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巴西總統盧拉的第三個任期，會是盧拉主義的最後一幕嗎？

（楊小宇，自由撰稿人，關注泛拉美地區政治文化和社會運動）

曾在2003-2010年間連任巴西總統的盧拉，2018年因貪污指控纏身而無法參與大選，2019年初經巴西高等法院反轉指控，而在今年有了第三次參選的機會。外界對此早有關注。今年5月，美國《時代週刊》就推出了標題為《盧拉的第二幕（Lula’s Second Act）》的封面報導，在訪談中，盧拉侃侃而談他在國內市場和國際金融、外交上的成就，以及在新任期內重塑巴西的野心。這位一手塑造了世紀初巴西的崛起，又在十年後鋃鐺入獄的前總統，看似仍有他在上一個任期內令人印象深刻的生命力。

但今年盧拉已經77歲，他身後的勞工黨也不再如世紀初一般是民心所向。這不免讓人疑惑：如果盧拉真能再度上台，他和他的政治還能擁有同樣的生命力嗎？

問題很快成真，10月最後一天完結的巴西總統大選，盧拉再次以微弱優勢回歸，明年1月將開始第三個任期。

被稱之為「盧拉主義」的意識形態，早就受到了全面的質疑和挑戰，並最終以一場席捲巴西政局上下三屆、堪稱巴西史上最大的貪污醜聞的「洗車行動」收場。

被稱之為「盧拉主義」的意識形態，早在盧拉的第二個任期、到他的繼任者迪爾瑪·羅塞夫接任總統期間，就受到了全面的質疑和挑戰，並最終以一場席捲巴西政局上下三屆、堪稱巴西史上最大的貪污醜聞的「洗車行動（Operation Carwash）」收場。巴西國內的保守派對盧拉虎視眈眈，因為盧拉對私有資本、尤其是農商大亨的謹慎和強勢，動了既得利益階層的蛋糕，上一屆總統博索納羅就是在反腐敗的競選策略下風雲上台。

但另一方面，盧拉主義也被新生代左派批判為不夠激進、「妥協主義」。在當上總統前，盧拉批判過卡多佐（注：巴西前總統、社會學家）的新自由主義改革，但他在上任後很快就調轉口風，不再抗拒和資本合作。盧拉也的確一手操辦了巴西轟轟烈烈的脫貧計劃，但他用來填補財政赤字的能源開採計劃最終也譭譽參半。

外界刻畫盧拉的形象時，不乏「左翼領導人」的描述，但盧拉主義究竟是左是右，似乎和觀察者的角度分不開；而在今天，逐漸走向極化的巴西重新迎來盧拉，使我們不得不認真思考這樣一個問題：盧拉主義到底是強心針，還是將會走到窮途末路？

人們把盧拉第一、二個任期視為一幕。那麼盧拉的第二幕，會是盧拉主義的最後一幕嗎？

盧拉回歸，巴西人對「回應」的回應

在「洗車行動」之後，盧拉和勞工黨的形象一落千丈，勞工黨在巴西人心中逐漸也淪為了「體制政治」的烏合之衆。

2009年，就在盧拉的支持率達到鼎盛之際，前盧拉政府新聞發言人、政治學學者安德雷·辛格（Andre Singer）提出了「盧拉主義（lulismo）」這個概念。在辛格的描述中，盧拉主義指的是盧拉政府這種混合了左翼和右翼特徵的意識形態；盧拉主義的政治實踐追求社會穩定、追求國家對財富分配的控制權，它考慮的是滿足辛格稱之為「亞無產階級（sub-proletariat）的需求」，即，巴西收入最低、最不穩定的勞動力群體的需求。這讓盧拉流失了一部分本來支持其政策的中產階級票倉，但卻因為貧民票倉的大量涌入，使盧拉獲得了史無前例的支持和聲譽。

