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感的点唱机 – 再看Robert Frank镜头下的另类美国图腾

在过去的星期天（9月8日）从中环往香港美国领事馆的游行中，漫天“星条旗”（Stars and Stripes）在中环飘扬，大概这是整过反送中运动以来看到挥舞美国国旗数量最多的一次。这个集会和游行目的为促请美国通过“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我虽然没有强烈的左翼或反帝国主义的思想，也理解摇旗呐喊也有为了赚取美国民众支持的实质作用，但这个情景不多不少为我带来一点不安，因为我明白所有图腾和符号，不单是指美国国旗，很多时候都有其背后复杂的历史涵意，也可能为某些群众带来不安痛苦而不自知，所以对这些图腾符号的应用我会觉得要小心谨慎。这些对符号的触觉，大概是因为我作为摄影创作者的出身有关，而启蒙著这种想法，大概是罗伯特‧法兰克（Robert Frank）的《美国人》（The Americans）这本经典摄影集。

集会后回家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想重温这本在伴著我摄影青葱岁月的摄影集，不是为了查找答案（摄影从来没有扮演过这个角色），而是希望经历了图腾满天、眼花撩乱的一整日，可以找到有辅助我沉淀思考的读本。然而一天后的9月9日，法兰克辞世，享寿九十有四，我不能不说实在叫人有点Deja Vu的感觉。

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和亚洲俱成焦土，百废待兴，美国作为战胜国，也因地缘关系，本土未有受到侵袭，战时军工的全民就业，也间接助其在五十年代经济急剧成长；瑞士于二战时由于历史原因能维持中立，战后算是幸免于难，两个“幸存者”碰在一起，却不见得谈得拢。瑞士人法兰克成长于一个中产犹太人家庭，拿著美国富豪古根汉的奖学金，1955-56年间与家人浪游美国，拍摄了两万多张照片，选取83张相片，编辑为四个章节，成就了一本传奇的摄影集。

摄影集当时发表后评价并不好，不为主流所接受，其后才大受好评。一方面是他摄影的风格有违当时现代主义的摄影风格：时带模糊的画面，颗粒粗糙，构图很多是东歪西扯，这种反叛的摄影态度，正正是为了刺破表面上歌舞升平的美国梦假象，一时间并未为人所接受，甚至被认为有反美的嫌疑。

他拒绝用传统纪实摄影里被他形容为“有始有终”的叙事手段，带来的是怎样用影像如解剖刀一样去切割一个社会文化的本质，当中最为人津道是他对具表征性的符号的应用，如书中重复出现当时为时髦信息工具的电视机、点唱机、汽车、加油站、墓地等，都是阐述故事的手段之一，叫人大开眼界。其中“星条旗”更是重复出现，贯穿整本摄影集。《美国人》书中劈头的第一张相片，就是一张在新泽西洲霍博肯市（Hoboken）的游行所拍摄，照片中两个人物其中有一个被一面大国旗所掩盖， 艺术史学者Ian Jeffrey介绍这书就提到这张照片所带来的启示：“国徽为我们提供一个聚焦点，但亦有可能蒙蔽了我们的看法” 。

“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一员、《在路上》（On the Road）作者克鲁亚克（Jack Kerouac）为此书写了一篇趣味央然的序言，其实克鲁亚克与法兰克之前并没私交，其两人友谊从此书而起，大概是克鲁亚克看到《美国人》的“垮掉”精神：否定传统文化价值观、崇尚精神上的自由、反对政府权威之类，其影像表达也和他们的文字一样不强调在结构上的工整，都是一样的松散，无拘无束，奔放又强烈。大概是这种同声同气的体会，他才会写得出序言里如“搞不清楚书中的点唱机会不会比一个棺材来得伤感”这种引人入胜的句子。

1950年代中期的艾森豪威尔时代是美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虽有麦卡锡主义作崇，但美国的社会发展成就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美国人有著前所未有的自豪感和对未来的信心，用现今流行语当时正是大国堀起，摄影名宿史泰钦（Edward Steichen）在差不多时期策展的大型摄影展览“四海一家”（The Family of Man）正是这个氛围中的主旋律体现（法兰克也有四张作品入选），无不强调感觉良好的世界大同观念，暗示美国在世界上作为领头人的角色，桑塔格（Susan Sontag）亦曾批评史泰钦如欢乐颂般的叙事基调为“滥情式的人道主义”，这个展览也在国际间巡廻展出，成为了当时美国文宣武攻的一部份。

但反过来法兰克的镜头下，美国人充满著种种生活上的压抑和不安，书中对种族、宗教、政治、阶级皆有所涉猎，物质富庶难以填补内心的空虚，无穷无尽的洲际公路网络，并没有拉近人与人之间距离；相片中人大多眼神散涣，似失魂落魄，克鲁亚克在序言中特意提到爱上了有张照片中眼神空洞的电梯女郎，在序言中说希望拿到这个“在满载模糊的魔鬼的升降机内，那个仰天叹息的寂寞女子”的名字地址。摄影集内情感上表达也是个大熔炉，有时嘲讽，有时伤感，有时荒诞，有时充满现实残酷。

