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香港廿五年，摄影师谢至德：现在想成为一幅高墙去挡另一幅高墙

“香港好难影。Martin Parr来影都死。”香港摄影师谢至德说。

已逝世的香港文学作家也斯，也曾经问：“香港的故事，为什么这么难说？”

偏偏也斯一生透过散文、诗、小说等文学作品持续地述说香港；同样，谢至德在这接近廿五年的摄影生涯中，也几乎无间断地以镜头纪录了香港各种面貌。

或许，香港人述说香港，越难越想说，越难越要说。

而正如我们这一代人要面对很多“一个时代的告别”：李嘉诚退休，黄子华金盆𠺘口，《壹周刊》放弃纸本，一向擅长纪实摄影、聚焦香港议题的谢至德坦言，这次《万念．归寂》也可能是谢至德最后一个自己创作的摄影展覧，他想放下相机，选择另一种人生：“如果有人问我，我是站在鸡蛋抑或高墙哪边，我会答：我现在想成为一幅高墙去挡着另一幅高墙。”他解释：“攰（累）啦，我不需要用创作去表达，我想用高墙去帮助。”

谢至德在访问里反覆强调，“世事是无常和充满变幻”。由纪实摄影到概念摄影，由影像到装置，由直觉到策略，由批判到信仰，由鸡蛋到高墙，他的摄影创作和人生确是在不断变化当中。

拨开所有包围他的学者、教授和文化评论人，谢至德的摄影和故事，其实也很难说。

反抗异国的“凝视”，以香港人拍香港人

那时我觉得回归是一个限期，没特别开心和不开心，但会有所恐惧。那种惊，是你不知道前面是什么，但你却知道你一定要踩下去的感觉。

谢至德原本修读环境保护学，毕业后在卫星电视公司当技术员，薪金丰厚，却于1993年毅然辞职。喜欢摄影但毫无新闻摄影经验的他，把自己的作品寄去不同报馆，矢志当一名摄影记者。最终《快报》聘请了他，人工却减了三分之二。“跟很多摄影记者一样，当时是有一种使命感，因为我们受过好多政治事件洗礼。我们都觉得相机有股力量，可以给人知道真相，也希望摄影可以为社会或弱势社群发声。”

他指的政治事件，正是中国八九民运，和随之而来在北京天安门前发生“六四镇压事件”。“香港很少人不受影响，受到好大冲击。” 他直言当时还未思考身份认同的问题，只当自己是英国殖民地上的一个公民。不过入行后，他随即开展了“香港面孔”拍摄计划，以黑白、近距离、直觉、快照的方式，在街上拍摄了不同香港人的生活状态，成为了后来摄影集《近照香港：定格路人甲乙丙丁》和这次展覧的第一步曲《万念．丛生》 的影像内容。

“九七前很多外国人来拍摄香港，都看得出他们的照片有种异国情调。”谢至德指当年看过很多摄影师的摄影集，如Robert Frank, William Klein 和Bruce Gilden，他们都能摆脱那种观光式照片，拍摄出美国深层次文化的一面。“那时二十几岁，很年轻，年少气盛，觉得自己要影一辑香港人影香港人的作品，好有意识去反抗这种『凝视』的眼光。”后来，有文化评论认为，这辑照片恰巧填补了对九七前市井平民百姓生活状态纪录的空白——这群百姓在整个回归的大论述中被缺席了。

极近距离的拍摄，既是香港大时代里小人物的逼切纪录，也是给自己的一份疗愈的机会。“当时用28mm镜头配徕卡相机拍摄，是祟拜大师的情意结。近距离拍摄是因为我很不喜欢与人沟通，但通过观景器拍摄时却又好似沟通得到，这个摄影行为和过程是对自己的一种治疗。”

