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石家庄野史考据：艰难生长的摇滚乐，为何成了制造政绩的最后一根稻草？

1. 打造一个养成系的“Rock Home Town”需要几步？

打造一个养成系的“Rock Home Town”需要几步？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是石家庄给出了它的政策性答案——分三步。第一步，把 Rock Home Town 杀死；第二步，把 Rock / Home / Town 肢解；第三步，根据领导指示，把 R o c k H o m e T o w n 重新拼接。

石家庄政府的摇滚之乡初试水开始于2021年8月30日，石家庄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打造‘Rock Home Town’为独特品牌的现代音乐新时尚”。2021年11月4日，石家庄本土摇滚乐队“万能青年旅店”贝斯手、词作者姬赓，以乐队成员身份获批成为“2020年度石家庄市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每月享受500元的专家岗位工作津贴。石家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回应称，姬赓获批的原因是，“他在社会比较有影响力，对推广石家庄‘名片’发挥了作用。”

2021年12月29日，河北共青团策划并于bilibili发布正能量版翻唱《杀不死的石家庄人》，将《杀死那个石家庄人》这首以国企下岗潮为背景的歌曲中的“夜幕覆盖华北平原，忧伤浸透她的脸”改为“黎明再临华北平原，重拾散落的信念”，将“生活在经验里，直到大厦崩塌”改为“重逢在春天里，无悔的石家庄”。MV前半段配以《钢的琴》电影画面，后半段则是现代化的石家庄景象。这并不是石家庄第一次对歌曲进行改编。2013年前后，一首《石家庄之歌》在网上传开，歌词中有“民以食为天/百姓受熬煎/哪一天我要当官/鸡犬也生天”等内容。后有传闻称创作者杨辉被约谈，过了一段时间后，又有一首相同曲调的“改良版”《石家庄之歌》传遍了网络，歌词歌颂了石家庄的“三年大变样”如何在全国争当模范，创作者同样是杨辉。

但看客们显然是不买账的。《杀不死的石家庄人》视频上线后的弹幕几乎全部在指责河北共青团——“工人们的血与泪都被你们忘得干干净净了！”“不愧是后清”“杀不死就往死里杀是吗？”河北共青团也因此迅速将视频下线。12月30日，b站up主@毛冇搬砖日记 为嘲讽这一MV，发布了《被坟头蹦迪的石家庄人》。12月31日，看到差评后的演唱者第一时间主动申请解除合作并道歉，称“当时觉得是共青团并且是正能量的填词下接的”，“我知道这首歌更深含义之后，觉得它不应该被这样唱”。这是大陆的舆论场中，少数以“与官方切割”为政治正确的时刻。

然而，一年半后，相似的操作卷土重来。2023年6月6日，河北省音乐家协会摇滚乐创作基地授牌仪式在石家庄举行，省音协专门为此创作了一首摇滚乐歌曲《带着阳光上路》，推出宣传片《我爱摇滚乐》。宣传片中的旁白舍弃了标准的播音腔，企图用沙哑的嗓音和偶尔的停顿，让声音听来深沉且娓娓道来（其实实属多此一举，摇滚乐手又不都是结巴）。片中称，21世纪是石家庄摇滚音乐的“快速发展期”，“大家把真实的感受写成音乐，用来叙述、用来表达，也许我们能做的仅此而已，但是，为什么不呢？”

一个月后，更多的大动作密集地出现了。7月13日，由石家庄市人民政府新闻办主办的公众号“石家庄发布”称，“今年7月至10月，我市将举办‘Rock Home Town’——中国‘摇滚之城’音乐演出季”。并且，在文章作者看来“令人期待”的是，“我市还将不定期安排摇滚乐手随机乘坐公交车，创新举办‘快闪式’即兴演出，增强市民参与感和互动性。”这一党八股式的公告文章，标准到了即使把“摇滚”全部换成“相亲”也毫无违和感的程度。这一消息引起热议的同时，网络上也开始流传一张今年三月份“石家庄摇滚乐调研座谈会参会人员名单”，里边有半数是来自省委、市委的领导。“特殊津贴专家”姬赓也在其列，却连名字都被错打成了“姬庚”。