考慮到盧拉的工會出身，以及巴西勞工黨（PT）激進和進步主義的起點，盧拉的政治理念在執政後不到十年就經歷瞭如此巨大的轉向是耐人尋味的。但至少到2010年盧拉卸任之時，盧拉主義帶來的仍是一種充滿希望的前景：它的成功，意味着在第三世界民選上台的左翼政府，即使一定程度上需要和資本以及體制政治妥協，也可以在國民經濟發展和國際地位上贏得巨大的飛躍。這樣的經驗對於全球南方自然是鼓舞人心的。

但與此同時，許多批評人士認為盧拉在經濟和外交上的成功有極大的時運因素，這樣的聲音在過去二十年間不絕於耳，而且沒人能否認它的合理性：資本全球化和大宗市場興盛是新世紀第一個十年的重要機遇，而盧拉正是那個抓住了機遇的人。研究盧拉政府的學者頻頻指出盧拉政府所謂「新發展主義」的弊端，即它向國際金融市場和投資者傳達了曖昧不明的信號：一方面，政府作為一個主體希望參與國際貿易，歡迎資本流入巴西；另一方面，流入巴西的私有資本又會遭到嚴格的限制，因為政府要保證掌握重要產業的投資優勢。同時，也有學者指出勞工黨執政後選擇加強國家在政治決策上的權重，這樣的舉措和勞工黨創立的基礎——普通民衆的決策參與——是相悖的。在「洗車行動」之後，盧拉和勞工黨的形象一落千丈，勞工黨在巴西人心中逐漸也淪為了「體制政治」的烏合之衆。

但在這之後，博索納羅的四年任期並沒有讓巴西走向人們期待的方向，反而又讓巴西社會承受了巨大的撕裂和傷痛。

但在這之後，博索納羅的四年任期並沒有讓巴西走向人們期待的方向，反而又讓巴西社會承受了巨大的撕裂和傷痛。人們看到軍政府獨裁的陰影再次籠罩巴西，極右翼乃至新納粹意識形態隨着博索納羅影響力的擴張在巴西攻城略地。暴力、仇恨和不平等的狀況再度失控。在盧拉執政期間已經得到顯著改善的飢餓問題又回到了巴西：今天在巴西面臨糧食不安全的人口數量比2018年翻了一番，倒退回了盧拉上台前的水平。

博索納羅對於疫情的放任讓數十萬人巴西人付出生命代價，而亞馬遜的大肆伐林開荒讓原住民流離失所，更威脅着世界的環境平衡。在過去四年任期內，博索納羅的政治似乎僅僅是回應巴西民衆對勞工黨的的失望情緒，為其煽風點火。因此此次盧拉的上台除了是巴西人緬懷勞工黨美好過去的一張懷舊票，也更像是人們對過去四年的一種創傷應激。在這個意義上，盧拉的回歸也許是巴西人對「回應」的回應。

外交上的「盧拉主義」也將會是其國內實踐的延續。過去的盧拉在外交上大放異彩，他本人曾在種種場合強調的，「談判」、「溝通」、「妥協」是他所秉持的最核心的外交價值。在向《時代週刊》談到烏克蘭戰爭時，盧拉認為開戰的局面本可以通過談判避免：「他們本來可以在談判桌上坐上10天，15天，20天，甚至一個月，去尋找解決方案。我認為對話只有在被嚴肅對待的時候才會發揮作用。」

曾經，盧拉的巴西正是靠着這樣的對話在G20、聯合國等由西方國家主導的國際組織和合作結構中顯露頭角，爭得話語權，也通過這樣的對話發展了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主導建立起了類似「金磚國家」和「新發展銀行」這樣的南方國家合作機制。盧拉相信巴西是重要的：從他不斷強調亞馬孫雨林對全球環境的影響，到他對原材料和能源出口的重視，都能體現出他有一種民族野望和大國願景。

如果把盧拉主義放在更大的歷史語境下，它也延續了拉美左翼在後殖民結構下的民族主義特徵。無論是發展主義議程，還是在國際外交中的主動出擊，盧拉主義都代表了拉美一部分左翼希望建立國家獨立自主的政治道路，以挑戰西方壓迫、挑戰門羅主義框架的政治理想（注：門羅主義指美國將美洲劃為自己勢力範圍的外交意識形態）。

