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书本也移民：藏身北伦敦的香港图书馆，邮寄借书的信任游戏

2021年8月，我透过香港“BNO签证”启程前往伦敦，因为打算长远定居，出门时，个人行装反而尽量清简轻便，因为大部分的身外物都可以重新添置——最大的烦恼反倒是如何处理一屋藏书。我在伦敦首数年的日子，都会修读博士，研究的题目是关于香港独立出版文化，因此家中的书籍不单是消闲读物，也是重要的研究素材。

我为家中藏书整理了一份目录，发现有大概300本书籍和小志，挣扎良久，最终决定一一运往英国。我和一位朋友花了一星期，把书籍分类、入箱，然后搬到附近的邮局，寄往学校宿舍，当时邮费大约8000港元，比Covid-19期间的英航单程机票昂贵得多，但这笔钱还是必须要花。

在过程中，我深切体会到，这波浩瀚的移民潮卷走的不仅仅是人，还有物件和知识载体——有很多香港人和我做着类似的事情，他们的书本搭乘货柜，越洋到英伦各处。

随货柜漂流到英伦的书本

曝光率较高的例子，有前考试及评核局评核发展部经理杨颖宇，他在2020年卷入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历史科争议，同年辞职，翌年移英。当我“只是”运送300本书时，他藏书数目足足多达300箱，估计数量过万。

杨颖宇作为历史博士，依然活跃于公共写作，藏书是他重要的研究素材，同时也是个人成长轨迹的重要部分。当他提到中四、五到湾仔华风书局买书的往事，以及家中重要珍藏，如中国国际法学家王铁崖主编的《中外旧约章汇编》，总是难掩兴奋之情。他回忆，“三联（书店）在1986、87年期间，经常搞特价卖书。当中有很多义和团、历史资料汇编那些，我都买了一大堆。从那时候开始，就一直买一直买 ，越买越多。到现在，我一本都没扔过，都运过来英国。”当决定移民，自然要思考如何处理藏书，他在家人支持下，“基本上我是没有断舍离的，我是全部运过来英国。”

然而这个运书行动成本不菲，杨颖宇说，“我离开的时候，因为苏伊士运河挤塞了，那些货柜箱回不了头，所以价钱炒费了很多，到16万港元一个货柜。”他来英的时候，只带上了少数日用品，主要的家具和电器都是到埗后添置，当时他的家当绝大部分都是书本。搬运公司最终安排他和另一个家庭合用一个40呎的货柜，最终他自己的运费需要六位数字。

在香港的时候，杨颖宇的书本散居各处，例如迷你仓。来到英国，心爱藏书终于可以合体。他为此在家中后园搭建一间小木园，成立“香海书楼”，杨颖宇在社交媒体写道：

吾素无嗜好，独爱购书读书。自中学以来，将近四十年，购书数目已不知凡几。去年移民英国，决定悉数运英，总数差不多三百箱。大半年以来，时加整理，渐具规模，遂决定筹设私人图书馆，定名“香海书楼”，由“政治大迷信”节目主持黄伟国博士择吉，定于西元2022年6月4日英国时间下午四时揭幕。

不过，“香海书楼”的形式类似私人藏书阁，未有渠道让公众借阅，也没有向外界公开确实位置。

然而，即使“香海书楼”未必发挥一种像图书馆的公共性，但仍能充当一艘港人的“文化方舟”。我认识一位不愿具名的历史学者A，他在2021年完成博士学位后，有见香港情势变化，于是移民英国。他和我很类似，同样因为研究需要，所以把数以百计的藏书也一并搬过来。

他形容：“在2019年后，香港人的历史感是前所未有地强”，人们发现原来很多习以为常的东西，也可以在一瞬间消失，各种形式的备档活动如雨后春笋。无论是藏书，抑或更广义的存档工作，最大的困难向来是空间问题。在日常交谈中，他经常强调：“不少港人移英置业后，住屋比从前宽敞，那就有多一份责任，一起保存关于香港的文献，可以很简单，把书本、杂志、报纸放在仓柜，已经意义重大。”

当然，对于很多平民家庭，高昂的跨境运费，依然是一大问题，即使到埗后，除非立即置业，否则仍要为搬屋发愁；我从香港搬过来的四大箱书籍，首先要屈膝于宿舍的床底，后来约满后，又跟随我到Airbnb单位暂住，到现在总算有一个较为长远的居所。但是这份租约也不过只有两年，约满后，我自己也不知道何去何从，更何况随行书本。

