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10年是华语圈乃至全世界各种共识和信念坍缩的10年。关于“全人类大团结”这个经典话题，目前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只有当外星人入侵时，人类才有可能团结起来。
地球村、国际化、联合国、大家庭、人类荣辱与共⋯⋯这些冠冕堂皇的大词和背后的意识形态确乎正迅速地油尽灯枯。在世界日益残酷荒谬的21世纪，它们既无法有效应对现实挑战，也未能传达普通人的真实生活体验，故而被务实而犬儒的时代精神远远抛弃。
然而，无论世人如何看待，全人类的命运必然以这种或那种、互助或互害的方式紧密相连。正如政治学者玛丽·卡尔多（Mary Kaldor）所言，国家之间持续的暴力和非文明状态必然会将压力传导到各国内部，让任何一国之内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文明和繁荣付诸东流。20世纪，我们已经多次目睹这一过程，而联合国和各种国际组织虽然今天为人耻笑，但建立之初确实承载了反思文明毁灭、阻止或延缓下一次毁灭的共同期待。
今天，我们承认它们的失败，抛弃脆弱的幻觉。问题是，抛弃幻觉本身不构成对现实处境的改善，犬儒的态度也不能阻止灭顶之灾降临——理直气壮的弱肉强食，比起遮遮掩掩的弱肉强食，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说是一种进步。
为了生存这个基本目标，我们仍然不得不在语言和精神的废墟上，在幻灭与隔绝的真空中奋力挣扎，在迫近的毁灭当前，从零开始建立联结和对话。
“共同体”中从未被清理的剥削底色
一个好消息/坏消息是，共同体想象的破产并不足以在本质上否定广泛团结的可能，因为近几个世纪对“全球化”的主流正面表述，绝大多数根植于上升期社会中全球化的既得利益者，甚至是殖民者的体验和遐想。可以说，对于“共同体”、“地球村”的理解，本身就带有从未被认真清理过的排斥与剥削的底色。
“共同体”是外来语community的固定翻译。词源学者普遍认为这个概念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语koinōnía和古罗马拉丁语communitas。后者的词根munus代表相互间的义务，con代表共同。在早期城邦和共和时代，共同体主要指同一城邦中范围狭窄的男性贵族群体，对内团结和对外排斥构成它的一体两面。而这个狭窄概念的逐步扩大，要得益于罗马帝国大肆扩张，瓦解了以城邦为中心的社会秩序。
公元2世纪的罗马演说家埃利乌斯·阿里斯泰德(Aelius Aristides)曾热情称赞帝国地大物博、交通便利、万姓一家，歌颂罗马是“共同的故土，世界各族共同的祖国（communis patria）”。这几乎是最早版本的“人类共同体”说法，但也是一位跻身于帝国决策中心的显贵，用帝国（用被征服之地的资源）提供的便利为帝国进一步扩张进行的辩护。
基督教的崛起进一步拓展了欧洲人想象“人类共同体”的范围——它既是文明的欧洲人的宗教，又是具有普世性质的宗教，因此成为征服（不信教的）海外蛮族的绝佳借口。15-16世纪海外殖民热潮中，高喊“communitas orbis / respublica totius orbis（世界共同体 / 全世界共和国）”口号驶向拉美的，不只有传播福音的教士团，还有“为了上帝和国王的荣誉”抢夺金矿和耕地的殖民者船队。
此时，基督教教法正孕育出国际法的雏形，在欧洲内部促进和平贸易往来，但同时也成为殖民者的法律武器。比如，西班牙殖民者的惯用手法是全副武装地登陆，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向原住民“宣讲”教义和王权，然后立刻声称警惕的原住民侵犯了国际法赋予殖民者的“远行，停留，通商，传教”权利，继而发动“正义战争”。
