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特朗普和泽连斯基在梵蒂冈教宗葬礼上的短暂会晤以来，美国对俄乌战争的立场来回摆动。特朗普继续与普京通话，可是他对普京的偏袒不再露骨，而在慕尼黑安全峰会上大肆攻讦欧洲民主的副总统万斯却大谈美欧一体，令人错愕。在乌克兰经历了特朗普前一百天的极限施压后，俄乌局势似乎又回到了熟悉的轨道上：各国政要来回穿梭，却都对普京的僵持和拖延束手无策。
在又一轮的谈判条件里，关于主权和势力范围的争议仍然是多方拉锯激烈的政治议题。不过，近期的一条报道也提供了谈判条件中的经济线索。路透社等多家媒体报道，美国和俄罗斯官员正在就恢复俄罗斯对欧洲天然气供应展开谈判。八位熟悉谈判情况的消息人士透露，在俄欧能源关系持续紧张、欧洲大幅削减俄气进口的背景下，华盛顿与莫斯科正讨论美国如何协助俄罗斯重返欧洲天然气市场。5月9日，位于瑞士楚格州的“北溪-2”管道运营商被当地法院裁定可继续寻找新的投资者，否则将进入破产程序。美俄双方拟议由美国投资方从俄罗斯购买天然气，再贴牌向欧洲转售。
俄罗斯通过大规模国防开支、工业再武装、劳动力重新配置和政治高压，暂时避免了经济崩溃，甚至在短期内实现了经济增长，这也带来了中期的结构性脆弱。对普京而言，即时停战就是政治自杀，只能用拖延来逐渐给军工复合体减速。同时战时经济的转轨难度极高，战后的经济安排自然也是谈判的重要议题。能源出口一直是俄罗斯经济的支点，而相比必须折价出售的“友好市场”，欧洲市场对非战时的俄罗斯经济似乎仍然不可替代。
特朗普在今年1月20日重新入主白宫当日，就重申了自己“24小时止战”的承诺。从撇开乌克兰和欧盟单独与俄罗斯媾和，到双方在白宫不欢而散，在特朗普执政的前一百天内，他所领导的美国政府基本就是在对乌克兰单方面施压。在中间多次喊话和威胁后，4月23日美国提交了一份特朗普所谓“最终提案”，其中包括美国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一部分，以及非正式承认俄罗斯几乎所有占领地区的控制权。在这一系列密集施压之下，基辅市长克利奇科（Vitali Klitschko）在4月25日接受BBC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也许不得不为了临时和平，暂时放弃部分领土”。可是乌克兰在欧洲的力挺之下拒绝了这一方案，美国的立场开始向反方向摆荡。
不过，令人玩味的是，在这一轮美国明显的拉偏架中，俄罗斯对美国的响应也并不积极。在2025年2月18日的会谈中，俄方虽然参与，但在重要问题上并不让步。3月18日普京与特朗普再次通话，却未接受美方提出的全面停火，只同意为期30天的能源基础设施停火，并启动更广泛的停火谈判。在特朗普上任伊始，他始终急于会见普京，用元首外交彰显自己的领导力。而普京很少给出正面回应，反而利用美方推动停火谈判期间加大攻势。今年2月起俄罗斯在哈尔科夫、库尔斯克、苏梅等方向发起多轮进攻，3月初基本将乌军逐出库尔斯克州，让乌克兰损失重要的谈判筹码，更是多次违反了在沙特举行的谈判中斡旋达成的关于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部分休战协议。鉴于特朗普渴望和平缔造者的桂冠，俄方这样的行径实在有损特朗普的外交形象，这也被认为特朗普态度逆转的重要原因。那么，普京为什么不愿表态配合，充分利用偏袒己方的外交周期呢？
俄罗斯战时经济的特征
