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务员的精神“自杀”：服从性测试、人斗人与抑郁症

在转正前一个月，同事问邹佳：要转正了，肯定很开心吧？邹佳嘴角抽搐，生硬地挤出一个笑。

“开心不了一点”，她坦承。她是北京市政府某机构的公务员，在过去一年，作为新人，她几乎从未拥有过完整的周末，工作日加班到半夜更是家常便饭。甚至除夕当天，她都在被领导指责，说她上交的材料一塌糊涂，要推倒重写。

转正前夕写申请和工作总结时，一想到这就是自己努力学习十几年换来的“光明”前途，邹佳就抑制不住地干呕。

师姐徐鸣告诉她，这很可能是抑郁症的前奏。

徐鸣早邹佳两年进入体制，在北京某区财政局做公务员。工作压力最大的时候，徐鸣感觉自己的灵魂已经脱离躯体，飘荡在半空，而肉身却在不断下坠。她把这种感觉描述给医生，后者在诊断结果上写了四个字：中度抑郁。

遵医嘱，她正在吃舍曲林和劳拉西泮两种药物，第一种改善她的情绪，第二种强迫她入睡。不过医生告诉她，药物作用有限，她需要跳出现有的工作环境，调整心情，这样才能治本。

但只要不离开公务员系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等机构在2019年初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7-2018）》显示，中国公务员群体中，处于中高等焦虑、抑郁和压力水平的比例分别达到35.2%、33.2%和52.2%。

近年，相关研究或数据已鲜少被披露，但情况未见好转。一位长期研究中国政府行政管理的学者私下对端传媒透露：随着经济萎缩，公务系统也没逃过“内卷”，直接导致人斗人、人整人的现象愈发严重，“斗争”已经越过“发展”被放在首位，体制也成了名副其实的角斗场。

该学者表示，“要想继续吃这碗饭，只能先从精神上杀死自己。”

一人发病，全员吃药

对于除夕当天被领导训斥，邹佳回忆称，当时领导要求她写一份大年初一发在政府官网上的新年祝福。

总共400字的材料，她被要求反复修改了至少十五遍。整个过程让她身心俱疲，领导却嫌她没有语言创新，拍着桌子怒吼：“要有‘踔厉奋发’这样的短语，为什么别人想得出来，你却想不出来！”

回想起来，邹佳说，差不多就是那一瞬间，她一下子泄了气，浑身无力，不再对职业抱有任何憧憬，相反，开始恐惧。后来恐惧演化为肢体反应，如干呕、心跳加速、手不停的抖、眼泪控制不住的往下掉等。

基于上述症状，医生给出“轻度抑郁”的诊断结果。邹佳请医生开具诊断证明，以向单位申请病假，医生却反问她：你确定吗？一旦开具诊断证明，我们就得上报到国家精神卫生系统，你可能终身都得背负这个结果，你还年轻，以后的工作会不会受影响？

在一辈子的前途面前，她胆怯了，隐瞒病情，咬着牙回到了单位。

姚靖宇是中央党校的学者，也曾在地方政府挂职，对于邹佳的处境，他分析称，她正处于新人的服从性测试阶段。“这是进入体制后被改造的第一步。就像刚进入监狱的囚徒，要先剃光他的头发，再训练他凡事先喊报告、牢头训话时会主动抱头深蹲的无条件服从能力。”

服从性测试之后，是磋磨个人心性，优先安排对方去不擅长的领域工作。比如让中文系毕业生做数据报表、让财会专业的人写党史学习材料等，此举旨在消除个体对领导权威性的质疑。接下来安排他做吃力不讨好、容易得罪人的工作，比方说抓单位考勤、审核同事写的材料，这样做旨在离间同级人员之间的关系，以防他们抱团对抗领导。之后为“先打一巴掌，再给个枣”，具体手法为先故意放大其工作中的瑕疵，如上缴的材料中，标点符号的使用不规范，但同时会肯定段落之间的排版清晰，这样做意在动摇个人的价值评价体系，培养其凡事以领导的标准为价值判断。最后一步，是为下属树立职场假想敌，制造只有领导和他站在一起的幻象。比如，告诉下属其被同事举报了，而我（领导）给你压下来了，这一步旨在打造忠心耿耿的追随者，以备不时之需。

“如果能顺利走完这几个流程，那我要恭喜他，已经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干部。”姚靖宇说。

这也意味着，这个人完成了精神上的“自杀”。

“所以，这就很好理解为什么很多领导干部会喜欢养鱼、作画、写书法以及抄写佛经，这些人都算是体制内的好人了，因为他们只向内索求；而典型的坏人，则会把精神自杀产生的痛苦向下发泄，然后把更多的人搞崩溃。”姚靖宇说。