启蒙时代的共同体思想遗产，在今天仍然为很多渴望改变现状的人提供着航标和蓝图。其中，卢梭的共和（république）和洛克的政治共同体（commonwealth）可谓现代共同体理念的两大基石。在法国，卢梭设想一种人人平等，以公意（volonté générale）捍卫人权的共和国。但他草草设定的“人人”远非所有人——且不说他当时也是很著名的厌女者，坚决拒绝给予“腐败阴柔”的妇女政治权利；而且他口中男性的“人人”也必须有一致的信仰、观念和财产状况才能产生有效的公意，所以实际上他的共和设想只能容纳下数目较少的中上阶层法国白人男性。
英国的洛克被称为自由主义之父，他的commonwealth是一种产权共同体：国家作为守夜人保护着勤劳、诚实、有理性的人的财产和货币交易，而不勤劳、不诚实、无理性的人不应被保护。今人通常从英国经验主义传统和自由主义哲学的脉络中理解上述观点，但其实还有更通俗好懂的展开方式——写作《政府论》时，洛克正担任“北美殖民地贸易与种植园事务委员会”和“卡罗莱纳土地所有者委员会”的书记，个人还持有北美、中美、南美、非洲的土地和股票。他竭力论证美洲人天生懒惰、弱智，不会耕作，所以他们的土地“仍然是无主之地”，并据此用暴力从原住民手中“合法”购地。
尽管17世纪的洛克对美洲人人性的否认或许和旧大陆人的天真傲慢有关，但后世历史学家普遍认为他就是由于利益相关而故意传播偏见。
从圣西门、傅立叶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国际主义的倡导者批判洛克式产权自由主义，在理论上反对殖民和奴役；在行动上亦支持爱尔兰、波兰、北美等地反侵略、反奴役、反殖民的斗争。然而19世纪的国际主义者局限在欧洲内的经验虽然没有阻止他们共情亚非拉人民，却导致了过分的乐观——在《资本论》、《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等文本中，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创造的世界市场必定催生它自身的毁灭；低价商品打破国际壁垒、全球无产阶级都会被拖入不稳定、被剥削的依附状态，这必然促使他们联合起来斗争。
可是，今天我们看到，同为被剥削者与联合反抗之间，似乎没有必然关系——当跨国资本的压迫越深重，困在体系中不同国家的工人之间的恶性竞争就越残酷、彼此利益就越冲突、促成联合的物质能力就越薄弱。指望人们因为共同的困境就能“自然而然”地互相团结，或许是把问题想简单了。
当代知识生产者的特权与失职
伴随着冷战格局瓦解、区域一体化和国际组织的增加，各国朝野对人类大团结的信心越来越稳固，仿佛距离全人类大团结只差临门一脚。除了波动中向好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崛起也进一步散播着乐观精神。作为战后新兴中产的突出代表，高校和研究机构中的职业知识分子即便没有高贵出身，也逐渐过上了富裕、有尊严、不受拘束的生活，并相信这种生活即便现在没有，未来也必将属于全人类。
如果在线上图书馆进行快速检索，不难发现大部分以全球化为主题的近著都有“当今世界，全球化让人们可以自由消费全世界的商品、轻松进行跨国旅行”之类的开场白。这些套话暴露出作者习以为常的经验范畴；并非偶然，多数积极参与构建人类共同体理论的学者都来自最先享用全球化成果的富裕阶层。
提出“地球村”的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出身富裕中产，在大萧条和二战的兵荒马乱中竟然连续读取了五个高等教育学位并获教职。他一生去过十余个国家，但从未真正走出校园；提出“公共空间”和“交往理性”的德国学者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父亲是纳粹德国识时务的地方官员，哈贝马斯后来反思，整个青少年时期他都觉得一切“和平，美好而正常”，对屠杀、战争和弥漫全国的饥荒一无所知。
发明“世界公民”（global citizen）一词的阿尔·戈尔（Al Gore）出身美国议员世家，更为人熟知的身份是和克林顿搭档的副总统。另一个比较晚近的例子是笔者亲眼所见——英国学者尼克·库尔德里（Nick Couldry）以首倡“全球多元公共领域”享誉欧洲，他在座谈会上感慨：自己是最近读了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才意识到欧洲现代化的进程包含了对殖民地的深刻剥削——说这句话时他早逾花甲，迟来的真诚发现背后，是他一生中从未察觉的欧美白人知识分子特权。
