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府6月多次“放风”,表示将于7月展开区议员宣誓程序,有传被DQ(取消资格)者,将被追讨至少百万港元薪津。消息在民主派间掀起离职潮,两月以来,已有超过250名民主派区议员离职,占总议席的一半以上。惟政府在个多月以来都没有进一步动作,对区议员宣誓也一直没有下文,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8月中表示,不清楚区议员辞职的原因,区议员宣誓一事需稳妥处理,至今未有时间表。
这两个月,上任不够两年的区议员陆续撤离他们原先工作的地方。大部分座落在公共屋邨的议员办事处,也需要尽快腾空单位。即使并非隶属房署管理的,很多已辞职的区议员亦没有资源继续留下办事处,他们都纷纷收拾物品、离开,香港各区的议员办事处均上演著一场又一场的撤离。端传媒记者走访了十多名辞职议员,记录了他们任期的最后一刻。
麦梓健:街坊的“道别饭”
在沙田穗禾区议员麦梓健的办事处内,右侧墙挂满了不同的相片,有与议员助理们的合照,也有与小朋友和老人家街坊的合照。即将告别区议会,麦梓健说近日有不少街坊前来道别。
2016年开始在火炭展开地区工作,2020年上任穗禾区区议员,麦梓健很喜欢火炭,喜欢这里的人情味。居住在九龙的他,花约45分钟,乘车前来服务火炭的街坊。
最近有街坊请他吃“道别饭”,令他深受触动,“(街坊)告诉我,这一年我帮了他很多,他说自己都没有什么儿女,已当我是他的‘契仔’(干儿子),虽然我已不是区议员,但都希望日后与我保持联络。”他又笑说这几天在收拾办公室时,有位婆婆前来叮嘱他:“这几天你不要煮饭了,我煮给你吃,之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见到你。”他婉拒后,婆婆也坚持,更亲临送饭给他至少三天。亦有街坊对他说“其实我那一票永远跟实了你,除了你之外,其他人(我)永远也不会投。”
访问时,麦梓健关上了办事处的玻璃门,仍有多位街坊敲门而入或在门口挥手。一位婆婆拿著八达通申请表向他求助,麦梓健为婆婆检查其手机上的消费券登记信息,婆婆向麦梓健说了至少两次“不舍得你”。
麦梓健仍在思考日后的去向,认为可能要探讨在社区服务的资源问题及空间,但他期望疫情过后还有机会再次在区内举办本地旅游团,与街坊多见面,“这么多年来,我现时很多生活习惯都在火炭养成了,例如我经常回来吃饭、剪头发、健身......我觉得如果日后有空,当然要先照顾了自己,都会过来(火炭)剪头发、做事情,过来探探街坊吧。”他笑说。
方浩轩:木头车办事处光荣退役
方浩轩在7月9日最后一次推起木头车,在街上与居民道别。
木头车是他的“流动办事处”,黑色支架上挂起写上“方浩轩区议员办事处”的布制横幅,配上一个木柜和一张可伸缩的木桌。随着区议员生涯结束,流动办事处亦随之光荣退役。对方浩轩来说,这辆木头车承载过他与街坊交流的回忆,“当时觉得办公室不在大家屋企楼下,所以在营运开支里面拿了几千元,特意找了公司设计了一架木头车,希望可以和街坊有更多交流。”
方浩轩任职的元朗十八乡中选区以私人屋苑及村屋为主,选区人口比较分散,区内亦没有适合设置办公室的铺位,他最终在邻近选区选了一个地铺。“办公室平常人流亦不多,因此必须要经常摆街站才能够与街坊沟通。”就算有固定办事处,他仍躬身推著木头车落区。
从2019年决定参选开始,当时身为政治素人的他常常独自一人在晚上于不同的屋苑拉票,透过街站与不少街坊建立了联系:“曾经有街坊见我比较害羞,拉着我的手和我一起拉票;又有一次四五个叔叔婶婶在家中的窗户中看见我独自一人在楼下,便下来跟我说:‘喂,看见你自己一个,很危险!让我们陪你!’然后和我一起站了一个多小时。”在当选后,他亦不忘每周到区内不同地点设置街站,有不少在该区生活了十几年的居民指他是最愿意与居民沟通、见面最多的区议员。
如今区议员路尽,木头车将交还给政府,难再见其辙迹。方浩轩说:“虽然可以自己出钱买回它,但也不会有位置储存了。”
王天仁:街坊来议办哭
王天仁在荔景邨的办事处已停止开放,纸箱占据了大部分的位置,有点凌乱及挤迫。不过,街坊送给他的复古收音机,以及这几天街坊为道别而送来的零食,仍在办事处的角落。
相比起其他区议员,王天仁似乎遇过较多突发事情。
在不到600天里,王天仁与街坊一同经历了去年中秋节的火灾,王天仁与助理一起进入严重焚毁的火场,协助家属善后;屋邨食水管爆裂,他们协助街坊提取两个约半个人高、装满水的桶子上楼,隔天身体“好像被人打了一身”;区内两度发现单位内有腐尸,气味及卫生问题影响大厦居民,王天仁到臭气熏天的单位外视察,督促警察尽快处理程序,好让外判清洁工尽快进行清洁......
