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论战争：枪炮属于男性，和平属于女性吗？

（韩阳，国际关系研究者，目前在牛津大学攻读国际关系博士学位，研究兴趣包括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对外政策，批判安全研究，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

阿列克谢耶维奇说的是全部吗？

阿列克谢耶维奇说：如果说，男人从小被灌输战争文化、甚至为战争辩护，那么战争对女人来说完全等于杀人。女性生来是为了创造生命的，这是最主要的区别。女性从不为战争辩护。女人总是说杀戮有多么可怕，甚至为被杀死的动物感到难过。这就是她全部记得的东西。而男人视角不同，当然，会更强硬，他们会谈论杀了多少敌人。他们不谈论人，只谈论敌人。

“枪炮属于男性，和平属于女性”…吗？ 这是这篇文章想要讨论的问题。

阿列克谢耶维奇是出生于前苏联的白俄罗斯作家，于201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她的文字中所传达的，对于人性、战争、灾难的记述发人深省。但即便是在这样一位大家的笔下，性别本质主义的逻辑也根深蒂固：女性——创造生命，不加区分地反对战争痛恨杀戮； 男性——毁灭生命，浸淫在好战文化中为战争辩护。

但是，这是事情的全部吗？这个问题在俄乌战争愈演愈烈的当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战争的本质化性别构建

我们不妨从2014年起俄乌冲突的相关报道说起。

学者对于俄罗斯官方电视新闻媒体（Channel One (Pervyj kanal), Russia-1 (Rossiya-1), Russia-24 (Rossiya-24), NTV 和RT (曾经的Russia Today) ）在2015年1月-9月间就当时俄乌冲突相关报道进行了研究，发现这些媒体仅仅有唯一一种对于国家政治的解读方式——他们认为并呼吁在和乌克兰的战争和领土冲突中优先重视军事手段，重视男性角色发挥的作用，并把俄罗斯国家气质的雄性化（masculinization）作为唯一可行的国家形象建设方案。他们希望把观众们对于“（泛）俄罗斯世界”的想象打造得具有极强的男子气概，并以此作为俄罗斯民族构建和形象构筑（nation-branding and nation-building）的策略。

不得不提女性主义正义战争理论的重要建树，亦即，关于男性保护（masculinist protection）逻辑的重要隐喻。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女性主义正义战争理论的重要建树，亦即，关于男性保护（masculinist protection）逻辑的重要隐喻。这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伦理家和政治哲学家Jean Bethke Elshtain提出的有关“美丽灵魂”（beautiful souls）的著名论断：美丽灵魂十分无辜，天真，她们痛恨战争，厌恶武力，并略显无知地发问—— “为什么一定要有战争？” 正义战士（Just warriors) 知道正义战争的存在无法避免，他们虽也不热衷于杀戮，但只好选择负重前行，扛起保护家园和保护美丽灵魂的重担。与无辜、天真，不谙世事的美丽灵魂相比，正义战士更显成熟、沧桑，仿佛看穿了人间的真相。在Elshtain的笔下，美丽灵魂象征着女性气质，而正义战士象征着男性气质，双方是对立存在的两个极端，两者毫无通约之处。Elshtain指出，正是这样的男性保护逻辑支撑着战争的合法化宣传和战争动员，也构建起了二元对立的性别观念建构。

男性保护的逻辑充斥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军队文化中和战争场上自然也是占有重要一席。最不可忽视的是，这种男性保护逻辑也常常被用来作为战争动员和战争合法化宣传的工具。久而久之，由于社会建构的影响，任何不基于实地的案例调查，而对战争所进行的想象都会容易陷入一种 “男性保护”的逻辑。具体的体现可能是，男性被赋予了血性方刚的正义保护者（或野蛮侵略者）的身份，女性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往往被想象成柔弱无力的战乱或战争暴行受害者，或者是照料伤员的白衣天使，亦或是男性战士们的母亲、妻子、姐妹，并被符号化为战争的目的、和平的意义。

