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有“被移民淹没的感觉”，2025年1月27日法国现任总理François Bayrou接受电视采访时脱口而出的这句话引发了巨大争议。与此同时，内政部长Bruno Retailleau正在积极寻求收紧移民政策，包括重新恢复非法居留罪等等。他从去年9月上任开始就鼓吹颁布更强硬的移民法案，这离上一部移民法案的出台才不过半年时间。
谈论法国的移民问题，我们很难避开一个人物，那便是刚刚在今年1月7日以96岁高龄过世的让-马里·勒庞（Jean-Marie Le Pen），这位曾经的极右翼领袖，是如今的极右翼领袖Marine Le Pen的父亲，其70年的政治生涯跨越二十和二十一世纪，跨越法兰西第四和第五两个共和国（2020年后，他曾是唯一在世的第四共和国政客）。他是“国民阵线“（Le Front National）的联合发起人之一，执掌该政党40年。他自诩为“全法国最被仇恨的人”，以“妖魔化”的形象闻名，常常发表反犹主义、种族主义言论，包括那句著名的“毒气室是二战历史的一个小细节”。但正是他，统合了二战后被彻底边缘化的极右翼势力，将国民阵线发展成法国的第三大政党，在2002年的总统选举进入第二轮。也正是他，几十年来坚定不移地谈论移民问题，将该议题重新带回公众视野。
勒庞去世的日子正好落在《查理周刊》（Charlie Hebdo）恐怖袭击十周年纪念活动的首日，对于熟悉《查理周刊》与勒庞的斗争史的人来说，可谓不无讽刺。早在1995年，《查理周刊》便以反对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的名义，发起取缔国民阵线的情愿，收获了近20万的签名。
时过境迁，国民阵线改名为“国民联盟”（RN），他的女儿Marine Le Pen已两度进入总统选举第二轮，在2022年更获得了41%的选票。去年的议会选举后，国民联盟已成为议会最大的党团，极右翼宣扬的反移民立场已经获得了大多数民众的支持。上届总统大选，移民问题成为选民第二关心的议题，紧跟在购买力之后；根据去年10月的民调，七成的法国人认为法国的移民政策过于宽松。
这一切都是勒庞在意识形态上的胜利。“我宁愿输在自己的想法上，也不愿赢在别人的想法上”，这是勒庞经常重复的一句话。他一贯的策略，便是发动文化战争，用自己的话语体系渗透乃至支配公共讨论。“勒庞证明，不统治法国也能改变法国”，历史学家Nicolas Lebourg这样形容他对法国社会留下的影响。
从反共产主义到反戴高乐主义
殖民主义在当下以另一种形式存在，即对“我们曾经殖民过的人反过来殖民我们”的恐惧。
1928年，让·勒庞（他从政后才改名）生于布列塔尼的一座名叫La Trinité-sur-Mer的渔村，童年家境并不富裕。1942年，以打渔为生的父亲误触水雷去世，这对他影响至深。1946年，他来到巴黎读书，虽有国家的补助，但仍需要不停地打零工才能维持生活。
大学期间，勒庞攻读法律，并担任巴黎大学法律系学生社团的主席。印度支那战争和冷战都已打响，在共产主义占主导的拉丁区，勒庞成为积极的反共分子，过着饮酒寻欢、街头斗殴的日子。他不仅与戴高乐主义者，也与贝当（二战投降德国的维希政权元首）主义者接触。他的政治理念渐渐成型：在反殖民背景和共产主义的威胁下，法兰西帝国正在衰败，他必须挺身而出护卫国家。
1954年，获得律师文凭后，他加入伞兵营，在印度支那待了一年。回国后，他被Pierre Poujade邀请勒庞加入他的政党。Poujade是当时迅速窜起的政客，代表商贩与手艺人群体，抵抗国家的现代化、工业化进程，发起不交税运动。1956年，Poujade浪潮席卷立法选举，勒庞在27岁时当选为国会议员。但很快，勒庞便对Poujade团体的混乱和分裂感到失望，重新回到了军队。
1956至1957年，勒庞在战乱中的阿尔及利亚待了6个月。围绕他这段军旅生涯的最大争议，便是酷刑问题。1962年，在《战斗报》（Combat）的采访中，他说道：“我没什么好隐藏的，我对人施以酷刑，因为我必须这么做”，因为那些受害者都是会杀死更多人的危险人物（然而，法国军队把酷刑系统化，施加在了许多无辜的人身上）。之后，尽管证据不断积累，勒庞转而一直矢口否认，直到2019年，他在接受《世界报》采访时才又一次松口。
1957年，勒庞重回法国后，很快与气数将尽的Poujade闹翻。1958年，第四共和结束，戴高乐重掌权力，成立第五共和。他加入了当时的主流右翼政党“全国独立人士与农民中心”（CNIP），成功保住了自己的议会席位。1959年，戴高乐宣布解散法兰西共同体，容许殖民地民族自决。1962年，阿尔及利亚宣布独立，勒庞在新一轮的立法选举中败下阵来。
