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地方、只有軍方——回首金門解除戰地政務實驗30週年

當船遙晃了24小時，即將抵達台灣的夜晚，從海上遠望高雄港的15歲少年翁明志，看著霓紅燈閃爍的港灣，只覺自己似乎從「黑暗」朝著光明而去，忍不住驚嘆：「天啊，這是天堂啊！」

雖與台灣人民擁有相同的國籍，在同個中央政府治下，效忠一樣的政權，但1973年翁明志初訪台灣的這一年，「寶島」燈如白晝，他自己的故鄉卻夜不見光。

翁明志是金門縣金寧鄉盤山村人。金寧鄉舊稱古寧頭，即1949年共軍搶灘攻岸之所，而這場「古寧頭戰役」指引這座距廈門最近只有1,800公尺，與台灣直線距離卻有200公里島嶼的命運，日後金門宛如「中華民國」的盾牌一樣，抵擋來自共軍的五次砲戰攻擊，獲有「亞洲的西柏林」的反共前哨標記。其中一次長達44天的重大砲擊，即是發生於1958年的八二三砲戰，翁明志便是生於這一年。

這個在砲彈攻擊下存活的嬰孩，整個童年就在共軍的「單打雙不打」下度過——直到中美建交才結束。金門人的生命一直受到外在戰爭威脅，但砲彈可躲，因為戰事而形成的制度卻是近身逼人，甚至滲透到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中，形成無所不在的約束與限制。

像是，人們從這個村落到那個村莊，必須申請通行證，而且要喊出通關口令，否則會被視為匪諜，而這通關密語常是問題，例如前《金門日報》總編輯林怡種曾寫下這個例子：

「誰？」

「王大明。」

「做什麼？」

「捉老鼠。」

「帶什麼？」

「帶花貓！」

金門人生活宛如黑色喜劇，曾有農人的耕牛忘了帶回，撤動高梁稈被軍方當成「水匪」，直問三次口令又不見回，瞄準開槍，到了日白，才發現來匪是隻不知口令的大黃牛。

又或是想要打籃球，或任何可能會浮在海面的浮具（包含乒乓球），也是得登記申請，以免這顆籃球成為匪諜進出的工具。更不用說為了防止共軍襲擊而實施宵禁：家戶燈火都必須用黑布照住，不能透出一點光。

台灣政治雜誌《新新聞》曾描述金門、馬祖地區，是「一個屬於軍人的國度」。在這個國度，沒有縣議會，軍人當縣長，軍方控制媒體，電話不能與台灣相通，無法自由往來，不能擁有收音機與照相機，交通更是備受限制，連民航機都沒有，而「台灣與金馬往返同意書」則成為同屬中華民國領土卻如切分國界那般、管制人民進出金馬的奇妙存在。

戰地政務實驗，金門成戒嚴中的戒嚴

在學校的思想教育下，金門子弟皆有此認知：生活上受到的限制與犧牲是必要的，都是為了保護國家。

翁明志生來就習慣這一切。在學校的思想教育下，金門子弟皆有此認知：生活上受到的限制與犧牲是必要的，都是為了保護國家，他們接收到的資訊是：共產黨統治下的大陸「水深火熱」，因此自覺：就算是金門處在「黑暗的世界」，也是比對岸還要「光明」。

缺乏天然資源的金門，物資仰賴台灣的配送，人民也不斷被告知：台灣是個寶島。八二三砲戰那年，許多金門人都疏散到「後方」，甫出生的翁明志本也有機會跟母親的家人一樣到台灣生活成長，卻因為父親當時被軍方強行帶到料羅灣搶灘支援任務，只好留了下來。

直到翁明志15歲時，為了參加全國高中聯考，與同學前往台灣赴考，這一去，先是高雄港的燈開了他的眼，再是路邊的公共電話被他們這幾個金門少年佔著不放——原來打電話可以不用先撥通「西康一號」，由它轉接？翁明志習慣的、充滿限制的世界，因為這些物事而一磚一磚被敲破；在台灣升學的他，又乘上台灣黨外運動風潮，思想產生轉變，開始感知到金門的「例外狀態」，是因為「戰地任務」所致。

