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3年，世界第一张圣诞卡由英国人Henry Cole发明，卡中央画了一群衣著光鲜的中产阶级围坐喝酒，两旁则画了穷人们亦得到温饱⋯⋯
英国小说家珍特‧温特森（Jeanette Winterson）写过一本圣诞故事集，书名叫
《圣诞12天：12个故事与12道料理》（Christmas Days: 12 Stories and 12 Feasts for Days）。“十二”这个日数显然来自莎剧《第十二夜》（Twelfth Night），从基督教圣诞假期开始到最后一夜的主显节（Epiphany，一月六日），共十二夜，在伊利沙伯一世时期，主显节是狂欢作乐的日子，而《第十二夜》的故事尽管没有什么跟圣诞节有关的情节，但故事里的奇情荒诞情且充满喜闹元素的故事，正符合了嘉年华的狂欢气氛。
在温特森的圣诞故事集中，全都是既脱离现实、又带魔幻的温情故事，例如〈雪人妈妈〉（Snow Mama）是关于变成真人的雪人带著小孩去历险、〈圣诞节精神〉（ Spirit of Christmas）则讲述精灵一般的小孩神秘出现在圣诞橱窗里，给一对夫妇带来充感悟的晚上。这些故事融合了鬼魅与魔法，温特森的温情笔触却又很合时宜地营造了圣诞气氛，那就是：家人之爱与神秘经验之间的连系。
因此，作为一部“很英国”的圣诞故事集，这本书遥遥呼应了四百年前在《第十二夜》中既神秘又喜乐的圣诞传统。这恰恰也是英国文化中的圣诞节精神：这是一家人在一年之末的冬夜相聚的时刻，大家会围在几乎每间传统英式房屋都会置有的火炉旁边，一起品尝根据“外婆食谱”（Grandma Recipes）烹调的圣诞应节美食，小孩则听著大人们讲述关于圣诞节的神秘故事。
没有烟囱？有窗子
生活在香港的小孩之所以“相信”这个故事，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深究故事细节，只接受故事的基本精神：普天同庆的节日里，小孩会收到礼物。
两年前，当我带著孩子移民英国的第一个冬天，首先尝试融入英国本地生活的其中一件事，就是模仿英国人过圣诞节。我随便到一间附近的超市，就以很便宜的价钱买了一棵真的圣诞树，若在香港，真树却是一件相当奢侈的圣诞装饰。我让孩子一同布置圣诞树，并告诉孩子，圣诞老人会在圣诞夜前来给好孩子派礼物。这个充满神秘主义色彩的故事，当然是我从香港带来英国的，十岁的大儿子早已听了很多年，亦已“知道”这不过是一个吓唬小孩的假故事；七岁的二儿子和四岁的小女儿却仍然相信，还问著：我们在英国的新居没有烟囱和火炉，圣诞老人怎样进来派礼物呢？妻子只好继续将这个神秘故事说下去：别担心，圣诞老人会从窗口爬进来的。
“圣诞老人从烟囱爬进来派礼物”的故事，我自小已耳熟能详。当然，这是一个从外国进口的故事：一般香港住宅根本没有这种英式烟囱和火炉，因此，生活在香港的小孩之所以“相信”这个故事，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深究故事细节，只接受故事里的基本精神：在普天同庆的节日里，小孩会收到礼物。
香港社会事实上并没有全盘接收整个圣诞节的文化传统，而只是选择性地接收跟我们原有文化中某些元素相符的内容。例如：从圣诞到新年只有一个星期，这跟中国传统中“岁晚过年”的习俗相似，香港成长的学生亦早已习惯，“圣诞假期”跟“农历新年假期”都是横跨一个多星期的学校长假，供我们休息与庆祝。又例如：好孩子会获得礼物奖赏，是存在于大部份文化传统中的道德观念，像我们会在过农历新年时，要求孩子向大人讲吉利说话，以换取利是，这个习俗跟“圣诞老人”的故事自有其相似性，即“好孩子才收到礼物”。因此，我们可以轻易接受“圣诞老人派礼物”的外来神话，同时无视神话中不符合自身文化习俗（烟囱和火炉）的细节。