不过想象和宣传之下，真实的世界往往如何呢？

先看一则来自BBC的报道（2022年3月）：

“…乌克兰政党“声音党”（Voice）的领导人，…继续在乌克兰国会投入工作，同时和她的分队在街头巡逻。

如迪克持枪的照片很快地在网上大量流传，她表示这引发了其他女性拿起武器保家卫国的一波浪潮。

她对BBC表示，‘我收到很多女性传来的讯息，告诉我她们也在战斗。’

‘对这场战争我们不存在任何幻想，我们都知道，为了保护自己的尊严、身体安全和下一代，我们必须战斗。’

‘战争很可怕，但我非常生气，这应该是为国家而战的最佳情绪。’”

虽然此前，西方媒体对库尔德女兵的报道就已挑战了读者心目中对于女性战争角色的想象，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俄乌战争成为了大众对于“战争中的女性”印象的转折点。这和俄乌战争本身的知名度、所获得的媒体曝光度是分不开的。在BBC的这则报道中，“声音党”领导人如迪克女士（这里沿用BBC报道对于“她”的性别指称）告诉我们，女性也是国土家园和自身安全的保护者，女性也可以愤怒并且勇敢地面对战争，承受战争所带来的一切代价。

第二个例子来自于美国之音（VOA）和德国之声（DW）对于俄乌战争互换战俘的报道。2022年10月17日，乌克兰和俄罗斯互换了共计218名战俘，而乌克兰换回的全部108名战俘均为女性，这是此次俄乌战争中的第一次。108名女性中， 有96名军人，12名平民。其中37名女性是在亚速钢厂经历了俄罗斯军队长达3个月的围攻后，最终投降的。投降前，他们始终坚守在亚速钢铁厂的地下隧道网络中。这条新闻冲击了主流话语构建出的“男性保护”逻辑；冲击了我们对于女性在战争与冲突中所担任的身份（照料者和辅助性角色）的单一性想象。

采取性别本质化的视角（认为男性和女性在战争中扮演迥然不同甚至是二元对立的角色和身份，其中鸿沟难以逾越）去看待战争对于我们正确地认识战争的本质，合理地应对战争冲突危机，并无裨益。

女性主义学者Cynthia Enloe在“Bananas, Beaches, and Bases”一书中告诉我们，事实上，在民族主义和性别平等之间往往有一定的张力。特别表现在，后殖民地区的女性和男性一道争取独立解放之时，性别平等的议题往往被认为是次要的，需要服从于“民族解放的大义”，因此可以先搁置在一边。而当民族国家建设完成，女性又往往无权和男性平分她们应得的胜利果实——武装抗争被临时允许进入公领域的女性们在和平时期又被要求撤回到私领域内，承担自己“分内”的家庭照料者角色，无法继续在公领域和男性们享受平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待遇。事实上，这不仅仅是两次世界大战中和二战结束后殖民地区和国家中凸显出来的问题；在2014年起乌克兰女性在公领域的抗争等重要政治事件中，学者们也观察到了相似的规律：

乌克兰社会学家Kvit女士表示，虽然自2014年东乌克兰爆发冲突以来，女性日益在军事、国防和社会中发挥着多种多样的角色，虽然当时女性不被允许承担战斗角色（combat roles），他们还是事实上参与了武装斗争(fighting)，只是无法同男性战士们一样获得相同的法定地位和承认——当时社会还是普遍（错误地）认为军队中没有女性的位置，而“战争让女人走开”。2018年的立法改革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样的状况，女性在军队中终于获得了和男性相同的法律地位。英国Aberystwyth University大学性别与安全研究学者Jenny Mathers博士表示，没有女性，战争就无法进行下去；女性在战争中扮演了很多关键角色（他们制作军用迷彩覆盖网，为战士们进行募捐筹款，给军队运输作战汽车，并为战争中数百万流离失所的人提供食物），做出了关键贡献——是她们让战乱中的社会得以支撑下去，没有全面崩溃。但是，她们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并未得到承认。