对于这种境况，体制内流传着一句俗语：一人发病，全员吃药。

徐鸣就倒在了服从性测试的第二步。作为理科生，她的做事和思考范式都是用逻辑和数据说话，很难服从权威。于是，像商量好似的，同事们把本该各自负责撰写的材料推给了她。最多的时候，她一天需要写包括电脑申请、多部门单身青年联谊、市财政审计等在内的共计80多份材料。而即使是只有100字的材料，也需要反复修改。在她看来，这些东西毫无意义，消磨她个人意志的同时没有为社会做出任何贡献。

她去找领导，领导却斥责她不团结同事、没有大局意识。后来她想明白了，应该是她的不服从得罪了领导，被故意“穿小鞋”。

“在体制内，热爱思考、主体性强的人都会抑郁”。在姚靖宇看来，这恰恰是导致徐鸣抑郁的关键因素。“在当下，能不能成为一个好官不重要，甚至这是最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什么，服从与衷心。”

上述研究政府行政管理的学者也表示，在以经济发展为主的时期，全国上下对业务型官员非常尊崇，譬如各地的招商引资主管单位，主政官员都是谈判高手，这些人也因此被称为“能吏”。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经济下行，没了业务，加上全国上下要以意识形态建设为中心，大家只能拼命“务虚”。具体表现为，遇事就要写材料表忠心，导致有写不完的材料和表不完的忠心。

这变相催生了一个“业务链条”——上层官员为了表忠心，会高喊口号，下发越来越多的任务；下一级官员为了表示对领导工作的支持，会继续喊口号，甚至比领导有过之而无不及，把更多的任务下发给下一级官员，如此反复。

“很多人会有疑问，我们的国家和社会经济水平整体没有向上发展的趋势，那些官员们却一个个都在通宵达旦地加班，忙死忙活的，他们到底在忙什么？就是在忙这个。”这位学者表示。

陈露是这位学者的学生，现在在某地办公厅任职。对于老师的观察，她深有体会。有次他们单位为了迎接上级部门的巡查，所有人近一个月内晚上12点之前从来没有下过班，每天写汇报材料写到半夜。微信、电话需要24小时保持畅通，以应对领导随时随地的问询。

“为了打印写的这些材料，我们单位的打印机竟然烧坏了一台，然后我们转头要再写申请购买打印机的材料”，她说。同时上级部门要求各单位勤俭节约，A4纸须双面打印。但陈露单位的打印机没有自动双面打印的功能，他们因此预留一个人专门守在打印机旁，对堆得像山一样的材料进行手动双面打印。

面对这些迎合上级检查的“表演式”工作，陈露觉得自己甚至没有心力去偷偷骂领导，彻底被消磨成了只会执行指令的行尸走肉。

刀刃向内

表演式工作的根源，来自于党建领域的一个专业术语——刀刃向内。

它出自《人民日报》2016年4月28日的报道，报道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调研时强调“要刀刃向内、敢于自我革命，重点要破字当头、迎难而上”。

刀刃向内意指要从宽从严治党和对内进行改革。

这一对内改革的里程碑事件为：2018年3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下称《监察法》）通过并施行。官方发文表示，监察法旨在加强对所有行使公权力和公职人员的监督，实现国家监察全面覆盖，深入开展反腐败工作。

自此，因为监察法的加持，原本仅有行政权力的纪律委员会（简称“纪委”）也有了执法权，成为了纪委监委。

根据官场逻辑，作为一个新生部门，纪委监委只有不断查处大案、要案，才能夯实党内地位，并进行权力扩张。

“纪委监委官网的官员落马信息一直在滚动更新，每天都有人被查处，这在体制内营造了噤若寒蝉的恐怖效应。”上述学者表示。

而恐惧会触发个体的自保机制，为了立功或转移视线或打击异己，向纪委监委举报也成为官员群体自保和互害的常用手段。

据姚靖宇观察，现在的公务员群体中，一成精力用来干活——大部分是写材料；四成精力用来内耗，“思考价值、意义那些有的没的”；剩下的五成精力则用来内斗，“斗别人和防止自己被别人斗”。

这种斗争激烈到什么程度？姚靖宇讲述了一个颇为荒谬的案例：某地一领导公务出行，但单位的公务车都在外执勤，于是一名下属开来自己的车供领导乘坐，领导主动提出给其报销油费，但这名下属却被同事反手举报到了市纪委监委，理由是他贪污国有财产。