戰地政務的概念，起於清末革命之期，當時孫文提出中國必須經過軍政、訓政，才能進入憲政，而蔣介石則藉此合理化在台灣的威權統治——1949年夏，國共和談破裂，同年5月19日，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為「確保台灣之安定，俾能有助於戡亂工作的最後成功」，於是布告自5月20日起，全台戒嚴。所謂的戒嚴，即是國家處於對外戰爭、內部叛亂等嚴重危害社會安全與政治穩定的特殊時期所採取之緊急措施。

而隸屬福建省的金門、連江（馬祖）是唯二不屬於台灣省管轄的島，也是福建省難得未遭「淪陷」的地區，但為了去除共產黨的恐怖破壞，蔣介石決定在這金馬地區實行比戒嚴更進一步的特殊體制——即是1956年實施的「戰地政務實驗」。這個制度，使得金馬地區比起台灣所受的「戒嚴」，更為「戒嚴」，是對人民行軍事治理。

如今擔任行政院金門聯合行政服務中心執行長的翁明志表示，金馬軍管（戰地任務）比戒嚴強度更大，戒嚴只是限制人民的自由，軍管則是生活食衣住行，包含腦袋，都要歸他管。

「戰地政務的起始時間，和蔣介石政府研究反攻大陸的計畫是緊密相扣的。他們必須研究出，戰爭發生後，若成功收復一個地方後該如何治理。」研究威權體制的屏東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蘇慶軒解釋，「雖然這塊地被反攻、佔領，但裡面可能還有殘餘的共產黨，必須要先绥靖，才能變成一般的領地。金門、馬祖就變成這個計畫設計的實驗場所。」

對此，金門人不免有差別待遇的感受。「金門沒有被中共佔領過，但政府卻把自己的老百姓當作白老鼠實驗。」翁明志在感嘆之餘，就戰地政務的設計更進一步補充：國民黨政府假設，若這個地方曾被共產黨統治，當地民眾會被吸收，所以即使我方軍隊反攻佔領，這樣的軍事佔領仍會不穩定，為了要鞏固這地方的安全，就要施行一套特殊辦法以進行老百姓的思想改造工作；另外，為了成為下一步軍事行動的後盾，還必須統籌這個地方的資源，人力物力都要能確實掌握。

人命就跟螻蟻一樣，我只覺生命飄渺。童年很不快樂。

對金門最後一任軍派縣長陳水在而言，戰地政務計畫可簡單以四個字概括，即「管、教、養、衛」：「管」，即防止共產黨顛覆與提供地方服務；「教」為灌輸反共思想與基本教育；「養」指的是經濟發展、照顧人民；衛，便是保衛金門，動員參與民防。

「我們那個時候，全民皆兵，都要參與民防工作。」陳水在說明：每個村莊都編有個自衛隊，除了已婚女性，男女成年都要編入民防隊，家家戶戶都要配槍，每年都有固定訓練，但不發薪餉不給糧，跟服役的軍人差別甚大。

換句話說，一般軍人是國家供養，但金門人被迫當兵，不但沒有配給，還得花自己。例如身上的民防制服，也要自己買，因此絕大多數金門人都會提到八〇五的笑話——穿著民防制服的老村民因「軍服不整」在崗哨遭盤問，被要求報上部隊編號，困惑的村民於是報上八〇五，憲兵上報後，才發現並無此部隊編號，原來是村民不知道如何回答，便報上這制服的價錢：八十點五塊。

民防工作是由縣長底下的民防自衛總隊管，但陳水在談起民防工作時，也感嘆了金門人的犧牲與委屈。

陳水在生於1948年，正是古寧頭戰役發生後一年，事件發生時，正在外頭如廁的外公就死在共軍槍砲下，而他自己的年少生活，也充滿戰爭的陰影，盡是躲砲彈的記憶。像是八二三砲戰開始的第一天，小學五年級的他在放學後上山餵馬、溜馬，但砲一打下來，馬兒嚇到竄跑，騎在馬背上的他，也就摔了下來。

