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弦子： 《金发梦露》——影像虚假，痛苦真实

【编者按】：Netflix剧情电影《金发梦露》上映后招致两极评价，但我们发现在外文语境和在中文语境中，批评是存在差异的。在中文语境中，不少批评认为电影矮化了梦露，展演她的痛苦时并没有对等地赞扬她的反抗和勇敢，而后者被认为是电影应该承担的责任之一。更何况导演自己也说，这部电影中有虚构的情节，因此更让部分批评直指构造这些虚构情节来贬低梦露的可疑之处。

这关涉到几个影像构建的问题：

在对梦露的公共形象的建构中，观众所想像的梦露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观众所批判的，是基于怎样的对梦露形象的期待？梦露实际的遭遇是怎样的？人们对电影的批判，又折射出对女权的何种渴望与想像？而梦露是那个盛放这些期待的合理“容器”吗？

对电影引起的舆论进行分析，也将是具有争议性的，但我们认为它很重要，因为最近许多人关注同一个问题——女权主义到底“教会”我们什么？

在《金发梦露》的最后，梦露翻遍了房间，终于找到一张钞票，她将钞票高高的举起，像孩子一样跑过花园，却发现年轻的邮差已经离开。梦露手里那张绿色美钞就像在天空漂浮一样，被特写镜头久久跟随，这是导演多米尼克再明显不过的暗示：由美钞所代表的“美国梦”，许诺一个穷苦女孩可以在梦想的缔造之地——好莱坞——收获无尽成功与爱。于是诺玛·简来到了好莱坞，成为玛丽莲·梦露，可事实上一切都是虚幻，只剩下她与即将到来的死亡，怅然若失。

饱受争议的《金发梦露》里，多米尼克采用了大量以视听画面参与解构的叙事手段，这也为电影设置了较高的观影门槛，当多米尼克试图通过影像对诸多概念加以解构时，观众已陷入对影片大量展示的暴露镜头与创伤画面的震怒，以至于关于本片的误读所引发的争议，与本片的主体同样成为一个值得解读的样本。

关于本片的误读所引发的争议，与本片的主体同样成为一个值得解读的样本。

梦露，是一个美国为全世界所输送的最重要的文化符号。作为她的传记电影，《金发梦露》对梦露的影像作品的再次演绎，成为了组织电影叙事的重要线索，也是散落在全片的谜语，等待被观众检索。谜语是晦涩的，于是观众们争论，对梦露那被风吹起的裙摆的反复特写，到底是对男性凝视的讽刺，还是对梦露的二次剥削？

多米尼克在接受《视与听》采访时这样解释重现梦露影像的意义:“她被困在我们对她的记忆中，想要挣脱出来。这是一部关于无意识的电影，我们和她知道的一样多，因为她的生活本质上是未经检验的。”以这句解释作为谜底，我们会发现自己错过的线索：对男性凝视的呈现固然触目惊心，却并非叙事的最终目的。

梦露爱世界的方式，电影中如何被表达

观众争议所有这些故事是否与真实相契合，可传记电影并不天然承担完全写实的义务，梦露在生前隐藏着诺玛·简（台译诺玛珍）的秘密，以至于任何追随者都无法断言自己掌握着真相。

《金发梦露》试图呈现一个被侮辱摧毁的诺玛·简。她有着梦魇般的童年与被不断剥削的人生：父亲抛弃、因为母亲的精神失常在孤儿院长大，在成为梦露的道路上被好莱坞不同的男人性侵、为了事业堕胎却只能得到金发傻妞的角色，她能得到无数影迷的喜爱但得不到爱情，她成为美国最美丽的女人，然后被美国总统强暴。

即便如此，诺玛·简依然试图在寻找真实的自己：她观察镜子里自己的身体、对经纪人强调梦露只是一项职业、她阅读并思考、与人建立联系，她相信还可以有当下之外的另一种人生，在那个人生里她从来没有受到伤害，不是一个被抛弃的女儿，可以拥有真正的爱。

电影中的诺玛·简痴迷于阅读契科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位作家的小说充斥着因为追求自我而不得不面对幻灭的角色：《三姐妹》想要离开自己的家乡，追求真正的幸福，而真正的幸福是不存在的，她们只是在追求的过程里承受着自己的生活——这样的人生或许是失败，但绝不是不勇敢。