类似地，联合国妇女署和非政府组织援外社（CARE）的一项基于2022年4月对乌克兰19个地区人们进行的访谈报告称，一方面，乌克兰的性别角色发生重要变化——女性承担多种工作，赚取重要的家庭收入，并且发挥着人道主义救援的作用。但另一方面，性别平等的倒退严重，主要体现在社会经济赋权方面——女性无偿照护工作的急剧增加，以及因为失业率上涨而带来的贫困，更多的女性被迫更广泛地进入不受保护的非正规经济领域。此外，女性还面临着医疗保健不足（特别是怀孕、待产和新生儿的母亲），食物缺乏、性别暴力威胁，心理健康受损等问题，性少数群体在内的边缘群体也受到严重歧视。在政治决策上，“尽管乌克兰妇女在家庭和社区中担任越来越多的领导角色，但她们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正式的政治和行政决策过程之外。”

以上种种案例，都说明了一个简单的事实：性别（视角）和战争议题密切相关；此外，如果我们认真关注研究每一个具体的战争冲突案例，就会发现，采取性别本质化的视角（认为男性和女性在战争中扮演迥然不同甚至是二元对立的角色和身份，其中鸿沟难以逾越）去看待战争对于我们正确地认识战争的本质，合理地应对战争冲突危机，并无裨益。那么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中通常会用什么样的视角看待战争呢？

女性主义如何看待战争？

女性主义理论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女性主义思想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外延。在战争议题上，女性主义往往同时关注到国际政治的3个不同层次（亦即现实主义学者肯尼斯华尔兹所概括的国际、国家与人3个层次）。

在人的层次上，女性主义研究关注到女性在战争中实际发挥的作用，以及对于女性在战争故事（非虚构或者传说故事）中角色的报道，以及两者之间的张力。这其中有一个类似于前述的“美丽灵魂式”的预期，亦即，女性或女性气质往往被认为和“和平主义、爱好和平”这样的标签联系在一起；男性或男性气质与“好战、武力，有侵略性”这样的标签挂钩。女性主义战争研究会关注到战争记述中对于这些联系的运用以及利用：

战争中的女性战犯和作恶者（perpetrators) 往往有意识地不被新闻和主流话语所报道；如果她们臭名昭著，那么则会被认为是极端反常的 “怪物”（monsters），因此被剥夺了女性身份（womanhood) 。以波斯尼亚战争为例，虽然此战争中有无数女性参战，就连波黑穆族军队中享有正式军衔的女性都多达5360名，但关于她们的记述很少，女性在这场战争中仍然被塑造成了平民受害者的角色。值得指出的是，这场战争中的女性战斗者也不乏后来被国际法庭定罪的战犯，比如波黑赛族共和国（Republika Srpska）的前任女总统Biljana Plavsic就在战后国际审判中被指控曾犯下大规模屠杀、迫害、杀害和驱赶等罪行，而她供认自己犯下包括反人类罪等数个罪名，被处以11年有期徒刑。而且，这绝非孤例。在这场战争中级别更低的女性士兵们中，Nada Kalaba是参与了谋杀200名克罗地亚族士兵的18名凶手之一，而克族防御委员会（the Croatian Defence Council）中的女性成员Azra Basic也因为她残忍地虐杀赛族战俘被判处14年刑期（点击查看部分女性战犯名单）。

女性主义学者会关注到这些战争故事和话语中具有性别本质化倾向的想象，并指出这些想象如何存在，如何构成了大家认识战争的方式，以及产生的影响。

女性主义学者会关注到这些战争故事和话语中具有性别本质化倾向的想象，并指出这些想象如何存在，如何构成了大家认识战争的方式，以及产生的影响。比如，在Biljana Plavsic的审判量刑和后续报道一事中，亚特兰大佐治亚州立大学的Jelena Subotic教授指出，即使Biljana Plavsic被定罪，但人们对于她的想象也是从父权制的社会结构出发：认为她作为一个女性，无论如何位高权重，都不可能是当时真正有决策权的人，她无法也不应该为自己当时的决定负责；此外，她在很多媒体报道中形象仍然是“女性的”（祖母形象），而往往不会被塑造为种族屠杀的刽子手。