众所周知，特朗普对主权缺乏敬意，并不介意在政治原则上纵容俄方的过分要求。可他急于求成，希望见到立竿见影的短期停火。哪怕是在美欧离心的三四月份，西方也默认应该先达成停火，再进一步洽谈长期和平并取消制裁。对东欧缺乏切身利益的美方而言，制裁也是少数抓手，需要等到俄罗斯有更多诚意时才能放松。而俄方开出的和平条件却始终包括先行解除制裁。克里姆林宫曾表示，黑海停火协议只有在对俄罗斯农业银行和其他参与食品和肥料国贸易的金融机构的制裁被解除后才会生效，还要求这些金融机构要重新连接SWIFT国际支付系统。就长期目标而言，俄罗斯官员也毫不掩饰他们希望同时解除所有西方制裁，甚至不限于临时冻结制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多次要求返还冻结的俄罗斯资产。
也就是说，和谈角力另一个重点是停火的优先级，西方要求俄罗斯停战以表示诚意再讨论经济安排，而俄罗斯要求西方给出经济承诺才愿意让战争机器刹车。显然，俄罗斯要求的和平条件不仅是政治保障和安全保障，也包括经济保障。想要普京在鲸吞乌克兰的大量领土后恢复和平，那么必须让俄罗斯的经济在和平之后仍然有伸展空间。普京在谈判姿态上的僵硬其实侧面证明了，对他的统治而言后者同样不可或缺，其必要程度甚至超出了特朗普有限的耐心。在当下完全以军事需求主导的战时凯恩斯经济，冒然停火反而会增加俄国内部的不稳定性。不过俄罗斯出于谈判姿态不能示弱，特朗普更没有耐心考虑俄罗斯的经济缓冲。而且他偏好双边外交，一度撇开欧盟乃至乌克兰，可国务卿鲁比奥就曾表示，取消制裁无法由美方单独决定，必须和欧洲沟通。而这一点在经济上甚至比政治上体现得更为明显，因为美国对俄罗斯的出口产品并没有需求。
关于俄罗斯的经济，在俄乌开战前一两年还时有讨论。在战局陷入僵持后，也不乏支持乌克兰的观察者乐观认为，俄罗斯的经济能力难以与西方久持。可是，开战后俄罗斯的能源、金属、粮食等大宗商品出口不但没有中断，反而在部分类目还超过了战前水平。长期制裁压力下俄罗斯也用石油收益预留了应急资金，并长期保持较低的公共债务。随着战时财政政策已从2022年依赖储备转向提高税收和财政紧缩，俄罗斯经济表现出强于预期的韧性。战时财政大幅倾斜到军事和重工业，军事相关开支也带动了就业和工业产值。俄罗斯没有全面动员，而是通过提高征兵补助金刺激消费，直接提振了内需。尽管通胀严重，但工资和物价几乎同步上涨，2024年实际家庭消费甚至逆势增长8%。这种战场需求主导的经济政策确实带来了纸面的经济增长，并使失业率降至历史最低，“俄罗斯经济崩溃论”自然就偃旗息鼓。普京甚至多次宣称，与西方经济脱钩并没有击垮俄罗斯，反而为俄罗斯经济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自主创新动力。最近一次就是在今年2月21日，普京在“未来技术论坛”上明确表示，谈判中要求取消的西方制裁“对我们起到了重要的刺激作用”。
不可持续的风险
然而，为什么普京在和谈中要求美欧率先取消这些“刺激”呢？战时凯恩斯主义背后是巨大的代价和不可持续的风险——巨额赤字、通胀压力和预算失衡。如今俄罗斯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完全被战场需求所主导，到2024年，军事开支首次超过了所有社会支出。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批准的2025年预算将拨款13.5万亿卢布用于国家防务，占总支出的约32%，另有3.5万亿卢布用于国内安全。两项合计，2025年联邦预算的近41%将用于战争和安全事务。2025年第一季度，俄罗斯年化通胀率一度升至10.1%-10.3%，为近两年来新高，主要受食品和服务价格上涨推动。俄罗斯央行为了打压高通胀，不停调高利率，造成民营经济的融资被挤压，加上征兵引发了劳动力短缺。而现在经济增长的主力，都是军工企业和重工业，加上以入伍津贴为主要收入的家庭。庞大的军工复合体把资金和人力成本全押在战事继续上，极力反对“去军事化”与资源再分配，足以绑架执政者。也就是说，俄罗斯通过大规模国防开支、工业再武装、劳动力重新配置和政治高压，暂时避免了即时崩溃，甚至在短期内实现了经济增长，但这也带来了高通胀、劳动力萎缩、技术落后和财政压力，加剧了中期的脆弱性。