此后的一周里，《新京报》、澎湃新闻、《中国新闻周刊》等主流媒体纷纷为石家庄这一政策站台。比如《中国新闻周刊》这样介绍《杀死那个石家庄人》——“这是一首缅怀曾经无限辉煌，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逐渐没落的石家庄的作品，却被很多石家庄人视为自己的‘市歌’。”文中还援引了数位专家的话，来论证石家庄“需提升城市品质内涵”。

在官媒们一本正经地分析这一政策的经济效益时，社交媒体上也分成了两派——摇滚乐迷们为代表的“可笑派”，和以非摇滚乐迷为代表的“骄傲派”。“可笑派”认为政府的干预是对自发形成的文化的破坏，是一种样板戏工程，而“骄傲派”认为这是石家庄勇于破圈的表现，值得鼓励。而官方似乎根本不在乎这两个受众群体之间有何差异，仍自顾自地把承诺过的措施坚决地执行了下去，“摇滚地铁”首当其冲。

在以摇滚乐等为代表的、具有反叛性质的文化，不断被以修改歌词、取消演出等形式阻挠的今天，石家庄却高调地反其道而行之，野心勃勃地想打造“摇滚之都”。在我们抱怨这只“有形的手”伸得太远之前，不妨先追问，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发生且只发生在了石家庄？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亚文化的“石家庄学”

理解石家庄为何行至今天这一步，也许可以从它如何形成开始讲起。20世纪初，京汉铁路在石家庄设站，正太铁路（现为石太铁路）以石家庄为起点，河北省第一座铁路公路立交桥“大石桥”竣工，1941年，石家庄至德州的铁路建成通车，火车线路的汇聚推动“石家庄村”成为了“石门市”。

1967年的“武斗”中，红卫兵和造反派在当时的省会城市保定联合夺取了省委、省人委的大权，保定成了河北和全国的重灾区，而临近的石家庄则相对稳定。1968年1月28日，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政委李雪峰联名签发致毛泽东及中央的《北京军区关于建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报告中指出“石家庄市的‘文化大革命’走在了全省前头，工人阶级队伍比较坚强，可以形成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成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并同意将河北省省会由保定迁到石家庄。

近三十年来，石家庄在社会上引起的讨论基本离不开“雾霾”、“犯罪”、“下岗”这几个关键词，或者再加一个“最没有存在感的省会”标签，也正是这些构成了石家庄的青年文化底色。2012年，《我爱摇滚乐》（以下简称“爱摇”）策划的“铲铲队员石家庄手记”专题中，作者土拨鼠记录下了老民警如何再三强调自己的资历：“十年前靳如超爆炸案那会儿我就管这片儿了！”这类专题和《爱摇》每期“编者之页”中的碎碎念，可能是关于石家庄在本世纪初城市面貌的最全史料。而且，“Rock Home Town”这个说法最早是由谁提出已无法考证，但基本可以确定是通过这些地下渠道得以传播。

这本杂志的创立要追溯到打出了“中国摇滚第一刊”招牌的另一本杂志《通俗歌曲（摇滚）》。《通俗歌曲》创立于1987年，原本只是32开的歌词本。1996年，笔名晓朱的编辑加入了《通俗歌曲》编辑部，见证也参与了其加上“摇滚”两个字后、向一本摇滚乐杂志的转型。但是按照晓朱的说法，这本杂志实际上仍是“中国政府下属的河北省政府下属的河北省文化厅下属的河北省艺术研究所下属的《通俗歌曲》编辑部”，所以他另其门户，做了一本更野蛮生长的《我爱摇滚乐》，万青的小号手史立就曾在《爱摇》做美编。《爱摇》前半本还主要围绕音乐，但后半本基本上已被政治讽刺包场。

