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刘文：民防作为一场公民运动——将“心防”视为台湾备战关键

【编者按】本文原发自“芭乐人类学”，端传媒获授权转载。一国之防卫能力，在防空系统、战机、船舰等军事装备以外，心防的重要性，也在当代战争的多元型态备受关注。本文作者参加多场民防训练，并梳理冷战以降的民防历史，进而以“心防”理解民防训练的关键，意在重建公民社会的自我防卫意识。

（刘文，批判社会心理学者与作家，现任台湾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助研究员，也是台湾大学社会系的兼任助理教授）

战争之于台湾人并非一件遥远的事情，但却是多数人不愿意正面谈论的议题。近年来中国国力不断提升，但政治体制并没有如西方学者预期，随著经济改革开放而走向民主化。习近平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之后，威权体制的治理模式越加明显，侵略台湾的军事野心也逐年增强。

近年来，中共军机绕台次数剧增，资讯攻击频繁，使得灰色地带战争成为两岸之间的新型冲突模式，COVID-19疫情所带来的全球地缘冲突，也使得中国与美国两大帝国之间的竞逐更加升温。台湾作为《经济学人》所形容之“地表最危险的地方”或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最可能引爆之场域，成为国际媒体关注的焦点。

而这些国际媒体报导经常会呈现一个吊诡的叙述模式：战争已经迫在眉睫，台湾人却仍安逸地过日子，上市集买菜、在小吃店里看新闻，仿佛事不干己。乐观来说，这样的叙事呈现了一部分台湾人承受了七十多年以来饱受战争威胁的“韧性”，但更具批判性地来看，作为一个尚未以“台湾共同体”（而非承接中华民国政权之“国共内战”）面对战争的国家，我们缺乏一个可以认知战争型态以及承接冲突所带来各种情感的“战争之框”（汪宏伦，2014；Butler 2009），包含战争历史事件与威权延续的思辨、国际地缘政治的理解、敌我的区辨、战争型态的理解与预知、人民保卫国家的决心，以及自我灾害准备的知识。在目前台湾的媒体舆论环境，战争很容易被民众视为“两党恶斗”的口水战，而不是被理解与人民民生安全切身相关的议题，无法深入、实质地讨论。

2022年2月24日俄国侵略乌克兰震惊全球，台湾当日也成为推特（编按：现更名为X）上热搜的焦点，无论是普丁的帝国野心与历史修正主义合理化战争的论述模式，亦或是乌克兰作为新兴民主国家内部分裂的种种困难，都让这场战争深刻地引响并改变了台湾的社会。俄乌战争一周年后，世界见证乌克兰的公民社会如何面对必须维持日常生活生计，并同时抵抗俄国持续的武力攻击，“战时”与“和平”时刻逐渐成为无法被二元分割的时空，而是并行前进的状态。也因此，在台湾面对时强时弱的混合战攻击脉络之下，民防最重要的关键，即是将战争作为每日的准备。

台湾公民社会也从乌克兰的经验学习到，国防并不能只单靠政府。事实上，与台湾相似，乌克兰经历了八年前的亲俄政权大量删减国防预算，而承袭了苏维埃体制的军队，无论是在军中文化、设备，以及贪腐的状况，都使得士气萎靡，导致2014年克里米亚战败，半岛也被俄罗斯占领。乌克兰国防的改革即是来自公民社会不断的倡议与自主训练，建立平民与军队之间的桥梁，最终也推动了国土防卫队的建制。

由此可见，从战争并非单一的“事件”，而是在承平时期也不可逃避的政治沟通模式与策略。除了战争可能对社会带来的破坏之外，战争也具有塑形社会与主体的能动性，唯有直面战争作为一种已经进行中的社会建构框架，而非一味地避免谈论战争，我们才能更有效地为可能发生的灾害做足准备。

民防作为公民社会运动

台湾新兴民防的训练目标与模式，与以色列国家型态的“全民皆兵”，甚至是乌克兰的“国土防卫队”，并不能混为一谈。

反观台湾，公民社会对于中国侵略的威胁感约在习近平上台之后越渐升温，包含2012年的反媒体垄断运动、2014年的太阳花运动，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更加升级了中国不惜一切代价执行威权统治的决心。

然而，面对中国政治与经济的威胁，战争在公民社会的动员都不是主要讨论的议题，只是遥远且模糊的担忧，而非主要的倡议议题。因为经历过威权时代的统治，军事议题长期为少数人所掌握的专业知识领域，公民社会欠缺发语权和动员动机，也导致长期的知识衔接落空。解严后出身的我辈运动者，多数即使曾经投入过不同与人权或民主议题相关的社会运动，也因为长期军事议题与威权政权的连结，加上吸收国际左翼的“反战”意识，对于军事议题较为冷感。