由下而上搭建的多元文化地景

我们要花费力气，把书本运到英国，归根究底是英国的华文藏书真的不足够。

根据2021年的人口普查，英国的华人人口超过44万，这个数字还未计算过去两年移英港人，以及申报为“Asian Other”而非“Chinese”的华文用家，还有每年可超过15万人的华人留学生，以及希望学习华语的当地人；英国的多所名牌大学，例如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都有汉学研究课程。不过由于资源局限，普遍而言，大学图书馆都缺乏华文书——特别香港有关的藏书。

来英国前，尝试在SOAS的图书馆搜寻一下，还是能找到个别重要书籍，例如司徒华的《大江东去》、吕大乐的《四代香港人》。不过绝大部分藏书，我始终无法在SOAS找到，特别是一些独立出版社的作品，以我研究出版文化为例，周家盈的《书店》系列、序言书室的《十年一隅》是重要的素材。而SOAS已经是以亚洲研究闻名，伦敦其他学府的华文藏书只会更少。

在资讯学中，有不少研究探讨图书馆如何可以帮助新移民融合社区。高云地利大学教授Susanne Wessendorf（2022）形容图书馆是“抵步基建”（arrival infrastructures），在伦敦，对于一些缺乏社交人脉的新移民，图书馆是获得社区资讯的重要地方。这些图书馆通常位于繁忙的大街，大门会张贴各种社区活动海报，而且定期举办兴趣班，新移民能够从义工和其他学员口中，掌握到各种生活资讯，并从中拓展社交圈子。

有趣的是，一方面英国的图书馆转型成类似社区中心的角色，另一方面，当回归到图书馆的本质时，其馆藏的多元化程度仍有待改进。在伦敦，人们可以听到超过300种不同语言，而不少政客也尝试把英国发展成“多语社会”（multilingual society）。然而，当图书馆要真正走向多语化，也要有具备相应语文知识的图书馆管理员，进行采购和编目，除此之外，英国的图书馆还要面对各种资源和空间局限。

当市场失灵（华文书店很难生存），公营机构失效，就是公民社会组织站出来，填补公营服务空缺的时候。英国的阿拉伯人口大约33万，稍稍少于华人群体，但就有系统地建立出一套文化网络。在伦敦市中心、泰晤士河附近，有一所Arab British Centre library，它本来是一组私人收藏，经过40年汇集，藏书已数以千计，涵盖小说、艺术、文化、政治、历史、宗教等作品。另外，London Central Mosque & The Islamic Cultural Centre，除了是伦敦穆斯林神圣的宗教场所，内里也有一所庞大的图书馆，拥有超过2.5万本书籍。

除此之外，伦敦也有不少阿拉伯书店和艺廊，其中我最喜欢是西伦敦的The Mosaic Rooms，这些艺廊会定期展览阿拉伯世界的当代艺术，而且会支持独立的艺术和出版工作者。在今年7月22日到23日，The Mosaic Rooms便举办了Small Press Fest，为独立和小型出版人提供平台，并且举行读书会和写作工作坊。

十年前，当我以旅客身分游历伦敦时，可能会认为这些文化单位很不英国，甚至很不欧洲，与流行文化呈现的想像截然不同。但当我定居伦敦后，这些文化单位的存在，才是十分英国，因为多元就是这里的核心价值，五湖四海的人和平共处，各种信仰习俗并行不悖。

另一种伦敦最打动我的地方，是公民的行动意识——不平即鸣，总会有人站出来反映和处理社区需要。现时英国和爱尔兰社群档案发展联盟Community Archives and Heritage Group（CAHG），便有至少744个组织会员，这些组织都不是大财团、专业机构，而是一班街坊透过纪录存档，让自己掌握记忆权、资讯权和发言权。今年7月19日，我参加他们的会议，见到一些年老参加者，为了改善自己家乡的社区档案，不昔从苏格兰远道南下伦敦取经，带着一份纯粹、一股行动力。

“港书馆”：邮寄书本的信任游戏

长期浸淫在伦敦的文化地景，我也好，历史学者A也好，当面对华文藏书不足的问题，一个很自然反应是：“为什么不自己做？”反正都把书本运了过来。而有些香港人已经把我这个经常闪过的念头付诸实行。

今年2月成立的“港书馆”，是我眼中最为有趣的项目。这是一个非牟利的、全线上的书籍借阅和分享平台。简单而言，港书馆是希望实践一种共享书籍的模式，我可以把家中藏书出借给其他人，换过来，我也可以借用其他会员的书籍。