电影虚构了一段三角恋，发生在梦露、小卓别林和爱德华罗宾逊之子之间。小查理·卓别林的形象与梦露对照，呈现了幻灭的另一种方式：小查理·卓别林是一个因为父亲而失去真正名字的人，他不接受自己卓别林儿子的身份，但这就是他所拥有的全部。在这段三角关系里，每个人都在对方身上印证了对方的残缺——被父亲抛弃与被父亲所困的人。

当他与诺玛·简呆在深夜的敞篷车里时，我想到《无因的反叛》里的詹姆斯·迪恩，与父辈决裂而为自我的存在而苦恼的一代人，这段关系提示着玛丽莲·梦露在肤浅的性感与沉溺的痛苦之外珍贵的现代性：对自我身份的追寻，也预示着最终幻灭的命运。但与小查理·卓别林的自毁不同，诺玛·简曾努力想要逃离这样的命运。

但当发现自己的第二任丈夫、剧作家阿瑟·米勒也试图用文字固定她作为玛丽莲梦露的形象时，诺玛·简的人生再次因为人们对梦露的追寻而被伤害。更大的伤害还在后面。当她精神崩溃无法以梦露的身分出现于众人面前时，诺玛·简不得不对着镜子祈祷梦露来临——没有人爱真正的诺玛·简，她也只能作为玛丽莲·梦露被爱，她在下一个镜头里被猥琐到变形的人们包围，而她说自己爱着所有人。

观众争议所有这些故事是否与真实相契合，可传记电影并不天然承担完全写实的义务，梦露在生前隐藏着诺玛·简的秘密，以至于任何追随者都无法断言自己掌握着真相，在黄金年代影人的口耳相传里，梦露由无数个罗曼史构成，她有时愚蠢、有时勇敢、在多数时候给身边的人制造着灾难，在那些由他人拼凑的故事里，她不曾对谁真正重要过，归根结底，她是一个太早离开所有人的年轻女孩。即使在今天，人们也是在通过自己内心的需要看到梦露，或者是因为欲望，或者是因为破碎。

因此，不论是影像还是现实中，诺玛·简的追寻注定面对失败：她从不曾作为诺玛·简被真正看到。所有人看待自己的目光都是借由梦露的银幕形象建立：母亲认不出杂志里的她，第一任丈夫视她为荡妇、第二任丈夫偷偷将她视为可剥削的创作对象。她或许作为梦露得到了虚幻的爱，但梦露的形象最终也会摧毁了她，她不断成为更美艳的梦露，对她的性剥削与伤害就不断升级。这就是诺玛·简追寻的终点，这个世界给她的答案。

这个终点意味着梦露和诺玛·简的生命都要结束了，但这个答案也是诺玛·简拼尽力气才得到的结果，她努力地去做一个真实的人，也努力地想要得到真正的爱，最终她得到了答案，一个毁灭性的答案，就是她所面对的世界存在结构性的问题，结构性的问题让想要追求真实的人生与真实的爱的人毁灭。

虚构影像与真实生活的交织

在属于梦露的镜头里，这个女孩是如此天真且自愿地的展现自己的性感，因为这就是她可以获得的全部的爱。

《金发梦露》的野心还在于将影像与生活进行交织，以解释玛丽莲·梦露的电影、写真，那些虚拟的影像，是如何隔绝了诺玛·简的真实的痛苦，而这样的隔绝是如何使得诺玛·简对自我的追寻成为幻灭，最终导致了“玛丽莲·梦露”的悲剧。

“这光圈是你的，这是个光圈，也象征着关注。你把自己置于圈中，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它”，梦魇般的童年结束后，梦露的导师李·斯特拉斯伯格如此说。

李倡导的方法派演技对好莱坞影响深远，光圈却成为梦露的另一个梦魇——她试图通过自己的生命体验来呈现角色，好莱坞则对她的经历与创伤不屑一顾，光圈如影随形，榨取代表性感符号的梦露，快门劈啪作响，阴影无处藏身，诺玛·简因此被强光吞噬。

