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巴西总统卢拉的第三个任期，会是卢拉主义的最后一幕吗？

（杨小宇，自由撰稿人，关注泛拉美地区政治文化和社会运动）

曾在2003-2010年间连任巴西总统的卢拉，2018年因贪污指控缠身而无法参与大选，2019年初经巴西高等法院反转指控，而在今年有了第三次参选的机会。外界对此早有关注。今年5月，美国《时代周刊》就推出了标题为《卢拉的第二幕（Lula’s Second Act）》的封面报导，在访谈中，卢拉侃侃而谈他在国内市场和国际金融、外交上的成就，以及在新任期内重塑巴西的野心。这位一手塑造了世纪初巴西的崛起，又在十年后锒铛入狱的前总统，看似仍有他在上一个任期内令人印象深刻的生命力。

但今年卢拉已经77岁，他身后的劳工党也不再如世纪初一般是民心所向。这不免让人疑惑：如果卢拉真能再度上台，他和他的政治还能拥有同样的生命力吗？

问题很快成真，10月最后一天完结的巴西总统大选，卢拉再次以微弱优势回归，明年1月将开始第三个任期。

被称之为“卢拉主义”的意识形态，早就受到了全面的质疑和挑战，并最终以一场席卷巴西政局上下三届、堪称巴西史上最大的贪污丑闻的“洗车行动”收场。

被称之为“卢拉主义”的意识形态，早在卢拉的第二个任期、到他的继任者迪尔玛·罗塞夫接任总统期间，就受到了全面的质疑和挑战，并最终以一场席卷巴西政局上下三届、堪称巴西史上最大的贪污丑闻的“洗车行动（Operation Carwash）”收场。巴西国内的保守派对卢拉虎视眈眈，因为卢拉对私有资本、尤其是农商大亨的谨慎和强势，动了既得利益阶层的蛋糕，上一届总统博索纳罗就是在反腐败的竞选策略下风云上台。

但另一方面，卢拉主义也被新生代左派批判为不够激进、“妥协主义”。在当上总统前，卢拉批判过卡多佐（注：巴西前总统、社会学家）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但他在上任后很快就调转口风，不再抗拒和资本合作。卢拉也的确一手操办了巴西轰轰烈烈的脱贫计划，但他用来填补财政赤字的能源开采计划最终也毁誉参半。

外界刻画卢拉的形象时，不乏“左翼领导人”的描述，但卢拉主义究竟是左是右，似乎和观察者的角度分不开；而在今天，逐渐走向极化的巴西重新迎来卢拉，使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卢拉主义到底是强心针，还是将会走到穷途末路？

人们把卢拉第一、二个任期视为一幕。那么卢拉的第二幕，会是卢拉主义的最后一幕吗？

卢拉回归，巴西人对“回应”的回应

在“洗车行动”之后，卢拉和劳工党的形象一落千丈，劳工党在巴西人心中逐渐也沦为了“体制政治”的乌合之众。

2009年，就在卢拉的支持率达到鼎盛之际，前卢拉政府新闻发言人、政治学学者安德雷·辛格（Andre Singer）提出了“卢拉主义（lulismo）”这个概念。在辛格的描述中，卢拉主义指的是卢拉政府这种混合了左翼和右翼特征的意识形态；卢拉主义的政治实践追求社会稳定、追求国家对财富分配的控制权，它考虑的是满足辛格称之为“亚无产阶级（sub-proletariat）的需求”，即，巴西收入最低、最不稳定的劳动力群体的需求。这让卢拉流失了一部分本来支持其政策的中产阶级票仓，但却因为贫民票仓的大量涌入，使卢拉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支持和声誉。

考虑到卢拉的工会出身，以及巴西劳工党（PT）激进和进步主义的起点，卢拉的政治理念在执政后不到十年就经历了如此巨大的转向是耐人寻味的。但至少到2010年卢拉卸任之时，卢拉主义带来的仍是一种充满希望的前景：它的成功，意味着在第三世界民选上台的左翼政府，即使一定程度上需要和资本以及体制政治妥协，也可以在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上赢得巨大的飞跃。这样的经验对于全球南方自然是鼓舞人心的。

但与此同时，许多批评人士认为卢拉在经济和外交上的成功有极大的时运因素，这样的声音在过去二十年间不绝于耳，而且没人能否认它的合理性：资本全球化和大宗市场兴盛是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重要机遇，而卢拉正是那个抓住了机遇的人。研究卢拉政府的学者频频指出卢拉政府所谓“新发展主义”的弊端，即它向国际金融市场和投资者传达了暧昧不明的信号：一方面，政府作为一个主体希望参与国际贸易，欢迎资本流入巴西；另一方面，流入巴西的私有资本又会遭到严格的限制，因为政府要保证掌握重要产业的投资优势。同时，也有学者指出劳工党执政后选择加强国家在政治决策上的权重，这样的举措和劳工党创立的基础——普通民众的决策参与——是相悖的。在“洗车行动”之后，卢拉和劳工党的形象一落千丈，劳工党在巴西人心中逐渐也沦为了“体制政治”的乌合之众。