访问当天,王天仁身穿灰色背心、灰色短裤及迷彩帆布鞋。他说自己平日在办事处不穿西装,街坊基本上不用预约,走进来便可以,“我们的助手很醒目,因为都做了一段时间,发现每逢街坊进来,只要他是神色有异,然后说‘我要找王议员’,通常这些事件都有点棘手......通常一见到这些个案,我都会拿定盒纸巾放旁边,不够三句,(街坊)便爆喊(哭)。”
他曾听诉过两位婆婆的心事,发现她们分别也遇上网上情缘骗局,他持续陪伴及安抚婆婆,再陪她们寻求追究金钱方法,“除了这些,其实还有很多。他们(街坊)进来为何哭著,其实很多时候也是在说家事。而这些家事,其实区议员没任何的功能可以解决到。但他们就觉得,他们需要找一位陌生而相信的人(倾诉)。”王天仁说。
辞职后,王天仁不舍团队们努力地在区内建立的一些网络、计划等,例如物资转赠平台或环保回收计划,被迫突然停了下来。“这一年多以来,其实那个连结社区的感觉,或是令他们(街坊)有一种新的转变,我都觉得是问心无愧,对得起竞选口号‘一起改变’......不是说完全做得圆满,但有些街坊都会感受到。”王天仁说。
罗佩丽:环保、生死教育的老师
屯门区议员罗佩丽大概比其他同僚少一堆不能回收和降解的废物——PVC(聚氯乙烯)横幅。
一般人如果想快速辨认当区议员,多数会从系在各处栏栅的宣传横幅下手,一眼看清议员头像和政党联系。然而,走遍屯门建生邨却不见罗佩丽的横幅。“从参选到现在,我只印过一张banner(横幅)。许多同事都叫我要多印点,居民甚至怕我印得少会吃亏,没人认得出我。”
罗佩丽希望将环保声音带入社区,用回收物料自制横幅,更曾计划在议会上动议禁止议员使用PVC。踌躇如何开口之际,她已无机会将议程摆上枱面。
罗佩丽在小学有教职,同时以身作则的环保教育,街坊常亲切唤她作“罗老师”。在这个社区课室,除了提倡环保,她也推动生死教育。建生区的老人众多,常牵涉病痛与生死,罗佩丽便主动触及这些禁忌,免费帮居民办平安纸与拍摄相片。她也试过搞怪地帮一众老友记“返老回春”,请来摄影、化妆、服务管理为其拍摄“造型照”。不少长者觉得自己变老后再没甚么值得拍照;拍照当日,数个长者模特儿披上旗袍洋装,在镜头前笑得灿烂。
罗佩丽坦言,自己在校园里总希望学生能自主参与及反思。而这套“教学理念”也沿用到社区中,最想帮街坊充权。然而,在她自问未学懂如何做好区议员之际,多年执教的经验率先变调。
当选区议员后,罗佩丽两次接到不知名人士投诉,质问校方“为何会让她这样的人做老师”。尽管不解自己参与社区和教学质素有何关系,罗佩丽却切实感受到“文革之风”再现的压力。她坦言,自己开始更谨慎地讲课。然而,将区议员和教师两个身份割开,是否就能划出“政治/去政治化”的平行时空?
