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未来会幸福吗？酷儿未来，告别焦虑与不确定的时间观

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加・托卡尔丘克讲到：“泛滥成灾的暴力，愚蠢，残酷和仇恨被各种好消息中和，但它们无法掩盖一种难以形容的感觉：这个世界出了问题，这种感觉曾经只属于神经质的诗人，如今却已成为人群中普遍存在的一种不确定性和焦虑感。”

但实际上，暴力，愚蠢，残酷与仇恨一直存在于历史中，它不是今天、此时此刻才存在的事件。而那曾经独属于“神经质”的诗人的情感——不确定性与焦虑感，为何成为了今日普遍的情绪？

我们又如何得知好消息的发生？什么又是坏消息？什么引导我们走向幸福？是对未来的希望吗？那对于“未来的感知”与“希望”又被如何构建？幸福究竟是一种标准还是一种感觉？不可否认，可以得到幸福的途经与现实产生了裂痕，许多人在向着“幸福道路”前进时，被保证的结果却并未到来，于是人们开始发问。

所谓幸福，所谓未来的图景，对未来时间的感知与对未知的希望，是如何被构建嵌入人的思维当中的？

我们如何想像希望，就如何获得希望。

制造幸福

幸福科学假设幸福是“存在的”，可以被测量的、并且这些测量是客观的，而一个幸福结局的可能性，有关于生活的目标、方向，或者推动故事的情节——这些被和异性恋生活规范与法律紧紧绑定。

Sara Ahmed 在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motion 中批判“幸福”，她指出幸福科学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幸福”是好的，因此没有什么比最大限度地提高幸福更好的了。所以我们要尽可能提升幸福指数，而其内涵的逻辑是“意义”，在现代社会的网络中，我们被暗示人生没有意义等于 nothing，而为了不成为 nothing，我们需要变得有“意义”，而这个意义又是由某种逻辑构成的。

幸福科学假设幸福是“存在的”，可以被测量的、并且这些测量是客观的，而一个幸福结局的可能性，有关于生活的目标、方向，或者推动故事的情节——这些被和异性恋生活规范与法律紧紧绑定。比如，在大众媒体上，女性被评定“幸福”与否的重要指标是“嫁的好”，离婚则被当作大新闻来炒作；而男性被评定“幸福”与否的重要指标是“事业”以及家庭生活：是否有个好工作、好房子、好妻子以及孩子⋯⋯

人们都认为“应该”有一系列事件构成一生：上学，就业，买房，结婚，生子，退休，颐养天年。所以在上学的时候，人们想的是如何更好就业（这种情况在中国尤其严重，父母可以为了孩子的学业花大价钱买学区房；很多妈妈从初中开始就异地陪读；小孩从初中开始每年就几乎只有10天假期；同时升学的压力使小孩接连跳楼），就业的时候想的是如何买房并且结婚，买房和结婚时想的是如何方便孩子更好上学，一切都顺利，就可以退休颐养天年。

甚至可以说，异性恋规范比异性恋更早出现。因为异性恋生活被构建为一种最理想，最合法的生活方式。制度通过立法来保护和强化异性恋规范，因此这种规范甚至已经被抹去了其原本具有的性别、性向、关系特色，而成为“社会主流”的标准，成为“一般”“普通”“大众”对生活的基本想像。

规范是如何让我们成为规范本身的？Ahmed 认为这是一种现象学（phenomenology）概念，一种使身体朝向或远离其TA身体和物体的定向方式（orientation）-——通过重复动作，我们的身体转向或“定向”某个方向。因此， 内化的社会规范和行为将我们的身体“主要”导向异性恋的对象，使其它对象显得不可想象或不可能。例如 Ahmed 认为，“婚姻”是幸福感的主要指标之一，婚姻被定义为“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因为它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幸福感。

幸福的科学可以被描述为形成性的：通过在某些地方找到幸福，它使这些地方变得好，成为应该作为商品推广的东西。相关性被解读为因果关系，然后成为晋升的基础。
国家主义，父权制与消费主义与这种理想是共谋的，因为其一起以异性恋规范为基础制造了一个对美好未来的承诺。这种承诺提供了理想生活的脚本，创造了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核家庭结构与性别分工，在这个基础上一切相关的都通过机构与公共文化使其再生产与传播：比如浪漫爱/母爱/家庭相关的文化产品、迪士尼乐园；各种东西方节日；甚至连养宠物都需要是 parent 和 kid 的关系⋯⋯而维护这种理想生活被认为是合法的生活方式（变成我们所知的生活），被认为是下一代（未来）的福祉所必需的。