在本片对她的代表作品的重现中，《彗星美人》里梦露是野心勃勃的新人演员，诺玛·简不得不以身体来获得这个角色；诺玛·简认为自己就是《无需敲门》里有精神问题的年轻女孩，《飞瀑怒湖》则称梦露的身体与尼亚加拉瀑布一样是世界奇观；当诺玛·简陷入堕胎的痛苦时，《绅士都爱金发美人》中的梦露正吟唱对钻石的喜爱；而喜剧大师比利怀尔德，则让《七年之痒》的梦露在两千个男人面前展示底裤，导致诺玛·简在酒店被丈夫殴打；二次合作的《热情似火》，梦露对着镜头浅吟低唱，诺玛·简却因为被当做“无脑女人”而在片场激动自残。

诺玛·简、玛丽莲·梦露，在导演多尼米克让人眼花缭乱的画幅比变化、视角转化与转场设计下交替出现，才让观众惊讶地发现，在歌舞升平的幕布背后，居然可能有痛苦真实存在。比利怀尔德是一个出名会说俏皮话的犹太老头，他形容梦露的名言广为人知：“她的胸部好像能克服重力，她的大脑又像瑞士奶酪，里面都是洞。”

当今天的观众为影史秘辛付之一笑时，《金发梦露》则告诉观众，梦露在为此自残。观众从梦露的影像中汲取快乐与满足的前提，恰恰在于要忘记梦露面对这样的角色与被轻视时的痛苦——一切全凭观众自行选择。

纵观电影史，在公共眼光对玛丽莲·梦露的影像构建中，这个大众流行形象，跨越了时间、国界，得到了所有人的喜爱：因为梦露从不高高在上、试图从爱意中获得实际的好处，她无差别地爱着所有被自己吸引的目光，作为一个被抛弃的女儿而真诚地认为这份爱非常重要。在属于梦露的镜头里，这个女孩是如此天真且自愿地的展现自己的性感，因为这就是她可以获得的全部的爱。

通过玛丽莲梦露，观众完全抛弃了自己在凝视色情时的愧疚感，因为梦露对凝视并不在意，反而包容与感激。这是电影史里绝无仅有的，同时具有绝对的美与绝对的宽容的银幕形象，观众利用了诺玛·简的创伤，与虚拟的银幕一起合谋进行了剥削。

当好莱坞黄金时代最重要的电影作品被诠释为梦露的痛苦来源时，显而易见，《金发梦露》有别于《大飞行家》、《大艺术家》等沉迷于好莱坞传奇的迷影电影——它立场鲜明地表达了其反迷影的立场。当摄影机调换视角，让《金发梦露》的观众从《绅士都爱金发美人》的银幕看向彼时的观众席，亲眼目睹了诺玛·简的难堪与崩溃时，电影早已超越了对男性凝视的批判，而对自以为可以袖手旁观的影迷提出了问题：

当你在爱着玛丽莲·梦露时，你是否在对诺玛·简的痛苦视而不见？如果玛丽莲·梦露的银幕形象成为我们得以了解诺玛·简的全部介质，这样的爱是真实存在的吗？

人物的痛苦是否能被大众真正感知？

银幕上的演员是在饰演，而性侵的本质则是强迫，影像的虚拟本质决定了性侵的痛苦永远不能被真正呈现。

在《金发梦露》里，诺玛·简在试镜时说“爱不都是基于幻想吗?”，多尼米克试图将这疑问抛给观众，没想到得到的却是斩钉截铁的反馈：观众确认自己爱着梦露，并认定自己掌握着真相，他们批评《金发梦露》没有展现梦露强大的一面，例如她跟电影公司福克斯的斗争、她成为一代icon的奋斗史。

所有这些批评固然基于一种维护，却显然也暴露出某种逃避：当我们将梦露描述成一个精明强干的女演员时，我们要如何理解她作为一个性侵受害者的身份？要如何解释梦露在三十六岁时自杀离世？何以痛苦成为了一种对人格形象的贬低？在事业追求之外，个体是否还存在与命运的抗争？

批评者认为，《金发梦露》所呈现的两次“性侵”没有证据：梦露与福克斯主管扎努克与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关系都并非如此。但事实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在极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下，“自愿”本身成为了一种可以被所有人挪用的文字游戏。制片厂时代对演员的控制是系统性的，性侵也是。在制片厂可以控制艺人的婚姻、性取向、发育、堕胎的前提下，并不存在“自愿的性关系”。

至于肯尼迪，人们愿意将明星与总统的关系想象成一桩风流韵事，《金发梦露》里肯尼迪注视着火箭发射的阳具隐喻镜头，则代表导演提出了反对意见：如果一个人可以让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进行军备竞赛，他毫无疑问已经站在了男权世界的顶端，当一个人已经拥有了让人无法拒绝的权力，他的邀请即为强迫。