「人命就跟螻蟻一樣，我只覺生命飄渺。童年很不快樂。」儘管如此，在反共教育與金門保衛犧牲的氣氛下，陳水在仍立志從軍，以報效國家，且一心想當上將軍，但就當「星星」近在眼前時，他因出身金門，而被指派出任縣長一職。

在戰地政務體制下，金門（馬祖）最高決策機關是戰地政務委員會，戰地政務委員會的主任委員，即為金門（馬祖）防衛司令部司令，副主任委員則由防衛司令部政戰主任擔任。儘管仍設有縣政府這個民政體制，但縣長也是由軍方指派，且沒有議會與議員，只設有官方指派的「諮詢委員」。時任國防部高參的陳水在原本不願意，長官卻說：「全國將軍有好幾千人，縣長卻只有二十餘個。」他只好想著這是為故鄉做事，而擔下這個任務。

「我雖然是縣長，縣長也是戰地政務委員會委員，」陳水在說話開門見山：他上頭還有「兩個老闆」，即是金門防衛司令部司令（上將）與政戰主任（少將），對於上校軍階的他而言，自是長官。「他們會做決策，決策過後交給我處理，但有些重大事項，還是要請示他們。」

就算國民黨一黨獨大，有好長時期中央民意代表無法改選，但台灣本島與澎湖等離島於1950年起，即行地方自治與選舉，地方首長與地方民意代表得由民眾選舉。同屬「中華民國」，金門卻困在戰地政務體制下，人民參政權完全被凍結。

「這個時候等於是軍政時期，」陳水在解釋：必須要到解嚴，才進入訓政時期，才能行使地方自治。而軍政時期，政府必須訓練民眾適應訓政時期的生活規範，先試辦有村里長選舉，也要協助老百姓過日子，例如物資集中從台灣採購，送到金門後再配售等。

在陳水在的表述中，這些限制在戰地政務制度下都是有益的，例如集中採購可以避免不肖商人囤積影響物價，又例如蓋房子不適用中央頒佈的《建築法》，依循金門「限建」的法令規定，也是因為身處軍事前線，高樓妨礙作戰。但同樣的事，在他金門中學同學王再生的眼裡，則是讓金門缺乏建設、抑制其發展的原因。

日後選上縣議員，甚至當上縣議會議長的王再生本來是個營造商，他於1973年時響應彼時行政院長蔣經國號召的十大建設，前往台灣參與台中港建設，親眼見證過同時期台灣與金門的巨大差異。如今回憶過往，只覺當時生活極為辛苦，且政府對金門人很不公平，例如到台灣要向內政部申請通行證，台灣人則無法到金門經商；所有物資都要從台灣運來，但買東西還要繳交5%的「進口稅」。

「在戰地政務之下，金門的預算都編列為國防預算。既然是國防預算，就會使用在軍事建設上，剩餘的經費才會留給民政，所以建設非常不足。」金門第一屆民選議員就參與的王再生說，為了補足這樣的不公平與差距，他才棄商從政。

與自己的同輩不同，王再生對砲彈戰火並無恐懼，他還記得自己在八二三砲戰發生時，只顧著爬上屋簷看熱鬧，見砲彈落入海中冒煙，還覺得很漂亮。「那時什麼都不懂，媒體有管制，沒有報導，不知道嚴重性。」砲彈之下，他也練就躲逃的能力。

「根本把金門當不同國家在治理」

民眾因此既是朋友，也是敵人；既是自己人，也是外人。這些矛盾，創造出特定的規訓、監視與動員模式。

儘管金門不分男女16歲就必須加入民防自衛隊，但很多金門人都道自己從小就被要求參與民防組織，例如王再生自升上小學六年級，就賦予民兵任務，例如：抓匪諜。「如果有人通知有匪諜，我們就要集體集合，去抓匪諜。」對於自己在土高梁田，沿著成排高梁梗尋找「匪諜」的情景，他仍記憶深刻。

五戶聯保，也是防止民眾通匪或行為不檢的辦法。「當時，同個村莊要找五戶做共同聯保，這五戶不能出事，要有一個人出事，五戶都要一起負責。」王再生解釋：這代表要是有人行為不法，或是與對岸互通，其他人就要負連帶責任。