好在地方纪委监委没有直接把人抓去留置，查清事实后，只是责令提供车的人写检讨、退还油费，并在专题会议上当着所有人的面主动承认错误。

“普通老百姓很难见识到人性如此恶的一面，其实我们社会上的整体道德水准比体制内要高得多。”姚靖宇指出，现在体制内基本就两种人，一种是不会斗人、只会内耗的人，“这类人九成以上都有明显外露的情绪问题”；另一类则是擅长斗争的人，这部分人很会掩饰，但内心却极为扭曲。

“职级越高，扭曲程度也会越高。体制内的人都知道，大家嘴上都在喊为人民服务，但处级以上的官员没有一个人晚上不吃药可以睡得着。”姚靖宇说。

陈露则认为，姚靖宇的说法“还是过于保守”。她现在的行政职级是副科，已经睡不着了。

陈露说，由于自己的老师是知名高校的学者，经常对厅局级干部进行培训，领导对她颇为忌惮，却又忍不住想在她面前树立权威。

于是，领导每次都会安排她去下级单位巡查。巡查，即检查下级单位对社会现状、财政账目、人口摸排等是否存在造假行为。

人们较为熟悉的中央巡视组，其例行巡视是因为中央对地方的不信任在加剧，旨在查处地方欺上瞒下的违法行为。而陈露被委派的巡查，则是“表演式”工作不断升级的产物，现在已成为地方的常态化工作之一——所有单位都得接受上一级部门巡查，同时对下一级展开巡查。

“简言之，就是你查我、我查你，然后大家都有事干，都有事迹可汇报。”陈露说。

这是一项费力不讨好的工作。“巡查前、中、后，都要写各种报告和材料。如果真查出问题，是否向上如实汇报，便成了另一个难题。因为我不知道出问题的一方背后靠山是谁，稍有不慎就会得罪人。”陈露说。为此，她陷入重度焦虑，大把大把掉头发，每天都要借助药物才能入睡。

陈露向老师求助。“对党的机构越了解越能发现，地方上是最混乱的，人也是最狠的，各种关系盘根错节。但要是把这些人一网打尽，文官系统会瘫痪，就没人支撑地方行政系统的正常运转了；不管的话，又乌烟瘴气的。”陈露的老师说，他建议陈露继续读博士，博士毕业后留在北京情况会稍好一些。

一名公务员在北京的出路，除国务院、各部委及下属机构外，便只有北京市政府各职能部门。前者在体制内被公认为“活多、钱少、晋升难”，只适合家里有背景的高官子弟去子承父业，而北京市各机构的工资虽然稍高，但其职场生态环境，徐鸣的境遇已经给出了说明。

加大药量后，徐鸣仍感觉身体像灌了铅一样沉重。她以豁出去的心态拿着抑郁症诊断证明找到领导，要求请假。

但领导却跟她打起了太极：“我知道你们年轻人不容易，承压能力也低，但是现在有谁容易？你去休假歇着了，你的活儿就得分给其他同事，那我这领导还怎么当？你再坚持坚持。”

继续工作就会继续“犯错”、继续被打压，从抑郁症治疗的角度来看，这是非常糟糕的。不得已之下，徐鸣开始四处“寻医问药”。

忍常人不能忍

徐鸣向亲戚求助过。这名亲戚在东北某县城当公务员。亲戚告诉她，他们单位有一个男的，自称有精神病，持刀砍砸过办公室，后来整个办公室包括领导在内没人敢惹他，不到50岁就退休了，拿的还是全额退休金。

“你要不直接去领导办公室跳楼，要不就再忍忍，毕竟做其他工作也可能会抑郁，等到退休就没事了。”亲戚说。

可徐鸣才28岁，以现在的精神状态，不知能不能熬到退休。

她又去找占星师进行占卜。占星师告诉她，她的星盘显示，日、月、水、金、火、木、土中有三颗以上落入了第六宫，是比较容易做公务员的，虽然第六宫也被称为奴仆宫，但公务员就是人民的公仆，所以完全说的通。

可做公务员根本就不是为人民服务啊，她追问道。占星师告诉徐鸣，可以试着往数据分析方向走，但切忌行政管理。

徐鸣觉得这个占星师简直神了，因为她大学的专业就是大数据。不过，徐鸣的大学老师却对此进行了非常隐晦的劝阻。“写材料顶多就是糊弄糊弄，可以磨洋工，但是做数据就不一样了，真真假假的，身上的担子会很重。”

徐鸣不认同老师的判断，甚至在受访时反复强调：局外人都认为写材料可以随便应付，但实际情况真不是这样的。他们需要把各级领导的讲话掰开了、揉碎了，再转换成机关语言输出，以供更多的人学习、领会精神。并且这个过程中还要进行语言创新，这并不容易。