神秘主义正是支撑圣诞老人故事的另一条件，不合理、不现实，但小孩却能轻易相信。圣诞节传统正是充满著这样的神秘主义。
可是，同样是圣诞节，温特森的圣诞故事集却告诉我另一个圣诞传统承传的版本。故事中的神秘主义，正正也是支撑圣诞老人故事的另一条件，整个故事本就不合理、不现实，但小孩却能轻易相信，正如他们会相信任何关于鬼和精灵的故事一样，只要它们是有趣的。而圣诞节传统正是充满著这样的神秘主义。在故事集的序文中，温特森就有提及，圣诞中的鬼故事是近代产物，大概起源于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代，当时正值工业革命，晚上街里的煤气灯会造成鬼影重重的幻影；另外资本主义造成的阶级压迫，也对集体心里产生影响，人们纷纷认为，正正是社会道德败坏，才令整个城市鬼魂处处。
狄更斯：“发明”了“现代圣诞”
一个经典的英国文学文本，可以说明温特森的说法：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小说《圣诞颂歌》（A Christmas Carol）。这部可能是文学史上关于圣诞的最著名文本，其原名是《圣诞颂歌。散文体。作为一个圣诞节的鬼故事》（A Christmas Carol. In Prose. Being a Ghost Story of Christmas），实质上就是一个遇见鬼魂的道德故事。
小说主角是一个守财奴史古基（Ebenezer Scrooge，另雅译“史顾己”），在圣诞前夜遇见死去故友的鬼魂，以及三个圣诞精灵。这些鬼魂和精灵引领史古基参观自己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让他发现自己的锱铢必较和唯利是图，如何对自己和身旁的人造成不幸。故事结局当然是大团圆，史古基一改守财奴作风，向身旁的人施予金钱，领悟施比受更有福的真谛。
小说中最著名的一句对白，是当有慈善机构的募款人向史古基募款时，史古基表示社会已有监狱和救济院，足够照顾穷人；但当募款人说，许多穷人宁可饿死也不愿上救济院，史古基竟然说：“那就让他们死吧，可以减少一些多余人口。”这段对话真正有意义的，并非嘲笑史古基这类守财奴的凉薄，而是故事反映了英国社会的慈善传统。我在英国生活时间不长，却早注意到慈善活动非常活跃，街上慈善义卖二手货品的店比银行还多，超市中的募款柜台很常见，救济低下阶层的食物银行（food bank）十分流行。而《圣诞颂歌》其实是一个将圣诞跟慈善拼接的故事，小说中描述的圣诞节，就是一个施舍的时刻，好让社会上不幸的人能好好地吃一顿。
小说出版后大受欢迎，书中很多元素渐渐成为英国圣诞节传统，像家庭聚餐、神秘人向穷人派礼物、火炉边的鬼故事、以至“ Merry Christmas”作为节日祝福语等。《圣诞颂歌》反映了圣诞节世俗化和现代化的过程。
据文化学者考证，出版于1843年的《圣诞颂歌》，对推动圣诞节在英国的“复兴”，有著关键作用。就在同一年，世界上第一张圣诞咭（卡片）由英国人亨利‧高尔（Henry Cole） 发明，这张咭的中央画了一群衣著光鲜的中产阶级围坐喝酒，两旁则画了穷人们亦得到温饱，还写上一句“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To You”，“Merry Christmas”这句当时尚未十分流行的圣诞祝福语，同样出现在《圣诞颂歌》里。由于小说出版后大受欢迎，书中很多元素后来渐渐成为英国圣诞节的传统，像家庭聚餐、神秘人向穷人派礼物（这是慈善活动跟圣诞老人神话的混合）、火炉边的鬼故事、以至“ Merry Christmas”作为节日祝福语等。
