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专访学者陈效能：香港女性遭受暴力，很多时我们仍假设“家庭”很温暖

香港女性蔡天凤疑因金钱纠纷遭前夫一家合谋残忍杀害，事件至今已有约两周，目前有7人涉案被捕，警方仍在调查，案件将在5月8日进行第二次提讯。

这宗案件集结了名人、女性、金钱、凶杀等多个因素，成为城中最被热议的新闻。有观点和媒体迅速指出，研究范围涵盖全球的数据显示，女性在亲密关系中被谋杀的比例较男性要高，换句话说，在亲密关系或家庭内被谋杀，是一名被谋杀女性的最可能死因。

也有观点使用女性杀害（femicide）去理解此案，但在《端传媒》与有关学者进行讨论后，认为这个概念并不一定很适用于这次谋杀。这并不妨碍我们理解性别因素在本案中有值得重视之处，因为蔡案本身就属于在亲密关系内被杀害的案例，女性与家庭、婚姻、社会文化的关系，丝缕镶嵌在被害场景和过程中；而舆论中对于女性受害者的挖掘和表述，也反映出社会对女性的印象呈现。

为何女性容易在家庭内受害？在香港，女性遭受暴力的实际情况又是如何？暴力对待与谋杀之间有前兆的关系吗？《端传媒》邀请香港“关注妇女性暴力协会”董事会成员、岭南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政策系副教授陈效能来讨论这些问题。2022年，陈效能及其团队发布“香港妇女遭受暴力经验研究”，通过1044份问卷及30个深入访问，发现受访的15-64岁香港女性中，有 37.54%曾遭遇性暴力，26.87%曾遭遇亲密伴侣暴力。

换言之，大概每4名香港女性中，就可能有1名曾在亲密关系或家庭内遭遇暴力。陈效能曾表示，这个数字与2013年相比没有太大改善。这提供给我们一个从暴力伤害角度看见香港女性的视角。

以下为对谈节录。

端=端传媒

陈=陈效能

女性杀害和家庭内谋杀

端：蔡天凤遇害案件现在满城风雨，社会上讨论很多、也有些疲劳，但我们还是需要先厘清一些概念。不少媒体都有提到女性杀害（femicide），或者亲密关系谋杀（intimate partner homicide）。用这些概念和框架理解这个案件，你觉得哪个更合适？

陈：可以说是亲密关系谋杀或者家庭内谋杀（domestic homicide）。我自己看会觉得这个案子比较是奇案，未必很适合用femicide去理解。因为她被杀不是因为她是女性，而是因为一些金钱纠纷。

Femicide 讲的是杀女性，暴力是因为受害人是女性而出现的。其实最容易理解的就是杀女婴：生出来是女性，所以就杀死她。在贫穷家庭或者一些地区，觉得没有足够资源去养一个女孩或者一个妇女，这些女性也可能会被杀害。其实历史上不罕见，现在也还在很多地方发生。

这种杀害还包括猎巫（witch-hunting），比如对同一种身分，如果他是男的就称法师，是女的就当作巫婆，被当成邪恶的东西。女性因为被当成巫婆、或身为女性牧师而被杀害的现象也是存在的。

还有因为嫁妆而出现一些凶杀案。有些地区男女方结婚的时候，由女性给男性嫁妆，那么如果杀了这个女性，嫁妆就可以属于男性了，然后可以再娶一个，再杀了她。这个比较夸张，但书和电影都有讲过，在南亚地区也还会出现。

还有一种是荣誉处决（honour killing），在一些回教国家或者保守国家都会有，就是如果女性被视为做了一些违反道德、违反性规范的事情，就会为家族、社群蒙羞，然后被杀害。