一旦停战，经济重组可能会激化现有的社会矛盾。历史上俄罗斯的历次政权更迭都和战事善后不力有关。沙皇俄国未能妥善安抚厌战的军人，最终送走了罗曼诺夫王朝。到了1980年代，阿富汗战争加剧苏联财政崩溃，巨额军费和滥发货币引发高通胀与经济失控。战争拖垮民生与社会稳定，叠加油价暴跌冲击，最终加速了苏联解体进程。如今俄罗斯的军费占比已经与苏联在阿富汗战争期间的军事负担比例持平了，即使取得普京所设想的胜利，战时经济的和平转型仍然是棘手的问题。何况现在的战局远远谈不上压倒性，战果中也没有特别大的资源进项。这样战后的财政分配必须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削减过快将带来失业和失去战争收益阶层的愤怒，而削减过慢将因庞大的军费负担扼杀长期增长。战后社会复苏通常需要大量基础投资，但制裁阻断了大部分西方融资涌入。除非达成和平协议并促使制裁松绑，否则俄罗斯可能只能依赖本已紧张的国内资金和中国资本，要实现这一转型将异常艰难。
今日俄罗斯仍拥有一些货币工具和储备，例如可以出售超过1500亿美元的黄金和人民币储备以弥补缺口，但这些一次性措施只能延迟真正的调整。更可持续的路径是，当预算压力缓解时，可以用恢复适度利率和取消剩余资本管制吸引投资回流非战争领域。一旦进入和平期，巨额军费将难以为继，政府需要面对民生、基础设施、社会福利等被长期压缩的领域，经济管理和社会稳定压力骤增。和平还可能暴露战争期间的经济管理失误和腐败，2025年预算中俄罗斯对国内安全支出的增加表明，政权正在为必要时镇压国内动荡做准备。即使财政调整能够有序进行，俄乌战争已经引发了欧洲朝野的强烈不安全感，加上特朗普政府单方面放弃安全承诺，欧洲国家都在扩充军备。东欧诸国的敌意仍然存在，如果克里姆林宫不愿大幅削减国防预算，央行可能面临两难：要么被迫为大规模赤字融资，要么在超高利率下放任经济衰退。对普京及其统治集团来说，这种事实上的政治对立更可能动摇他的国内统治，可能还不如战争永久化更有安全感。
天然气还能卖到欧洲吗？
鉴于俄罗斯缺乏其他产业增长点，回到战前经济模式已经是很理想的状况。可战前俄罗斯的经济结构也很不健康，高度依赖能源出口。2021年Gazprom天然气出口收入约为540亿美元，大致占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收入总额的25%左右。同年油气出口收入约占俄罗斯联邦预算收入的45%，可见对财政贡献极大。开战以来，石油和煤炭能相对轻易转移供应对象，还得打折供应，天然气寻找新的买家则面临巨大困难。俄罗斯的石油出口被亚洲市场吃下，为如今的战时经济输血，但也意味着在未来的经济软着陆中，石油能提供的投资增量相对有限。在冲突结束谈判中，恢复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可能成为俄罗斯的心仪的条件，因为俄罗斯迫切需要天然气出口收入。2021年俄罗斯通过管道向欧洲出口天然气约1370亿立方米 ，约占当年俄罗斯天然气出口总量的70%上下。与此相比，对中国的西伯利亚1号管道满负荷年输量为380亿立方米，远低于俄对欧供气规模，二期工程还没有动工，远水解不了近渴。战前的欧洲长期是俄罗斯天然气的最大单一市场，双方管道联网密集，长期签有稳定合同，加上收益上仍具有溢价优势，在一个“常态化”的俄罗斯财政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美俄谈判中，美国资本考虑投资管道或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的项目，也可能作为中间商购买俄罗斯的天然气并将其供应到欧洲，尤其是德国。这将减少欧洲国家对于恢复俄罗斯气体供应问题的政治阻力。