不过，更为重要的是，是《圣诞颂歌》反映了一个圣诞节世俗化和现代化的过程。是故有人会这样说：“《圣诞颂歌》‘发明’了‘现代圣诞’”。
被处决的圣诞老人
温特森亦曾提及一段圣诞节被禁的历史：在十七世纪，英格兰和美洲的新英格兰都分别出现过长达二十年的圣诞节被禁时期，两者都与清教徒（Puritan）对圣诞节的批判有关。清教徒是指在英国国教会内决心要清除罗马天主教仪式的新教徒，深受喀尔文主义影响，他们认为圣诞节作为一个罗马天主教所接受的节日，包含了太多异教元素，太多狂欢与宴会，不符合基督信仰。
温特森进一步考证了圣诞节的起源，乃是跟早期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传播有关，当时的基督徒将耶稣降生的故事，与古罗马神话结合，产生了玛利亚童贞女受圣灵感孕的故事，然后又将古罗马的冬季农神节元素加进去，最后才定出十二月二十五日为的耶稣出生之日（即圣诞节）的说法。换言之，圣诞节起源于古罗马人对冬季农神节的庆祝，而宴会、唱歌、赠送礼物和燃点篝火等狂欢节日的元素，都在后来的圣诞节庆祝习俗中保留下来。因此，清教徒才要禁止“圣诞节”这个看似是属于基督教、但实际上是充满异教传统的节日。
这个描述不禁令我想起法国人类学家李维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的一篇著名文章〈被处决的圣诞老人〉。文中讲述了一个更为现代，也是李维史陀当时亲历的反圣诞节故事：1951年，法国第戎大教堂发生了一宗“处决圣诞老人”事件，一群教徒将一个“圣诞老人”在吊挂在大教堂的栏杆上，然后在数百名孩子面前，将“圣诞老人”焚毁。策划事件的教徒声称，圣诞老人将圣诞节异教化，那只是一个哄骗小孩的符号，根本不能唤起小孩的宗教情怀。圣诞老人甚至也不能跟圣尼古拉（Saint Nicolas，一个常被视为是圣诞老人原型的早期圣人）相提并论，圣诞节只应该是庆祝救世主诞生的节日。
事件及发展反映了宗教与世俗之间在二十世纪的微妙关系。当时由无宗教信仰者主导的法国舆论普遍不支持“处决圣诞老人”，宗教人士则多以感性论调称圣诞老人可让小孩有美好回忆，应是一件美事。
李维史陀分析道，事件及其后续发展反映了宗教与世俗之间在二十世纪的微妙关系。当时由无宗教信仰者主导的法国舆论普遍不支持“处决圣诞老人”之举，而教会内的宗教人士则多以感性论调声称，圣诞老人可以让小孩有美好回忆，应是一件美事。然而各方舆论皆回避了事件本要提出的问题：圣诞老人作为圣诞节的象征，它是起源是什么？
农神节的资本主义版本
现在最流行的说是，圣诞老人的原型是生活公元三世纪的圣尼古拉。相传他经常把金钱从窗户扔进穷人家里，以救济他们，但有一次却发现某家的窗户关了，他只好爬上屋顶，把装满金钱的麻袋从烟囱掉下去。我们很容易就在这个传说中，找到圣诞老人的形象，但现在我们会将圣诞老人的故乡定在北极、芬兰或格陵兰，则显然跟基督教圣人无关。温特森认为，圣诞老人长满白胡子，驾著鹿车的形象，有可能是来自北欧神话主神奥丁（Odin）骑飞马的形象。
然而，李维史陀则引述一些民俗学研究，认为圣诞老人的形象融合了几个不同来自中世纪的狂欢节人物，如欢乐教主、疯癫教主、失控教主等，都可追溯至更早的古罗马农神节之王的形象。李维史陀指出，农神节是一个关于死者的节日，神话中包含了吞噬小孩的恶神，也有从阴间带礼物送给孩子的魔鬼。而李维史陀最有启发性一项分析，就是指出我们并不能（或不需要）找出圣诞老人形象的单一起源，因为“它”根本就是一个历时融合的产物，而不是古老原型。