陈嘉琳:可以做的很多,但任期太短
陈嘉琳深入红丛绿野的西贡,在有誉“城市后花园”的社区深耕细作。她所服务的西贡离岛像是香港小渔村的现代写照:客家人和渔人是主要的原住民,外籍面孔举目可见,大街小巷溢满异国情调。留待此处的居民大多不为生计,而是刻意为之的抉择——岁月静好,归隐田园。
不过,远离喧阗的西贡离岛也有其长流的暗涌。自陈嘉琳以民主派素人的身份胜出区议会选举以来,她发现黄蓝两派,甚至常被排斥于政治的外籍社群,其实对当区问题早有诸多不满,尤其交通规划和环境保育。然而,他们参与社区的能量却未被充分利用:过往37年,区议员一职都由建制乡事派担任,乡事派在西贡拥有小巴经营权、海鲜舫及物业管理等生意,有街坊抱怨,过往多年都没见过区议员。
“这里的居民早已习惯无区议员。”陈嘉琳说,7月时政府宣布向全港市民派发$5000消费劵,帮助长者填登记表就成了各位议员的主要任务。然而,当她挨家逐户打给老人家,却赫然发现没一个人需要帮忙。她觉得,居民的自救意识其实早已形成,包括从一家人互相帮助做起。这样,“区佬”的角色就不只是服务居民,而是赋权(empower)这群习惯自己动手做的街坊。
其实,出身城市规划的陈嘉琳早在参选时有这样的愿景:把西贡打造成香港一个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的地方。“可持续性”即不过度偏重和消耗一物,例如是天然资源,又包括是区议员的身位。于是,陈嘉琳筹办过大大小小的工作坊,希望让各人具备自救的能力。例如她曾向居民讲解,如果地政署宣布开发西贡应如何应对。“很多居民见到发展通知都会很panic(恐慌)。人们搬进来多是因为受不住外面,谁知搬了也是这样?”共同的问题意识令居民连成一线,一同学习怎样找发展图则,怎样区分农地丁地,寮屋丁屋等规划概念。
“可持续性”也可指社区各人的补位。反修例运动期间,有街坊就曾主动提议,邀请区内的外籍人士到议办聊聊社会近况,因他观察到身边的外籍朋友对社运懵然不知。陈嘉琳认为,非华语人口虽然和众人生活在同一空间,得到的信息却很少。“他们都是社区的持份者,从来无人engage(组织、动员)过他们,所以我们要engage。”她在社交媒体专页发的每个贴文几乎都有双语对译,又曾受区内英语刊物邀请,以议员身份定期撰文。
回首年半,陈嘉琳直言任期太短。但同时间,履职年期也长得见证到,蓝营与偏建制的乡事派并非不可撼动的一块铁板。这位民主派议员上任之始,各村长已很快适应人事,主动找她聊天。她觉得,虽然部分人暗地里抱著“看你能做多久”的态度,但这种敌意也随她入村的次数而消减,尤其与过往区议员的缺席形成对比。至陈嘉琳公布辞职消息,不少乡老留言“不舍得你”;最惊喜的是,过往“瞧她不起”的乡人也向她发信息道别:“有甚么事,找我帮忙。”
当然,并非所有人也在年半内对民主派改观。办事处门外的一枝黑旗两次遭逢毒手:一次被人丢进姜花池里,陈嘉琳与助理跑去并捡回一腿蚊患;第二次则被扔至不知何处,寻也寻不回。辞职公告里,她特意向这些人留言:“我会继续留在西贡笃眼笃鼻(任由你们讨厌)。”离席以后,她保留议办并将其转型为士多,取名“西多”(西贡人的士多),又开设Patreon筹划未来工作,不想浪费积累下来的民意力量。
陈嘉琳自嘲自己褪下公职,“无官一身轻”。不过,她并不打算如陶渊明般归隐离岛,期望能在城内找到一份与环保有关的正职。“有时在这待久了,也想出去接触西贡之外的群众。不出去connect(连接)社会其他人,是真的,真的会失触。”
林兆彬:议办原址开“黄店”
旺角东区议员林兆彬也准备将办事处改营生意,把旧物堆成两座“纸箱山”。访问期间,有人前来领取剩余物资,又有街坊特意为他送上蛋糕。
