畔端午习俗”和江苏苏州的“苏州端午习俗”四个地区组合为“中国端午节”，承认端午节驱瘟除恶主题的同时，强调了对名人的纪念性，特别是突出了屈原故里和汨罗江，而没有明确伍子胥。此后国家性的标准端午节基本固定在屈原、粽子、龙舟三大标签上，挂艾草、喝雄黄酒、捆五色绳等等习俗则被弱化为地方的特殊习俗。这里可以看出，现在网络上最流行的珠三角并不是国家承认的端午习俗核心地区。而因为历史上多发械斗和强行摊派而禁止民间端午龙舟赛的长江下游地区，反而近年成为众矢之的，认为这种禁令破坏传统民俗。
被赋予民族大任的端午节还成为了发明传统的经典案例，一些人声称因为纪念屈原必须要严肃，所以端午不能快乐而是要祝“安康”。
被赋予民族大任的端午节还成为了发明传统的经典案例，一些人声称因为纪念屈原必须要严肃，所以端午不能快乐而是要祝“安康”。归根结底，这种新传统是为了用来凸显自己更熟悉传统习俗，是一种对民族性的强调，而不是基于对真实习俗的尊重。会有这种“我比你更懂”的竞争话语出现，说明了端午已经成为了民族性展演的舞台，更说明民族主义个人身份认同的地位上升，在日常交往中出现了表演“民族性”的需求。与此类似逻辑的还有汉服运动、各地兴建仿古旅游区、古迹景区联名文创等等与“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相匹配的一系列消费潮流“新国潮”，得到政府或多或少的鼓励，特别是那些能够拉动消费的表达认同的活动。也因此，身为龙舟界顶流的广东佛山叠滘龙船漂移赛，能够争得有“国潮”属性的品牌赞助。
但是如前所述，龙舟并不是一种为了体现民族性诞生的活动。当龙舟来到象征世界的中心，龙舟背后一系列的意义同样也会沾光。生产力不发达的年代，龙舟的制作、保养、仪式表演和竞赛的成本都只能由宗族这样的组织实现。早在帝制和民国时期，政府以容易引发械斗、强行摊派或鼓吹迷信（“淫祀”）为由而禁止了不少龙舟赛和类似的象征性暴力仪式，是因为他们反映出背后的组织拥有强大动员能力，有与政权对抗的危险。倡导儒学的清代平阳县（现在温州境内）县令汤肇熙称龙舟为“恶俗”而予以禁止。据他记述，“每年四月朔日，神庙击鼓，名曰‘开殿门’，借以纠人钱米；不与，则移庙中香火于其家，一唱百应，肆意要挟。及至端午，聚舟数十，名曰‘斗龙舟’；夺标喝采，名曰‘赏花红’；实则彼此均有护船，各储军器，平日或有嫌怨，藉图泄忿，始而争胜，继而口角，终而斗狠，刀斫棍击，落水纷纷。”封建官僚都非常清晰地看到了龙舟背后的宗族如何巧立名目要挟同族、借仪式争夺发泄日常积怨，现在人们则更看重“传统文化”的标签而不愿意深究。
当然，端午安康不用花钱就能够显得自己很民族，却因此而缺乏记忆点，还是不如在仿古景区租一套改良汉服与文创冰淇淋合影更容易在社交平台上获得点赞。
新时代的新端午
龙舟以“贵族运动”的姿态回应了经济下行的新时代中人们对稳定资本收入的特定阶层看法。
我们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广东村民怎么就成为了端午节的“贵族”顶流？这是因为他们恰好站在一个新时代文化和经济的交叉点。这个新时代既指代推出一系列保守文化政策的习近平时代，也指短视频崛起后的注意力经济时代。
龙舟以“贵族运动”的姿态回应了经济下行的新时代中人们对稳定资本收入的特定阶层看法。那些涨租或者减租的传说实际上反应的是人们对“房东”的一种想象，他们掌握了你生活的命脉，还有空闲去操办仪式，既有羡慕，其实也有怨怼。所以人们还想象，即便是这样手握巨富的房东们也有要服从的传统，有金钱买不来的胜负。
在端午节被民族化和标准化为爱国主义象征后，庆祝端午成为一种必要动作，而庆祝的方式也需要尽可能地向标准叙事看齐。三大标签中，屈原是集体精神寄托，吃粽子是个体行为，赛龙舟是当仁不让的集体活动，是视觉效果最好的。不过龙舟真正出圈，可以回溯到疫情前的广东佛山叠滘龙船赛，当时以水上漂移的视觉奇观突然在短视频界走红，广东式扒龙舟于是一跃成为龙舟赛的代表。以至于连原先没有龙舟习俗土壤的地方也感受到举行龙舟赛的需求，例如山西太原开办的汾河龙舟赛，今年以“不翻船就算赢”与广东形成鲜明对比而成功走红。此外，疫情三年积累的对“热闹”的需求，在传统文化的庆典中而不是抗议中得到满足，也是政府乐于看到的。
某种程度上，是宗族迎合讲“家风建设”、“复兴传统”的新时代，也是宗族在利用新时代的文化偏好强化自身地位，强调自己的“中国特色”，使自己在一个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获得正统地位。
在短视频时代，观众注意力只有几秒钟，相较其他形式更追求猎奇的视觉奇观，龙舟的表演性在传播中被大大放大，那些在视觉上更加陌生化的地方仪式也更适合被当成“传统文化”传播，本地更受重视的竞技性则被削弱。人们会转发在龙舟上用力到面目狰狞的扒丁、手舞足蹈的鼓手，甚至是一不小心就会翻船的太原龙舟，而夺标第一名都不会有那么高的热度。龙舟在传播中是一个符号，代表了民族-端午-龙舟的意义序列，地方政府组织龙舟，资本赞助龙舟，都是需要借用龙舟所拥有的传播性表演对民族性的认同，他们并不是非常在乎到底奖励哪个村。在短视频上有十几栋楼的扒丁口中，观众听不到过往拆迁的纠葛，也看不到女性在重男轻女的社会中的精神挣扎，更不会怀疑宗族公司有没有贪污土地出让收入。
如今，村落与宗族之间也没有那么多尖锐矛盾，仪式活动的门槛也没有那么难达到，这些活动却依旧由资本化的宗族把持，甚至还有政府和赞助商协助。某种程度上，是宗族迎合讲“家风建设”、“复兴传统”的新时代，也是宗族在利用新时代的文化偏好强化自身地位，强调自己的“中国特色”，使自己在一个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获得正统地位。在传播中，人们一边传颂房东们多么富有，一边赞美他们“放低”姿态去参与体力活动，输了要“跪祠堂”，仿佛龙舟代表的民族传统超越了他们的阶级身份，现在的宗族是体现民族文化的组织，而不是一种财产制度。这里特别讲一下猎德村的“富婆”凤舟，一定程度上是体现了进步主义，但我还是要问，是不是以地域或血缘为基础的身份作为资格条件？为什么需要分离出“凤舟”，而不是混合的龙舟？凤舟的存在对性别压迫的制度是强化还是在瓦解？
宗族、国家、新媒体，在端午这个时点、在龙舟这个剧场背后达成共谋，上演一出“贵族运动”的表演，庆祝这个保守主义的狂飙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