进一步说，从宗教类型学角度看，圣诞老人既不是神话人物，也不是传说人物，“它”实际上是一个俨如“家族神灵”的形象：圣诞老人是大人要求小孩顺从听话的工具，而作为回报，小孩会获得礼物；当这种文化结构投射到社会集体之上时，就成了两个阶层之间的交易，穷人（由慈善机构代表）向富人寡捐，而作为回报，捐赠者会得到一些纪念物，例如狄更斯时代的英国流行回赠绿色枝桠，在香港则有卖旗。这些纪念物并没有实质价值，却代表了捐赠者获得了“慈心”与“施予”的喜悦，这正正是狄更斯《圣诞颂歌》的主题。
因此，圣诞节的“现代化”过程不可以片面地说成是单向线性的“世俗化”，李维史陀的分析说明了即使到了现代，圣诞节一方面不断地“去基督教化”，另一方面却以不同形式残留著更古老的原始宗教色彩。这个过程在圣诞节进入现代时期后更趋明显，如上所述，《圣诞颂歌》可以被解读为农神节的资本主义版本。
圣诞老人既非神话人物，也不是传说人物，而是俨如“家族神灵”的形象：圣诞老人是大人要求小孩顺从的工具，作为回报，小孩会获得礼物；当这种文化结构投射到社会集体之上，就成了富人、穷人两个阶层之间的交易。
我在英国近日所感受到“圣诞气氛”，大多跟基督教无关。英国人喜欢在所居住的房屋外挂上色彩缤纷的灯饰，但较少包含与圣诞有关的角色形象；即使有，也多是圣诞老人和雪人，而不是耶稣、天使或十字架等基督徒符号。我所认识的英国人很多都说会在圣诞节上教堂，但他们显然更关心如何过节：他们会在整整一个月、甚至更久之前就已经开始准备过节，买礼物和圣诞咭送给亲友，买圣诞树和灯饰报置家居，更重要是筹备圣诞派对，准备好大量美食招待亲朋。
在温特森的故事集里，除了十二个圣诞神秘故事外，还有十二篇写得巨细无遗的圣诞食谱。她写道：
“无论我们把圣诞节变成什么样，圣诞节应该是我们自己的，而不是从货架上买来的。
“对我来说，和朋友们享用大餐是圣诞节期间尤其美好的一部份，所以我在这里记录了一些和我的私人经历相关的食谱。”
“去尖东睇灯饰”
英国超市大约在圣诞节前两个月，即十月底十一月初，就已经开始大量售卖跟圣诞节有关的食品。而这段时间刚好是在十月底万圣节之后。我在亚热带生活多年，对入冬后日照迅速变短仍相当敏感，尤其是英国每年会在十月最后一个星期日，把夏令时间调快了的一小时调回，我的感觉就会变成：日落时间突然在一日之间提早了一小时。
这时候，英国人的生活节奏会明显慢下来，也开始进入过“冬节”的气氛——“冬节”这个字眼是我杜撰的，指的是从十月底的万圣节、十一月初的篝火节（Bon Fire Night）到十二月底的圣诞节、直至新年，整个英国民间都弥漫著浓厚的“过冬节”气氛。因为英国冬天冷而多雨，日照短，人们减少外出，不作户外活动，多数时间留在家庭，因而也强化“过‘冬节’”的感觉。
邻近我家有几户印度家庭，都隆重其事过排灯节（Diwali）。他们会穿上传统服饰，屋外挂上灯饰，放烟花，还给邻居送上印度传统糕点。我收到几盒这类糕点，也吃了一些，可惜不大习惯那种口味。但有趣的是，今年的排灯节节期刚好在万圣节和篝火节之间，当我带著孩子，应著万圣节，跟英国小孩一样挨家挨户讨糖果的时候，这些印度家庭则在后院放烟花。我问过一户印度家庭的妈妈，他们会同时过排灯节和万圣节吗？她说会，并在家门外的灯饰旁放上一个南瓜，好让我的孩子识别，可以到他们家讨糖果。但我相信他们主要是过排灯节，同时入乡随俗地在万圣节期间跟本地邻居保持联系。