林兆彬坦言,自己未有感到不舍。而其办事处属商业契约,可以经营生意,他打算之后继续租用这地方,倾向开办“黄店”。
“区议员每个月,计算自己的薪金在内,资源也有七至八万元。这是一个很稳定的资源,但政府现在就迫我们辞职,我们没有了这个资源,所以我只好探索其他可能性,例如搞‘黄店’以赚钱、拿取资源,那我便可以去服务社区......我只是一个没有议席的人,但可以继续服务街坊。”林兆彬说道。
他的“黄店”于8月中正式开幕,除销售生活杂货外,仍会处理街坊求助,协助跟进区内问题。
廖柏康:预期中结局,于是能够断舍离
沙田广源区的廖柏康曾是“黄店”店长,辞职后会回去继续工作。“我不认为黄色经济圈里的其中一员会有任何经济麻烦。”他又笑指,区议员的工作经验对他黄店店长的工作十分有用,例如学懂如何去应付一些麻烦人。
办事处的物品已经执拾完毕,廖柏康打算带走的却少之又少,“其实上任的时候已经预料到这一届或者不能善终,所以绝大部份物品也能够断舍离。”回忆起议办成立初期,他在不同的群组裹收集需要的物资,而街坊们更是一呼百应:“这个柜是有街坊家里装修不要送给我们,我们再进行改装,而这两个雪柜和里面的沙发也是街坊送的,墙上的灯牌是和你宵送的......”他对这些物品如数家珍,又称这是一个被建构的空间,不是属于自己一人,现在会等街坊自行下来拿取想要的物资。
在办事处附近的区议员告事板上,只余下一句“感谢支持 后会有期 各位珍重 见字饮水”。“后会有期”指的是何时?相信应该是不久之后。廖柏康在广源土生土长,从不认为自己会离开这一区,“屋企有事点会走咗去?”他说,自己不会突然间消失,街坊依然能够找到他,他亦会以不同的身份去服务这个社区。
杨彧:服务到最后一兵一卒
“公屋里的议办具备‘战略意义’。”驻扎海丽邨8年,杨彧形容屋苑是个自成一角的小社区,四周不见一个地铁站。因此,老街坊如非必要并不出门,在楼下开放办事处就变得非常重要。宣布辞职之后,这个“城池”即将交还房署。易手之前,花发长者、一家大小挨个敲门与杨彧道别,也有老人未有看见门外贴著的离任通知,进来嚷要“报名参加游泳班”。
搬迁大限当前,杨彧与几位助理仍在忙著帮公公婆婆申办消费劵。“阿香,阿兰,阿英......”他几乎记得每一个前来探访的街坊,凡被他唤过名字的人都乐得开怀,格格大笑。杨彧说,即使是小如填表的民生庶务,他也非常享受,皆因“第一天坐下这张桌椅,就已经知道要做甚么了。”不过,家住九龙城的他即将离席,从此与海丽邨相距至少30分钟路程。又一位婆婆不舍地问他:“之后我怎么找你啊?”
杨彧坦言,自己舍不得离开海丽邨,但现实是很难继续在社区里钻空帮忙,一是糊口考虑,二要照顾家人。说到一半,后门又冲进另一位老伯,快人快语:“我不识字,可否帮忙看看这上面写甚么?”看来,街坊更难接受他将离开。或者是放不下心,杨彧决定开展“社区自救手册”,收录二十大居民常见问题(FAQ),囊括婆媳纠纷、离婚手续、噪音滋扰,但求用俗话说清十年社区积累的经验。
“没得解决的,那是政府解决,责任在政府那里,这是政府的工作。”对杨彧来说,社区问题终须回归系铃人。或许这听似晦气说话,他也计划重投全职工作,告别区议员生涯。然而,反复思量后,杨彧决定要再留一会。口上尽管说著“无解”,他也想维持议办运作至8月31日,“服务到最后一兵一卒”。
王必敏:最重要是人还在
尽管青衣邨区议会的王必敏已辞职,但她仍居住在青衣,仍留在社区。自2017年起,她已是社区团体“青衣岛民”的成员之一,今后她将会继续并集中投放时间在“青衣岛民”的社区活动。