而俄乌战争将区域型“热战”的可能，再次拉上了国际的舞台。早在2018年，因应韩国瑜的“韩流”效应，开始深入台湾资讯战研究，以及其他中国对台混合战与国防相关议题的民间组织，也逐渐塑形，多数在2020年后相继成立。

2022年初，因为俄乌战争开打，民防组织开始受到国内与国外媒体的关注，无论是壮阔台湾、黑熊学院、台湾民团协会、沃草、台湾铁杉民防协会、民防搞什么⋯⋯等等，也在不同社群内部扎根，透过线上线下的讲座、实体课程、军事知识普及的出版与传播，以及实际的技巧演练，增进民间的备战知识、技术，以及成为“防卫共同体”的意志。

当然，目前社群间所见的民防团体不可混为一谈，有些较为政治化的组织来自于“中国因素”在台升温，渴望建立台湾本土意识较为鲜明的防卫国家意志，也有选择低政治化路线，以“防灾”（disaster prevention）或者“人类安全”（human security）等概念，训练不同民防知识与技术的组织。

另外，也有一群来自于生存游戏玩家的群体，将备战作为新兴的训练目标，著重与求生与战斗技术（比如定向越野、软气枪射击）的演练。我从2022年3月开始，参与至少30堂以上的民防相关课程，观察到民防所触及的群众非常多元，不仅在性别上有别于刻板印象中为顺异男的空间，有相当多数的女性也会参与，在年龄分布上，从年轻家长带著小孩，一般青壮年的上班族，至60岁以上的退休人士，都相当常见。

自从联电创办人曹兴诚于2022年10月宣布将捐款30亿新台币投入民防训练，民防的议题热度升高，但这波新兴民防的训练目标与模式，与以色列国家型态的“全民皆兵”，甚至是乌克兰的“国土防卫队”，并不能混为一谈。当前民间所组织的的界线，皆以不干预国军所涉及的范畴为主，更加强调民间若遇到战灾时的紧急应变能力，而非被媒体过分渲染的“人人拿枪”、“人人上战场”的画面。首先，我国宪法并不允许持枪民兵的成立，再来，这也不是民防作为一种草根社群运动所擅长处理的专业技术议题。这也是为何我要强调“心防”这个概念——民防作为一场公民运动，目前最重要的贡献，来自于建立民众理解并且应变战灾的战争之框。

冷战的民防历史与心理管理技术

当下台湾民间所崛起的新兴民防动员，并未积极参与或要求融入国家民防体系，而是由公民社会的动能发起非政府组织的课程与训练。

民防作为一种技术与政策有相当长远的历史，多数能够回溯到冷战的历史，其中又由美国与苏联冷战时期的核弹危机，为最大量史料所参照的例子，这些文献通常将民防作为战争对社会所造成的全面军事化——家庭单位防空洞的建制、防核食谱以及衣著、大型区域逃生演练等等。从50年代起，美国的民防系统经历多次的改变，直至60年代至70年代，由于美国深陷越战的胶著，反战与反核人士也更集中批评美国主导的战争行动，以及政府对于民间的军事化部署。

而在80年代末，苏美冷战步入尾声，核灾的焦虑转入其他大型人为灾害应变的匮乏，尤其在1989年布希任内的阿拉斯加港湾漏油事件与雨果飓风后，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逐渐与旧制的民防体系合并，建立“全灾害取径（All-Hazards Approach）”为灾害管理的中心原则，采取更具整合型的策略，面对不同人为与自然灾害的管理，脱离冷战时期聚焦在核灾与战灾的应变方式。

在台湾，民防也有其冷战的历史，但多数局限在金门与马祖外岛的纪录。宋怡明（Michael Szonyi）的《前线岛屿：冷战下的金门》，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详细记录了从1949年以降，金门如何成为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抗的象征，民防政策的部署也使得金门民众的每日衣食生活都被赋予军事与地缘政治的意义。

综观国际与台湾的冷战民防文献，整体纪录了政府至民间、由上对下，经由战争论述的一种全境管控模式，也因此多数遭到人文学者的批判。这些战后世代的学者反对（美国与苏联）政府将人民作为备战的机器，民防成为一种政府在民间的文化政治宣传，并认为民防无法改变战争本身所带来的危险。宋怡明对于中华民国冷战下所采取的分析视角，与上述对于苏美冷战的批判带来相似的结论：军事化的民防部署以及战争的政治宣传，使得地缘关系的紧张不减反增。

但是，当下台湾民间所崛起的新兴民防动员，实则与中华民国体制下的冷战民防史有所断裂，也因此多数的民防组织，并未积极参与或要求融入由内政部预算编制的国家民防体系，而是由公民社会的动能发起非政府组织的课程与训练。我认为这个现象，首先，是因为冷战时期中华民国主体，在国共内战的框架下所树立于金马地区的民防论述，与当下解严后世代所感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强大“他国”侵略台湾意图的动机，已有时代与世代的极大差距。