欧美知识分子是乐观全球化话语的主要生产者。特权虽然未必是一种原罪，却削弱了他们注意到人类参差处境、理解全球化困难的能力。欧美知识分子自带的“世界公民”护照使持有者可以平顺无阻地穿越大部分国境；发达国家的高校和文化产业也同时以丰富的资源吸引着发展中国家的精英学人涌入。
在星罗棋布又遗世独立的大学城、大学镇、大学园中，属于不同宗教、种族，但说着同一套术语援引着同一个哈贝马斯、被同一套标准筛选出来的学人，在切磋观点、把酒言欢中，似乎确凿地用“对话式民主”、“交往理性”建立起了迷你地球村。这种成就确实令人心醉，但能够和彼此存在竞争和世仇的邻国人民互相理解、和解，跟在国际学术会议结束后和该国籍同事喝一杯，并不是一回事。
即便不谈白人特权和高校象牙塔，身为知识分子本身的文化资本和信息素养也能从全球化进程中获益更多。中文社交平台小红书上，无数名校毕业生分享申请某国人才引进计划、数字游民签证，乃至于规划workation（工作度假）的攻略，并晒出在普吉岛海滩上左手电脑远程会议，右手摇晃pina colada的快乐照片。实际上，这种快乐要求各种隐形的经济、政治、文化资源支撑，绝大部分人永远没有机会体验到。
不妨以数字说话：中国大陆目前约有1.6亿人持有有效护照，略多于人口的1/10。一般来说，护照持有者中有10%-20%真正有过出国经历，粗略估算，有机会出国看看的大陆居民仅占2%。号称英语走天下的印度人口中，其实只有6%-10%能用英语对话，3%有过出国经历。甚至于，大部分印度人只能说一种本地语言/方言，和临近邦的人都无法交流。所谓印度人满天下只是庞大的人口基数和高辨识度的外表带来的错觉。在发达国家美国，尽管3/4的人口曾经出国，但其中阶级、种族、性别差异巨大。工薪阶层、黑人、女性各有约1/2人口从未出过国。全部美国人中，甚至有60%以上从未去过纽约、11%从未离开过自己出生地所在州。这些人虽然生在美利坚，但他们的生活经验和人们通常的想象大相径庭。
心怀全人类的跨国知识分子、从来没离开过家的美国农民，以及更广大的外贸工厂打工人和出海廉价劳动力，如何能够互相看到，如何能够互相团结？象牙塔中生产的“地球村”话语既未能包含后者，也抵达不了后者。
更何况，知识分子自身的小小特权已经开始快速流失，让他们惊慌失措。最近几年，全球经济下行从生源、投资、财政拨款等方方面面削弱了高校，而政策制定者愈发将不能为科技军工做贡献的知识分子视为累赘。在多数曾以高等教育为荣的国家，高校集体降薪、解聘，或用超低薪短期合同取代工资更高的长期合同。同时，知识分子也亲身体验着“世界公民”幻觉的消散。英美加澳等主要发达国家签发工签、绿卡的门槛不断提高；即便拿到签证，美国高校的外籍教师和研究人员也经常在入境时面临审查、刁难和无端拒绝，以至于今年的大部分国际学术会议都面临境外参会者因担心出入境安全放弃参会的情况。
曾经对知识分子隐形的国境线如今又重新清晰而坚固起来，而这种情况其实不难理解——宣传公共性、播撒乐观希望的知识分子，只有在本身具有一定公共性和乐观底色的社会才会被尊重和需要；而他们既没能通过自身智力劳动巩固人类对构架共同体的信心，又没能关注和回应大众生存空间被挤压的普遍痛苦——积极循环没有形成，所谓世界公民，很容易就会沦为世界弃民。
简而言之，华美热闹的“共同体思想”建立在特殊的经验和局限的眼界上。尤其在冷战后人类发展的关键阶段，讨论人类团结前景的学者醉心于畅想美好的应然，却没能认识、描述、分析困难重重的实然。这种失职让共同体思想沦为了盛世的装饰品，遇到挑战便会凋零。
民族主义骗局
当今各国无论其官方意识形态如何，都宣布和邪恶跨国资本、外国势力为敌，坚决捍卫国民利益。但同时也是这些国家的当权者相互勾结、伙同跨国资本把持游戏规则，欺骗和逼迫国民进行违背自身利益的零和博弈。