但这并不意味着石家庄的摇滚乐氛围真的全国领先。其实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很多城市都和石家庄一样拥有了自己的独立音乐标签，比如兰州的民谣、武汉的朋克等，但它们的共同点也在于，在地域文化资源不均衡的情况下，这些城市的独立音乐人们往往还是首选去北上广或成都、昆明等城市发展，而地域传统更多是作为他们的特色存在，不一定是最终的归宿。而且这些非主流文化在当地的影响力，也往往仅限于小圈子内部，难以形成如利物浦、亚特兰大一般的城市文化氛围。曾负责《爱摇》发行工作的于小青就表示过，《爱摇》当时在石家庄的销量与全国相比，一直是倒数。

石家庄的亚文化也不仅仅是摇滚乐。在豆瓣评分高达9.7的自制网剧《毛骗》正是扎根于石家庄而创作，故事围绕一个诈骗团伙展开，从因资金不足而粗糙的画面和夸张但细致的表演中，透露出强烈的反布尔乔亚气质，其中的一位演员也是相对论乐队的主唱。豆瓣评分9.1分的国产剧《征服》，也是改编自在石家庄真实发生的命案。但这两部剧之所以受欢迎，既不是因为受到官方鼓励，也不是因为反对了官方，而是因为其人物的复杂程度，远超一般犯罪题材非黑即白的叙事。比如，《毛骗》中角色们虽然在行骗，目标却往往是真正的恶人，比如沉迷赌球且放高利贷的黑社会老大、好女色的台球厅老板等。这样的故事和《爱摇》等杂志常常靠侵权传播在主流语境中无法被听到的言论一样，构成了一种“曲线救国”式的石家庄式反讽。不过，《毛骗》的导演李洪绸也与姬赓一起被评为了“2020年度市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除了为创作者提供生存的土壤，在这些青年文化的消失过程中，石家庄的城市建设工程也功不可没。2007年，“三年大变样”大刀阔斧地开始，街边平房被拆成废墟，曾作为《爱摇》最主要的销售渠道的小书摊、石家庄本就日趋衰落的打口碟店铺也随之消失。类似的变化在其他城市也不少见，2010年至2012年间，郑州市就几乎清理了全市内所有的报刊亭。2013年，《我爱摇滚乐》在没有对外正式公布的情况下停刊。2018年，河北省执行“一问责、八清理”，根据“关于一项事业单位下不得自办企业的规定”，《通俗歌曲》注销杂志社企业性质，从此休刊。

另一方面，曾以制药业为支柱的石家庄，三年疫情以来，最新的关键词又多了“连花清瘟”和2022年底的“提前放开”。以中成药为主要业务的石家庄以岭药业，因其研发于非典时期的连花清瘟受到了钟南山的推崇，即使与其相关的诸多研究缺少说服力、在国际上也广受质疑，却仍然成了疫情三年的大赢家。但是，这样的一个荒诞的成功，真的能让石家庄的药企重现昔日的辉煌吗？

石家庄以制药为支柱产业的历史开始于1953年。当时因石家庄临近首都、地势平坦等优势，华北制药作为“一五”计划期间的重点建设项目落地石家庄，被称为“共和国医药工业长子”。1958年，华北制药第一批青霉素正式下线，结束了中国青霉素依赖进口的历史。90年代后，一边是在文革中“工人阶级队伍比较坚强”的石家庄成了下岗潮的重灾区，也因此导致了犯罪率的飙升（这也正是《毛骗》和《征服》的背景）；另一边是石家庄政府在2003年仍然锲而不舍地提出要依靠华北制药、石药集团、神威药业等药企，“建设中国‘药都’”。