第二，台湾经历戒严时期由军警制度长期对于民间的控管，以及2000年后马英九执政八年以来，大幅删减国家军事预算，民间对于政府改革国军的效力抱持不信任的态度，而以内政部编制的民防体系，至今已脱离当代战争型态的训练，也未能彻底执行基础的民防教育工作。因此，2020年以来这一波的民防动员，也包含台湾作为民主社会要求政府对军事相关政策透明化与公共化的动机，而非由上而下的“军事化”（militarized）政策。有鉴于此，冷战的经验研究框架即使提供了许多民防知识脉络的参照，却无法完全套用于当代台湾民间的民防动员。

当然，冷战的民防研究仍是有他对于当代战争与灾难管理的贡献。首先，核战危机的备战与灾难管理厘清了“风险”（risk）与“不确定性”（uncertainty）两个概念的不同。因为核灾无论在地缘政治、科技发展，以及社会反应的多重不可控性，无法以传统理性的风险计算来管理核灾，拥有越多资讯并不会降低风险，相对地，如同社会学家贝克（Ulrich Beck）所说，知识即是建构并生产“风险”的来源，也是当代社会治理的基准，而非减低风险的存在。在这样的脉络下，当代的“风险社会”（risk society）建立越来越多的专家来处理不同的灾难与不可控性，却无法触及另一个更根本、初始，并且难以解决的问题：也就是灾难的“不确定性”——造成社会恐慌的来源。

冷战初期欧美心理学家将“恐慌”（panic）纳入公众管理的范畴，而非只是个人（例如：士兵）所经验的心理战场伤害。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贾尼斯（Irving Lester Janis）在1951年的《原子科学家公报》（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的民防特刊上，发表了“心理脆弱性”（psychological vulnerability）对应变核灾攻击时有可能造成的影响，他认为民众面对攻击时产生的恐慌，对社会可能产生比灾难本身更严重的伤害。比如，在灾难初期的疏散阶段，恐慌的群众有可能无法执行任何事先精准计划的交通计划，而成为社会解组（social disorganization）与混乱的来源。另外，由集体恐慌的研究出发，贾尼斯也提出“团体迷思”（groupthink）可能对决策过程造成的非理想后果，尤其在面对容易造成社会恐慌的重大灾害之下，团体更需要流通的沟通管道保持决策的透明度与民主性。

因此，在50年代，从美国至北约的军事与民防单位，都将恐慌作为战争最不可控的核心问题，并陆续提出各项民防训练计划建立“心理准备”（psychological preparedness）。当时的心理学家认为面临战灾最重要的心防机制即是：准备、资讯，与行动（preparation, information, action）。他们认为透明并且非模凌两可的资讯最为重要，因为“不确定性”永远比可以管控和计算的风险都来得令人害怕。而反复的民防课程训练，由看似简单、重复性高，并且必须运用肢体协调的工作，能够更有效让人民在灾害来临时使用身体的记忆，克服当下的恐慌。他们认为，恐惧无可避免，在面对灾难下更是自然的情感表现，但民防的训练可以使得恐惧不会走向两种不同的负面心理状态：冷漠（apathy），全然无感并且停止所有感官与行动，以及风暴（the storm），接近歇斯底里的精神状态，两者都会使得人们无法做出理智的行动，也会导致团体停止运作。

总的来说，心理学家的介入，使得在备战的准备上，跳脱出单纯技术性的风险计算（例如：防空洞的墙壁要多厚），逐渐带入人民做为备战的重要主体，而非单纯等待被军方救援的被动客体。“心防”的技术，在冷战结束后，也被大量融入当代的灾难管理之中，强调整体社会动员的练习并且建立社群心理韧性的重要性。

透过日常演练重建台湾防卫意识的战争之框

“很像是我们的未来将会有一场考试，不确定何时会到来，但只能平常慢慢准备与练习，也不需要心急。”

近年，由于恐怖攻击频繁的发生，气候变迁所造成的灾害，以及COVID-19疫情的全球紧急应变，使得民防再次成为重要的政治与研究议题。2018年，瑞典政府出版了民防手册《如果危机或战争来临》（If Crisis or War Comes），即清楚点出了战争的危机并未随著冷战的终结而消失，在新版的民防手册中，瑞典政府也加强了重要的现代战争元素，包含资讯战的影响，并提醒民众：“如果瑞典被另一个国家攻击，我们绝对不会投降。所有关于放弃抗争的资讯都是错误的。”