而相信这个承诺的所有人一起来复制或传播这种文化，进一步维护其合法性。同时这个承诺的有效性来自于其保证你生活的幸福与舒适。

它们甚至被称为“快乐度计”，这些东西暗示了一个逻辑：“为未来投资”，你不是生活在此刻的时间中，而是顺着“幸福模版”的指向朝向未来。而快乐不是来自于内心的感受，却总是在未来等待。同时微观与宏观是合谋的，在评定生活在一个国家的幸福度时，个人又被隐藏在集体中被标准测量。

在未来很难去立刻展望时，幸福标准不再以其规划的目的地为终点做判断。只要完成了其中一项，有着朝终点出发的可能性便也可以称之为幸福。

在未来很难去立刻展望时，幸福标准不再以其规划的目的地为终点做判断。只要完成了其中一项，有着朝终点出发的可能性便也可以称之为幸福。近几年互联网上流行的tag几乎都是——“最想成为”“这样做你就可以”“谈恋爱结婚就是幸福”；在小红书上/IG/推特上，大家拼命地想证明自己是幸福的，即使现状并不令人满意。租房没关系，是自己的“家”就行。在声称”不要容貌焦虑的同时”，美妆博主教你如何选择一个合适自己的妆容，所以“所有女孩都是美丽的”或者是遵循着“健身博主”的饮食和运动建议，这样你就是一个自律幸福的人⋯⋯

在动作（action）和社会网络中，人们寻找意义。拥有高学历找不到工作也没关系，当外卖骑手和网约车依旧可以月入上万（即使国家利用这种职业使工作行业更加内卷）。这种在没有流量助攻下当然可以是真幸福的生活，却被渗透、塑造成虚假的、聊表安慰的幸福模版，使一切矛盾都变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而结构可以隐身。
这样的逻辑甚至不仅仅只出现在异性恋生活方式或大众选择中，就连背离主流社会的革命团体似乎也遵循某种线性思维：所以你做这些是为了什么呢？做这些有意义吗？有任何改变吗？生活在此刻的情感内驱力不会被看到，它会指向你未来的“成就”，以结果去导向意义。

在这样的规范下，偏离“正轨”的爱、性文化合法性较低，婚姻、一夫一妻制和繁衍后代是文化想象中的特权，“目标”被视为生活的理由，一夫一妻制的异性浪漫爱情方式、各种社会制度的基础，不断重复，以至于被自然化。在其暴露失效前，它是有巨大迷惑性的，对它的信任使人卷入了向着幸福模版前进、抵达美好未来的想象链条中。

这又无意识地规范了另一种行为方式：似乎按照给定的顺序和逻辑做事情，人的行为就可以得到保障。在这里，因果关系其实是倒置的，是一种果因关系。

行动（act）源于首先给定的承诺，这个承诺带来了欲望与希望，欲望和希望不是靠自我发展起来的，它是靠在这个制度下被规范的、被可视化的事件激发出的。对大多数人来说异性恋是可见的，异性恋婚姻是幸福的。组成人生的一系列事件被认为是自然的，我们可以依赖于它，不需要去思考，在系统内部努力，就可以抵达被承诺的目的地——幸福与快乐寄存在未来。

承诺的失效・残酷的乐观主义

“相信这种规范下的承诺”是一种乐观主义，这种对于承诺的信赖会导致一种依恋，而这种乐观主义或者依恋本身最终是不可持续的或者有害的，因此在它们陷入困境时，乐观主义就会变得残酷，带来了焦虑与痛苦。

现在，幸福人生/社会/世界的模版明显地变得越来越触不可及。现代社会对于人们的诸多期望和承诺看似如此光明和稳妥：理智、文明、科技发展，将保证我们走上一条“正确、安稳、通达幸福”的道路。技术发展想要让我们信仰一个乌托邦，而“战争”只发生在过去和现代文明未能触及的地区（中东地区总是以打击恐怖分子为由实行战争之实）。然而，在全球范围内，我们看到了这些承诺的破碎。只要⋯⋯就⋯⋯的模式失效了。