结果，在“强国富民”的旗号下，暴君们结成了世界共同体；跨国资本实现了全球自由行，只有普通国民在“保护”的名义下遭受越来越多的限制、被剥夺越来越多的安全、财产和尊严，并在歪曲是非因果的操控下陷入更深的困惑和无力。这样的骗局广泛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却因为层层欺瞒和误导难以被发现。
通用汽车（GM）的产业转移是美国一桩公案。GM作为国际汽车巨头，将自己塑造为美国民族品牌、美利坚之光。受2008年金融危机波及，GM关闭了制造业发达、工人待遇较好的威斯康星州工厂，把资金和设备转移到工会不发达、工人待遇差的得克萨斯、堪萨斯等南方“right-to-work”州，[1]以及劳动力更低廉的墨西哥等国。少量威斯康星工人南漂到得克萨斯，以更低的薪水从事原来的工作，更多则直接失业。
面对变故，刚上任的奥马巴政府以GM是纳税英雄、创造就业功臣为理由，向其输送510亿美金救市资金（来自纳税人）；但同时支持这个功臣向海外和“right-to-work”州转移，造成就业减少和税收流失加速。很多失业工人和被波及的工薪阶级把自己蒙受的损失归咎于拥有企业的全球化精英和抢走工作的墨西哥外劳，但同时感谢南方州对自己的收留——实际上，北方工厂的减少和南方工厂的增加同步进行，正因为南方州政府以不支持工会、不保障工人权利作为橄榄枝，GM和其他企业才放心大胆地关闭了北方的工厂。
关于联邦政府赔了夫人又折兵这件事，最常见的辩护是大企业用税收和就业作为人质绑架了国家为自己投资，但事实并非如此——作为注资3亿的交换，美国财政部获得了GM 60%的股份，并在其上市后立刻抛售套现，比起绑架，这更像是一种利益交换。同时，作为企业最大股东，政府向GM汽车行业工会（UAW）施压，要求通过削减薪金、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等方式降低成本，避免GM再度破产。以上纾困措施事后其实收到了较高评价，但即便是在这种“稳健的双赢政策”下，所有损失最终还是由普通工人承担了。
那些被转移到国外的工厂情况又如何呢？最近的比亚迪出海巴西事件补足了GM的故事。中国公司比亚迪2023年正式出海巴西，在两国都被包装成强国壮举——中方宣传着力于国产新能源汽车冲破欧美封锁，领军世界；巴方则强调招商引资提升产能、制造海量就业机会。然而2024年底，巴西劳工部门爆出比亚迪尚未给任何巴西员工提供就业机会；而工地上的全部500余名中国工人，被承包商没收护照和薪水、遭武装保安看押和殴打，缺少基本食物和清洁饮用水，甚至很多人就是被贩卖至此。他们的劳动条件不仅远低于受巴西法律保护的本地工人，也远低于国内的建筑工人同行。
根据中国劳工观察的调查，这种情况并非个案：承接海外一带一路项目的工人经常陷入监管真空地带，受到远甚于国内一般情况的压迫。在整个过程中，企业获得来自两国政府的大量资金和政策扶持，而两国工人，却没能从“双赢”的合作中获利半分。
回顾20世纪和21世纪全球产业流动的历史，无论是把工作“留在”某国，还是把工作“带进”某国，普通劳动者希望依靠国家帮助改善生活的愿望大多落空。正如霍伯斯鲍姆（Eric Hobsbawm）《帝国的年代》所直言：民族国家和跨国资本根本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没有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壁垒，资本就没办法利用差价牟取暴利；没有资本组织劳动力，国家就没办法高效地汲取和集中民力、互相竞争。在两者的合作和拉扯中，人民只是战略资源，而不是人。
以上所讨论的经济领域，民族国家和跨国企业的联手盘剥还比较日常而隐蔽。然而，随着全球共同体愿景的破产，区域战争也大幅度增加；当战争发生，民族国家打着“保护人民”的旗号要求人民为国家献身时，谁从战争中获益、谁承担战争的后果，这些问题的答案更是充满赤裸裸的讽刺。
二战前，纳粹针对普通德国民众食不果腹的现状，巧妙利用“面包和尊严”、“生存空间”等口号进行战争动员。尽管战时经济也曾因掠夺邻国资源而短暂复苏，但在战败之前，德国就陷入了远比开战前更恐怖的普遍贫穷，很多城市甚至退回了中世纪水平，无论是纳粹的反对者还是支持者，此时都不能幸免于倒毙街头的命运。美国攻打伊拉克时，也常以“捍卫美国人民的自由”作为动员口号，可恰恰是这场战争导致了美国自由民主水平大幅度倒退——《爱国者法案》授权政府大规模监听、搜查、拘留普通民众，媒体自由被以国家安全为由反复压制……