社会很多时候有双重标准，有的事情男性可以做，譬如有性伴侣、多重性行为，而女性被苛刻对待，去逛街都可能成为荣誉处决的理由。

从历史、演化、演进等人类学角度，女性都好“重要”。因为虽然男女都有生育能力，但男性可以一个人令好多人受孕，而如果只有一个女人，不管有多少男性，生育的数量都是有限的。这个“重要”变成让人想要控制女性，这样就不会被女性控制，甚至要控制了女性，才能控制到人口和生命。

端：也就是说，虽然直到1976年，当时的社会活动家才把femicide这个概念介绍到公众视野里，但它是一个人类社会很久以来的现象。

陈：是的。而亲密伴侣暴力的概念就很广了，不仅仅是肢体暴力，还包含性暴力，或者精神虐待，一些心理上的暴力使用也算。所以它的另一个说法是家庭内谋杀，在一些家庭语境内发生的谋杀/凶杀。有国家特别针对这项做研究，发现家庭内谋杀的受害者主要是女性，加害者大多数是男性。

端：我们查数据会发现，讲到谋杀案（homicide），男性在家庭之外受害比较多，女性在家庭之内受害比较多；而在所有被谋杀的女性里，在家庭内被谋杀的女性也是最多的。

陈：为什么有这种现象呢？最基本的一个解释就是，男性在家庭以外的时间一定多过女性，从大范围的数据统计来说，女性花在家庭内的时间是比较多的。男女在公共范畴上的参与有比例上的差异。

另外是女性在家庭里的处境其实是怎样的呢？和男性很不一样。如果一个女性主要负责家务、照顾者角色，就很难有经济自主，权力也会少一些。所以女性很容易处于一个脆弱的位置。如果再碰到一些争执，女性的议价能力就会低一些。

其实我在2022年发布的2021年香港女性遭受暴力调查中，也仍然很看得出这种差异。

端：所以虽然在香港社会的一般认知里，香港女性相对其它社会的女性来说算比较独立，经济自主权也高，但这种现象仍然是普遍的。

陈：对。其实如果你讲亲密关系暴力或者家庭暴力，不论阶级、学历，受害者都是以女性为多。香港有很多高阶层的案例，比如教授杀老婆，或者专业人士、高学历人士的女性遭受暴力。现在蔡天凤的案子也是呀，她也是很有钱的人了吧，依然存在这个问题。

蔡案就肯定是一种家庭内谋杀，因为怀疑杀害她的是前夫、前夫家人，是熟悉、有亲密关系的人杀掉她。但这个案子本身的性别角度可能不是很明显，如果不是蔡而是一个男生，也有可能因为金钱的关系被杀害。

对蔡案的性别观察不在案子本身，在舆论

端：用性别视角看这个案子，关键在哪里？

陈：我觉得在舆论。

现在网上、坊间，一般市民谈论这件事的时候，他们对于受害人的好多假设都好负面、好厌女，对一个年轻（30岁未够）、外表有吸引力、又成功的女性有很多怀疑。

会质疑她为什么有这么多钱，有一些负面的假设和猜测。有言论说她是“鸡”，或者质疑为什么这么年轻就有四个子女，去猜测她多早开始有性行为、多早被“搞大肚子”、“连续生几个小孩”⋯⋯反映出香港社会的厌女文化根深蒂固。

端：对于媒体的报导手法现在也不少争议，比如有些标题刻意强调她是“名媛”，不断挖掘她的家庭私事，姐妹的照片也被翻出来⋯⋯

陈：其实都不是新手法。名媛、女模特⋯⋯为什么会用这些词去形容她？我觉得反映出一些东西是，“名媛”感觉是自己不用做事，要把受害者描绘成一个不事生产的、肤浅的形象，“模特”也是，好像要靠人养。一般人会觉得做模特儿、性工作者好容易做，但其实是好辛苦的啊（hard labor）。用这些词去形容她，贬低了这个受害人作为一个完整的人（whole person）的经历，好像在“提问”，这个受害人是否“值得”被这样恶劣地对待（deserve the crime）？

