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香港廿五年，攝影師謝至德：現在想成為一幅高牆去擋另一幅高牆

「香港好難影。Martin Parr來影都死。」香港攝影師謝至德說。

已逝世的香港文學作家也斯，也曾經問：「香港的故事，為什麼這麼難說？」

偏偏也斯一生透過散文、詩、小說等文學作品持續地述說香港；同樣，謝至德在這接近廿五年的攝影生涯中，也幾乎無間斷地以鏡頭紀錄了香港各種面貌。

或許，香港人述說香港，越難越想說，越難越要說。

而正如我們這一代人要面對很多「一個時代的告別」：李嘉誠退休，黃子華金盆𠺘口，《壹周刊》放棄紙本，一向擅長紀實攝影、聚焦香港議題的謝至德坦言，這次《萬念．歸寂》也可能是謝至德最後一個自己創作的攝影展覧，他想放下相機，選擇另一種人生：「如果有人問我，我是站在雞蛋抑或高牆哪邊，我會答：我現在想成為一幅高牆去擋著另一幅高牆。」他解釋：「攰（累）啦，我不需要用創作去表達，我想用高牆去幫助。」

謝至德在訪問裏反覆強調，「世事是無常和充滿變幻」。由紀實攝影到概念攝影，由影像到裝置，由直覺到策略，由批判到信仰，由雞蛋到高牆，他的攝影創作和人生確是在不斷變化當中。

撥開所有包圍他的學者、教授和文化評論人，謝至德的攝影和故事，其實也很難說。

反抗異國的「凝視」，以香港人拍香港人

那時我覺得回歸是一個限期，沒特別開心和不開心，但會有所恐懼。那種驚，是你不知道前面是什麼，但你卻知道你一定要踩下去的感覺。

謝至德原本修讀環境保護學，畢業後在衛星電視公司當技術員，薪金豐厚，卻於1993年毅然辭職。喜歡攝影但毫無新聞攝影經驗的他，把自己的作品寄去不同報館，矢志當一名攝影記者。最終《快報》聘請了他，人工卻減了三分之二。「跟很多攝影記者一樣，當時是有一種使命感，因為我們受過好多政治事件洗禮。我們都覺得相機有股力量，可以給人知道真相，也希望攝影可以為社會或弱勢社群發聲。」

他指的政治事件，正是中國八九民運，和隨之而來在北京天安門前發生「六四鎮壓事件」。「香港很少人不受影響，受到好大衝擊。」 他直言當時還未思考身份認同的問題，只當自己是英國殖民地上的一個公民。不過入行後，他隨即開展了「香港面孔」拍攝計劃，以黑白、近距離、直覺、快照的方式，在街上拍攝了不同香港人的生活狀態，成為了後來攝影集《近照香港：定格路人甲乙丙丁》和這次展覧的第一步曲《萬念．叢生》 的影像內容。

「九七前很多外國人來拍攝香港，都看得出他們的照片有種異國情調。」謝至德指當年看過很多攝影師的攝影集，如Robert Frank, William Klein 和Bruce Gilden，他們都能擺脫那種觀光式照片，拍攝出美國深層次文化的一面。「那時二十幾歲，很年輕，年少氣盛，覺得自己要影一輯香港人影香港人的作品，好有意識去反抗這種『凝視』的眼光。」後來，有文化評論認為，這輯照片恰巧填補了對九七前市井平民百姓生活狀態紀錄的空白——這群百姓在整個回歸的大論述中被缺席了。

極近距離的拍攝，既是香港大時代裏小人物的逼切紀錄，也是給自己的一份療癒的機會。「當時用28mm鏡頭配徠卡相機拍攝，是祟拜大師的情意結。近距離拍攝是因為我很不喜歡與人溝通，但通過觀景器拍攝時卻又好似溝通得到，這個攝影行為和過程是對自己的一種治療。」