在战争结束后很多年，以上领域的自由也没能完全恢复。最近的例子来自以色列。暂不论以色列在加沙造成的种族灭绝屠杀，在6月份以色列和伊朗短暂的战争中，尽管以色列占尽优势、在美国的重金资助下一路凯歌，但其GDP仍旧大幅度萎缩，农业生产受到严重打击、食品价格飙升；普通以色列居民不但生活水平严重下降，还会被作为预备役重新编入部队。甚至在一些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城市，居民不得不将日常生活完全搬到地下掩体。同时，由于以色列全面关闭了领空、陆地交通也大面积中断，以色列居民想要出国学习、工作甚至避难都难上加难，持以色列护照免签入境170国的尊荣终成一纸空谈。
如果说以色列人生活在愁苦和惊慌中，伊朗人则直接生活在地狱中。短暂的战争期间，伊朗水电网被切断、境外制裁雪上加霜，带来高达40%的超高通胀率。最大的伤害甚至不来自于以色列的炮弹，而来自政府和革命卫队——作为信息战的一部分，伊朗禁止了大部分社交媒体，甚至切断了境内互联网；战时经济政策允许政府对社会财富和粮食随意汲取、对男性公民强制征兵，并对女性公民的社会运动进行进一步压制。
尤其意味深长的是，伊朗流亡海外的人口很多，大多是在1979年逃离掌权的伊斯兰共和国，或在之后逃离战乱和苛政的高学历中产阶级。海外伊朗公民因为普遍参与抗议霍梅尼·哈梅内伊独裁而被本国政府视为卖国贼；同时在伊朗的历次（也包括这次）对外冲突期间，作为“好战的伊朗民族”成员的他们又会被定居国没收财产、驱逐出境或拒绝入境，遭到歧视更是家常便饭。海外伊朗人失去了自己的祖国，又同时成为了很多国家的敌人。这种处境，或许对现下同时被中美两国视为对方间谍、在双方就业市场均遭到排斥的一批中国留学生那里，能够获得共情。
有的人食不果腹，有的人蜗居地下，有的人失去祖国，有的人亡命沙场……但很遗憾，“为了人民”发动战争的普京、哈梅内伊、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们并不会蒙受任何损失，他们的财产布局在世界各地，而无限延续的战争状态对于一国之内的独裁者来说是维持统治的续命神器。
他们甚至欣赏着彼此的弄权技巧：“通俄门”爆料后，普京和特朗普之间近乎肉麻的惺惺相惜已经为众人所知，内塔尼亚胡近期出版的回忆录也热情地赞扬了普京“让俄罗斯恢复伟大”的顽强意志。在中国日前的九三阅兵中，中、俄、朝三国元首毫不避讳地展示着他们铁三角般的亲密友谊，还被记者偶然录到他们讨论人类通过器官移植获得超长寿命的可能。在无数这样的时刻，他们是同彼此站在一起，还是同本国的平民百姓站在一起，似乎已经是一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
最困难的时候，首先搞清基本问题
我们能怎么办？任何诚实的现实主义者都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们把太多时间浪费在了坐而论道、清谈玄想上，很可能已经失去了逆转狂澜的机会。
日前，签署《2025年新反法西斯宣言》的国际法学者理查德·福尔克（Richard Falk）接受了一次访谈。福尔克严肃警告说：美国乃至全世界都在经历一个“魏玛时刻”——和100年前的德国高度相似，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由单一强人领袖实行软威权控制；经济下行引发全面恐慌；极端右翼排外思想占据主流；法西斯主义者有明确的目标和高昂的热情，虚弱的反对派却缺乏组织和信心——人类不只是日渐分裂，而是面临迫在眉睫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我们或许已经不能避免世界大战，然而这一刻尝试改变命运，也总还是比下一刻更为及时。