传媒也有发布加害者的照片，但我也看到不少是发蔡的图片来吸睛，是有个幻想（fascination）在——原来这么年轻这么漂亮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下场。大家可能对这个的兴趣，多过对一班不务正业、曾经犯事的加害者的兴趣。

人们也去揣测蔡的私生活和人际关系。这就是双重标准，1个男性有5个女朋友，相对于一个女性有5个男朋友，是有不同的。大部分人会觉得，这个女生有这么多男朋友“不是很好啊”，更严重的情况会说女孩子滥交。

香港人自己也要反省一下，我们对于这些东西如此沈迷，能得到什么？是消遣的话题？还是提醒自己生命多重要？提醒自己社会好险恶，我们要好好生活？希望大家去关心这个案件的时候，不要只是消费和重复猎奇的角度。

当然也有一些正面的报导，比如她的亲戚、朋友出来说她是一个很好的人，她好照顾前夫一家，对现在的家庭、子女也很好。但名媛、模特儿这些标签的效应已经很强了。

而且我们一直说，这样的手法对曾经遭受暴力的女性来说是可能有很大伤害的。一些已经处于不安全环境的女性，看到之后会觉得自己还要出声吗？出声就会让好多人被曝光出来，如果报警、或者跟人讲，会发生什么事呢？不厌其烦地说，这些市民觉得是花生、juicy的二度伤害，会令一些身处危险处境的女性更加不敢发声。

端：我翻查香港以前的碎尸案，留意到大部分受害者也是女性，为什么会这样？

陈：碎尸是什么呢？是一个比较“好”的摆脱尸体、毁尸灭迹的方法。如果站在一个有动机伤害他人的立场去看，他会伤害什么人，或不会伤害什么人？就好像偷东西，你在哪里偷和被捉到的机会不一样。犯罪人一定著容易杀害的入手呀。

杀害一个男性还是一个女性，去肢解一个男性还是女性，站在犯案者角度会觉得女性更容易处理。一种解释可以是男女构造真的不同，一般来说男性比较强壮；但另一种解释也很重要，就是女性也可能都会比凶手大力的，但在凶手眼中或者印象中，女性是一个“弱者”，所以好下手。

端：这种印象（perception）和社会文化好有关系。

陈：对，绝对是。

碎女尸的原因也有不同。好多年前香港有一宗，的士司机林过云碎尸案，他就不仅仅是要会是灭迹，而且还要收藏女性受害人的性器官。也就说不仅仅是一种厌恶、仇恨，而且还有一些拥有的欲望。

女性的性能力、性欲（sexuality）被塑造到有一种魔力——当然我这里说的是异性恋的语境——会驱使男性做好社会贤德、好爸爸，也会驱使人发疯去做平时做不到的事情。比如最近有一单新闻，有一个男人拍一个模特儿，本来是摄影师和私模这样的关系。但这个男人强奸/非礼了这名女性，在辩护的时候说，她太性感我忍不住要摸她。

这么多东西可以忍得住，这个忍不住？

有的案例也和阶级有关，比如Hello Kitty碎尸案，受害者本身是性工作者，因为还不起高利贷而被三个男人折磨、杀害。一个社会贤达和一个无名流浪汉，谁会得到更多关注呢？你杀一个性工作者、一个新移民、一个无名难民，没有那么多人会在意，犯案者角度应该比较容易做到这件事。

香港女性遭受暴力情况如何？

端：香港在#metoo影响下，这几年关注多了性骚扰问题，那在遭受暴力方面是什么情况？和其他地方的区别或者联系是怎样的？

陈：我们2021年做的研究，访问了一千多个人，有26%曾经经历过亲密伴侣暴力，这就跟国际上的数据差不多，也就是超过1/4的女性遭遇过亲密关系暴力。她们经历最多的，就是性侵犯或者强迫性行为，另外还有一些言语上的辱骂、恐吓或者肢体暴力；还有一些非肢体暴力，比如缠扰行为，或者监控、截断财务，不被允许和家人、朋友出去逛街的其实也很多。