他最難忘是拍攝一位在中環置地廣場廁所裏工作的清潔伯伯。「我一推門入去，便看到阿伯站在這裡，我覺得個場景好震憾好震憾，我直覺這照片很重要，於是我很快地在牆後換了卷黑白菲林，然後調較好所有光圈快門，一深呼吸就踏出去透過觀景器拍照，伯伯依然站在那裡沒反應，我影完轉過臉就即刻走。」

他認為這輯廿多年前的「香港面孔」，現在是很適合的時機再次展示，他說：「這個時候香港人更迷惘，更沒有一個未來，每一天都不知怎算。他們也接受不到城市空間越來越擠擁，又或者講國語的文化，又或者有更多的外來人口。」 而這輯照片，正展示過去我們也曾經有過「落腳點」。

後來謝至德的《朝不保殖：1995-2000》，主題聚焦香港回歸、殖民地符號和中英港關係等，風格仍然較直接隨意，但卻帶有更多荒誕和挑釁的意味：「我想紀錄回歸，但又想跟其他人不同，受到Bruce Gilden 和Martin Parr的影響，我便用閃光燈來狂閃那些人和符號。」閃光燈除了用來照明和展現細節外，也令照片增添了不少迷亂色彩。謝至德說：「那時我覺得回歸是一個限期，沒特別開心和不開心，但會有所恐懼。那種驚，是你不知道前面是什麼，但你卻知道你一定要踩下去的感覺。」

在這創作階段的謝至德，相機依然是真實紀錄社會的工具，作品裡或多或少含有批判和關懷的眼光，並持續地關注香港本土的社會議題。受到美國新地誌攝影的影響，謝至德在《沒有分寸的城市》裡 ，拍攝了香港城市發展和空間建設，既揭示城市發展的荒誕和欲望，又充滿大自然和城市之間的張力；而在1994年開始拍攝的《西九龍填海區》，他在這個猶如荒漠般短暫存在的填海區上，捕捉到不同市民的民間活動，而且更是香港「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的一個重要隱喻。

另一方面，香港保育運動的興起和本土意識的發展，謝至德也透過相機參與其中。攝影集《皇天后土》紀錄了當時保衛中環皇后碼頭運動的人和事，《菜園村》攝影計劃則紀錄因興建高鐵而被拆遷的菜園村村民。在這兩個拍攝企劃裡，謝至德打破了不想與人溝通的障礙，透過相機與社運人士和村民深入交流，拍攝了不少人物肖像照片，充滿了積極而浪漫的色彩。

緩慢走入攝影的隧道，通過藝術作品去播種

如此同時，謝至德的人生、信仰和創作方式，也開始發生重要的變化。

他愈發感覺人生苦短，想集中精神創作，也很討厭從事的雜誌，經常需要他拍攝那些名人舞會、時裝展和產品，2006年，他毅然辭去工作了十年的《明報周刊》。離開之後，他經歷了非常實際的生活困難：「當時好坎坷，最坎坷時影結婚三千蚊都要幫人影全日。你說我是大師？大什麼師？我試過做買賣攝影器材，又試過在eBay買賣CD機唱盤的齒輪，又試過幫人裝修。總之，有得有失。」

一件好的攝影作品，不是第一眼看就有『嘩』一下，而是像慢慢走入隧道，然後穿過山洞再望出去，嘩，原來是這樣，勁！

這一年，他也深受日本攝影藝術家杉本博司的再啟發，開始思考更多概念攝影的可能。「進入照片的過程是緩慢的，一件好的攝影作品，不是第一眼看就有『嘩』一下，而是像慢慢走入隧道，然後穿過山洞再望出去，嘩，原來是這樣，勁！」他很喜歡杉本博司，認為他能達到這種「走入隧道、豁然開朗」的境界。

其後，他感覺到自己的創作已遭遇瓶頸，想法和視野都不夠，於是在2010年到嶺南大學修讀文化研究，這對他後來作品的觀念和理論影響不少。

但更重要和神秘的轉折，是他在2012年突然的「轉念」，謝至德肯定地說：「我有的是信仰，但不是宗教。」他總會在對話中，滲入他當下相信的世界觀，以及具有神秘主義傾向的解釋：「這份信仰是由2012年開始，可能跟瑪雅日曆走到最尾有關，整個地球正進入一個黃金期，可能是一個覺醒的年代，人的意識開始提升。」他嘗試解釋這個信仰的核心：「世界沒有絕對的對和絕對的錯，每一件事發生都總有它的原因，在逆境裡我不會先抱怨，也不會浸沉在一個情緒裡。」還有，「不要太執著，所有事都會變。」