我们可以做点什么？最困难的时候，首先要做的是最简单的事。爬出宏大理论的废墟，挥别空中楼阁的幻景，在最日常切近的困难中，必然就包含着我们能够做出的第一步改变。笔者猜想，可能那就是在关乎自身的问题上尽可能清楚全面地了解事实：发生了什么、谁能获利、谁会受害、这一切都和我有什么关系，而我的利益又在哪里？
没错，了解自我利益所在是一个人存活下去的必修科；强权对人的操纵往往着手于把持信息渠道，扭曲人们的利益认知；而摆正这种认知也恰恰是和其他人建立最真实的关系的第一步——远比直接拔苗助长地上升到人类大团结牢固得多。
即便这第一步也绝非易事。面对信息迷瘴和累积的敌意，搞清任何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或者跟挑三拣四的邻居达成小小的共识，都不亚于是一场来回拉锯的微型战争。然而，就在这个一地鸡毛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缓慢地补课、成长，认识自己的能力、认识自己的限度、认识自己周围的环境……即便最终也成为不了启蒙家构想的“大写的人”，也可以尽量做到不被幻觉绑架、看清必须看清的，真实地感受我们被一同抛入的斑驳世界。
这或许是一种保守的期待，但并非悲观，因为人类的过去也充满了如现在一般泥泞破碎的时刻，其中既包含对当下的诅咒，其实也蕴含着对当下的启发：当罗马帝国中心的权贵醉心于征服天下而完全无视被征服者的苦难时，也有为数众多的斯多葛派学者和支持者目睹奴隶和“蛮族”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力主公民权应该属于所有自然人。他们在三四百年间缓慢地影响和渗透着罗马法系统，最终促成了212年里程碑式的《卡拉卡拉敕令》。
在西班牙殖民者打着“世界共同体”的旗号，将美洲原住民污蔑为毫无智力的猴子横加虐杀时，和他们一起登陆新大陆的多明我会（Dominican Order）传教士们没有成为同胞的帮凶，而是尽力帮助和庇护原住民，积极奔走搜集罪证，在西班牙宫廷和议会接力式批判殖民者甚至国王的暴行，逼迫宫廷在原住民的人权问题上做出有限的让步。甚至有部分修士在和殖民者的暴力冲突中被杀害殉道。
启蒙时代的欧洲哲学家们高擎人性火炬，却又吝于将火种分享给妇女、穷人、奴隶和被殖民者。在同时代的欧洲内部，出身市民阶级的废奴主义者们已经着手纠正这个错误。他们组织起来，募捐筹款、印发传单、发表街头演讲，批评启蒙欧洲的双标和伪善。与此同时，在法属塞内加尔和阿尔及利亚，接受法式教育的新一代知识分子，悲痛地意识到法国大革命解放的“人类”不包括自己，却也逐渐学会用法国大革命的遗产作为自我解放的武器，并最终经历200年的斗争，在法农（Frantz Omar Fanon）和桑戈尔（Léopold Sédar Senghor）这一代实现了独立。
教科书上的线性历史发展观告诉我们：古人的思想因为受到时代的局限而必然落后，随着时代发展，人类的思想水平也会不断提高。可仔细翻阅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人类的共情、廉耻、智慧和远见不是自动更新迭代的电脑程序。任何一个时代都有为了一己之私颠倒是非的既得利益者，也有目睹真相、敢于直言的反对派。同理，人类社会并不会随着“时代发展”自动进步，我们也无从保证已经获得的进步不会被腐蚀而丧失。相反，我们得以暂时享受的每一项进步，都是在前人旷日持久、一地鸡毛的拉锯战中缓慢达成的。
想到这里，我们似乎也不必因眼前的退步彻底绝望。毕竟我们的人生还没有终结，只要还有人类，历史也永远不会终结，而会继续它纷扰波折的旅程。
註解：【1】 “Right to work”（直译为有权工作），指根据部分南方和中西部保守州法律，工人不需要加入工会就可以在工会代表的企业工作。这种法律削弱了工会的谈判能力，使其无法组织罢工。因此“right to work”州的工人工资、医疗福利等显著低于其他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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