类似地，Laura Sjoberg还关注到美国对于伊拉克战争的宣传如何运用了性别本质化的逻辑，把在战争中因为车祸受困的女性士兵Jessica Lynch塑造为天真无邪的前幼儿园教师，把当时事实上营救了她的伊拉克军医疗队描绘成罪魁祸首，并且还制作了一个“突袭医院营救女兵”的纪录片对美军的“成功营救”事迹加以宣传。不难想象，这样的失实宣传有力地合法化了美军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强化了美国的充满雄性气质的“男性保护者”的国家形象。

从这个角度，不难理解（特别是美国）军队文化在1994-2011年间对于顺直性取向规范的推崇（特别是不问，不说政策，don’t ask, don’t tell)，以及对于同性恋现实的讳莫如深。这也成为了后续女性主义研究的主要关切。

在国家层面上，在1970年代冷战中核威胁的阴云笼罩下，女性主义学者和国际组织（联合国等）也把对于安全的认识从“国家的安全”扩大到“人的安全”，而2000年，联合国安理会也将“女性、和平、安全”议题纳入考虑——战争决策往往由男性做出，但是女性却是更广泛地需要不成比例地承担代价和死伤的群体。此外，在反恐战争的研究中，女性主义学者关注到前述性别本质化倾向的话语和意象如何被国家机器用来合法化战争，进行战争动员，并且关注到其中性别逻辑和种族逻辑的相互交织。此外，在对于欧洲殖民主义的反思中，女性主义学者关注到性别作为一种二元对立的逻辑（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对立）是如何被用于种族（族裔）、社会，国家身份认同的建构（我们是文明的，他们是野蛮的；我们是更优越的人种，他们是更低劣的人种；我们是先进的社会，他们是落后的社会，等等），从而对殖民侵略、掠夺和统治加以合法化。

在国际层面上，女性主义研究发现，国际政治领域对于国家表现得“强硬、好胜”的期待，（特别是民众）不希望国家在国际政治领域表现得“软弱可欺”。这一定程度上也促使国家在衡量自己与对方的实力的时候，会不可避免地用男性气质的标准去加以评判。此外，民众的这种带有性别色彩的（gendered) 期待，也容易让国家之间冲突升级，剑拔弩张。例如，历史学家对于古巴导弹危机冲突升级的研究发现，当时美国和苏联领导人都意识到了一种“应该表现得更强硬”的来自于国内的期待。

被遗忘的战争和不被看见的性别——埃塞内战

几乎是在俄乌战争获得主流媒体压倒性的关注的同时，非洲大陆正在发生着一场相当规模却被媒体报道遗忘的埃塞俄比亚内战。

几乎是在俄乌战争获得主流媒体压倒性的关注的同时，非洲大陆正在发生着一场相当规模却被媒体报道遗忘的埃塞俄比亚内战。卫报2022年10月发表的社论谈到了目前正在发生的、被媒体报道遗忘的埃塞内战，重点强调了其中的性暴力、平民的大规模伤亡，食物作为一种打击手段（food [as] a weapon of war）等严峻问题。这篇文章题为“《卫报》对世界上被遗忘的冲突的看法：埃塞俄比亚的破坏性战争”（The Guardian view on the world’s forgotten conflict: Ethiopia‘s devastating war），可以说代表了卫报官方的立场和观点。这篇文章令人耳目一新的地方在于它把大众的关注引向了历来少有关注的，发生在非洲大陆上的战乱与争端。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全篇都没有谈到女性或性别——既没有特别提及或关注到女性在这次内战中面临的额外挑战和困境，也没有试图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对这场内战加以分析。