這份信仰，對謝至德隨後的創作影響巨大，在2014年紀錄雨傘運動的《安靜的失控》中尤其顯著，照片中只有寧靜安逸的佔領風景，一個人也沒有。他道：「我要拍攝零佔領者的雨傘運動，其實這件事好靚，無論你是什麼顏色陣營的人，你看到照片裏的景象，你只會覺得這個城市景觀好靚、好靜、好舒服。」他續道：「拍攝到人的照片會令你產生很多情緒，但世事沒有絕對的對和錯…如果你用正面的心態去看，找到事件發生的原因，會是個好好的學習機會。」

這種「沒有絕對的對與錯」觀念，觸動不少人的神經，尤其是放在過去一直關注社會運動的他身上。去年他還策劃了一個關顧工人處境、推動勞工權益的展覧《勞力是……》，若果事情沒有對與錯，那舉辦這些展覧豈不自相矛盾？

「殺人強姦放火當然是錯，」他解釋，「我只是把重點放在幫人那一邊。這次展覧是想幫弱勢社群發聲。我覺得單單示威抗議是沒有用的，如果得的話一早已成功。我現在做的是想通過藝術作品去播種，如果將來參觀的小朋友成為高官或有影響力的人，那種子的概念就會自然爆出來，這世界就會改變。」

除了思維上的改變，還有美學上的變化。若有一直留意謝至德的作品，可看出他的照片近年越趨華麗設計，比起他早年的《近照香港：定格路人甲乙丙丁》、《朝不保殖》、《酒吧工廠：打造現代身體》等的粗糙狂野直覺無定向，近年《安靜的失控》、《我們把空氣送給城市人》、《看不見的劇場》等的畫面營造像商業攝影般奪目吸引，背後多了份心思，少了直覺的反應。他認同道：「直覺攝影現在太多人做，也太容易做，所以我有機會就寧願做這種，這是一種策略，是很實際的。」他認為在這影象泛濫的年代，若繼續固步自封，用回以往的方式，就不能吸引觀眾，背後的訊息就不會傳遞出來。「觀眾的反應，我好Concern（在乎）。」他說。

我一直在退步中…… 現在也沒有了以前創作那種純粹，或拍到一張照片的狂喜，又或者在城市空間游走時好想拍到一張好作品的心情。

回頭看，謝至德坦言，如「香港面孔」的那種直覺式拍攝和能量爆發已成過去式：「每個人的生命階段都有不同的爆發點和能量，我很喜歡那階段但已經回不去了，因為我一直在退步中。那種心情、那種探索，一定是年青的時候最好。現在也沒有了以前創作那種純粹，或拍到一張照片的狂喜，又或者在城市空間游走時好想拍到一張好作品的心情。」

另一項變化，是他越來越多藝術裝置的創作。行內眾所周知，謝至德的手工藝技巧令人讚嘆，不少他自己展覧的佈置和設計，都是由他自己親手做的。「九十年代我已經超級鐘意做工藝，我的家是會有鑽床和不同工具的，我對工具的運用好熟悉。」他認為創作裝置藝術，是一個空間和視覺上的挑戰。「創作裝置的過程漫長很多，對我來說挑戰性更大，因為我做攝影多年，已經對相機操控得好純熟。但做一件好的裝置藝術品卻很困難。」那什麼是好的藝術裝置？「好的裝置藝術首先是形式上一定會令人『嘩』一聲，發覺原來可以用這種物料或空間來呈現一件事，是你想像不到，又不這麼直接。」他回答道。