Metoo运动历经多年，如果我们承认性同意的基础是权力关系的公平，那肯尼迪则毫无疑问是一位主动且自知的施害者，人们无从得知 FBI是否暴力对待了梦露，但当真相还在被特权隐瞒，特权也应当接受最大限度的指控。

可性侵受害者的形象是否是对梦露的矮化？这个讨论的前提，是否要以今天的性别视角看待过去，以承认痛苦的形式确认创伤，指认好莱坞漫长的性侵史与毫无约束的一国总统，还是对此无视。以及观众是否放大了影像的意义——影像真的可以完全呈现性侵受害者的痛苦吗？

事实上，银幕上的演员是在饰演，而性侵的本质则是强迫，影像的虚拟本质决定了性侵的痛苦永远不能被真正呈现。而当观众讨论银幕是否放大了梦露的痛苦时，是否意识到梦露是一个在寄养家庭被屡次性侵、十五岁为了离开孤儿院而嫁给邻居，在三十六岁意外自杀离世的女性？银幕只是在试图接近或扮演将悲剧，但真实的伤痛是发生在梦露的生命经历里的——观众无法真正感同身受，这或许才是应该焦虑的问题。

有关痛苦的叙事也可以是反抗、勇敢

在电影外，痛苦的梦露被视为一个失败的银幕形象，喜爱梦露的人们的所有那些对成功、坚强、勇敢的歌颂与倾向，似乎正在再次杀死作为受害者的诺玛·简。

在很多女权主义者看来，将梦露演绎为一个典型的性暴力受害者，正是对梦露形象的矮化与再次剥削。这样的争议使得《金发梦露》的文本与针对它的批评形成了精彩的互文：在电影里，诺玛·简被视为一个来不及说出全部遭遇的受害者，所有塑造玛丽莲·梦露这一人格形象的驱动力则都成为了她死亡的共谋：那些围绕着梦露的光圈，那些痴迷于光圈的观众。

在电影外，痛苦的梦露被视为一个失败的银幕形象，喜爱梦露的人们的所有那些对成功、坚强、勇敢的歌颂与倾向，似乎正在再次杀死作为受害者的诺玛·简。

在“软弱即为失败，失败即为矮化”的评价体系里，受害者本身成为了一种贬义词，于主流价值观判断所不容的消极与失控，则成为了受害者失败的象征，受害者必须要表现的正常才意味着反抗，其行为的判断标准依然由健全又幸运的人赋予——唯有斗争的话语才算反抗，唯有事业的奋进才算勇敢。

然而诺玛·简的人生无法承载这样价值判断单一的幻想：她的精神问题严重影响了事业，最终还是走向了自我毁灭，死亡时她的房间如同一片雪洞，甚至没几件家具。很难说她从“成功”里得到了什么回报，又对物质世界有什么留恋。

这是一个悲剧的人生，但并不意味软弱，追求自我常常导向自我毁灭，这是残酷的世界给想要答案的人的回应。

终其一生，梦露是虚假的影像与叙事的被压迫者，无论观众以什么样的角度欣赏《七年之痒》与《热情似火》，将她的影像、照片理解为色情或是性解放，无论观众从她身上获得是性欲还是幸福，她人生经历里黑暗的部分始终不被呈现。

即便观众将她从艳星提升为美国的象征、杰出演员与艺术家，但加诸她身上的系统性的性侵与大众文化里对女性的物化从未得到真正清算。因为梦露对观众的宽容，那些艳光四射的画面常常是在敦促我们忘记她真正的痛苦。在当时，这些影像带给了梦露痛苦；在今天，依然阻止着观众正视她真实的人生。

在女权主义已拥有广泛讨论基础的今天，《金发梦露》却因为其人物的痛苦与毁灭遭遇了广泛批评，其中正暗藏了当女权主义被消费主义所裹挟时必然会呈现的倾向：当追求个体真正自由的可能性被外部条件不断打击时，性别研究的公共讨论与成功学划上了等号——人们更愿意从主义中找到成功的偶像作为自我的投射，而不是从中看到痛苦与问题。

当女权的话语体系与价值判断被传统的父权标准同化，赢是成功的证明、成功是勇敢的象征、脆弱与失败划上等号，被认为是消极与可耻的存在，人们再难从中找到颠覆父权结构的武器，以自身感受去定义世界。