而烟花声一直从万圣节延续到篝火节。英国传统上，篝火节是会放烟花的，这些烟花渐渐从印度家庭的后院转到英国本地家庭、以及像我们这类打算入乡随俗的移民家庭的后院，声响持续响遍整个社区。至于印度家庭的灯饰，不少在排灯节过后都没有拆除，并迎上了邻居开始挂上圣诞灯饰的日子。
圣诞节在香港有一个至少自1960年代延续之今的传统，就是“睇灯饰”（看灯饰）——人们在我的童年时代则会为这活动名称补上一个地点：“去尖东睇灯饰”。因此对我来说，英国民居外的灯饰群落是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景观。
这是一种相当奇妙的“过节感”。圣诞节在香港有一个至少自1960年代延续之今的传统，就是“睇灯饰”（看灯饰）——人们在我的童年时代则会为这活动名称补上一个地点：“去尖东睇灯饰”。据记载，香港第一个出现街上的圣诞灯饰， 是1965年由置地公司在香港岛中环遮打道的灯柱上挂上灯饰。此例一开，圣诞灯饰就在二十年间如雨后春笋蔓延至整个中环。直到1983年，那就是我的童年时代，当时新发展的九龙尖沙咀东部（尖东）里的多幢商业大厦，纷纷以华丽的彩色灯泡，在大厦玻璃幕墙外砌出各式各样的圣诞人物、符号和图案，当中既有世俗化的圣诞老人和雪人，也有具宗教意味的耶稣和天使等。
尖东的街道远比中环宽阔，游人走在街上，会比在中环街头时更容易看到大厦上的灯饰；同时尖东海旁的海港视野宽阔，很容易看到对岸香港岛的湾仔至中环一带高耸商厦外墙的巨型灯饰，视野甚至比身处香港岛更好。在1980年代以后成长的香港人，全都知道最佳的“睇灯饰”地点，就在尖东。
因此对我来说，英国民居外的灯饰群落是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景观。而同样被称为“圣诞节”，英国的圣诞节跟香港的圣诞节在相似和差异之间，则让我这场移民家庭的过节体验里产生张力。一般文化史的叙述都会提到，英国第一棵著名的圣诞树，是1841年维多利亚女皇跟皇夫亚厘毕亲王 （Prince Albert）与一众子女在一棵巨型圣诞树下的情境，被画成画像刊登在报纸上。这一年，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而两年后，狄更斯出版《圣诞颂歌》。
如果说维多利亚女皇的圣诞树、跟狄更斯的《圣诞颂歌》是英国“现代圣诞节”的起源，那么香港的圣诞节则是从这一点上直接移殖过来。可以想像，这种移殖直接遗失了圣诞节隐性的异教色彩，香港的圣诞节欠缺神秘主义，也不具备家庭宴会的传统，取而代之的，是明朗的消费主义色彩。这与西方圣诞节传入中国的历史情境有所对应。
香港的圣诞节的移殖，直接遗失了圣诞节隐性的异教色彩，香港的圣诞节欠缺神秘主义，也不具备家庭宴会传统，取而代之的，是明朗的消费主义色彩。
可乐红，还是精灵绿？
从十九世纪初到十九世纪末，英国的圣诞节有著从“复兴”到“商业化”的转向。在大英帝国的全球化过程里，圣诞节的商业化也在蔓延到美国，甚至发展得比英国犹有过之。圣诞节变成了商品促销的日子，以应合圣诞节送礼和宴会的需求，而圣诞老人在民间一般人心目中的形象，也渐渐褪去了传统的异教色彩，不似过去融合了狂欢者、精灵甚至带点邪恶的气质，而是变成今天我们所熟悉的，一个高大肥胖而慈祥的爷爷形象。
有一个传闻说，圣诞老人的红色衣服是由可口可乐“发明”的，以配合可口可乐的标志性红色。这个说法有商榷余地，因为红色圣诞老人早就存在于欧洲传统文化中，只是并非主流，反而传统的圣诞老人较多时候是绿色，即常见于“圣诞精灵”（Elf）身上的那种绿。一种可能的情况是，可口可乐因此商业上的成功，而在文化上“固定”了圣诞老人现在的形象，而现代“圣诞精灵”的形象，则继承了被现代圣诞老人排除了出的残余。