大國情結：巴西左翼是拉美左翼的一個特例

當巴西左翼談論門羅主義、談論西方時，他們在談論的是一種西方和巴西的一對一關係，而這個關係裏也許並沒有拉丁美洲的位置。

不過，盧拉、勞工黨以及與其聯繫緊密的巴西左翼也許是拉美左翼的一個特例。如果說西語美洲的左翼群體更有一種區域思維，習慣把自己放在「拉丁美洲」的語境下進行討論，說葡語的巴西左翼則更愛談論作為民族國家的「巴西」，而非作為文化區域的「拉丁美洲」。盧拉曾經表態稱自己的區域政策優先考慮的是「南美」，而不是拉美，他也很顯然以整個南美在國際舞台上的代表和發言人自居。因此，當巴西左翼談論門羅主義、談論西方時，他們在談論的是一種西方和巴西的一對一關係，而這個關係裏也許並沒有拉丁美洲的位置。

盧拉對烏克蘭戰爭問題的表態可以說是他近期最有爭議的發言之一。他不僅直指澤連斯基不積極談判，「和普京一樣需要對戰爭負責」，也認為美國和北約同樣需要對戰爭承擔責任：歐美不應該鼓勵烏克蘭加入北約，並藉此對戰爭煽風點火。事實上，盧拉的表態能代表很大一部分巴西左翼的聲音：他們強調俄羅斯並非戰爭的始作俑者，反而是歐美在其中的利益糾葛讓戰爭成為可能。他們也拒絕抵制俄羅斯在戰爭當中的罪行，甚至對俄羅斯是在進行「自衛行動」這一說法表示支持，即使它作為克里姆林宮的遮羞布早就被廣為駁斥。

這樣的敘事我們並不陌生：它與烏克蘭戰爭肇始時美國國際關係學者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提出的「大國政治」論點不謀而合。筆者要強調巴西的「大國情結」，因為這也許正是一個幅員遼闊、資源豐富、人口衆多且充滿了多樣性的國家不得不面臨的獨特課題。

巴西的右翼和左翼也許能夠達成這樣的共識，即巴西的問題是一個「大國」的問題⋯⋯巴西左翼秉持着這樣一種危險的觀念，即歐美的敵人都可以是巴西的盟友。

巴西的右翼和左翼也許能夠達成這樣的共識，即巴西的問題是一個「大國」的問題，巴西的成就或危機將在整個區域、乃至全球政壇舉足輕重。這是一種在拉丁美洲幾乎絕無僅有的意識形態。巴西的帝國歷史或多或少形塑了這樣的觀念，而不同的殖民歷史、語言上的相對隔絕也加深了巴西和西語美洲的心理隔閡。我們必須看到，巴西在歷史上所面對的社會、政治問題和西語美洲有着微妙但不可忽視的區別。因此，巴西左翼會傾向於以民族國家的思維看待國際政治，並傾向於認為自己在這場持續了一個多世紀的全球大國博弈中應該擁有更多話語權。

對許多巴西左翼來說，冷戰可能還沒有結束。一方面，巴西遲遲未能清算軍政府獨裁政權，將白色恐怖的始作俑者繩之於法，另一方面，他們也許並不願接受冷戰以西方的勝利和蘇聯的覆滅告終。在烏克蘭戰爭所代表的這場大國博弈中（如果它真的能被算作一場大國博弈的話），巴西左翼看到的仍是冷戰的某種延續。要讓他們在烏克蘭和俄羅斯之間做選擇，幾乎等同於讓他們在美蘇之間、資本主義陣營和共產主義陣營之間做選擇——即使把俄羅斯視為蘇聯的繼承人十分荒誕可笑，即使烏克蘭戰爭的背景和冷戰的年代早已不可同日而語。

巴西左翼秉持着這樣一種危險的觀念，即歐美的敵人都可以是巴西的盟友。如此，他們希望能夠獵捕到更加強有力的合作伙伴，完成推翻歐美霸權的歷史期待。但事實上，更有可能發生，或者已經發生的，是他們潛在地為俄羅斯的戰爭罪行和法西斯主義張目。在冷戰背景下，非黑即白的的格局讓左翼們的選擇十分有限；但時代早已經變了。這顯然是這部分巴西左翼一個難以自洽的點。