那么欧洲可能在能源问题上妥协吗？一方面，欧盟在政治话语上坚定宣称要“去俄化”，欧盟委员会也于5月6日刚刚提出了一个详细的路线图，计划到2027年完全切断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并且在液化天然气进口、可再生能源投资、多元化供应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另一方面，能源市场的刚性需求和价格压力仍然客观存在。欧盟虽然大幅减少了俄罗斯管道气进口，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的进口从未中止。西班牙、法国、比利时等国仍在大量购买，现阶段也没有被正式禁运。匈牙利、斯洛伐克、奥地利等国仍然在进口俄气，这些合同在政治上虽受质疑，但在实际操作中没有中断。德国、意大利虽然在政治上高调，但它们背后的企业和市场仍在通过中介或“灰色市场”进口含俄成分的能源产品，比如通过哈萨克斯坦、土耳其、印度等第三方的贴牌石油制品。
据《金融时报》今年1月底报道，欧盟官员曾讨论是否应恢复购买俄罗斯管道气体作为乌克兰潜在协议的一部分。三名知情人士表示，德国和匈牙利的一些官员已表示支持这一想法。该提议在一些欧盟国家也找到了支持，认为这是一个降低欧洲能源成本的机会，但是在布鲁塞尔和一些东欧国家的官员中引发了强烈愤慨。这种可能性也面临诸多执行障碍，包括因违反先前合同而引发的诉讼，以及由于战争导致部分管道受损。美方既然想染指俄欧之间能源贸易，就必须为能源安全担保。为了保持政治上的正当性，有专家提议让乌克兰保留切断供应的主动权。这样能源贸易可能成为协调美欧俄乌各方利益的抓手，相比主权问题有更大的弹性。但这要求充分协调各方利益，更不能抛下乌克兰和欧洲私相授受。何况在没其他安全承诺的前提下，美国公司利用旧管线贴牌后就像直接转手销售的手段过于简单粗暴，低估了欧洲民众的戒心和智力。新上任的德国总理默茨在5月15日就表示，德国目前没有计划对“北溪-2”管道恢复运营进行认证，“这种情况不应该改变”。
天然气只是一个切口，更宏观的问题是，俄罗斯能否在离开欧洲市场的情况下，找到不同于后冷战时代的经济模式。战时凯恩斯主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俄罗斯对战争的经济承受力，但也加剧中长期的结构性脆弱。无论是从地缘还是后冷战以来的历史，欧洲曾是俄罗斯经济中重要的高溢价和结构性互补的市场，可俄乌战争已经永久性破坏了双方的政治互信。如今，尽管俄罗斯在能源出口总量上依然可观，但失去欧洲后却不得不接受更低的价格、更高的物流成本以及对更少买家的依赖，这使其在出口收益上充满不确定性。而这些风险又叠加在骑虎难下的战时经济和未来几十年内全球去化石能源转型的冲击之上。在欧洲朝野的敌意难以逆转的前提下，俄罗斯能否真正摆脱对战争经济的依赖，平稳转向可持续的和平经济模式，才是决定其未来走向的关键，也是西方社会猜测普京战略意图必须考虑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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