研究也有问受访者，在各种遭受暴力经历里，哪种是自己觉得最严重的？是肢体暴力。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事情，很多女性，当然不是每一个，会在“家庭”这样一个环境里遭受到亲密伴侣对她们进行的肢体暴力。

端：这种暴力就是被打吗？

陈：不一定，不仅仅是被打。好多女性的情况，不是被一巴巴搧耳光，也不是一槌槌地被打，而是比如揿住你，或者好大力地抓住手臂不让你出去，有的是伴侣拿著刀在她们挥来挥去，不是打算刺伤你，但就是要威吓你。

对于受害人来说，这一类其实很可怕的。虽然对方不是真的要杀你、斩断你的手，但根据她们自己的说法，“我会不知道他下一步会做什么”。甚至有的有子女的，她们伴侣或者前伴侣会恐吓或者打子女，这个已经是言语暴力、恐吓和精神虐待，对女性来说影响很大。

端：这些恐吓或者肢体冲突，会不会发展成谋杀？会不会是一种前兆？

陈：我想谋杀还是非常极端的行为。可能有两种，一种是误杀，无预谋的。那在一个怎样的家庭情况里会变成误杀呢？就是情绪好高涨，开始有肢体冲突，或者情况已经失控，那有一方就突然之间爆炸，去做一些譬如误杀的行为。这就跟有预谋不同的。

我觉得是好极端、绝望的状态，才会想我真的要杀了你，我嬲你、憎恶你、讨厌你到一个地步，或者我没有其他出路，才一定要杀了你。所以蔡天凤这个案子最可怕的地方是，不是因为一些情绪高涨而导致的杀害，而完全是一种好冷血、没有什么情绪的杀害。

另外其实比较多人忽略精神虐待、精神暴力。比如说，一个女性，也就是女朋友或者妻子觉得伴侣有外遇，有的情况下男性会承认，有的情况男性会做煤气灯行为（gaslight，指否认和歪曲事实），会说女性“你神经病”、“你整天都想这些”、“我都说没有再见过她（外遇）”、“你真的是在发疯，你验一下脑吧”⋯⋯用这样一些方法，令女性觉得自己是有问题的。

这些精神虐待会对她们有什么影响呢？会影响她们身心健康啦，可能会觉得不敢出街啦，或者觉得自己的能力好低，又或者觉得自己神经病，有好多疑神疑鬼。肢体暴力的影响当然很深，但也是容易“看见”的，精神虐待，你讲出来未必会有人信你。

端：你们的数据也显示有40%的人不会跟任何人求助，她们如何解释自己不求救？

陈：一来她们不知道可以去哪求助，最多的所谓求助就是跟朋友、亲人讲。有的案例为什么可以被转介到譬如妇女中心，就是因为她们的朋友、亲人见过，或者知道有妇女中心、（明爱）向晴轩这些机构。所以其实一般妇女求助的渠道是很少的。有朋友能帮到是幸运的，好多都不会报警，报警一定是最后才会想到的方法。

我们站在第三者角度可能会问，“你被人打、被人虐待㖞，你好辛苦好惨㖞，你为什么还要忍受？为什么不报警？”因为她们也会觉得，如果报警，就完全不能回头了，就要完全决裂了。那你可能会说，“你被人虐待㖞，你遭受暴力，你还想跟这个男人在一齐？不是吧？”那是因为还有好多千丝万缕的事情要考虑。

例如她自己有没有能力可以自己一个人生活？或者有子女的，子女怎么办？如果她报了警，那就没理由一起住了，那要去哪里？你一个人可能还好走，但再带上两个小的，又要去哪里呢？另外就算真的报了警、和这个人决裂，那怎么和“乡亲父老”交代？别人会怎么看我呢？所以她们有好多考虑，使得求助不是一件这么容易的事。