现时，港书馆已经设有非常完备的网上目录，读者需要提供个人基本资料，例如姓名、电话、地址，登记成为会员，然后在网上目录选书。系统接收到讯息后，会通知书本持有人，按资料寄到借书者的家；到期还书时，借书者需按指示，自付邮费直接寄给下一位借书者，无需再寄回港书馆。根据他们的讲法：“这样的借书方式打破地域限制，免却读者来回实体图书馆借书和还书的时间，亦减低了营运图书馆的成本和困难。”直到9月中，港书馆已有约900本书籍供借阅。

其中一位创办人B跟我谈到，自己本来是一位普通的白领打工仔，并没有出版、学术或者图书馆相关的工作经验。在香港，他会与家中小朋友到图书馆借书，希望增进孩子的语文能力。移民英国，最令他担心的是小朋友的教育问题：“我当时想，如果来到英国，没有中文书看，那怎么办呢？我进一步想，这不单单是我，而是每个移英港人要面对的问题。若果小朋友不看中文，就没有办法继续学下去⋯⋯”

于是，他有念头要把中文书带过去，然后在社区传阅，他当初想过和社区图书馆合作，又或者把书本寄放在港人商店。后来抵埗英国，又发现英国实在太大，港人也分散各地，假设有资源，可以建立实体图书馆，所覆盖的人口也十分有限，于是他决定成立网上图书馆。加上，他估计“其他港人或多或少都有把书本带过来英国”，就决心以共享书籍模式壮大网上馆藏。

认识B后，我也被他的热诚打动，家中藏书一大部分已经纳入到港书馆的资料库中，至今已经外借了七本书，借书人北至苏格兰，南至伦敦。每一次，港书馆会透过电邮通知我借用人的地址和借阅的书本，之后我会到邮局寄出。

这种网上、邮寄借书的模式，是一场信任游戏，首先是信任英国邮政，确保邮件不会寄失，每次我也会小心翼翼地核对地址，如果是一些相对重要的书籍，我会加钱要求签收；根据我个人，以及B的经验，暂时都未有寄失的情况。

要把心爱的东西借给陌生人，本身就要一定程定社会信任（social trust）。有趣地，可能来到异地，大家一下子由中心变成边缘，港人身分本身就是熟悉的符号，移英港人群体的互信也相对较高。对我而言，最珍贵的典籍自然不会外借，决定借出去的书不见了，也只好随缘，但这类无偿的义工参与，终究有带来一种微薄的满足感，正如港书馆在一篇专栏文章写道：“我们成立港书馆，是要表达一种与香港文化保持联系的渴望。”

两个香港书柜，在社区图书馆“一页舟”

在访问中，B提到空间与媒介的问题，网络媒介可以覆盖更广的空间范围，但一些学者例如上文引述的Susanne Wessendorf又会告诉我们，建筑、基建和实体空间，会发挥不能取代的社群营建作用。终究，人是社交动物，我们栖息于实体空间之中，而知识也不仅列印于萤幕和纸本之上，我们总要走出各种媒介，确切感受世界。

“一页舟”是位于北伦敦Belsize的一个社区图书馆项目，其网站写道：“《一页舟》之成立，目的是希望建立一个固定的地方，让新来到英国的香港人，有一个聚散的好去处。就如其名，以书会友。”港书馆象征了一种功能性为主导、浅而广的知识传播模式，而一页舟则以书本为媒介，结合过去香港公民社会，由下而上、深耕细作的社区参与模式。

一页舟创办人Denise从前是一名建筑师，亦曾经在大学任教，他说：“教设计课程时，会讲到其实建筑设计里面都有很多关于人的元素。在香港，我记得去到2014年前后的时候，其实已经有很多社区的活动，有很多联系不同的社区的工作，其实我对这些很有兴趣。我自己都在思考怎样让大家走在一起，我只是觉得大家走在一起会有一种Energy。”

至于为何以书为媒介，他指这源于过去数年香港的独立书店运动：“来之前其实我已经留意到很多小书局，分布在香港各处。其实都不是突然间的，十多年前你已经觉得有些不同的书局，只不过愈接近这十年八载、五六年，你会觉得他们不只是一间书店。你会发觉书本背后，是一些个人的社区经验。”