但在这之后，博索纳罗的四年任期并没有让巴西走向人们期待的方向，反而又让巴西社会承受了巨大的撕裂和伤痛。

但在这之后，博索纳罗的四年任期并没有让巴西走向人们期待的方向，反而又让巴西社会承受了巨大的撕裂和伤痛。人们看到军政府独裁的阴影再次笼罩巴西，极右翼乃至新纳粹意识形态随着博索纳罗影响力的扩张在巴西攻城略地。暴力、仇恨和不平等的状况再度失控。在卢拉执政期间已经得到显著改善的饥饿问题又回到了巴西：今天在巴西面临粮食不安全的人口数量比2018年翻了一番，倒退回了卢拉上台前的水平。

博索纳罗对于疫情的放任让数十万人巴西人付出生命代价，而亚马逊的大肆伐林开荒让原住民流离失所，更威胁着世界的环境平衡。在过去四年任期内，博索纳罗的政治似乎仅仅是回应巴西民众对劳工党的的失望情绪，为其煽风点火。因此此次卢拉的上台除了是巴西人缅怀劳工党美好过去的一张怀旧票，也更像是人们对过去四年的一种创伤应激。在这个意义上，卢拉的回归也许是巴西人对“回应”的回应。

外交上的“卢拉主义”也将会是其国内实践的延续。过去的卢拉在外交上大放异彩，他本人曾在种种场合强调的，“谈判”、“沟通”、“妥协”是他所秉持的最核心的外交价值。在向《时代周刊》谈到乌克兰战争时，卢拉认为开战的局面本可以通过谈判避免：“他们本来可以在谈判桌上坐上10天，15天，20天，甚至一个月，去寻找解决方案。我认为对话只有在被严肃对待的时候才会发挥作用。”

曾经，卢拉的巴西正是靠着这样的对话在G20、联合国等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组织和合作结构中显露头角，争得话语权，也通过这样的对话发展了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主导建立起了类似“金砖国家”和“新发展银行”这样的南方国家合作机制。卢拉相信巴西是重要的：从他不断强调亚马孙雨林对全球环境的影响，到他对原材料和能源出口的重视，都能体现出他有一种民族野望和大国愿景。

如果把卢拉主义放在更大的历史语境下，它也延续了拉美左翼在后殖民结构下的民族主义特征。无论是发展主义议程，还是在国际外交中的主动出击，卢拉主义都代表了拉美一部分左翼希望建立国家独立自主的政治道路，以挑战西方压迫、挑战门罗主义框架的政治理想（注：门罗主义指美国将美洲划为自己势力范围的外交意识形态）。

大国情结：巴西左翼是拉美左翼的一个特例

当巴西左翼谈论门罗主义、谈论西方时，他们在谈论的是一种西方和巴西的一对一关系，而这个关系里也许并没有拉丁美洲的位置。

不过，卢拉、劳工党以及与其联系紧密的巴西左翼也许是拉美左翼的一个特例。如果说西语美洲的左翼群体更有一种区域思维，习惯把自己放在“拉丁美洲”的语境下进行讨论，说葡语的巴西左翼则更爱谈论作为民族国家的“巴西”，而非作为文化区域的“拉丁美洲”。卢拉曾经表态称自己的区域政策优先考虑的是“南美”，而不是拉美，他也很显然以整个南美在国际舞台上的代表和发言人自居。因此，当巴西左翼谈论门罗主义、谈论西方时，他们在谈论的是一种西方和巴西的一对一关系，而这个关系里也许并没有拉丁美洲的位置。

卢拉对乌克兰战争问题的表态可以说是他近期最有争议的发言之一。他不仅直指泽连斯基不积极谈判，“和普京一样需要对战争负责”，也认为美国和北约同样需要对战争承担责任：欧美不应该鼓励乌克兰加入北约，并借此对战争煽风点火。事实上，卢拉的表态能代表很大一部分巴西左翼的声音：他们强调俄罗斯并非战争的始作俑者，反而是欧美在其中的利益纠葛让战争成为可能。他们也拒绝抵制俄罗斯在战争当中的罪行，甚至对俄罗斯是在进行“自卫行动”这一说法表示支持，即使它作为克里姆林宫的遮羞布早就被广为驳斥。

这样的叙事我们并不陌生：它与乌克兰战争肇始时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提出的“大国政治”论点不谋而合。笔者要强调巴西的“大国情结”，因为这也许正是一个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且充满了多样性的国家不得不面临的独特课题。