但历史的富矿并非取之不尽的。就在2003年，生产过剩导致国内的青霉素价格波动，价格从每十亿单位100元直线下跌至56元。2005年，华北制药年净利润亏损超过1.8亿元，2009年，亏损超过3.9亿。而原料药产业的典型特点是“三高一低”（高耗能、高耗资源、高污染、附加值低），因此，2012年以后“史上最严限抗令”的发布，以及多年来国家数次提高的环保要求，都对以原料药为主的石家庄药业造成了重创。

到了2021年的疫情期间，石家庄的药业再次受到冲击。8月20日——根据上海阳光药品采购网发布的《关于将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列入违规名单的公告》，华北制药因在山东省未能按协议供应布洛芬缓释胶囊约定采购量，成为第一家因断供而被列入“违规名单”的企业。8月22日晚华北制药回应称，出现违规的原因是产能不足，责任单位重视程度不够，相关注册和变更政策调整，加之疫情影响。一个月后，山东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布公告，中止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布洛芬缓释胶囊3年挂网资格。

一年后的11月13日，石家庄市政府发布《致全体市民的一封信》，明确地提出“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获得了全国关注的同时，石家庄人对此却是半信半疑。一个月后全国各城市逐步放开的过程中，连花清瘟的光环迅速散去，反而是布洛芬被抢购一空。至此，三年疫情中，“药都”跌倒了两次，却已经无法挽回。即使近年来石药集团仍位居全国前列，是进入美国《制药经理人》杂志2022年全球制药企业TOP50榜单的四家中国药企之一，但仅凭一家企业的成功是否能让石家庄重新贴上“药都”的标签，仍是个未知数。

到了2023年，连淄博都靠烧烤出圈了，石家庄的灰暗色调却还未被刷新，其存在感焦虑自然再一次被激起。同时，烟台、温州等城市都首先开始了靠音乐节创收，这时石家庄才反应过来——虽然官员们真的瞧不上摇滚乐，但只要能成为下一个城市名片，倒也可以忍一忍。此时，万青乐队已经成立了二十多年，《通俗歌曲》和《我爱摇滚乐》也很少再被提起（甚至《爱摇》原本也是被查抄多次的非法出版物），石家庄却到了如今才作出反应，慢得不只是半拍。

3. 摇滚乐的“代言人”之争

其实在石家庄之前，大陆并非没有过地方政府与摇滚乐高调牵手的案例，比如名噪一时的张北草原音乐节。张北草原音乐节由《音乐时空》主编李宏杰创立，在2009年第一届成功举办前，就和政府签了十年合同。这一合作之所以能达成，和石家庄一样，也是张北数次想靠文化脱贫而不成功后，在“不开放，张北就没有出路”（时任县委书记李雪荣语）的情况下作出的决定。顺便说一句，李宏杰也是在石家庄读的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通俗歌曲（摇滚）》当编辑。

但以资深土摇人士当靠山、以脱贫致富为导向，政府是否就拥有了免于被吐槽的自由？我们不如看看2009年9月份的第90期《我爱摇滚乐》是如何记录张北音乐节的——在“摇人摇言”这一栏目里，编辑选取了一条来自县委书记的观后感：“我其实挺想替张北上台唱这首歌的（指脑浊乐队为此次音乐节创作的主题曲《欢迎来到草原》），但一想自己毕竟是共产党的县委书记，还是算了。”

这句“摇人摇言”最早出自《南方周末》2009年8月的一篇题为《一个贫困县的摇滚音乐节纪实：共产党人的摇滚观》的报道。2010年，《南方周末》又有一篇题为《政府对音乐节有一点点动心——摇滚音乐节样板工程》的报道跟进了后续，提到张北草原音乐节在贵州独山县的一个论坛上被评为“中国县域十佳节庆”之首。并且，“这是张北县政府2009年最大的政绩之一，作为获奖市（县）代表，张北县委书记李雪荣‘光荣地’做了典型发言。”