“对勒庞来说，阿尔及利亚是所有战斗之母”，《世界报》在讣告中写道，“导致他长期投身极右翼，并使他憎恨戴高乐与戴高乐主义者，以及第五共和国的体制。这也是一种执念。他从未放弃对法属阿尔及利亚的怀旧。勒庞领导的国民阵线在地方上的最大成功，正是发生在阿尔及利亚归国者聚居的地区，尤其是法国东南部”。
历史学家Olivier Dard和Fabien Archambault指出，勒庞的政治理念从反共产主义转向了反戴高乐主义。对戴高乐的怨恨自然有对法属阿尔及利亚的怀旧，这种怀旧复苏了贝当主义，即对一个只存在于幻想中的、美好的、曾经永恒但现已失去的法国的怀旧。但反戴高乐主义并不止于此，它还结合了“反国家、反制度、反精英”的思想，在急速的现代化进程和技术官僚制度下找不到位置的民众将从中找到共鸣。而殖民主义之后也会以另一种形式存在，即对“我们曾经殖民过的人反过来殖民我们”的恐惧。
国民阵线的成立与民族民粹主义
从一开始，极右翼就没有典型而固定的选民形象，他们的选票来自各个群体，这是他们一直以来的优势。
二战后，极右翼丧失了合法性，分裂成各个无法长时间存在的小组织，被排除在议会舞台和主流媒体之外。但到了1972年，转机开始，“国民阵线”成立了，其名称承袭30年代和左翼“人民阵线“（Front populaire）相对抗的民族主义者联盟，其目的也与后者一致：将分散的极右翼力量联合起来。
创建“国民阵线”的并非勒庞本人，而是名为“新秩序”（Ordre Nouveau）的极右翼小团体。这个多由青年和学生组成的团体，想要效法在意大利取得了历史性成功的新纳粹主义政党意大利社会运动（MSI），为1973年的立法选举做准备。为此，他们需要一位议会经验丰富的老将。于是，勒庞被邀请出山。
从议员身份退下后，勒庞曾在1965年的总统大选成为Jean-Louis Tixier-Vignancour的竞选经理，后者是名律师，以为二战时的通敌者辩护而闻名。最后，Tixier-Vignancour获得了略高于5%的选票。随后的几年，勒庞经营一家唱片出版社，并因发行《第三帝国：德国革命的声音与歌曲》被判美化战争罪（唱片介绍写道：“这里收录了德国革命的歌曲。阿道夫·希特勒及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崛起，是由强大的群众运动推动的。这场运动本质上是大众且民主的”）。当新秩序找上他时，他已退出公众视野多年。
1972年10月，“国民阵线”成立，勒庞担任主席，但并没有被赋予实权。国民阵线以“社会的、大众的、国族的右翼”自居，以“法国的重生”，即一个传统的（种族的）法国的重生为目的。面对“共产主义的威胁和多数党日益丧失的信誉”，他们召集“爱国者”，开创“阶级斗争与垄断之间的第三条路”。他们的选举宣言题为《保卫法国人》，“法国优先”的概念已初见端倪：以“危害法国人健康”为由，他们宣称要“限制野蛮的移民”，但移民问题还没被放到最重要的位置。社会经济方面，他们遵循国有大企业私有化的自由市场路线，并维护小型企业和农民等的利益。他们自然也强调对传统价值和秩序的尊重。
选举结果令人失望：“国民阵线”仅收获1.32%的选票。随后，第一场分裂来临：“新秩序”团体退出，并很快被内政部长下令解散。这给了勒庞机会，真正开始他在国民阵线的事业。
1974年，勒庞首度参加总统大选，仅收获0.74%的选票。怀念法属阿尔及利亚的选民为阻止戴高乐派候选人上台，更愿意把票策略性地投给后来当选总统的德斯坦。但这场竞选还是让法国大众重新认识了勒庞，以及他戴着黑色眼罩的独眼“海盗”形象（他一只眼失明的原因，至今说法不一）。政治学家Nonna Mayer指出：与大众印象中不同，投票给国民阵线的并不只是商贩和手工艺人群体（他们大部分投给了传统右翼）。从一开始，极右翼就没有典型而固定的选民形象，他们的选票来自各个群体，这是他们一直以来的优势。
70年代是犹太大屠杀在法国被大规模揭露的年代，是反思维希政府的年代。因此，国民阵线无法获得大众认可，只是个维持在成员最多仅一千多人的边缘小党，还面临原“新秩序”成员组成的“新力量党”（PFN）的竞争。1981年，国民阵线跌落至最低点：总统大选，勒庞未能收集到参选所需的500个签名（随后，他呼吁选民投票给圣女贞德）；立法选举，国民阵线只拿到0.18%的选票。