巴西的右翼和左翼也许能够达成这样的共识，即巴西的问题是一个“大国”的问题⋯⋯巴西左翼秉持着这样一种危险的观念，即欧美的敌人都可以是巴西的盟友。

巴西的右翼和左翼也许能够达成这样的共识，即巴西的问题是一个“大国”的问题，巴西的成就或危机将在整个区域、乃至全球政坛举足轻重。这是一种在拉丁美洲几乎绝无仅有的意识形态。巴西的帝国历史或多或少形塑了这样的观念，而不同的殖民历史、语言上的相对隔绝也加深了巴西和西语美洲的心理隔阂。我们必须看到，巴西在历史上所面对的社会、政治问题和西语美洲有着微妙但不可忽视的区别。因此，巴西左翼会倾向于以民族国家的思维看待国际政治，并倾向于认为自己在这场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全球大国博弈中应该拥有更多话语权。

对许多巴西左翼来说，冷战可能还没有结束。一方面，巴西迟迟未能清算军政府独裁政权，将白色恐怖的始作俑者绳之于法，另一方面，他们也许并不愿接受冷战以西方的胜利和苏联的覆灭告终。在乌克兰战争所代表的这场大国博弈中（如果它真的能被算作一场大国博弈的话），巴西左翼看到的仍是冷战的某种延续。要让他们在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做选择，几乎等同于让他们在美苏之间、资本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阵营之间做选择——即使把俄罗斯视为苏联的继承人十分荒诞可笑，即使乌克兰战争的背景和冷战的年代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巴西左翼秉持着这样一种危险的观念，即欧美的敌人都可以是巴西的盟友。如此，他们希望能够猎捕到更加强有力的合作伙伴，完成推翻欧美霸权的历史期待。但事实上，更有可能发生，或者已经发生的，是他们潜在地为俄罗斯的战争罪行和法西斯主义张目。在冷战背景下，非黑即白的的格局让左翼们的选择十分有限；但时代早已经变了。这显然是这部分巴西左翼一个难以自洽的点。

卢拉主义的妥协，中国作为镜子

随着卢拉三次总统竞选失败，劳工党也开始调整方针：他们需要一场选举上的胜利，才能保证哪怕最基本的左翼议程得以实施。

今天的巴西左翼是从1964年军政府的时代成长起来的，催生劳工党、使其逐渐壮大的也正是来自军政府的压迫。和拉美其它的军政府类似，巴西军政府也是冷战框架下的西方代理人。它在十几年的统治期间通过大量IMF贷款和财政援助实现了所谓的经济高速发展，但埋下的是债务危机的种子，使得巴西经济在民主化后一段时间内依然不得不作为西方的附庸存在。军政府时期对左翼人士的系统性迫害、对工人权益的无视、日渐严重的饥饿和不平等问题更是使得意识形态的矛盾格外突出。

在这一点上，巴西并不是拉美的例外，巴西左翼和所有经历过独裁、专政统治下的拉美左翼经历了同样的历史。而这正是冷战给拉丁美洲投下的阴影。

1989年，当巴西终于完成民主化的时候，左翼并没有很好的前车之鉴。左翼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投身新的民主巴西？是应该坚持参与式民主的原则，坚持与资本、官僚和集权政治的斗争，还是成为制度的一份子？当时，留给左翼的选择并不算很多。

完成民主过渡的拉美国家几乎无一例外都由亲新自由主义的政府领导，而且在急速的民主化追求中，左翼能提出和实现的政治议程更是少之又少。左翼如果想要在国内保持影响力、想要生存，必须能和选举民主兼容。于是，劳工党的诞生便是它做出的第一个重要的妥协，也就是对于选举民主制度的妥协。曾经作为劳工党前身的巴西工人运动不能再以自发组织的、地下运动的形式存在，而是成为了在各州要设立办公室、在国家机关登记注册的政党。

劳工党最开始以更高的民众参与度以及清廉、不官僚的形象获得了跨越阶层的支持，以至于许多中产阶级和富人阶级都愿意为卢拉前几次的总统竞选拉票。但是随着卢拉三次总统竞选失败，劳工党也开始调整方针：他们需要一场选举上的胜利，才能保证哪怕最基本的左翼议程得以实施。此时的劳工党做出了另一次妥协：对选票的妥协。也正是在这时，前文所说的卢拉主义诞生了。

而在国际舞台上，有谁又和巴西有同样的野心，以及相似的背景呢？同样经历了冷战的撕裂、同样在高速发展、并且同样对欧美保有谨慎距离的中国，此时成为了巴西的一面镜子。

进入了新世纪之后的巴西在自我解放之外有了新的愿望：正如笔者此前提到的一样，卢拉的野心是让巴西成为真正的大国，而不仅仅是区域内的话事人。而在国际舞台上，有谁又和巴西有同样的野心，以及相似的背景呢？同样经历了冷战的撕裂、同样在高速发展、并且同样对欧美保有谨慎距离的中国，此时成为了巴西的一面镜子。