他最难忘是拍摄一位在中环置地广场厕所里工作的清洁伯伯。“我一推门入去，便看到阿伯站在这里，我觉得个场景好震憾好震憾，我直觉这照片很重要，于是我很快地在墙后换了卷黑白菲林，然后调较好所有光圈快门，一深呼吸就踏出去透过观景器拍照，伯伯依然站在那里没反应，我影完转过脸就即刻走。”

他认为这辑廿多年前的“香港面孔”，现在是很适合的时机再次展示，他说：“这个时候香港人更迷惘，更没有一个未来，每一天都不知怎算。他们也接受不到城市空间越来越挤拥，又或者讲国语的文化，又或者有更多的外来人口。” 而这辑照片，正展示过去我们也曾经有过“落脚点”。

后来谢至德的《朝不保殖：1995-2000》，主题聚焦香港回归、殖民地符号和中英港关系等，风格仍然较直接随意，但却带有更多荒诞和挑衅的意味：“我想纪录回归，但又想跟其他人不同，受到Bruce Gilden 和Martin Parr的影响，我便用闪光灯来狂闪那些人和符号。”闪光灯除了用来照明和展现细节外，也令照片增添了不少迷乱色彩。谢至德说：“那时我觉得回归是一个限期，没特别开心和不开心，但会有所恐惧。那种惊，是你不知道前面是什么，但你却知道你一定要踩下去的感觉。”

在这创作阶段的谢至德，相机依然是真实纪录社会的工具，作品里或多或少含有批判和关怀的眼光，并持续地关注香港本土的社会议题。受到美国新地志摄影的影响，谢至德在《没有分寸的城市》里 ，拍摄了香港城市发展和空间建设，既揭示城市发展的荒诞和欲望，又充满大自然和城市之间的张力；而在1994年开始拍摄的《西九龙填海区》，他在这个犹如荒漠般短暂存在的填海区上，捕捉到不同市民的民间活动，而且更是香港“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的一个重要隐喻。

另一方面，香港保育运动的兴起和本土意识的发展，谢至德也透过相机参与其中。摄影集《皇天后土》纪录了当时保卫中环皇后码头运动的人和事，《菜园村》摄影计划则纪录因兴建高铁而被拆迁的菜园村村民。在这两个拍摄企划里，谢至德打破了不想与人沟通的障碍，透过相机与社运人士和村民深入交流，拍摄了不少人物肖像照片，充满了积极而浪漫的色彩。

缓慢走入摄影的隧道，通过艺术作品去播种

如此同时，谢至德的人生、信仰和创作方式，也开始发生重要的变化。

他愈发感觉人生苦短，想集中精神创作，也很讨厌从事的杂志，经常需要他拍摄那些名人舞会、时装展和产品，2006年，他毅然辞去工作了十年的《明报周刊》。离开之后，他经历了非常实际的生活困难：“当时好坎坷，最坎坷时影结婚三千蚊都要帮人影全日。你说我是大师？大什么师？我试过做买卖摄影器材，又试过在eBay买卖CD机唱盘的齿轮，又试过帮人装修。总之，有得有失。”

一件好的摄影作品，不是第一眼看就有『哗』一下，而是像慢慢走入隧道，然后穿过山洞再望出去，哗，原来是这样，劲！

这一年，他也深受日本摄影艺术家杉本博司的再启发，开始思考更多概念摄影的可能。“进入照片的过程是缓慢的，一件好的摄影作品，不是第一眼看就有『哗』一下，而是像慢慢走入隧道，然后穿过山洞再望出去，哗，原来是这样，劲！”他很喜欢杉本博司，认为他能达到这种“走入隧道、豁然开朗”的境界。