1920年代开始出现“不应过洋人的圣诞节，因为圣诞应该是指‘孔子圣辰’”的说法，并与当时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意识接轨；1930年代国民政府高举以孔子儒家传统为民族文化核心，圣诞节遂被改造为一种跟民族主义对立的文化侵略象征。
在这个历史时期里，圣诞节也传入了当时中国最洋化的城市：上海。根据邵志择的著作《从外国冬至到圣诞节：近代以来圣诞节在中国的节日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10）一书，在十九世纪末的清代中末叶，上海的外侨社区已有圣诞卡出售和圣诞购物的活动；直至民国时期，中国沿岸城市中比较洋化的中国人已有过圣诞节的传统，但形式和内涵均是世俗化、商业化，并不再有任何明确的基督教色彩，这亦因此更能与主要自美国传入的商业化圣诞文化接轨。当时上海流行在圣诞节举办舞会、吃圣诞大餐，形式上是狂欢节庆，却全然不是欧洲圣诞节的异教传统，而是纯然的消费主义。
不过在同一时期，又出现了将圣诞节视为排外对象的风气，例如在1920年代，开始出现“不应过洋人的圣诞节，因为圣诞应该是指‘孔子圣辰’”的说法，并与当时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意识接上轨；到1930年代又与当时官方所推行的“新生活运动”扣连，国民政府高举以孔子的儒家传统为民族文化的核心，圣诞节遂被改造为一种跟民族主义对立的文化侵略象征。后来华人社会将“圣诞节”改称“耶诞节”，则是出自蒋介石政府手笔，直至今日，台湾官方和媒体也经常使用“耶诞节”的称号。
直至近年，中国因应官方意识形态的转变，却频传打压圣诞节、“禁洋节”的消息与规定。而“洋节”的称呼也跟“耶诞节”一样，反映了强烈的保守民族主义的情绪。
不过对于以被文化侵略、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为由而「不过圣诞节」，却是经常发生在近年中国内地。邵志择指出，1949年后，具消费性的圣诞节已在中国共产党治下消失，只剩下一些零星的宗教庆祝活动。直至1980年代改革开放，社会性和消费性的圣诞节才再次复苏。最先是广州民间从毗邻的香港沾染到圣诞节的热闹气氛，再逐渐蔓延全国，成功地在改革开放后三十年多年的资本主义中国社会里落地生根。直至近年，中国因应官方意识形态的转变，却频传打压圣诞节、“禁洋节”的消息与规定。而“洋节”的称呼也跟“耶诞节”一样，反映了强烈的保守民族主义的情绪。
我在香港过了四十多次的圣诞节，从来没有一次使用过“洋节”或“耶诞节”的称呼，也一直认为，圣诞节是“西方节日”，但同时也是“我们的节日”。现代意义下的圣诞节早已融入了香港的庶民文化之中，那是一种世俗而具有浓厚消费色彩的节庆，尽管当中仍保留了一些基督教残余，但我并不是基督徒， 这些宗教色彩只是一种特殊节日下的氛围，例如我偶而会在平安夜到教堂望弥撒，而跟信仰无关。今年，我将会过在英国过第二次圣诞节（前年第一次，去年回香港过圣诞），从香港圣诞跟英国圣诞的差异中，我重新认识了“圣诞节” 这个复杂而具历时性的文化传播符号，而像我家这样一个新移民家庭，也可借此学习，怎样从过节方式的不同，找到融合本土文化的路径。
圣诞快乐！Merry Christ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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