在邊境重塑一場歷史，離開意識形態的漩渦

由紀實攝影到概念攝影，由影像到裝置，由直覺到策略，由批判到信仰，謝至德最新的展覧《萬念．歸寂》便是他改變後集大成之作。《萬念．歸寂》總共有兩輯攝影作品及幾個不同裝置，第一輯照片稱為《召喚：沉默的他者》，於2015年創作，他在中國和香港接壤的邊境上，以閃光燈配合幻燈片，投影香港和自身的歷史，形成一個新的邊界景觀。

「我想在邊境重塑一場歷史，是一個跨越時空的對話，過去和現在就在閃燈的一剎那間重現。」在邊境上被投影的，有1873年的鐘樓，1982年的自己，還有彭定康、鄧小平、六四事件、雨傘運動的照片，還有羅大佑的歌詞、梁振英的說話、習近平的中國夢，他把不同的時間點放在同一空間呈現，想邀請觀眾看回過去，看看我們曾經發生過的歷史，我們的身份認同如何建構。

他要說的，是我們的身份認同如何構成：「身份認同是由兩方面去建構的，一個是大意識，即是透過不同的歷史事件去形成身份；另一面是細微的意識，例如人生經驗、教育、父母、戀愛等。」

他特別提到其中一幅投影，是由三位特首的照片以多重曝光重叠而成，形成一幅模糊的肖像：「我們看到人的照片有時就會生氣，例如你見到梁振英或董建華的照片，會產生一個好大的念頭，會有好大的衝動。但當我把三個特首叠在一起的時候，你看到三個你很憎恨的人叠出來的樣子，你應該更憎恨他，但原來不是這樣一回事。根據我的經驗，我們今天好生氣的事情，幾分鐘或半小時後就可能一百八十度立場改變，所以不用太執著，所有事情都會變。」

若第一輯《召喚：沉默的他者》談的是歷史和身份認同，第二輯《一百零八個．念．頭》談的則更多是謝至德自己的信仰。延續了這個「變幻原是永恆」的主題，第二輯照片利用多重曝光的方式，把108位不同背景的香港人頭像重叠投影到邊境的十二個地方，每一張照片都是九位香港人重叠而成的模糊肖像。「這個作品談的是無常，所有事到最後都分得不清不楚，分別不到誰跟誰。現在香港很撕裂，我想談談這個命題。」他認為，這十二幅影像就像十二段旅程，把不同的人帶到他們從沒去過的地方，它不只是一個地誌攝影作品，也是一件行為藝術。

我沒有灰心，其實我是開心的，我看得透世界，再不用在意識形態的漩渦裏。

謝至德選擇在中港邊境創作，因他相信這個邊界會慢慢消失，他想在它仍然存在的時候留低一點東西。但對這條越來越模糊的邊界，他仍感到一點驚恐：「直到今日，我返大陸都好驚。」 他坦言，由香港過關去中國大陸的一刻，依然會有一種好跳躍的情感，這是很多香港人的集體共鳴。「我小時候會聽到好多新聞，說在內地怎樣被人偷東西，又會有人走過來行乞要你給錢，甚至有時想做善事都要看清楚周圍環境，你說怎麼會沒壓力呢？」他今次甚至創作了一件裝置錄像作品《是我小時候》，以幽默的方式來回應這段經驗。

曾經是香港紀實攝影的活躍份子，他一直覺得，有種使命感來為文化承傳。很難想像，若沒有謝至德的紀錄，香港會損失了多少珍貴的影像歷史。不過，令人有點詫異的是，他現在其實想以更現實的方式選擇另一種人生：「我現在想成為一幅高牆去擋著另一幅高牆。」他解釋：「攰（累）啦，我不需要用創作去表達，我想用高牆去幫助。我沒有了創作的慾望，況且我也沒空，因為我有很多事情可玩。」

他很坦白地說：「這次可能是我最後一個展覧，除了是工作之外，或別人主動找我，我不介意把一些攝影工作包裝成一個藝術展。但我現在都不太想拿起相機，除了工作，工作為了搵食。」 是灰心嗎？「我沒有灰心，其實我是開心的，我看得透世界，再不用在意識形態的漩渦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