但在此期间，勒庞的人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1976年，一位与极右翼关系亲密的富豪Hubert Lambert在死后将3000万法郎（约等于现今2000万欧元）的遗产留给了勒庞，这位渔民的儿子一夜间变成了大资产阶级城堡主。而国民阵线的纲领也在发生转变：禁止种族主义宣传的法律迫使极右翼转变方向，尤其在70年代末期，它一方面希望摆脱最极端的激进思想，一方面抛弃过时的殖民问题，投向社会问题。70年代中期，经济发展迅速的“辉煌的三十年”随着石油危机造成的剧烈震荡而结束，经济问题引发的社会问题开始升温：失业率增加，犯罪率也在提高。历史学家Nicolas Lebourg指出，国民阵线的二号人物François Duprat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位坚定的反犹主义者在1978年死于汽车爆炸；1976年，勒庞家也曾被安放炸弹，但勒庞全家都逃过一劫），他促使勒庞把目光转向社会问题，并把移民问题提到最核心的位置。
1978年，法国通过了移民的家族团聚政策。而在同年的立法选举中，国民阵线在海报上打出了“法国人优先”字样，并附上标语：“有一百万失业者，就等于有一百万多余的移民！”（这句话出自英国保守党议员Enoch Powell，只是把“一千人”换成了“一百万”）。Duprat的目的很明确：发动文化战争，逼迫右翼采用极右翼提出的概念和语汇。这项策略被沿用至今。
政治学家Jean-Yves Camus等指出，国民阵线是极右翼的分支——“民族民粹主义”（national-populisme）的延续。民族民粹主义始于1880年代的“布朗热运动”（Georges Boulanger将军曾利用法国民众的高度支持，险些颠覆法兰西第三共和，后自杀身亡），它认为，面对国家外部的敌人，以及国家内部腐败的精英阶层，只有人民才能拯救国家。它捍卫“小人物”，即具有“常识”的普通法国人，寻求封闭的民族团结，结合了左翼的社会价值观和右翼的政治价值观（秩序、权威等）。当共产主义退潮、天主教势力衰弱后，大众的价值体系出现了真空，而国民阵线恰好填补空白，为大众的思想基础提供一个简单易懂的答案。他们擅长集结所有社会上的不满情绪，尤其是在社会和历史变迁中的“败者”的愤怒。80年代，他们迎来了自己的契机。
1982-2002：攀至巅峰
从90年代开始，勒庞就证明自己能够同时收获左派和右派的选民。左右之间的对立在他身上已经动摇，一种新的对立产生了：民族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之间的对立。
1981年，左翼候选人密特朗当选总统，对右翼造成剧烈震荡。两年后，在卢瓦河流域的Dreux市，国民阵线的Jean-Pierre Stirbois与传统右翼联合赢得了市政选举。Dreux市当时正受从巴黎地区搬来的新型工业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口变化和移民问题的冲击。在受同样问题困扰的城市和城郊地区，主打安全、移民、失业等问题的国民阵线也获得了一定成功。
另一方面，勒庞开始出现在电视和电台节目中，因为密特朗上任后，规定媒体必须保障多样性，允许所有政治观点的表达（密特朗显然认为，勒庞支持率的上升对自己有利，因为后者会吸收传统右翼的选票）。为了吸引主流选民，勒庞采用去妖魔化的言语策略，甚至否认自己是极右翼，而是自称右翼。他出色的口才和克里斯玛魅力博得了不少民众的好感。1984年2月，他出现在收视率极高的电视节目“真相时刻”中，与主持人谈笑风生，还提出为古拉格以及全球共产主义极权的受害者默哀一分钟。这场节目引发轰动，为他赢得了不少传统右翼与反共产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好感。几个月后的欧洲议会选举，国民阵线获得了11%的选票，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而这只是一个开始。
根据政治学家Pascal Perrineau的分析，左翼的当权造成了右翼选民的愤怒，尤其是小资产阶级，国民阵线适时地吸收了这部分激进化的选民。他得票最高的地区包括Neuilly sur Seine和巴黎第16区等资产阶级聚集地。
1984年9月，国民阵线举办大型集会，勒庞多次高呼“我们就是人民”。只不过，勒庞是里根经济学的信奉者（和他的女儿不同），他对人民，尤其大众阶级的关怀，只停留在言辞上。但是，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化战争里，国民阵线及其理念已在法国扎根。人们在谈论“思想的勒庞化”。1986年，随着立法选举重新采用比例代表制，勒庞在缺席二十四年后率领35名国民阵线议员重返国民议会，其党团人数与共产党持平。