其实这种保障一直不存在，但近几年的世界变化令对它们的掩饰更为虚弱。2016年特朗普在极具争议的情况下当选美国总统，他公开发表的各种言论和政策，引发了至今全球对民主制度的质疑和担忧。2024年，他又来竞逐总统了。2019年底开始的三年疫情将全球推入隔离与恐慌，科技以担忧健康的借口被用来监管人的行踪，更多人对看似有序的世界秩序产生了怀疑。2021年，阿富汗塔利班重夺取政权，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全面入侵，2023年，哈玛斯和以色列之间又爆发了战争。

回首中国社会，几年前还有声音抱怨996工作制的不合理，而如今非996的公司已成稀缺；曾经繁荣的房地产公司屡次暴雷，烂尾房使许多年轻人的辛勤付出化为泡影，甚至老年人的养老金也不知所踪。对于有孩子的家庭，孩子的教育问题始终是一桩令人疲惫的事情。在疫情期间，大政府充分地利用了手中的权力，试图让大多数人仍旧相信，只要“相信”，事情就会变得更好。2024年，中国A股暴跌，官方给出的信息是，“整个国家都洋溢著一种乐观向上的氛围。”

Lauren Berlant 在2011年提出“残酷乐观主义”（Cruel Optimism）。她探讨了人们如何经常投资于某些观念、关系或愿望，以获得意义、目的或幸福感，她认为“相信这种规范下的承诺”是一种乐观主义，这种对于承诺的信赖会导致一种依恋，而这种乐观主义或者依恋本身最终是不可持续的或者有害的，因此在它们陷入困境时，乐观主义就会变得残酷，带来了焦虑与痛苦。

更为遗憾的是，不少人在承诺有可能失效时，继续相信并且沿着这条路前行。在高压的教育环境中，被质疑为何小孩子要生活地如此疲惫时，家长的回答是为了以后“更好的生活”，TA不得不相信这个承诺，以至于认为因为升学压力大而跳楼的孩子是“极少数”，大家仍在庆祝每一次科技的“突破”——它代表着文明的进步。

Berlant提到这些依恋的残酷之处，“受试者”可能无法忍受失去TA们的欲望对象或场景，即使它的存在威胁到他们的幸福；因为无论依恋的内容是什么，它形式的连续性都提供了某种东西，即主体对继续生活和期待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意味着什么的感觉的连续性。在残酷的乐观主义运作的地方，欲望的对象或场景的活力或活力会导致原本应该在依恋工作中实现的繁荣的消耗。这可能指向一种平庸的爱情，也揭示了痴迷的欲望、谋生的工作、爱国主义等等。

而 Ahmed 指幸福脚本被认为是矫正装置，将身体与已经排列好的东西对齐的方法。累积为直线的点可以是性能：直线上的一个点可以是保持直线的要求。偏离路线就是受到不愉快的威胁。离经叛道者的不快乐有一个强大的功能，那就是一个反常的承诺（如果你这样做，你就会得到那个！），一个同时也是威胁的承诺（所以不要那样做！）。

幸福脚本是强大的，即使我们失败或拒绝遵循它们，即使欲望偏离了它们的路线。通过这种方式，剧本说出了一个特定的事实：偏差可能会带来不愉快。幸福脚本鼓励我们通过明确这些后果来避免偏差带来的不愉快后果。“整个世界”似乎取决于主体，不快乐不幸福，只是因为没有以“正确”的方式，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庆祝消极

大家庆祝消极，庆祝失败，从被拒绝中找到了偏离的快乐与繁荣的方式。如果主流总是在想象着快乐的到来，那么酷儿永远在享受此刻的快乐走向不被承诺的未来。

理论上，在这种“幸福图景”中，酷儿最不幸福，且永远不会获得幸福。因为幸福和快乐与异性恋规范有关，而“不快乐、不适、羞耻和坏”则与酷儿有关，TA们无法遵循异性恋的“幸福脚本”，并与死亡、非生命以及非生产性联系在一起，导致了一种在异性恋幸福脚本中没有未来的图景。酷儿的故事脚本不是类似于先于异性恋规范存在的异性恋，而是由被抑压在异性恋历史中的酷儿们一同共写的。这个脚本不是直线状的，不是序列的累积，而是一个散漫的无定型的领域。

