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师余伟建：在历史长河中定格那个decisive moment

余伟建 Vincent 前一阵特别想去北京，去捕捉十九大气氛下的中国心脏。“不一定要进会场，就在那个城市中到处走，去捕捉那种空气，那种人的状态，当然，最后可能什么都没有。”他剃一个光头，架一副太空感的白色塑胶眼镜，浑厚的镜片遮不住直勾勾的锐利眼神。

在新闻摄影的行当行走超过三十载，现供职美联社，曾获得世界新闻摄影大奖，53岁的Vincent说，他总是在等待一个又一个的decisive moment（决定性瞬间）。有摄影师说，他像杀手，“拿着把刀一进去就插你，很精准地插向你，然后就走”。他不置可否。假若说年轻时，他捕猎的范围是一个个新闻事件，现在的他有了一个更加广阔的猎场。“一个事件有decisive moment，整个历史都有它的decisive moment”，十九大就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关键瞬间，他恨不得马上飞去北京。

但香港一个展览拖住了他。今年是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Vincent筹备了个人展览，展出自己镜头下横跨20年的香港影像。十九大10月18日开幕，展览21日开幕，他本来订了机票，想溜去北京三晚四日，眼看布展工作一团乱麻，还是不得不取消行程，留在香港。

我觉得香港最美好的时候，会逐渐改变，可能将会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里。

“牢牢掌握宪法和《基本法》赋予中央对香港、澳门全面管治权......”18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大会开幕式上说。Vincent很在意“牢牢”二字。在香港土生土长，拍摄过的香港横跨两个政权，但直到最近一两年，他才尤其感觉，香港在快速拐弯，奔着一个让他忧虑的方向。他不想具体描述这数年来的政经大事，而选择将忧虑融入展览——展厅的门帘上，两只大眼睛盯着每一个穿梭而过的观众，眼睛里倒映着冰冷的坦克，一盏大红色射灯，狠狠打在大眼睛上。

这是Vincent 1992年的作品，拍摄于当时的新华社香港分社，按快门的那一刻，他预感“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25年过去，他感觉预言正变成现实。“我觉得香港最美好的时候，会逐渐改变，可能将会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里——历史中，十年、二十年可能都不是很长，而我希望纪录这个过程，”他少有的放慢语气，缓缓说：“我想我要开始认真纪录香港，相对上更加认真的。”

获得一个瞬间，获得一个影像

Vincent 天生是个急性子，说话快，动作快。他生于六十年代，尚未腾飞的香港，小时候顽皮，注意力不集中，不受老师待见。约莫到了中五，不得不思考一下前程了，但除了喜欢画画，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一次，一个师兄带了一部相机回学校，在那个相机并不普及的年代，Vincen头次发现，世界上有一部机器，可以让人瞬间留下眼前的画面。

“我能获得一个影像，这是多么美好，这是我能掌握的，这件事是从我而来的......”而且这种“获得”仅需一瞬间，最适合他这种急性子，Vincent当下决定，以后就干摄影了。

中学毕业后，他考入观塘职业培训学校，这是当时香港唯一提供全日制摄影课程的学校，有“香港摄影师摇篮”之称。学校毕业之后，他走上新闻摄影之路，先在《晶报》的黑房冲菲林三个月，后来跳去英文报纸《虎报》（The Standard）做摄影记者，1989年，被美联社招揽。

一个老前辈对他说，“要想拍出好照片，就要最早一个去，最晚一个走。”Vincent真的这么做。“虎报的时候，我是奉Bresson（著名法国纪实摄影师布列松，1908-2004）做神，每一个assignment（拍摄任务），都是怀着『决定性时刻』的态度去处理，如果我影不到，只是我自己太差，是有的。”Vincent回忆说。不过一个决定性瞬间的背后，往往是漫长的等待和积累。

1998年，香港启德机场即将搬迁，他拿着相机在机场附近等待着。市民三五成群，抬头仰望，看着一架架飞机起飞降落。“他们似乎在，悼念什么，”Vincent说，一两个小时过去了，起起落落的都是新式型号的飞机，突然，一架国泰747旧款飞机起飞了，Vincent马上按下快门，他感觉，这瞬间里有一个旧时代。

2009年，中国建国50周年，北京一片红，在三里屯刚刚开业一年的Apple Store附近，Vincent足足守候了两天，“等事件出现”。第二天下午，一面大型荧幕上突然出现电影《建国大业》的红色广告，瞬间出现了，他隐约觉得，这个红色的画面和来自美国的Apple Store交叉混合，暗含了一切。

怎样抓住一个决定性瞬间？Vincent说，取决于每个人对“事物核心”的理解。“不单是技术构图的，你要找到事件的核心，要不断思考核心在哪里，你就要对社会、对新闻事件愈来愈了解，而且需要更深入地了解。”即使没有拍摄任务，他也喜欢去新闻发布会现场，特别是有大人物的现场，无分光谱的，什么人的讲话都听听，“梁振英的，彭定康的，何君尧的也很有趣啊”。

2010年，北韩劳动党举办建党65周年大型阅兵式，据说金正恩将在仪式上第一次露面——此前外界只见过一张金正恩七岁时的黑白照片，美联社派Vincent到北韩。这已是他第五次到北韩拍摄。经验有时候并不是好事，第一次相遇，才有新鲜感。现场，大批摄影师都去围观大型阅兵式，Vincent不感兴趣，转而走到了另一个角落，那是观察典礼大台的好角度，他冥冥觉得，这是金正恩在全世界面前第一次公开露面，将是一个历史时刻。他静静等待，直到金正恩走出台前，坐在金正日旁边，两人之间隔着一两米的距离，都双眼直视前方，没有交谈，但一瞬间，金正日望向了儿子，隐约露出狐疑的、忧虑的眼神，Vincent 按下了快门。