国民阵线的成功使得其他右翼势力陆续加入，包括天主教原教旨主义者、新右翼（Nouvelle Droite），以及传统右翼的叛逃者，如后来成为国民阵线二号人物的Bruno Mégret。勒庞在党内实施学者Jean-Yves Camus称为 “民族主义妥协”（compromis nationaliste）的政策，即围绕一个共同的最低纲领团结各种势力，让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意识形态在民族阵线内部合作。
1987年，勒庞的政治生涯迎来另一个转折点：在一次采访中，他将纳粹毒气室称为“二战历史的一个小细节”。当时恰值前盖世太保、号称“里昂屠夫”的KLaus Barbie的审判，勒庞的言论引发轩然大波，使得大多数民众改变观感，认为他是民主社会的威胁，彻底阻断了他进入法国主流政治圈的可能。勒庞被妖魔化的过程自此开启。虽然这是他自己造成的，但勒庞还是把自己打造成舆论和主流政党的受害者，并且利用自己的妖魔化身份，以所有被主流社会驱逐、遗忘的人的代言人自居。
1988年的总统大选，对左右两大主流党派均感到失望的人越来越多，而勒庞打出“局外人”（Outsider）的旗号，表示自己是整个政坛唯一不同的选项。最后的选举结果也是成功的：勒庞在首轮收获了14.38%的选票，位列密特朗和希拉克之后。
从1988到1998年，勒庞维持着与政治系统决裂的策略。不断发出挑衅言论（如散播犹太共济会阴谋论）、制造争议事件（如会见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与此同时，国民阵线的另两位领袖人物——总书记Carl Lang与总代表Bruno Mégret则致力于现代化政党团队，在研究、宣传、培训等方面，分别成立科学委员会、国家培训学院和宣传工作室，致力更新思想的生产、完善党员和干部的培训以及贯彻更严谨的宣传策略。在他们的带领下，国民阵线坐稳了法国第三大党的位置。他们在文化战争中也占了上风：虽然希拉克一直与勒庞划清界限，他却不得不采用相同的反移民论调。勒庞对此的回应是：法国人更喜欢“原版而非复制品”。
正是在这一时期，勒庞在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大区（PACA）建立了自己的政治大本营。在这一地区，既有北非的移民，又有从北非归来的法国侨民，勒庞毫无顾忌的排外言论得到了广泛共鸣。1992年的大区选举中，他发出“安全是第一自由”的口号，成功拿下PACA大区议会议员的位置。在1995年市政选举中，国民阵线夺取了三座城市：Toulon、Marignane和Orange。两年后，Vitrolles也落入了他们的掌控。立法选举中，国民阵线从1988年的9.8%，升高到1997年的15%。这十年，是他们的选举成果不断攀升的阶段。
1995年的总统大选，国民阵线打出“法国第一工人党”的标语，他们的纲领大致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法国人优先”，包括在就业和享受社会福利方面优先照顾法国公民等等；第二部分“保护”，包括限制移民入籍、将300万移民遣送回国、恢复死刑，加强司法和警察系统、通过进口配额或征收关税保护民族工业、取消所得税、实行国企私有化、通过废除欧盟委员会维护国家主权、以邦联的形式重组欧洲等等；第三部分“国家联合”，包括举行人民公投、限制中央政府权力等。除“法国人优先”和反移民两大支柱外，还能看到90年代开始勒庞深刻的疑欧主义。如果说，冷战时期，极右翼认为欧洲国家联盟可以抵御共产主义，那么冷战结束、尤其《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条约签署后，勒庞认为这样的欧盟意味着法国主权的丧失：“我支持国家组成的欧洲，而不是按照布鲁塞尔官僚机构和国际银行的要求建立的联邦欧洲”。
最后，勒庞获得了15.15%的选票，比上一次略有进步。不过，总统大选这小小的进步已满足不了所有人。政党的壮大也让一些干部个人的野心膨胀，他们认为，言行出格的勒庞已经成了整个政党的绊脚石。勒庞和二号人物Bruno Mégret的关系日趋紧张。1988年末，在勒庞把他的妻子而不是Mégret放在欧洲议会选举名单的第一位后，Mégret发动党内政变。一个月后，他带着三分之二的干部成立了新的党派。
正当所有人都以为勒庞会一蹶不振时，3年后，也就是2002年4月21日，他在总统大选获得了16.9%的选票，以微弱优势挤掉了左派候选人Lionel Jospin，晋级第二轮，创造了历史。
勒庞取得突破的原因有很多：党派分裂的政治环境（第一轮共有16位候选人，光左派便有5位）、五年的左右共治（总统与总理分属不同政党）造成的疲态、失业率上升等社会问题等等。尤其是，911事件造成的创伤加剧了民众对安全问题的担忧，勒庞则一而再地将“移民”与“恐怖主义”划上等号，渲染平民受到的威胁。