在异性恋和父权制度的信用已经破产的情况下，从不被承诺幸福的酷儿们反而早就在被驱赶的区域中，偏离“承诺”为自己寻找到了一种通向未来的方式。这给所有人一种启发：通过酷儿化（queering）未来，延展了一种酷儿性未来与酷儿的未来。这种通向未来不代表通向幸福，更确切地说，不代表异性恋规范语意下的幸福。因为如果主流社会秩序以异性恋为标志，那么酷儿们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家的感觉。

通过拒绝融入主流生活，酷儿理论中（Judith Butler，Sara Ahmed，J. Halberstam, Eve Kosofsky Sedgwick，Lee Elelman…) 开始形成这样一种团结一致的立场：拒绝主流社会秩序，不寻求包容，从而接受“不幸福”，或在主流范式之外寻找新方式。这种新方式不是相信承诺，也不相信行为上的果因关系，从而不会产生依恋而陷入残酷的乐观主义中。这是一种快乐的消极主义。大家庆祝消极，庆祝失败（The queer art of failure，J. Halberstam），从被拒绝中找到了偏离的快乐与繁荣的方式。如果主流总是在想象着快乐的到来，那么酷儿永远在享受此刻的快乐走向不被承诺的未来。

在酷儿因为没有异性恋制度下的生殖能力而被认为“反未来”时，Edelman 主张我们要接受这种恐同的言论，他认为，与其试图“合群”，不如将酷儿与死亡驱动联系起来，因为它抨击了生殖未来主义，从而拒绝了异性恋制度下的承诺。

而 Leah A. Minadeo 在2019年的文章 Imagining queer futures to ensure queer survival 中则认为，酷儿的未来是具有生产性并且可以想象的，因为Queer不是一个限制的场所，而是一个孕育可能性的场所：

快乐和生活并不是相互排斥的，但酷儿对快乐的追求是促使酷儿走向未来的动力。因为在偏离社会规范的同时，我们也重塑了偏离的构成。为酷儿在未来以新的、更明显的、更认同的方式腾出了空间。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的性质在这里成为一种反思性的隐喻，艾滋病毒是一种快速变异的病毒，这意味着它很快就会复制自己的许多副本，而每一个副本都是前一个副本的稍微不完美的版本。这让试图动员免疫反应的免疫系统感到困惑，但这些突变以可预测的速度发生，使病毒有可能在人体内传播。正是“不完美复制”，使酷儿开辟了通往自己可能性的道路。

酷儿并不是一种先于其本身存在的身份，却恰恰是因为一直生活在历史与时间的缝隙中，那些被拒绝、找不到自己存在与生活在现有世界的不适感，一直促使我们自己从过去打捞自己的存在，从而形成了一种酷儿的历史观与对于时间的感知。

而最重要的是，酷儿并不是一种先于其本身存在的身份，却恰恰是因为一直生活在历史与时间的缝隙中，那些被拒绝、找不到自己存在与生活在现有世界的不适感，一直促使我们自己从过去打捞自己的存在，从而形成了一种酷儿的历史观与对于时间的感知。可能每一个酷儿都是历史学家，因为我们需要不断从过去确认自己的存在，我们因何成为了现在的自己，我们需要从过去被埋葬的历史中确立自己存在的合法性。同时我们不相信文化产品与律法，因为在文化产品的历史中我们处于夹缝，或是为了维护异性恋制度而被塑造成一种悲惨存在，在律法中被驱逐与压抑。我们从不相信官方解释而总是走在质疑的路上。

Menon认为，异质历史观（Heterohistory），即历史主义的框架，将“过去”和“现在”标记为完全不同的，“未来”也被类似地封锁在“过去和现在之间的绝对分裂”中，可以说异质历史是没有过去的，它需要不断地去构建一种正确的“集体记忆”，很多人就掉在了这个缝隙中。吹捧“进步”的异史计划认为，由于“现在”是线性时间中最先进的时期，我们现在共同接受的真理一定是我们有史以来最接近真理的；我们的复合学习一定是以渐进和改进的方式积累起来的。本雅明称之为“被现在的存在填满的时间” （time filled by the presence of now）。本雅明认为，一个忘记过去、向前迈进、以进步为导向的年表是法西斯主义的压迫策略。它抹去了我们的记忆，给我们一个全新的历史，这样它就不会对过去所做的事情或未来将要做的事情负责。