这一个封闭国度中的暧昧瞬间，让Vincent 夺得2011年世界新闻摄影大奖人物组第三名，也成为唯一一个曾入围这个顶级大奖前三甲的香港摄影师。

摄影师的岔路和回归

入行30多年来，Vincent身临无数重要现场，香港雨伞运动、旺角骚乱、泰国红衫军冲突，还有坂神大地震、汶川地震、福岛核泄漏等灾难现场。能否抓住一个重要瞬间，就看你在当下选择去哪儿，走哪条路，在一个位置上决定等待多久，累了的时候，你会选择离开还是坚持？会坚持等多久？

这像人生的隐喻。如果摄影是Vincent本能的热情，那么摄影记者不过是其中一条路，多年来他曾跃跃欲试，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岔路？1985年，Vincent刚入行时，“摄影记者”在香港还是一个稀罕的工种，全港只有少数报纸聘用专业的摄影记者，其他媒体，摄影全由记者兼顾。直到八九天安门事件，业界才猛然意识到影像的重要性，同时，伴随着香港纸质媒体在九十年代的百家争鸣，蓬勃发展，摄影记者的岗位也突发猛进地增长。

不过在媒体之外，纪实摄影的生存空间始终不大。90年代初，Vincent 选择离开美联社，一边在一个机构做图片编辑，一边尝试走独立纪实摄影师的路。但一直不太顺利，1997年回归前夕，他又返回美联社。

“我当时想，快回归了，如果我要纪录，回AP可能会更好，也可能是借口......”

2010年，他作了一个更大胆的尝试——在香港，开一家商业摄影画廊。他想看看，有没有可能让摄影师靠卖自己的作品而生存。“很自私地说，我希望透过Gallery卖自己的相片，以及他人的相片，令我自己和其他摄影师，可以透过卖相去生存，”Vincent说。他当时在上环开设Upper Station Gallery，画廊维持两年之后，终因不断亏损而忍痛关闭。

今天回头看，他认为Upper Station的尝试在摄影推广方面是成功的，但在商业上是失败的，一大原因，是他这个摄影师不懂生意，另一原因，是香港的摄影的收藏和买卖市场不成熟。“摄影是一个repetitive（重复性）的东西，在这么多艺术品的媒介上，它占的位置是相对低的。”他坦承。今天，香港仅有极少的进行商业买卖的摄影画廊，能凭“卖相”维生的摄影师，寥寥可数。

我当你是Robert Capa，Ansel Adams，所有以前的master，如果现在进入Instagram，力量都会被削弱。以前是一张，放在墙上，你会觉得，『哇』，现在呢？

而另一边，新闻摄影的行业生态已在短短二三十年间，经历了颠覆性的改变，形成相悖矛盾的现状——摄影技术的门槛不断降低，越来越多人怀着热情投入这个行业，但伴随着大众媒体的衰落，新闻摄影的岗位不断减少，许多媒体因为预算紧促，减少聘请全职摄影记者，转而选择和freelancer合作。

今天，摄影的路是更窄了还是更宽了？Vincent觉得，难以一概而论。“你看Instagram，不断有image看，太多了。我当你是Robert Capa，Ansel Adams，所有以前的master，如果现在进入Instagram，力量都会被削弱。以前是一张，放在墙上，你会觉得，『哇』，现在呢？有上千上万张，不断去冲击你。”Vincent 说，他长期“鄙视”使用Facebook和Instagram等社交媒体，但一年多以前，想着让更多人看到自己的作品，他还是开始使用，还很快上瘾，但最近，他又越发怀疑这事了。“Instagram上的人，他like你可能只是他想你like回他，毕竟他会花多少时间去看你的相片呢？一张相会看多久呢？这有点反智。”

放下对器材和经验的执着

不过Vincent肯定的是，他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再去探索各条岔路了，现在他只有一个目标——继续摄影。

他最理想的摄影状态，是专心直接地投入一个事件，单纯的心无旁骛。2011年，日本福岛发生核泄漏灾难，Vincent代表美联社去当地拍摄，无意中他使用了手中的iphone手机去拍摄。“我发现用iphone令我很直接和感觉某件事时，可以立即拍摄那个感觉，用一般相机是没有那么直接那么快……整个过程，我拍了很多，我怀疑有六千张，”数十年来长期习惯使用专业相机的他，那次放下对器材和经验的执着，“在这个过程，我愈来愈有passion…那个器材是变得很低…就很专心，很『原点』。”

后来，他再去日本广岛拍摄，出门工作时，身上只有一本书、一部用来看资料的ipad，和一部手机。完全沉浸在一个陌生的世界，捕捉一个个决定性的瞬间，是Vincent最热爱的，也是他冥冥中感觉的一种使命。

28年前，Vincent曾错过了一个让他至今遗憾的决定性瞬间。1989年3月，他被美联社聘用，三个月后，他在公司收到一封电报，通知坦克即将出动去天安门。他向上司请缨去北京，激动地说，“This is very important to me!” 上司冷冷回了一句：“This is important to everybody.” 到了6月5日，Vincent才有机会去北京，任务是去送100桶胶卷给同事。他还记得，那天刚到北京，他的同事、摄影师Jeff Widener就向他展示一张自己当天早上拍的照片：天安门广场上，一个男人拿着两个塑料袋，孤零零地站在四辆坦克面前。

“我当时什么都不懂，但我知道我错过了一个重要的时刻。”Vincent 说，他从此希望人生不要有第二次同样的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