一页舟的成立是种种偶然性碰撞起来的产物。一开始的时候，Denise幻想过在伦敦开书店，但一直没有勇气重新营运一门生意。机缘巧合下，Denise和朋友来到家居附近的Belsize Community Library，第一天踏进这所建于1937年的二级历史建筑，便十分喜欢整个空间，而且义工都非常友善，他们就留下来做义工。后来经过一段时间，他们和其他义工喝咖啡、聊天的时候，透露自己想做书局，对方建议不如在这里开始。

事缘Belsize Community Library本来属于Camden Council图书馆体系的一部分，到2012年陷入财政危机而濒临倒闭，但幸好非牟利团体The Winch接手经营。现时Belsize Community Library由星期一到星期三会照常对外开放，并接受公众借阅图书；其余时间会开放各个社区单位租借场地，而一页舟便进驻星期六时段。

这种独特的组织架构，令一页舟的操作更加灵活。Denise和朋友把从香港带来的书籍堆满了两个书柜，这些书籍都进入了Belsize Community Library的借还书体系，用家如想借阅一页舟的香港书籍，就要先向Belsize Community Library申请图书证。不过，双方合作关系像是寄存模式，书籍的拥有权依然属于一页舟，Belsize Community Library亦没有干预选书自由，只要不违反英国法例即可。

Denise认为这种做法有其好处，“我们觉得个人资料保障很重要，如果是公共图书馆系统就一流了，于是所有资料都交予大家都信赖的机构。”不过，要复制一页舟模式，或许有一定难度。Denise坦言一页舟成立两个月，就有其他人取经，不过他们发现一般地区图书馆通常要捐赠所有书，二来图书馆也有自身选书考虑，要照顾不同社群。

书展作为实验，香港知识共同体的尺度重构

过去两、三年，香港人随着移民潮散落不同地方，我会形容香港的知识共同体也经历一场“尺度重构”（rescaling）。政治地理学家指出，人们建构出抽象的地理尺度，例如省、县、市、村等，来方便管理土地。这些尺度会随着人才和资本跨境流动而不停重构。香港人作为“知识共同体”正好从狭小的城市边界中解放开来，连接到整个世界。

从最日常化的角度来看，我的父母生活甚少离开九龙东，但我移居伦敦后，便从我口中了解到另一个城市是什么模样，甚至沉迷移英港人的网上短片。当人的眼界和网络都跨越国际，整个文化体亦都会跟随。香港人的书展，不单在湾仔会展了，去年在台北、伦敦、曼彻斯特、多伦多和温哥华也有“五城书展”，同一年亦有第一届“英国香港书展”。当然，一些海外独立书店，例如位于诺定咸的“同呼吸”书店和网上书店Head Hole亦把最新的香港书籍带来英国。

去年的“五城书展”正正是一页舟成立后协办的第一个大型活动。Denise回忆指：“代表书局、出版商来找我们，说好喜欢我们这个地方，他们准备搞一个书展，问我们可不可以合作。 我说好，我们又搞书你又搞书，就这样！所以我们就赞助他。”他说，“我觉得很兴奋，他们请来一些嘉宾，那天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里程碑。”

不过，当时“五城书展”只有一所台湾出版社参加，Denise和义工们觉得可以更进一步，于是决定今年自己另行举办书展。“当我们搞书展的时候，我们就有很多讨论，什么叫做书展呢？书展是不是好像香港那种，一个好买卖的场所，一个商品展呢？我们也不想这样，因为我们说了我们不会做市场推广。我们不想要这样的气氛。”

他们请教了不同人。辗转之间，他们联络两间在英书店同呼吸和“千里寻书”，以及一班英国诗人和进行独立出版的小志创作者；港书馆的创办者B也答应参与，并且即场提供借书服务。差不多时候，一页舟成功取得当地的一个小型资助项目，可以再添置200多本书；他们也和香港书商联络，在书展当日展出新书的同时，容许读者集体订购书籍，以大大降低运费成本至书价的20%。

一页舟的义工们把活动命名为“悦读逸”，网站写道：“诚如活动名称，我们希望大家在愉悦及安逸的环境下，一起分享阅读乐趣。”Denise形容这是一个“书本社群的活动”，告诉大家有哪些在英港人正做类似的工作，“看看我们这一群做书的Community，其实今时今日不只是买卖书、写书、出书，还有联系、Sharing，真的丰富到不得了。”

“悦读逸”活动分为三天，打头阵是在8月26日的《书人颂》电影放映会。跟Denise做访问的时候，义工们正在布置场地，架起一个简单投影屏幕，排好座位，图书馆便化身为社区戏院。