“你说是否没有了议员位置、议席资源便做不了?不是,只要回到一年半前的做事方法(未选区议员时)。我觉得最重要是人还在,如果我们的人还在,所有东西都可以继续下去。”王必敏说道。
罗伟珊:分发物资作为陪伴与纪念
2019年10月,湾仔爱群选区的罗伟珊还未上任区议员,晚上约十时,骆克道的一座大厦有人企图跳楼。罗伟珊记得,当晚自己与义工赶到现场时,已有很多街坊围观。至凌晨约两时,仍有大概200名街坊留守现场,最后企跳的人成功救回,街坊才散去,“那时深刻的是,好像整个附近的社群,都关心一个意外,就站在街上。”
今年7月,她的的办事处正举办物资转赠及义买活动,不少人也上来协助清理物资及道别。其中一位与她们共事近一年的义工,拿起了在办事处内经常播放音乐的蓝芽喇叭,询问她们“这个真的卖吗?还是保留它?很有回忆价值的。”义工觉得大多物件也很有纪念价值。
“其实如果这么有回忆,给到一些街坊的话,那么做更大意义。我们办事处的东西可以散落到不同地方,可以陪伴将来可能较少机会见的街坊。”罗伟珊说道。
陈梓维:批评中起步,自评合格
“这年半以来我问心无愧,自评应该有合格分数。”遥数区议会选举开锣时,陈梓维以“中学会考0分”、“电梯维修学徒”的学历背景成为建制阵营的狙击对象;走过半届任期,他自言没有不开心,“从不需理会这些闲言”,拥有机电文凭更意外让居民成为其座上常客,查询装修公司有否滥收费用,电梯报价是否过高......
过去两派也有人忧心,这位政治素人能否搞好地区。陈梓维解释,“我主力民生,但有时也会在banner(宣传横幅)里渗进‘香港人加油’、‘连猪’(连登讨论区的原创肖像)的信息,最想向每一个选民交代。”不过要平衡民生与民主诉求也非易事。“早前区议员有第一轮辞职潮时,我还打算宣誓继续留区,有街坊赞赏我说‘我不是那班人’(泛民主派)。”陈梓维无奈但百口莫辩,及至真正宣布辞职后更被另一相熟街坊在WhatsApp封锁,令他不明所以。
他感叹,自己在地区工作未能“完全改变”居民想法,有时也必须做“蛇斋饼粽”的利益笼络,否则“会被街坊追杀,问你为何不派饭。”
莫嘉娴:守不住前人心血
莫嘉娴扎根马头围邨16年,2016年由民协主席“转会”到民主党当社区顾问,因缘际会下接棒党主席胡志伟的区议会议席,入座琼富。办公室内两人处处并列,不论是窗口、宣传单张、大门都有胡的身影。如今,胡志伟因初选案仍在还柙,莫嘉娴在墙外托人传达辞职决定。尽管收到一声“明白”与理解,莫嘉娴自觉自己守不住前人的心血,说著说著眼眶红了又白,白了又红。
“胡志伟是个很勤力的人,在他的‘训练’下,这里的街坊都很乖又很自律,有些条件好一点的居民会拒绝‘蛇斋饼糭’,甚至派给真正有需要的人。”对于交棒人,莫嘉娴赞不绝口,但前人的模范也暗地过渡成自己的压力。“因为要追上他的节奏,所以我们也‘逼著’要更加努力。”莫嘉娴因著全职区议员的便利,比过往更频繁地落区,有时会收到街坊WhatsApp来讯,肯定她的努力为人共睹。
李世鸿:公公婆婆们的活动室
大围乐康区由公屋、居屋及唐楼组成,由于邨内小型单位占多数,因此有不少年过80的长者,甚至人瑞在此居住。区议员李世鸿三百七十多呎的办事处俨然成为了公公婆婆们的活动室,“有时坐二三十人喺度,弄一些圣诞派对,围圈在这里玩游戏。”在疫情前,他们亦常常带团旅行,“一开始其实很不适应,但后来发现其实他们很需要。如果没有这些,他们几乎没有出外游玩的机会。”他指,会参与活动的长者大多政治立场比较中立,“知道你做到嘢唔会介意”,亦会有“蓝丝”逐渐变得有话聊,“但一有社会运动又会闹番你转头。”
回望曾经气氛热络的办公室,如今只剩下四面墙和一道灰色窗帘。但即使没有一丝议办的痕迹,仍有不少居民认得办事处的位置,走到门外希望可以领取剩余的物资,但听到最多的话也只是“不好意思,我们派完了。”