文化与机制，有否营造改善空间？

端：你曾说过这个报告的数字跟2013年的数字差不多，反映女性遭受暴力的情况其实没有太大改善。原因是什么？

陈：根本原因是导致到女性会遭受性暴力，和会遭受亲密伴侣暴力的那些文化因素没有改变。虽然你说，“这10年间女性社会地位肯定高了吧？社会开明了吧？或者香港性别平等好很多了吧？”如果你看某些指数，比如女性入大学的比例、做某些职业的比例，那可能是的。但这些关乎到性的双重标准，关于强奸、性暴力的迷思，或者是关于“同意”（Consent）的无知、漠视，其实都是导致性暴力的数字没有减低的原因。

很多时候我们仍然假设“家庭”是好温暖、好安全的地方，还有一些文化说家丑不能外传。刚才也讲到男女的性别分工仍然明显，女性就算有收入，不少还是负责家居和照顾者的角色。丈夫，或者男性作为经济支柱，在社会地位、家庭地位上普遍重过女性角色，这些东西没有改变过呀。

曾经有一些大案发生，家暴法例也有修改，某一个年代曾经经历过这些事件的人，他们应该印象会深一些。但譬如年青一代，你跟他们讲天水围那些事件，或者家暴条例的修例，可能都没有什么印象。教育是要持续去做的。

而像#metoo这样的社会运动，明显的社会效应是让人知道多了性骚扰是什么。但社会上也存在两极化的现象，一方面多了人叫好，但另外一边厢就说她们未审先判。有两极化的效果。在西方社会，在香港，都有很多人很厌恶这种讨论，反而会觉得男性是受害者，男性被一班女性迫害。

端：这些讲的是文化上没有改变。那在支援机制上有变化吗？比如先看统计数字，数字是很多政策的基础，香港是由警方或社署来提供的，这方面的统计齐全吗？

陈：他们不会很主动地去提供，譬如警方在自己的网页定期提供不同案件、罪行的数据，但没有一个性别上的分别；统计署每年都会出一本 Women and Men in Hong Kong – Key Statistics 的报告，就是以性别去区分，也有一个章节是关于犯罪的，但内容很少，只有两版、两个表这样。说明他们自己也没有花很多时间、篇幅去看男女在遭受犯罪上的区别。

差不多20年前，统计署做过一个叫 Crime and its victims 的专题报告，是有关于性暴力的罪案资料，它跟警方报告的差异在于，有统计“没有报警”（under reported）的犯罪，而且数据显示这种案例中排第一的是勒索，排第二的就是性罪行。但20年之后就没有再做了。

警方一定有很多资料，但要问了才有，那警方可不可以主动一点去披露这些资料呢？我见过警方网站上有某个网页讲性暴力，这其实是一个好的平台，应该让市民大众更容易看到更多资料。

你现在就算看强奸、非礼的案例，警署发布的数字都好低，怎么可能整个香港一年只有几百宗非礼？就算一千宗都好少啦，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并没有一个很准确的对于实际情况的了解。

端：那在立法上面，香港性罪行的立法改善，从2006年开始，都做了差不多20年。你如何评价进展？

陈：性罪行最近的进展是窥淫罪的改例，在香港都算很大突破了，另外现在还在讨论16岁以下、和没有行为能力人士的虐儿/性侵受害者的强制举报。但站在“关注妇女性暴力协会”的立场，我们其实一直都希望，政府可以落实一站式的性暴力处理机制。让受害人不需要去报警、再去医院、然后还又要去不同地方才可以可以做完报案程序。去不同地方的时候，二度、三度伤害很严重。而政府在这方面是做得很慢的，也会影响一些受害人的举报意欲，希望政府可以正视和落实一站式的服务。

（实习生郭梓谦、Luna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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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妇女中心协会妇女求助热线 2386 6255

和谐之家24小时妇女求助热线2522 0434

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恬宁居 (妇女庇护中心) 电话热线2381 3311

保良局24小时妇女求助热线8100 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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