《金发梦露》多次展现了梦露对文学上的天才，但人们想看到的依然是一个女强人形象的梦露——梦露写的诗在这个世界的判断标准里是毫无价值的，她静谧而黑暗的诗，依然是她自传里只值五美分的灵魂。

作为影迷，也作为女性

梦露是最早的明星，最早被大众流行文化消费的女性，她的生活是未经检验的，和今天的我们一样也只能摸索，她没能给出一个完美的答案，因为反抗从来也不是一个可以被简化的路径。

《金发梦露》不是完美的作品，其反复出现的恋父情结、对堕胎情节的多次强调，固然是对父权的讽刺，但也有精神分析的男性中心主义嫌疑、视听的过于炫技所带来的对描绘梦露痛苦的沉溺，然而在我们警惕对于受害者痛苦的呈现过于泛滥之前，更要警惕的或许是社会文化里对所谓成功的歌颂的泛滥。

至少，即使是最终失败的人，也应该有赋予自己行为以意义的权利，正如梦露也坚持了很久。如果粗暴地贬低了痛苦的意义，她与痛苦应对的过程则不配被视为一种反抗，我们忘记了痛苦的前提是有人在感受，而感受本身也是一种艰难的承受。事实上消极的行为同样也可能是反抗方式——当梦露知道片场的人不尊重自己时，她总是以迟到应对，虽然这搞砸了她的事业，但走到片场本身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归根结底，梦露是最早的明星，最早被大众流行文化消费的女性，她的生活是未经检验的，和今天的我们一样也只能摸索，她没能给出一个完美的答案，因为反抗从来也不是一个可以被简化的路径。“Girls help girls”，一个运动的主题并不总是如这些口号一样激昂与欢快，女权运动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得到救赎，它充满了力有不逮与追悔莫及的时刻，诺玛·简的存在，她三十六年的短暂生命就提醒了我们曾有过这样的挫败。

人们怀念她的美丽与性感，智慧与成功，流行文化还会不断重写关于梦露的形象，这当然是一种属于女性的胜利，可感知她所经历的失败与痛苦，是作为个体的我们和遥远的她建立起联系的时刻，也属于女性的时刻。

我突然明白曾经那种安全而逃避的视角，并没有办法看到一个真实存在过的女性，我曾心安理得地从她的电影获得快乐与慰藉，却从不曾想过，生产快乐的机制背后是否存在对她的剥削?

作为梦露的影迷，我曾痴迷于《我与梦露的一周》，在那部BBC电影里，梦露是母亲与情人相结合的存在，美艳无匹，又自愿给予观众无限的爱与幸福，我注意到了她瞬间的脆弱，但依然享受甜蜜的回忆。但《金发梦露》里，当道格拉斯·柯克兰那张著名的梦露裸照与她濒死的身影重叠时，我突然明白曾经那种安全而逃避的视角，并没有办法看到一个真实存在过的女性，我曾心安理得地从她的电影获得快乐与慰藉，却从不曾想过，生产快乐的机制背后是否存在对她的剥削?

滨口龙介在最近的作品《驾驶我的车》同样安排了剧中的角色排演契科夫的《万尼亚舅舅》，电影里独自承受丧女之苦的妻子比逃避的丈夫更痛苦痛苦万分。契科夫在文学里讲述的故事在现代依然具有意义，因为即使在如今，彻底追求自我依然可能需要付出惨痛的代价，而所谓世俗的成功，有时不过是这种追求幻灭后的转向。

回到那个梦露奔向花园、想要感谢邮差的镜头，在解构之外，也是那么让人心碎：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梦露也试图给他人带去一点快乐。终其一生，梦露追寻着另一种人生，可在无尽的失败与苦涩相联的间隙，她依然有着期待、天真的时刻，依然愿意与他人建立联系，就像那些痛苦从未存在、她不曾受到伤害一样。在那些追寻的瞬间，她早已抵达终点，却未曾察觉——在现实世界里，直到梦露死去，无数女性打电话说如果她们知道梦露真实的处境，一定会更早去帮助她，在那时，她终于重新成为了诺玛·简，一个被爱的女孩。

作为影迷，梦露带给了我迷影的幸福，但作为女性，我更希望能爱她的失败与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