而受到欧洲各国近期推出的民防手册的鼓舞，台湾的民间组织“沃草”也推出了第一份民间版本的民防手册《公民行动指南》，强调台湾面临混合战之下的重要备战知识，包含如何对抗假讯息、辨识敌军的方式，以及日常演练与救援互助的重要性。

在目前坊间的民防课程中，如同上述心理学家所提出的心防训练，包含三大范畴：准备、资讯，与行动。首先，在“准备”方面，课程会教导民众建立个人灾难准备的紧急应变计划，包含在家中储存适量的物资与避难包，并建立好与家人在灾难来临时的沟通管道与集合地点，以及战场的紧急医疗措施，止血带的练习几乎是各个民防教育中必定包含的课程。

另外，在“资讯”方面，包含当代基础军事知识的教育，目的在于辟谣坊间广传的错误资讯，像是纯粹以武器数量计算中国的军事优势，而欠缺考量防卫者本身的优势，以及战争需考量的外交、经济、资讯、后勤与地形等等的整体策略布局。这样的训练在于让人们能够确切地判断我们所阅听的资讯是否符合现实，而非让我们对于实际局势的判断落入战争迷雾之中，被恐慌的情绪所淹没。

另外一个重要的民防训练项目来自于“行动”。行动的范畴除了个人的体能练习、止血带的操作，更重要的来自于团体的情境训练。情境可能包含因为空袭而造成其他类型灾害也可能遇到的状况，比如停电停水、大楼坍塌、电讯中断、道路车祸，或者如同黑熊学院在今年1月举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大型演练“蓝鹊行动”，加入了高强度的情境模拟：战场上的爆破、大量伤患涌入，以及必须带领小队躲避敌军侦查的练习。民防行动的目的，与平日政府在各部门所举办的“演习”并不相同。参与的民众并非接受到指令要表演出一套事先规划好的完美剧本，相反地，是要透过行动来认识自己在紧急灾难状况之下可能出现的脆弱性，以及与团队建立良好沟通与信任关系的关键。在蓝鹊行动中，我所属小组的教练即在一开始就强调：“我们这队有十个人，无论在那里，我们都是十个人进、十个人出。即使你一个人可以逃脱，光靠自己也无法存活太久。”

培力具有行动力的民众，除了在灾难时期的自救力，也包含成为可以培训他者的人。台湾民团的策略即是希望落实民间自组的自训小组：“让每一个上过课的人未来都能成为自己社群中的教练或讲师”，依照不同社群的需求，设计训练项目。因此，目前曾经参与台湾民团的成员也在各县市（桃园、新竹、台南等等），基于自己的专长，成立以社区为单位的自训民防组织。

在和参与过不同民防训练的报导人对谈中，许多人印象最深刻的即是“见证他人和自己同样关心台湾的防卫议题”这件事。民防训练行动之中所不断强调的互助概念，使得在平日缺乏集体防卫感的社会氛围之下，建立了民间自主的集体防卫意识与信任。拥有不同专长的民众，也在社群网路之中传授自学的技术，比如无线电操作、医疗急救考照管道、体能训练的诀窍，以及军事或国际观际资讯来源的管道⋯⋯等等，由看似微小的练习建立自我防卫的信心。

在这一波2022年的国家安全调查民调（Taiwan National Security Survey）中，询问台湾民众：“当中国入侵台湾时，你会做什么？”有19%的人选择“顺其自然”、15.1%“抵抗”、14.8%“支持政府决定”，以及13.3%“从军”，愿意抵抗敌军的比例比起2020年已有小幅度的增加。其实民防所强调的并非所有民众都要上战场当民兵，而更重要的，是在战灾发生时知道自己“该去哪里”、“该做什么”。对于一般民众，最关键的应该是前往社区的防空洞与避难中心，而非掉入极端的二选题：“投降”或“抵抗”。这一次的调查，也有少数的民众增加选择“后勤补给”、“参加地方民防组织”与“提供医护支援服务”，这些基本的知识与行动，都将成为台湾民间无论是平成或战时稳固社会的最大动力。

整体来说，若以“心防”的概念去理解民防训练的关键，即是将经常被认为无法预测并且完全不可控的“战争”，重新拆组成为不同可控面相的日常细节——从一件壮观并且巨大的事件（spectacular），转换到一种平凡且具象的过程（mundane）——拒绝“首战即终战”的战争之框，重建公民社会自主的防卫意识。

就像是我的一名报导人如此形容他参与民防训练一年多来的心得：“很像是我们的未来将会有一场考试，不确定何时会到来，但只能平常慢慢准备与练习，也不需要心急。”在看似让人无力的国际地缘政治面前，取回作为台湾公民的防卫主体性，即是目前民防所触及最关键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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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汪宏伦（2014）。《战争与社会：理论、历史、主体经验》。台北：联经出版。
2. Judith Butler (2016). Frames of War: When is Life Grievable? New York: Verso Boo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