在勒庞的选民中，男性多于女性；他在年轻群体中排名第一，并获得了30%的工人阶级的支持（相比之下，1995年为27%，1988年仅为16%）；23%的低收入群体中投给了勒庞，他在农村地区和小商贩、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等群体中也有很高的支持率。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勒庞的选民都来自底层或农村，因为他在城市居民和中等阶层中的得票率也不容忽视。此外，他在各个年龄段的支持率大致相同。因此，他的选民结构与1995年非常相似，但同时也有规模扩大、组成更加多元化的趋势。
政治学家Pascal Perrineau评论道，从90年代开始，勒庞就证明自己能够同时收获左派和右派的选民。左右之间的对立在他身上已经动摇，一种新的对立产生了：民族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之间的对立（用他的话说：“在社会上，我是左派，在经济上，我是右派，在国家上，我是法国人”）。勒庞被认为是最能贴近民众关注点的候选人，自此，极右翼将逐步取代左派，成为受大众阶级青睐的政治力量。
尾声
第二轮选举中，勒庞以绝对的差距（18%对82%）败给希拉克。紧随其后的立法选举，极右翼的热度开始退潮。接下来的几年，国民阵线在各选举中止步不前。2007年，更年轻、更有活力、以强硬右派姿态出现的萨科齐借用了部分国民阵线的主张，直接吸走了极右翼的选民。年近八旬的勒庞只获得了10%的选票。
交棒的时间到了。2011年，勒庞的女儿Marine Le Pen当选主席。随后，她在竞选中超越了父亲。
2015年，勒庞又一次将纳粹毒气室描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细节”，他的女儿决定暂停其父亲名誉主席的职务，并在他试图参加会议时把他拒之门外。2018年，国民阵线改名为“国民联盟”（RN），勒庞被彻底除名。
自上任以来，Marine Le Pen积极推行去妖魔化路线，与父亲的反犹主义等极端思想拉开距离，在经济层面抛弃父亲的极端自由主义，关注社会福利，并且不再激进地主张彻底退出欧盟。尽管有这些表面上的决裂，但勒庞留下的政党并没有改变基因。在2022年国民联盟的竞选纲领中，反对移民、强化安全、司法、举行全民公决等支柱议题都是国民阵线时期的延续。移民问题上，Marine Le Pen并没有改变她父亲把移民都当做敌人的偏执叙事，只是进行了新一轮的话术更新，把极端的观点包裹在看似正常和主流的话语里。
这正是两代勒庞的过人之处：老勒庞虽然反犹，却并不是主张极权的法西斯主义者，相反，他擅长适应民主制度，并且重新利用共和国政治体系中的语言，偷渡自己的思想。以此来看，勒庞的遗产依旧活生生地存在。
参考书目：
法国国际电台（Radio inter）Face à l’histoire节目的特辑Jean-Marie Le Pen, obsession nationale.
Jean-Yves Camus, Le Front National, histoire et analyses, Olivier Laurens, 1996
Valérie Igounet, Le Front National, Seuil, 2014.
Pascal Perrineau, La France au front, Fayard, 2014
Jean-Yves Camus, “Jean-Marie Le Pen, essai de bilan d’une vie politique”, Fondation Jean Jaurès, 07/01/2025
Collectif, “Le FN, un national populisme”, Le Monde, 05/10/2013
Abel Mestre, “Jean-Marie Le Pen, l’homme qui a remis l’extrême droite au cœur du jeu politique français, est mort”, Le Monde, 07/01/2025
Nicolas Lebourg, “Jean-Marie Le Pen, père refondateur de l’extrême droite française, est mort”, Mediapart, 08/01/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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