这两篇文章都从未提到过那个“摇滚青年”李宏杰，以及他所编辑过的杂志的名字。在这一点上，石家庄则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几乎所有的宣传稿中，都少不了万能青年旅店、《我爱摇滚乐》和《通俗歌曲》的名字，仿佛是什么不得了的荣誉勋章。从此政府成了摇滚乐的代言人，让真正的创作者的话语权进一步丧失。

当然，在大多数时候，石家庄倒也没有把自己的形象塑造得那么强势，而是努力摆出一副与民共乐的姿态（尤其是在微博里用几个不同的官方账号互相捧场的时候）。其实，从疫情政策到文化政策，很可能石家庄政府才是这场魔幻的漩涡中最困惑的一方——为何这些看起来既顺民又利民的举措，会招致如此多的讽刺？毕竟最早提出要以摇滚乐吸引年轻人的，正是一位自称“在外地读书”、“对城市研究有一定兴趣”的学生啊。（2020年1月6日，一位网友以“天涯”为网名给石家庄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留言称，“石家庄有万青这样的全国都很厉害的摇滚乐队，《通俗歌曲》《我爱摇滚乐》两本杂志也诞生于石家庄，有很好的摇滚文化的基础”，因此，建议石家庄“建立摇滚文化产业园”。）

政府似乎理所应当地认为，你们这些文艺青年的忧愁、失落、颓废，不就是因为觉得自己怀才不遇吗？或者说得再直接点——钱少、地位低、城建落后？那我们不仅不否认、不制止你们的表达，还视你们为这个城市未来的希望，尽可能地给予你们所需要的一切硬件设施、经济支持以及社会地位。为了实现这一宏伟蓝图，我们既要努力说服上面老领导，应付官僚内部繁杂的流程，又要不断学习新媒介，以便更好地迎合观众。现在我们终于让摇滚乐登上了“大雅之堂”，而你们需要配合的，只不过是说几句好话、开几次好会、唱几首好歌……这个要求过分吗？全国还有比我们更开明的市政府吗？你们到底还有何不满？

然而，官方认证真的是赋予文化合法性的必要途径吗？公众们真正反感的，可能正是官方话语高高在上的、默认一切民间力量都在期待官方点头的姿态。官僚的作风习惯于将表明立场置于理解内容之前，这本身就是对文化的一种破坏。

在社会议题上，万青乐队的表达始终是含蓄的，但我想这并不是一种谄媚或自我审查，而是一种对单一事件之下的、更普世的情感的探索。《冀西南林路行》中的《泥河》、《采石》、《山雀》三部曲，是以太行山中的井陉矿区为背景。歌词中传达出一如既往的灰色调，“开采 我的血肉的火光 / 发动 新世界的前进的泡影 / 雷鸣 交织爆破成动荡 / 此生再不归太行”。这无疑是和自然环境的变化有关，毕竟在石家庄高调打造“药都”的同时，这片矿区也曾竭力为自身宣传“中国钙都”和“中国钙镁之乡”的标签。但知识分子式的、远距离的批判绝不是万青唯一想做出的表达，在他们看来，人与土地的关系应当是如姬赓曾在采访中提到的，“这就是你本人的世界，我们是一体的。你看见它被填回去，种上树，但是重要的珍贵的东西早就没有了。这和一个人被消耗的过程是一样的。”

可能也正是因此，万青才可以影响到更多其他城市的、经历完全不一样的人，甚至远在台湾张悬和田馥甄也曾翻唱万青，马世芳也曾在《音乐五四三》中制作《万能青年旅店特辑》。换句话说，在“人类的深层情感是共通的”这一点上，真的不需要政府来凑什么热闹。而政府想方设法将自发形成的文化纳入自己原有的体系，这并不是包容，而是收编，是一种根据现有素材的命题作文，如高考一般把能用的素材强行往题目上套。与万青十年打磨一张专辑相比，石家庄政府的所作所为，无非是一种不真诚的懒政。