首先，文章提到目前内战中存在普遍的性暴力问题——“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内战中的所有各方都犯下了战争罪（包括广泛的性暴力），尽管据信，平民的伤亡绝大多数是提格雷人。”（There is clear evidence of war crimes by all parties, including widespread sexual violence, although civilian casualties are believed to be overwhelmingly Tigrayan.）这篇报道强调了战争罪行受害者和加害者的族裔身份，却忽视了他们的性别身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就卫报对于这场战争的报道而言），族裔问题被加以政治化了（politicized），而性别平等问题却没有。事实上，女性主义研究认为，虽然男性和女性都会成为战争中性暴力的受害者和加害者（尽管女性会不成比例地受害），但性暴力本身由“过度男性气质”（hypermasculinity）的逻辑所建构。在军队中，性暴力的产生不是由于士兵们缺乏军纪和约束，相反，性暴力在战争中往往被当做成一种系统性的武器。此外，女性主义学者Lene Hansen也曾以巴基斯坦男性（父亲、兄弟、丈夫）针对女性家庭成员的“荣誉谋杀”为例指出，女性的性别身份往往会从属于（subsumed）她们的族裔身份，因而使得她们作为女性共同面临的集体安全困境无法被作为一个公共安全议题加以重视和严肃对待。

其次，此次战争被估计已造成约38-60万平民死亡，而其中3万-9万名平民直接殒命于战火之中。所幸，埃塞俄比亚的交战各方终于在2022年11月初达成了停战协定，这场长达2年的内战终于迎来和平。一般而言，由于父权制的社会结构和性别本质化的观念影响，参军者多为男性，而平民中多数为女性。在这场战争中，虽然目前相关的新闻报道十分有限，但2022年10月的报道曾指出，在政府军攻势日渐凶猛、提格雷居民死伤无数的情况下，才出现越来越多的当地女性加入叛军力量(rebel forces)。从这个角度，我们不难发现战争对于不同生理性别人群的影响不尽相同，女性往往不成比例地受到更多的伤害，却缺乏保护自己的武器供给和军事训练。

此外，剩余约29-57万平民都死于医疗和食物不足。由于家庭照料者的角色往往由女性承担，医疗和食品的不足意味着女性需要花费额外的时间与精力，竭尽所能为家人提供照护。这会加剧女性的贫困，增加她们的无偿劳动投入，而且，在战争的情境下，这也意味着女性需要冒着生命危险来寻找更多的医疗和食物资源。在埃塞这场内战中， 提格雷首府曾一度被封锁、围攻17个月，受伤的平民难以得到救治，援助和各类物资的输送渠道不畅，更有估计表明，一度有一百万人会因食物不足而饿死。虽然埃塞内战目前已经终止，但目前如何有效地将各类食物和医疗救助物资送到提格雷地区人民手中还是一个极为艰巨的任务。与此同时，这也给作为家庭照料者的女性们带来极大的挑战。

我们为什么要关注报道中的故事和性别隐喻?

如果每天阅读的都是战争中关于妇女儿童受害者的报道，那么我们的脑海中就很难建立起来“女性也是士兵、战斗者，国土保卫者”这样的认识。

报道对于社会现实具有建构和维持的作用；通俗地说，几乎没有人会去遍世界的每个角落，对于全世界的社会现实形成全部直接、直观的感受，大家形成和维持自己对于政治和社会现实的认知的方法大部分是通过收听广播（播客），阅读文章、收看视频节目（在这里统称为“社会话语”）等。此外，即使是有幸到访各地的人，ta也会不可避免地被这些社会话语所影响，带着一些已有的认知范式、框架去认知ta接触到的现实。

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文章、音视频就会给受众带去对于社会现实的某些特定的想象。比如，在每日接触到关于俄乌战争的报道时，我们对于乌克兰的想象不可避免地变成了一幅满目疮痍的情景，而由于缺乏报道和了解，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战争冲突在我们的观感中变得仿佛不存在。类似地，如果每天阅读的都是战争中关于妇女儿童受害者的报道，那么我们的脑海中就很难建立起来“女性也是士兵、战斗者，国土保卫者”这样的认识。

从这个意义上讲，事实应该是由对世界的客观调查树立起来的，而社会现实往往是由社会话语完成塑造，两者之间可能有很大的矛盾和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