其后，他感觉到自己的创作已遭遇瓶颈，想法和视野都不够，于是在2010年到岭南大学修读文化研究，这对他后来作品的观念和理论影响不少。

但更重要和神秘的转折，是他在2012年突然的“转念”，谢至德肯定地说：“我有的是信仰，但不是宗教。”他总会在对话中，渗入他当下相信的世界观，以及具有神秘主义倾向的解释：“这份信仰是由2012年开始，可能跟玛雅日历走到最尾有关，整个地球正进入一个黄金期，可能是一个觉醒的年代，人的意识开始提升。”他尝试解释这个信仰的核心：“世界没有绝对的对和绝对的错，每一件事发生都总有它的原因，在逆境里我不会先抱怨，也不会浸沉在一个情绪里。”还有，“不要太执着，所有事都会变。”

这份信仰，对谢至德随后的创作影响巨大，在2014年纪录雨伞运动的《安静的失控》中尤其显著，照片中只有宁静安逸的占领风景，一个人也没有。他道：“我要拍摄零占领者的雨伞运动，其实这件事好靓，无论你是什么颜色阵营的人，你看到照片里的景象，你只会觉得这个城市景观好靓、好静、好舒服。”他续道：“拍摄到人的照片会令你产生很多情绪，但世事没有绝对的对和错…如果你用正面的心态去看，找到事件发生的原因，会是个好好的学习机会。”

这种“没有绝对的对与错”观念，触动不少人的神经，尤其是放在过去一直关注社会运动的他身上。去年他还策划了一个关顾工人处境、推动劳工权益的展覧《劳力是……》，若果事情没有对与错，那举办这些展覧岂不自相矛盾？

“杀人强奸放火当然是错，”他解释，“我只是把重点放在帮人那一边。这次展覧是想帮弱势社群发声。我觉得单单示威抗议是没有用的，如果得的话一早已成功。我现在做的是想通过艺术作品去播种，如果将来参观的小朋友成为高官或有影响力的人，那种子的概念就会自然爆出来，这世界就会改变。”

除了思维上的改变，还有美学上的变化。若有一直留意谢至德的作品，可看出他的照片近年越趋华丽设计，比起他早年的《近照香港：定格路人甲乙丙丁》、《朝不保殖》、《酒吧工厂：打造现代身体》等的粗糙狂野直觉无定向，近年《安静的失控》、《我们把空气送给城市人》、《看不见的剧场》等的画面营造像商业摄影般夺目吸引，背后多了份心思，少了直觉的反应。他认同道：“直觉摄影现在太多人做，也太容易做，所以我有机会就宁愿做这种，这是一种策略，是很实际的。”他认为在这影象泛滥的年代，若继续固步自封，用回以往的方式，就不能吸引观众，背后的讯息就不会传递出来。“观众的反应，我好Concern（在乎）。”他说。

我一直在退步中…… 现在也没有了以前创作那种纯粹，或拍到一张照片的狂喜，又或者在城市空间游走时好想拍到一张好作品的心情。

回头看，谢至德坦言，如“香港面孔”的那种直觉式拍摄和能量爆发已成过去式：“每个人的生命阶段都有不同的爆发点和能量，我很喜欢那阶段但已经回不去了，因为我一直在退步中。那种心情、那种探索，一定是年青的时候最好。现在也没有了以前创作那种纯粹，或拍到一张照片的狂喜，又或者在城市空间游走时好想拍到一张好作品的心情。”

另一项变化，是他越来越多艺术装置的创作。行内众所周知，谢至德的手工艺技巧令人赞叹，不少他自己展覧的布置和设计，都是由他自己亲手做的。“九十年代我已经超级钟意做工艺，我的家是会有钻床和不同工具的，我对工具的运用好熟悉。”他认为创作装置艺术，是一个空间和视觉上的挑战。“创作装置的过程漫长很多，对我来说挑战性更大，因为我做摄影多年，已经对相机操控得好纯熟。但做一件好的装置艺术品却很困难。”那什么是好的艺术装置？“好的装置艺术首先是形式上一定会令人『哗』一声，发觉原来可以用这种物料或空间来呈现一件事，是你想像不到，又不这么直接。”他回答道。