其实不论石家庄还是其他城市，在疫情政策放开后对音乐节的高度重视，也都因为亟需恢复的经济。在党的需要下，被选中的昔日地下乐队们纷纷接受采访，被主流媒体塑造成一个个“不入流的街头混混被音乐拯救”的故事。他们所经历过的贫穷、误会、排挤、动荡，都成了主流媒体眼中最喜闻乐见的素材，毕竟，这样不仅有利于歌颂政府功德，还能为强化小众群体刻板印象尽一份力。对于表达空间所剩无几的创作者们来说，即使已经面对如此窘境，他们的策略可能也和官方一样——“先活下来”虽然不是上策，但至少也不是下下策。即使内心中也为没能“保卫她的生活”而滴血，但至少在此刻，我们不是还有“自嘲”这张赎罪券吗？

只不过，我们很难估计这种危险的平衡能够保持多久。成为“摇滚之城”后的石家庄再一次出现在媒体上，是在7月23日广泛流传的一段在石家庄“红糖LIVEHOUSE”的演出录像中，暴力香槟乐队中的一位男乐手在舞台上把裤子脱下，仅穿着内裤演奏。事后石家庄市文旅部门的工作人员回应称，涉事演出为LIVEHOUSE自己组织的演出，而非在“摇滚之城”音乐演出季活动，而“摇滚之城”音乐演出季活动会设置前置的内容审查，不会允许发生这类情况。

7月24日，石家庄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通报，已对涉事歌手行政拘留，已责令红糖LIVEHOUSE立即停业整顿，并对其罚款20万元。红糖LIVEHOUSE于2011年底、2012年初开业，是石家庄目前较活跃的四家LIVEHOUSE之一，对于石家庄本地摇滚乐的推动作用远超一切政府工程。而且，事发当天的演出本身是免票的，目的是让更多年轻的声音可以被听到。当晚涉事乐队暴力香槟写过一首歌叫《两种该死的人》，歌词中唱道，“一种是不尊重音乐的人，一种是喜欢指挥别人做事情的人。”

其实对于政府来说，颁布政策也如赌博——贪图更多的收益，就意味着面临更高的风险。石家庄这步棋的最如履薄冰之处就在于，政府是否真准备好去贴上“Rock Home Town”的标签，即便是要穿上裤子的那种。

让我们回到十余年前，《爱摇》最受欢迎的栏目之一名为“《求真》新闻月刊”，形式是模仿“洋葱新闻”，发一些假得非常离谱的新闻（当年非常离谱，如今再看已经相当靠谱）。那么，如果由《求真》新闻月刊来报道此次石家庄的大型政绩工程，会是如何？

我把投稿写在下面，请各位投票决定是否过审。投票方式是：赞成者请闭嘴，反对者请举手。如果石家庄市政府也想参与投票，希望能先赐给我一个“特殊津贴专家”称号，奖金每月500元，一分都不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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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祝贺我国首例文化复活实验圆满成功

（大母报2202年7月20日讯）“一个人要走多少路，才能称得上真正的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曾来华演出的摇滚歌手鲍勃·迪伦曾如此唱到。而一本刊物，要经历多少磨难，才能成功投入党组织的怀抱？

二十余年来，《我爱摇滚乐》杂志经历了财务枯竭、频繁抄家、销路受阻、最终停刊、流离四散等风风雨雨后，终于凭其仅剩不多的残骸引起了党组织的注意，同时被关注到的，还有杂志《通俗歌曲》、歌曲《杀死那个石家庄人》等革命战友。党组织认为，在新时代里，它们主动隐退江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富强”、“民主”、“和谐”和“法治”的体现。

因此，经党内歌迷投票，决定评选《我爱摇滚乐》为先进文化革命烈士代表，定其为我国首例文化复活实验的试药者，并为复活后的它赋予了一个更响亮的新名字——《党爱摇滚乐》！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党爱摇滚乐》定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党之名，杀死那个石家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