《书人颂》由导演江琼珠执导，纪录了香港的“艺鹄ACO”、新加坡的“城市书房”、吉隆坡的“月树”三间由女性经营的独立书店之故事。紧接放映会的是分享环节，“青文书屋”的创办人之一张楚勇分享。青文书屋在80至00年代是香港最重要的独立书店，启发了无数的文化人，可是2006年青文书屋结业，2008年老板罗志华在仓库整理书籍时，因被塌下的书箱压住而意外身亡。

张楚勇透过分享青文书屋成立的故事，与《书人颂》提到的三间书店，乃至一页舟整个空间对读：香港过去多元并包的“文化地景”（cultural landscape），是一班拥有一腔热诚的人，坚持守护空间，然后误打误撞地形塑出来。最令我感动的，是一位参加放映会的新加坡学者发言，他说香港人要为过去积累的文化软实力，感到自豪，香港书本与文学启发了无数东南亚华人。在《书人颂》中，城市书房老板陈婉菁就讲到小时候看张小娴和金庸的趣事。

以书为索引的香港世界网络一直都存在，而移民潮后，人流物流的改变，这种联系又会以怎样的形式出现，是很令人期待的事。

9月2日和3日，“悦读逸”书展展出了超过100本新书，包括很多在7月香港书展档期才推出的新作品如《城市散步学》、《味缘香港》等等。另外活动也有三个参展的小志单位，呈现书本以外的独立出版文化。在英书店同呼吸和千里寻书摆卖实体书籍，港书馆的B也在当天摆档，另外有在英港侨诗人分享作品。还不能不提在场售卖的鸡蛋仔姐姐和奶茶哥哥，令活动增加味觉享受。

颠覆与秩序

事前，由于一页舟的社交媒体反应不算活跃，初时我也担心气氛淡静。不过，到活动当日，却人声鼎沸，相信是因为第一天和第二天分别有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客席教授陈文敏，和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退休教授张灿辉到场分享，我也低估了口耳相传的社区网络威力。

现时在伦敦大学学院（UCL）出任客席教授的陈文敏，从英国历史文化看普通法的发展及精神，他提醒我们，今天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法治原则，其实是经过800多年的历史演变而成，香港法治争议与英国历史交叠在一起。而张灿辉透过三本自己的作品《异域》、《我城存殁》和最近的《山城沧桑》，以影像捕捉由2014年雨伞运动到2019年反修例运动，由中文大学到香港的种种变迁。

当教授播放PowerPoint投影片演讲的时候，义工拉起窗帘，Belsize Community Library好像一瞬间变成香港某所大学的演讲厅，即使部分内容很艰涩，但参加者不分年纪，聚精会神聆听。熟悉的面孔和语言，令到一个小香港仿佛在异地诞生，但它同时又通往另一种新东西，这份对知识的集体渴求又好像令我感到陌生。

这种陌生感隐含着一种对空间的颠覆，而相对的是移民们早已建立的日常秩序。书展参与者C是一页舟的常客，2019年便来英读书，中间短暂回港，后来又辗转留在这边工作。“每当有书展，讲座等活动发生时，图书馆内便会挤满了来自英国各地的香港人，与周遭的英文书书柜相映成趣。”

他说，“然而我更喜欢的是在没有活动的日子里，没有目的般到那里遛跶，而场内也总会有十数人在那里看书、闲聊，或收拾……在下午和煦的阳光及微风下，简单地与彼此共渡一个周末的下午。”

在访问最后，我问Denise书展完结后有什么未来大计。访问中，他最常用的一个字是 organic，天然的、有机的，就如当初想营运书店，机缘巧合下与 Belsize Community Library 结缘，到后来召集了一班义工举办多项活动，整个发展未必经过完整规划。Organic 这个字，指涉向一个开放而充满可能的未来，而人们亦会参与其中，注入更多新念头。

B有份创办的港书馆，随着资料库愈来愈大，而要建立更有组织的体系。近日，港书馆便在招募义工，尝试为积压下来的捐赠书，输入资料和上载到网站以供借阅，义工只需符合两点：“🌟条件：只要识打中文即可；🌟地点：任何上到网嘅地方”，身在世界各地的朋友都可以参与。

至于我和历史学者A，暂时并没有什么明确计划。不过，在博士毕业后，我大抵会公开手头上的资料集，以及捐赠家中藏书。年初到香港做fieldwork（田野考察）的时候，我又多购入接近100本书，未来也会继续蚂蚁搬家，把更多载有香港故事的刊物，跟我一起漂流到英国去。

（应受访者要求，A、B、C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