「戰爭滲透到我們生活的點點滴滴。」翁明志如此歸納：究其抵，就是要各方面的管控，包含思想。他自陳從小就加入「幼獅隊」，而幼獅隊的任務就是監控身邊人的言行，抓出匪諜，「我們當時受到的教育是，匪諜無所不在，而且匪諜很可怕，如果獲知我們的情報的話，可能造成我們生命財產重大損失。」

而這些被培養出來的小小愛國少年，不僅要負責監控鄰里親人、學校師長，還要檢視教材。若有問題，就向副村長（又稱村指導員）檢舉——金門自1953年起村里長選舉停止，往後20年村里長皆由戰地政務委員會指派，村落裡，真正握有權力的，並非村長，而是副村長（村指導員），其直接接受上級命令，也擔負各項管制工作。翁明志表示，這個職務通常由退伍或除役軍人擔任，「有點像部隊裡的政戰官，監管村長、村落，並做思想工作。」

「我們看到戰地政務的基礎是聯保制度，戰地政務工作的情報建立在相互猜忌與恐懼上。」哈佛大學教授宋怡明在《前線島嶼：冷戰下的金門》將戰地政務定義為一種戒嚴形式，既是佔領區的統治模式，也是未來反攻大陸後，用來統治大陸的模式，「民眾因此既是朋友，也是敵人；既是自己人，也是外人。這些矛盾，創造出特定的規訓、監視與動員模式。」

因此，當近年來，面對台灣本土歷史敘事，乃至於威權體制探討的議題時，金門人都有種邊緣感，感覺自己並不在其列——因為，台灣人無法想像金馬地區遭受全面控制的生活經驗。

「台灣人無法理解的是，金門人受到戰爭傷害是一回事，但更重要的是戰地政務這套制度，完全剝奪了金門發展的機會及金門人的權益。」翁明志舉例，台灣施行立法院制訂的普通法，在金門卻不適用，金門執行的是不經議會審議的單行法或行政命令，這種法令是為了解決問題而出現的，但當問題解決或已經沒那麼嚴重時，這些法令仍繼續存在，且逐漸累積，顯得不合時宜，「而且這些法令都用來做限制，而不是生產或創造的法令。」他直言：簡直把金門當成不同國家在治理。

金門人的命甚至「不值錢」。1983年，翁明志在澎湖服役時，金門的料羅灣發生C-119軍機墜機事件，此時正逢端午，機上載運許多贈送軍官的高梁，還有數十位申請搭機的民眾。飛機墜機後，許多人逃離機艙浮在海上，但軍方以「沒有上級指示」為由，禁止人民跳下海協助救援，最後造成33人死亡、五人失蹤、僅九人生還的悲劇。

「後來軍方以一人十萬的賠償金擺平了。但當時台灣也有空難事件，每個人獲賠數百萬。」翁明志轉述軍方的說法，稱台灣空難是民航機出事，那是民眾花錢搭乘的，而金門民眾搭的是軍機，軍機則是免費的，亦即責任自負，「但問題是，金門沒有民航機啊，如果有民航機，我們也願意花錢買票。而且能搭上軍機的，都有些特權，可能平常要送禮，或是擔任公職，這些都是無形的成本。更不用說，當時明明可以救人，卻不讓人下海去救。根本是僵化。」他因此憤而投書黨外雜誌，指陳金門防衛司令部草菅人命，時為部隊參三作戰士的他，因此遭到撤職與關禁閉，並以特殊份子列管。

除了料羅灣墜機事件，還有許多不公不義，乃至白色恐怖案件在金門發生。儘管人民權利的爭取與歷史真相的追求在台灣本島是串串星火，但在受到軍管的離島，只有黑暗。

在黨外運動盛行之際，於台灣求學的翁明志受到民間迸發的民主力量啟蒙，知道沒有地方選舉，沒有縣議會的金門，就無人替人民爭取權益，只能聽從軍方指揮，故從大學時期便透過投書、請願等方法，試圖替金門人爭取權益。