在边境重塑一场历史，离开意识形态的漩涡

由纪实摄影到概念摄影，由影像到装置，由直觉到策略，由批判到信仰，谢至德最新的展覧《万念．归寂》便是他改变后集大成之作。《万念．归寂》总共有两辑摄影作品及几个不同装置，第一辑照片称为《召唤：沉默的他者》，于2015年创作，他在中国和香港接壤的边境上，以闪光灯配合幻灯片，投影香港和自身的历史，形成一个新的边界景观。

“我想在边境重塑一场历史，是一个跨越时空的对话，过去和现在就在闪灯的一刹那间重现。”在边境上被投影的，有1873年的钟楼，1982年的自己，还有彭定康、邓小平、六四事件、雨伞运动的照片，还有罗大佑的歌词、梁振英的说话、习近平的中国梦，他把不同的时间点放在同一空间呈现，想邀请观众看回过去，看看我们曾经发生过的历史，我们的身份认同如何建构。

他要说的，是我们的身份认同如何构成：“身份认同是由两方面去建构的，一个是大意识，即是透过不同的历史事件去形成身份；另一面是细微的意识，例如人生经验、教育、父母、恋爱等。”

他特别提到其中一幅投影，是由三位特首的照片以多重曝光重叠而成，形成一幅模糊的肖像：“我们看到人的照片有时就会生气，例如你见到梁振英或董建华的照片，会产生一个好大的念头，会有好大的冲动。但当我把三个特首叠在一起的时候，你看到三个你很憎恨的人叠出来的样子，你应该更憎恨他，但原来不是这样一回事。根据我的经验，我们今天好生气的事情，几分钟或半小时后就可能一百八十度立场改变，所以不用太执着，所有事情都会变。”

若第一辑《召唤：沉默的他者》谈的是历史和身份认同，第二辑《一百零八个．念．头》谈的则更多是谢至德自己的信仰。延续了这个“变幻原是永恒”的主题，第二辑照片利用多重曝光的方式，把108位不同背景的香港人头像重叠投影到边境的十二个地方，每一张照片都是九位香港人重叠而成的模糊肖像。“这个作品谈的是无常，所有事到最后都分得不清不楚，分别不到谁跟谁。现在香港很撕裂，我想谈谈这个命题。”他认为，这十二幅影像就像十二段旅程，把不同的人带到他们从没去过的地方，它不只是一个地志摄影作品，也是一件行为艺术。

我没有灰心，其实我是开心的，我看得透世界，再不用在意识形态的漩涡里。

谢至德选择在中港边境创作，因他相信这个边界会慢慢消失，他想在它仍然存在的时候留低一点东西。但对这条越来越模糊的边界，他仍感到一点惊恐：“直到今日，我返大陆都好惊。” 他坦言，由香港过关去中国大陆的一刻，依然会有一种好跳跃的情感，这是很多香港人的集体共鸣。“我小时候会听到好多新闻，说在内地怎样被人偷东西，又会有人走过来行乞要你给钱，甚至有时想做善事都要看清楚周围环境，你说怎么会没压力呢？”他今次甚至创作了一件装置录像作品《是我小时候》，以幽默的方式来回应这段经验。

曾经是香港纪实摄影的活跃分子，他一直觉得，有种使命感来为文化承传。很难想像，若没有谢至德的纪录，香港会损失了多少珍贵的影像历史。不过，令人有点诧异的是，他现在其实想以更现实的方式选择另一种人生：“我现在想成为一幅高墙去挡着另一幅高墙。”他解释：“攰（累）啦，我不需要用创作去表达，我想用高墙去帮助。我没有了创作的欲望，况且我也没空，因为我有很多事情可玩。”

他很坦白地说：“这次可能是我最后一个展覧，除了是工作之外，或别人主动找我，我不介意把一些摄影工作包装成一个艺术展。但我现在都不太想拿起相机，除了工作，工作为了揾食。” 是灰心吗？“我没有灰心，其实我是开心的，我看得透世界，再不用在意识形态的漩涡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