应该说，卢拉在中国身上看到了巴西的某种许诺。纵观卢拉对内、对外秉持的政治价值，再没有第二个国家能够如此严丝合缝地与之呼应。就连卢拉近期参选时强调任内脱贫成就的说辞，似乎都和2021年中国宣传脱贫攻坚战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口径异曲同工。金砖国家的合作为巴西提供了与中国建立深度连结的绝佳契机，而卢拉也没有放过这个机会。

但是，在对中国亦步亦趋的同时，卢拉也经历着中国转型时期同样的问题。适应市场经济框架的左翼政府必须不断加大政府干预的力度才能制衡资本，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总会有人吃亏。然而，作为民主国家，巴西的体制决定了卢拉的改革必须服从选举政治的规则。卢拉希望看齐中国的成功，但此时的卢拉已经无法再妥协：完成改革所需要的时间成本太高，而卢拉不能承担向威权主义进一步倾斜的风险。作为一个年轻的民主国家，巴西体制的漏洞又给了卢拉的政敌临门一脚助攻，把卢拉逐出赛道。在“洗车行动”中，巴西司法系统判卢拉入狱服刑。最终，几年后独立媒体调查曝出其与卢拉对手的私下交易，又将案件推翻重审，其专业性和公正性落世人笑柄。

卢拉和劳工党一再妥协，但妥协的尽头也许并非更大的政治余地，而是进退维谷的困境。在今年赢得大选后，卢拉依然在向选民们高喊“巴西人选择了民主”、“不存在两个巴西”。他依然将自己视为能弥合阶层、国家和意识形态裂缝的掮客和谈判家。

旧世界衰落，卢拉主义还能对话吗？

卢拉代表着一种后冷战、后殖民时代第三世界左翼对于全球化政治的理想，而就在不到一个世纪后的今天，这个秩序本身已经开始分崩离析。

但是今天，卢拉本人似乎已经站在了裂痕一侧。在今年的竞选舞台上，卢拉不得不接受或默许一部分竞选手段来为自己争取优势。在第二轮大选开票前，他向福音派做出个人表态称自己不支持堕胎；卢拉的支持者也被曝通过散布假信息（disinformation）与博索纳罗团队打选战。博索纳罗上台时，还在狱中的卢拉就开始猛烈抨击他的政策和乖张言行，而到了今年，除了一些象征性的努力，卢拉并未真正接近、拉拢博索纳罗的票仓，也未能在争取中产阶级选票上取得过多进展。就像许多分析指出的一样，卢拉似乎成了一个守旧派。

八年前，卢拉在一片骚乱中退场了，而如今他重新回到的这个巴西已经不再是八年以前的巴西，这个世界也不再是八年之前的世界。如果卢拉的故事结束在2010年那个民调数字87%的政治明星的一呼百应，甚至结束在2019年罪名洗脱、一身清白的皆大欢喜，也许没人需要担忧卢拉主义的式微，因为它将被留在历史书里，作为世纪初某种辉煌的见证。但如今，77岁的卢拉又站上了政治舞台，他还能去弥合、去团结吗？他还应该和谁对话？

卢拉代表着一种后冷战、后殖民时代第三世界左翼对于全球化政治的理想：他们希望通过跻身联合国、布莱顿森林体系、WTO等各种国际协作机制，并借用这些系统的方式——甚至就在这些系统当中——颠覆原有的权力结构，赢得话语权。这些组织的建立，本是为了构建二战后新的世界秩序，而就在不到一个世纪后的今天，这个秩序本身已经开始分崩离析。相应的，卢拉有关和平和谈判政治的说辞在国家暴力本身也愈加暴力、充满威胁和不确定性的世界格局中不免变得苍白了许多。

巴西新一代左翼登场，也为巴西新的政治格局打开了一个小口。他们的目标是改革民主体制本身。新左翼还很难化零为整，形成有影响力的政治浪潮。

劳工党的形象也不再相同。它从一种新的期许变成了一种怀旧——人们怀念它的成就，即使这些成就不完全和劳工党的政策实践相关；人们怀念它的承诺，即使这些承诺也并没能在两任总统横跨14年的任期中完全兑现。人们已经不再指望能在劳工党身上看到激进变革的可能。2013年的抗议潮让巴西新一代左翼登场，也为巴西新的政治格局打开了一个小口。他们的目标是改革民主体制本身。即使现在看来，抗议中涌现出的情绪和变革似乎被极右收编了一大部分；新左翼还很难化零为整，形成有影响力的政治浪潮

如果，仅仅是如果——卢拉主义的确要在可见的将来退出历史舞台，我们可以期待新的力量能浮现出来代替它的位置。只是，巴西还需要等待多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