到现在仍然有很多人粗略并过于简单地用“欧洲人观点审视美国”去形容《美国人》一书，去阐述法兰克背后理念。其实法兰克在拍摄《美国人》之前在美国已住上了好几年，早已归化国籍，如果用一个未能融入社会的新移民，一个端士alien或一个misfit来看整个系列会更到肉；经过差不多半个世纪后，他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misfit，除了在纽约曼哈顿的小房子外，他和第二任妻子June将更多时间花在冰天雪地的加拿大新斯科舍省（Nova Scotia）里，一个人口只有一千出头叫马布Mabou的小镇上，在海边一个破落的房子过著半隐居的生活，最后还在这里终结其一生。

当然他富悲剧色彩的人生：女儿Andrea于1974年在危地马拉坠机意外早逝，儿子Pablo患上精神分裂症，也于1994年于精神病院里自杀身亡，或许会是他归隐的原因。他后期作品趋向表达个人内在情感，在《美国人》那种冷静观察已不复再，换来的是粗糙又随心拍摄的宝丽来（Polaroid）照片，即兴的用拼贴加上手写文字来描述自己错综复杂的内心世界。他曾说自己喜欢宝丽来照片会随著时间慢慢褪色，就像照片记录记忆，而记忆也是会忘掉的。

1978年他在马布拍摄了一张叫人难忘的作品，题为“厌倦告别”（Sick of Goodby’s），正是这种风格的代表作，一边手里拿著个小玩偶晃动，像是暗喻著自己不由自主的命运，标题的文字在反映著地平线的镜子上如内鲜血般淌著，充满郁结和内心挣扎。摇滚诗人Lou Reed觉得这个作品就如Johnny Cash的歌曲一样：“这张照片讲述的是我们要接受现实的本来面貌，接受我们不可避免的死亡，也是一张终极的照片、一张让我们回想起我们的朋友、我们过去流逝的时光，在没经过摆布后捕捉的黑白照片。”这个时候开始，法兰克已不再相信照片中里面所盛载的美，因为已经失去的无从在摄影里可以再寻觅得到。

晚年法兰克其实不太愿意提起《美国人》，甚至不太想提及摄影，他在2004年中访问中说过：“我拍的那种类型摄影都已经过去了，都是老调了。对我而言已没有太多意义，我已不能再从拍摄中得到满足感。现在世界上太多照片了，实在叫人吃不消。”他羡慕其画家妻子June作画的那种自由自在，因为“她只需要一幅白画布，我还是去操作一部相机”。但你不找摄影，摄影还会找上你，近廿年来给他回顾致敬的展览接踵而来，2007年他八旬高龄甚至远赴中国平遥参加年度的摄影大展，去参观向《美国人》致敬的展览，由于他本身身体欠佳，在平遥也曾经昏倒过，但他对中国粉丝的热情还是非常受落。他最后的大型回顾展览，是两年前展开的巡廻展览《Robert Frank: Books and Films, 1947–2017》，所有展出的作品皆用廉价的新闻纸（白报纸）印制，每次展览完毕会叫来当地念艺术的学生，来一趟二次创作与众同乐，随后销毁，场刊也是一份五美元售价的报刊格局制作，非常亲民，贯切老人家这样并不追逐名利，只求心随意到的创作人生。

近年我大多花时间在院校教授摄影，把《美国人》端出来给学生分享当然是例行公事，但有点始料不及的是，法兰克的作品并不见得受那群二十出头的学生所欢迎，我正想著是不是他的摄影的态度已经不合时宜时，反而发觉他们对如另一摄影巨匠布烈松（Henri Cartier-Bresson）那一类有具象形式的写意作品更有所共鸣。大概是一方面《美国人》不是那种轻易看懂的书，有关这本书的讨论还是没有停止过，例如华盛顿的“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 of Art）在《美国人》五十周年所出版的研究读本《Looking in Robert Frank’s The Americans》，就是一本逾五百页沉甸甸的书。布烈松那些强调对时空情景的精准掌握，是当下快餐式的图像分享社交平台用家所拥戴，大概是这个强调精神意志掌握在手的年代，作品画风可以透过一个按键去达成，法兰克这种模糊即兴的不确定性影像，相对无迹可寻的风格，当然更难去随波遂流。

这两人恰恰是摄影界的瑜亮，在世时两人没甚交情，法兰克跟布烈松那种千金一刻的“决定性时刻”信念背道而驰，曾说过世上发生的事其实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他对精致的法国人布烈松的批评也不客气，曾在访问时这样评价过布烈松：“他虽然走遍了这个该死的世界，但你从来没有觉得他被那些正在发生的东西所感动，而不过仅仅是它的美丽，或只是与构图攸关而已。”

我课堂里那些二十出头的年青人群组，其实就是这场反修例运动中坚的典型，反修例运动可以说是香港有史以来运用符号标志上最具爆炸性的时间，二次创作为抗争文宣的数目急剧膨胀，是没有可能容许受众有太多的嘴嚼，在挥扬各种旗帜徽号的同时也许要问一下，是民族主义作崇，或作为挑拨情感的手段，还是其他因由，或可能得不到答案，但问题还是有需要去提出，而法兰克在六十年前就已用影像去提出这个问题了。

法兰克去世悼辞铺天盖地，其实用不著我为他贴金的必要，也不打算对他已耳熟能详的生平背颂一次，可他单就以一本摄影集就足以在摄影史上留下足印，实属罕见。更叫我惊讶是这次重读《美国人》，还能令我对目前的处境带来崭新的启示，这就是经典作品能够历久常新的能量，而不是在历史殿堂里被人膜拜，然后暗自慢慢腐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