梁德明:区务单车队
在梁德明办事处工作的职员有一个特点,就是全部人也会踏单车,“其实也不是非要聘请会踏单车的人,只是他们刚好也会而已。”梁德明任职的屏山南选区横跨洪水桥及屏山,有不少的郊区。日复一日,梁德明和他的议助也会踏上自己的单车,分头前往区内不同的地方探访街坊及挂横额,“别人有美女郊游游,我们就是区内郊游游”。在任期间,梁德明积极推动该区共享单车的发展,亦成功争取来往洪水桥交通的分段收费,方便居民。
梁德明认为社区内的工作并不会因自己的离任而结束。在任期间,他曾经举办共购市集,提倡如共购菜等本地农场的农作物,希望鼓励街坊互相合作,提高自主性,不要被地产商垄断生活上的选择,现在街坊正在自行筹备相关事务:“民主派的到来带来新的想法,会对他们造成刺激,只要成功激励他们,就有机会在区内继续发生, 可能发生中途会枯萎,但花无百日红,都ok啦。”
曾健成:隐藏的议办,服务30年
曾健成的议办深埋在旧式屋苑商场的一角。对初次到访的人而言,该处无疑是一个“隐藏地点”——用Google Map查无此地的“高威商场”,明明是同一位置但上下两层也是“地下”,超过一百个铺位的楼层,宛如游戏中的迷宫一样迂回曲折。但只要成功走到附近,一切便豁然开朗起来。两个相连的铺位中张贴着无数的文宣,推开玻璃门后有两张空间狭窄的办公桌,隔壁的架上堆满了成叠的文件,布满了他从政三十载以来的种种痕迹。
人称“阿牛”的曾健成现年已经65岁,由1994年开始便已经在柴湾乐康区担任区议员一职,已在当区服务了27年。虽然中间曾经有3届任期未能当选,但议办仍以自资服务社的形式运作。如今,一切即将落幕,议办将于7月31日正式结束运作,而“阿牛”亦被控“煽惑未经批准集结”,押后至8月17日再作审讯。
謝謝你們報道,紀錄時代,寫得好好
港府的傳言不早就是未來現實的通知了嗎?不去追責高層侵犯「免於恐懼的自由」,反而責怪個體不夠勇敢,不能飛蛾撲火,是不是過於高高在上?
因為「傳言」而辭職,我不明白抱著這種心態去對抗共產黨,有成功機會嗎?
睇完成篇報道,感覺似6個單獨嘅故仔拼湊埋一篇做報道。當佢分開睇又覺得太短,拼埋一齊又太零碎。6位受訪者嘅共通點無作總結,到底6人如何回應「人還在」延續下去嘅精神?本身望標題以為會深度探討前區議員離任後,「人還在」嘅精神如何延續社區工作,但結果似各自表述街坊對議員嘅不捨。
如果想以「街坊情」做主線,講街坊不捨區議員離開,咁標題又何必落人還在,所有東西都可繼續落去?若想寫街坊情,但又冇訪問街坊,感覺讀後好「唔夠喉」。讀畢更加唔知訪問想表達街坊不捨議員離任,還是如標題所述「人還在」嘅精神。如果係後者,但6人訪問中對如何延續區政只有一兩句帶過,點解又攞嚟做題?無論係想寫街坊情或是人還在,但故事背後都冇更深層嘅野想表達。想寫感性如街坊情或離任嘅無奈,我又睇唔到6人嘅情感爭扎;想寫留得青山在嘅精神,我又睇唔到受訪者如何面對延續區政箇中嘅困難同挑戰。一次過訪問6人係好,但更應好好處理文章主線,如果唔係搵1人做人專又或搵一前輩一素人,例如文中楊彧同陳梓維做對比講新舊議員如何面對當前大環境,好過將6人訪問炒埋一碟。
簡而言之,成篇文章唔入肉,睇完只覺睇左6個短故,背後亦冇野想探討,純講述議員離任嘅故事。但文章分類為「深度」,對唔住,可能在下才疏學淺,真係睇唔到文章嘅深度係邊。要課金嚟講,有啲失望。
讀者你好,謝謝你的意見。我們之後還會有跟區議會有關的報導,希望到時再得到你關注,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