盧拉主義的妥協，中國作為鏡子

隨着盧拉三次總統競選失敗，勞工黨也開始調整方針：他們需要一場選舉上的勝利，才能保證哪怕最基本的左翼議程得以實施。

今天的巴西左翼是從1964年軍政府的時代成長起來的，催生勞工黨、使其逐漸壯大的也正是來自軍政府的壓迫。和拉美其它的軍政府類似，巴西軍政府也是冷戰框架下的西方代理人。它在十幾年的統治期間通過大量IMF貸款和財政援助實現了所謂的經濟高速發展，但埋下的是債務危機的種子，使得巴西經濟在民主化後一段時間內依然不得不作為西方的附庸存在。軍政府時期對左翼人士的系統性迫害、對工人權益的無視、日漸嚴重的飢餓和不平等問題更是使得意識形態的矛盾格外突出。

在這一點上，巴西並不是拉美的例外，巴西左翼和所有經歷過獨裁、專政統治下的拉美左翼經歷了同樣的歷史。而這正是冷戰給拉丁美洲投下的陰影。

1989年，當巴西終於完成民主化的時候，左翼並沒有很好的前車之鑑。左翼應該以什麼樣的姿態投身新的民主巴西？是應該堅持參與式民主的原則，堅持與資本、官僚和集權政治的鬥爭，還是成為制度的一份子？當時，留給左翼的選擇並不算很多。

完成民主過渡的拉美國家幾乎無一例外都由親新自由主義的政府領導，而且在急速的民主化追求中，左翼能提出和實現的政治議程更是少之又少。左翼如果想要在國內保持影響力、想要生存，必須能和選舉民主兼容。於是，勞工黨的誕生便是它做出的第一個重要的妥協，也就是對於選舉民主制度的妥協。曾經作為勞工黨前身的巴西工人運動不能再以自發組織的、地下運動的形式存在，而是成為了在各州要設立辦公室、在國家機關登記註冊的政黨。

勞工黨最開始以更高的民衆參與度以及清廉、不官僚的形象獲得了跨越階層的支持，以至於許多中產階級和富人階級都願意為盧拉前幾次的總統競選拉票。但是隨着盧拉三次總統競選失敗，勞工黨也開始調整方針：他們需要一場選舉上的勝利，才能保證哪怕最基本的左翼議程得以實施。此時的勞工黨做出了另一次妥協：對選票的妥協。也正是在這時，前文所說的盧拉主義誕生了。

而在國際舞台上，有誰又和巴西有同樣的野心，以及相似的背景呢？同樣經歷了冷戰的撕裂、同樣在高速發展、並且同樣對歐美保有謹慎距離的中國，此時成為了巴西的一面鏡子。

進入了新世紀之後的巴西在自我解放之外有了新的願望：正如筆者此前提到的一樣，盧拉的野心是讓巴西成為真正的大國，而不僅僅是區域內的話事人。而在國際舞台上，有誰又和巴西有同樣的野心，以及相似的背景呢？同樣經歷了冷戰的撕裂、同樣在高速發展、並且同樣對歐美保有謹慎距離的中國，此時成為了巴西的一面鏡子。

應該說，盧拉在中國身上看到了巴西的某種許諾。縱觀盧拉對內、對外秉持的政治價值，再沒有第二個國家能夠如此嚴絲合縫地與之呼應。就連盧拉近期參選時強調任內脫貧成就的說辭，似乎都和2021年中國宣傳脫貧攻堅戰勝利、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口徑異曲同工。金磚國家的合作為巴西提供了與中國建立深度連結的絕佳契機，而盧拉也沒有放過這個機會。