徐鸣的领导有一次抽查她：4月12日，习近平主席在延安考察时说，我们要发扬延安精神，延安精神是什么精神？徐鸣回答不上来。领导怒斥：“都这样了，还一天到晚学人装抑郁想请假，你应该把心思用在正经的地方”。

对像徐鸣这样的年轻公务员来说，类似的抽查随处可见。答不上来，就会失去评优机会，奖金、绩效都会受影响。

经济下行期体制维持稳定的法宝，便是磋磨人的心性、瓦解人的价值、混淆个体的是非观，甚至击穿他们生而为人的尊严。

邹佳讲述，有一次她去给领导送材料，推开门却看到科长跪在地上，吓得她赶紧关门逃走。不一会儿，科长从领导办公室出来，跟没事发生一样，面不改色地照常布置工作。

“我现在一点都不羡慕那些职位高的人，他们能忍常人不能忍，爬上高位是他们应得的。”邹佳说。反观她自己，因担心自己撞见科长的丑态而被报复，她越发战战兢兢，接连去了好几趟安定医院，要求医生加大安定类药物的剂量。

但姚靖宇认为，邹佳的科长应该也有心理问题。“从下跪直接衔接到神色自如，这是不正常的，所谓的神色自如更像是一种伪装。”

那公务员队伍中有多大比例的人有心理问题呢？“这属于党内机密”，姚靖宇说。因为一旦被组织知道其健康存在问题，不管是精神还是身体层面，其升迁路径会被斩断。所以想晋升的公务员即使去看病，也会偷偷摸摸、避人耳目，甚至很多人为了不在公立医院留下就诊记录，会去小诊所和中医馆接受治疗。

“这恰恰是体制的荒谬之处，很多人为了权力、待遇，拼命往上爬，在这个过程中得了一身的病，到头来又不敢利用自己丧失尊严换取的行政待遇去治病，这多么讽刺。”上述研究政府行政管理的学者表示。

公务员糟糕的身心状态也进一步降低了公务系统的运转能力。

“我直接说结论，很多官员现在只具备喊口号、写大字报的能力，他们的身体状况主要是精神状况，使得他们不再拥有务实调研甚至决策的能力，现在的文官系统更多的是在依靠之前养成的巨大惯性在运转。”姚靖宇说。

而依赖惯性难以解决问题——特别在不断变动的当下，这在一定程度上预见了公务系统工作的坍塌。

当公务系统变成草台班子

徐鸣说，她所在的机构会公然抄袭其他单位的成果。

比如，单位有次提交汇报材料，在反复修改二十多次后，分管的领导还是担心出错，便暗示手下的人直接照抄了北京市某郊区的工作材料。

“但实际上两个区的特点完全不一样，我们在市内，而那个区属于远郊，居住环境和人均住房面积什么的完全不一样，这怎么能照抄呢？但领导就是不管。”徐鸣说。不过仔细想过后，她也表示了理解：反正这种东西交上去也没有人会细看，那为什么还要冒着风险亲力亲为？

这种不动脑子的行事风格，在遇到真正的灾难或挑战时，往往会酿成大祸。

2025年7月，北京密云等区遭遇极端强对流天气。7月31日，密云区委书记余卫国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密云全区约11.3万群众受灾，因灾死亡37人，其中含太师屯镇养老照料中心31人。

公开信息显示，该养老照料中心位于密云水库上游，7月28日清晨，洪水冲进街道，整条街被淹没，最深处达到了2米，但是直到有媒体公开报道，密云区政府才承认养老院有老人因灾死亡。

和平时期的城市内涝，还是发生在首都，居然会导致30多人死亡，这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在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密云区负责人甚至直接表示，养老中心在镇中心，政府认为是安全的，所以在灾害预案中没有将其列入转移范围。

“这说明政府是失职的，甚至是失能的，工作绝对有纰漏。”姚靖宇说。他直言，他完全能想象出这样不具备决策能力的草台班子团队在面对天灾时的手忙脚乱。“他们只有自救的能力，根本没有能力救灾，更不要说为人民服务了”。

尽管保守身心折磨，徐鸣和邹佳都打消了离职的念头。她们都是只身从外地来到北京的女孩，考上北京的重点大学、成为公务员，承担着各自家里的荣耀。在当下的环境中，离开体制她们并没有更好的选择。

“我连自己的命运都掌控不了，又怎么有能力控制公务系统这艘巨轮的航向呢？”徐鸣说，“不离职，我就得和单位一块儿下坠，往大了说，这会导致灾难，密云养老院的遭遇是最好的证明，每每想到这里，我就会特别难受。”

应受访者要求，邹佳、徐鸣、姚靖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