1987年台灣解嚴，回歸憲政制度，金馬地區卻仍是例外，且繼續受戰地政務制度治理，心生不平的翁明志便偕同其他金馬青年，前往位在新北市新店的「福建省政府」，乃至中央各機關請願。金馬民主運動的火炬，自此由這些金馬青年舉開，但翁明志也因此名列「黑名單」，有好長一段時間無法回到故鄉。

「金門要跟台灣一樣民主」

1992年，11月7日金馬解嚴，自1956年10月15日正式展開、原屬於暫時性質的戰地政務制度，至此，計有36年又23天之長。

1991年5月1日，《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終止，動員戡亂時期結束，此即表示中華民國政府承認中國為一政治實體，不再以「匪」相稱，但國防部卻授權金、馬防衛司令部於前一天的4月30日逕自發布「金馬臨時戒嚴令」，並於5月1日生效，金馬等於是二度戒嚴，而金門防衛司令部司令官李楨林則如此說明：「金門戰地地位未變，防區海空支援不變，對海上空中發生的任何狀況，均須使用戰鬥的手段處理之。」

但直到此時，軍方的獨斷，即便是金馬地區的諮詢代表都無法接受，在台灣的金馬青年更是群起抗議。彼時，金門立法委員黃武仁於國會質詢時任國防部長的郝柏村：「金馬地區實施戒嚴是否一國兩制？」郝柏村雖否認一國兩制的說法，卻堅稱在敵人砲火射程內的金馬地區，仍是戰地的事實絲毫不受改變：「金馬始終是台澎的前哨，將來也還要擔負這個使命。在統一大陸使命沒有終止前，金馬地區的體制任務不會終止。」

同年，金馬青年發動「507反金馬二度戒嚴」抗議行動，自5月7日起夜宿在立法院群賢樓門口，日以繼夜進行抗爭，除了赴立法院陳情、靜坐、向立委獻花、舉辦公聽會外，也進行各種諷刺表演或火燒戰地迷彩服的活動，直至國防部派代表見面溝通，並於5月17日做出善意回應與讓步，這11天的示威活動方告結束。隔年，即1992年，11月7日金馬解嚴，自1956年10月15日正式展開、原屬於暫時性質的戰地政務制度，至此，計有36年又23天之長。金馬地區，雖然因而得以從軍政轉向民主憲政制度軌道，但也晚了台灣五年。

陳水在認為這是時代趨勢：當時金門人有些聲音，也發起行動，提出強烈訴求，而政府也考慮到兩岸儘管仍是對峙的，但氣氛已是和緩，沒有火爆衝突，所以宣布金門回歸自由民主常態，讓人民在過去36年被剝奪的權利，可以重新獲得。

「當時的潮流就是民主，」儘管陳水在認為軍管效率高，但他在授命接任軍派縣長時，便也被軍方告知他可能會成為終結軍管的縣長，也要面對金門政治生態的改變，因此指示他務必要維護秩序和平，教育老百姓走向地方自治，「跟台灣一樣。」

然儘管金馬戒嚴於1992年11月7日解除，國會在此前又通過另一套在金馬地區施行的軍事特別法《金馬安輔條例》——陳水在稱之為「過渡」——直至1998年4月行政院通過《離島建設條例》，且立法院於5月29日三讀通過廢止安輔條例，並於6月24日由總統公告廢止，金馬地區才等到了真正的解嚴。

金門於1993年開放縣市長選舉，並於隔年展開第一屆民選縣長與縣議員選舉之際，台灣本島連直轄市與省長都已民選，且正準備走向總統民選，金馬地區人民才終於得到參政權，選出自己的縣長與民意代表。

而陳水在、王再生這兩位同學，乃至年輕的金門子弟翁明志都投入了第一屆選舉。在議員方面，翁明志落選，王再生勝選，而縣長則由從軍派轉官派的陳水在當選——同樣也是上頭派他出馬參選，而這次，他必須完全脫下軍服、離開軍職。但他也坦言，直到成為民選縣長，才不用聽「長官」的意見，能真正做對人民有益的事，也能實際進行基礎民生建設，包含設置路燈。

民主的火炬，照向了金門。金門終於亮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