但是，在對中國亦步亦趨的同時，盧拉也經歷着中國轉型時期同樣的問題。適應市場經濟框架的左翼政府必須不斷加大政府幹預的力度才能制衡資本，而在這個過程當中，總會有人吃虧。然而，作為民主國家，巴西的體制決定了盧拉的改革必須服從選舉政治的規則。盧拉希望看齊中國的成功，但此時的盧拉已經無法再妥協：完成改革所需要的時間成本太高，而盧拉不能承擔向威權主義進一步傾斜的風險。作為一個年輕的民主國家，巴西體制的漏洞又給了盧拉的政敵臨門一腳助攻，把盧拉逐出賽道。在「洗車行動」中，巴西司法系統判盧拉入獄服刑。最終，幾年後獨立媒體調查曝出其與盧拉對手的私下交易，又將案件推翻重審，其專業性和公正性落世人笑柄。

盧拉和勞工黨一再妥協，但妥協的盡頭也許並非更大的政治餘地，而是進退維谷的困境。在今年贏得大選後，盧拉依然在向選民們高喊「巴西人選擇了民主」、「不存在兩個巴西」。他依然將自己視為能彌合階層、國家和意識形態裂縫的掮客和談判家。

舊世界衰落，盧拉主義還能對話嗎？

盧拉代表着一種後冷戰、後殖民時代第三世界左翼對於全球化政治的理想，而就在不到一個世紀後的今天，這個秩序本身已經開始分崩離析。

但是今天，盧拉本人似乎已經站在了裂痕一側。在今年的競選舞台上，盧拉不得不接受或默許一部分競選手段來為自己爭取優勢。在第二輪大選開票前，他向福音派做出個人表態稱自己不支持墮胎；盧拉的支持者也被曝通過散布假信息（disinformation）與博索納羅團隊打選戰。博索納羅上台時，還在獄中的盧拉就開始猛烈抨擊他的政策和乖張言行，而到了今年，除了一些象徵性的努力，盧拉並未真正接近、拉攏博索納羅的票倉，也未能在爭取中產階級選票上取得過多進展。就像許多分析指出的一樣，盧拉似乎成了一個守舊派。

八年前，盧拉在一片騷亂中退場了，而如今他重新回到的這個巴西已經不再是八年以前的巴西，這個世界也不再是八年之前的世界。如果盧拉的故事結束在2010年那個民調數字87%的政治明星的一呼百應，甚至結束在2019年罪名洗脫、一身清白的皆大歡喜，也許沒人需要擔憂盧拉主義的式微，因為它將被留在歷史書裏，作為世紀初某種輝煌的見證。但如今，77歲的盧拉又站上了政治舞台，他還能去彌合、去團結嗎？他還應該和誰對話？

盧拉代表着一種後冷戰、後殖民時代第三世界左翼對於全球化政治的理想：他們希望通過躋身聯合國、布萊頓森林體系、WTO等各種國際協作機制，並借用這些系統的方式——甚至就在這些系統當中——顛覆原有的權力結構，贏得話語權。這些組織的建立，本是為了構建二戰後新的世界秩序，而就在不到一個世紀後的今天，這個秩序本身已經開始分崩離析。相應的，盧拉有關和平和談判政治的說辭在國家暴力本身也愈加暴力、充滿威脅和不確定性的世界格局中不免變得蒼白了許多。

巴西新一代左翼登場，也為巴西新的政治格局打開了一個小口。他們的目標是改革民主體制本身。新左翼還很難化零為整，形成有影響力的政治浪潮。

勞工黨的形象也不再相同。它從一種新的期許變成了一種懷舊——人們懷念它的成就，即使這些成就不完全和勞工黨的政策實踐相關；人們懷念它的承諾，即使這些承諾也並沒能在兩任總統橫跨14年的任期中完全兌現。人們已經不再指望能在勞工黨身上看到激進變革的可能。2013年的抗議潮讓巴西新一代左翼登場，也為巴西新的政治格局打開了一個小口。他們的目標是改革民主體制本身。即使現在看來，抗議中涌現出的情緒和變革似乎被極右收編了一大部分；新左翼還很難化零為整，形成有影響力的政治浪潮

如果，僅僅是如果——盧拉主義的確要在可見的將來退出歷史舞台，我們可以期待新的力量能浮現出來代替它的位置。只是，巴西還需要等待多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