这再一次证明所谓的承诺根本在其承诺之时就根本没有打算为未来负责，只是一种骗局。而同源史学（Homohistory）则通过承认现在是过去的无缝延续来组织时间。该框架承认时间与过去的交融，过去的长臂不断伸向现在，重新安排现在（就像我们也伸向过去一样），以及我们尚未到达的未来。同源历史拒绝异质历史线性时间所声称的“进步”，并将过去归功于可能比现在更了解的东西，以及我们已经超越真理、可能回归真理或尚未完全达到真理的可能性。

酷儿未来，另一种时间观

它们相互作用的结果是积累、重组、复合和重塑。这就是 Menon 所描述的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关系：它有年表，但它积累和复合，与之前和之后展开的一切交织在一起，改变了它们的意义。

我们正在构建什么样的未来，以及过去构建了什么样的现在，这些问题在异质历史模型中根本无法提出。

Minadeo 举了一个绝佳的例子：沙漏。顶部的灯泡充满了等待它们实现的可能性，当它们被实现时，它们落入底部的灯泡中，在那里加入了其他成为现实的可能性。它们按照一定的顺序倒下，这受到周围可能性实现的影响，但有些早就倒下了，这并没有使它们过时。它们相互作用的结果是积累、重组、复合和重塑。这就是 Menon 所描述的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关系：它有年表，但它积累和复合，与之前和之后展开的一切交织在一起，改变了它们的意义。

酷儿是通过否定来再生产。Halberstam 将这种否定的抵抗称为“影子女权主义”（shadow feminism），“抵抗的影子档案，它不以行动和动力的语言说话，而是以疏散、拒绝、被动、不得体的方式表达自己”。我们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总是交织在一起，所以会留下印迹，终有一天这些抵抗会被发现，会被打捞，会对“此刻”产生影响。我们生活在此刻，又生活在充满各种可能性的此刻，而我们行动的此刻也会变成过去对未来产生影响，这种相关性没有任何给定的逻辑与明确的因果关系，我们在此刻不用揹负着任何朝向未来的责任，而行动会像颗粒一样弥散至未来。

借用穆尼奥斯的观点：我们可以将酷儿想象成一个地平线。地平线随着接近而后退，总是遥不可及。未来也是如此，无缝地折叠到现在，在到达之前就被卷到过去。地平线是无法到达的，因为它们是想象的，这确保酷儿生活所需的想象力。酷儿不仅有未来，而且酷儿本身就是未来主义者。地平线“拯救并鼓励了自由等概念，这些概念因新自由主义思想和同性恋同化主义政治的影响而枯萎。”虽然他承认乌托邦愿望的天真，但他也坚定地支持这些愿望，并反驳说，正是新自由主义政治的约束实用主义“表现得理性，最终更可行”，而将乌托邦愿望视为不切实际。但事实证明，这些承诺才是不切实际的。

偏离承诺，未来就不存在终极性，它成为一个无限的、不断变化的可能性场所，它的无定形性使对未来的追求更具有生命力，而不是可能性的根本基础。

回到 Ahmed 的现象学概念，可以说“生活的脚本”是使身体朝向或远离其TA身体和物体的定向方式，但其实这种定向不一定会与被规定的承诺牢牢绑定。通过重复偏离的动作，也可以拥抱酷儿性的个人与集体未来。因为酷儿不仅仅与性取向和性别身份有关，它牵涉到渗入世界的身体；它牵涉到一种使身体朝向或远离他人的方式，这影响到一个人如何进入不同的社会空间（这假定了特定的身体、特定的方向、特定的爱和生活方式）。而有些人早就在生活中实践这种通向不同可能性的未来。无论是尝试女性/酷儿共住，共写，反消费主义，加入到生态女性主义中消解自我和Ta者的界限，还是想象一种跨越国界的可能性，联结个人与个人，偏离异性恋和国家主义及消费主义的线性承诺，加入到这些和主流承诺不一致的生活方式中，都是在创造未来的可能性。

偏离承诺，未来就不存在终极性，它成为一个无限的、不断变化的可能性场所，它的无定形性使对未来的追求更具有生命力，而不是可能性的根本基础。而未来成为一种可以被构建的东西，一种我们可以触摸、重新安排和影响的东西。逃离线性承诺，而不陷入因依恋承诺而带来的残酷性的悲伤与焦虑中。

参考影片：

Je, tu, il, elle

O Fantasma

The living end

Hedwig and the angry inch

Les Amours d’Anaïs

Ema

High art

Being John Malkovich

Anatomie de l’enfer

Romance

Raw

Tita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