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俄乌战争中，西方反战左翼的失语

乌克兰战争至今已一个多月。与一些军事专家们预测的相反，乌克兰非但没有早早丢掉首都基辅的控制权、丧失南部的港口，反而对俄军造成了重创，牵制了超过1/3部署于俄乌边境的俄军。但战争不必要地消耗著平民的生命和生活，反战声此起彼伏——除了普通民众朴素的对战争的反感之外，也包括反对战争升级或用另一场战争对抗战争的观点，后者常常被理解为美国和北约不应该出兵的理由。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思觉失调的反战，矛盾地表现在西方左翼身上。

在俄乌开战之后，美国民主社会主义协会曾发表长篇声明，谴责西方和北约在乌克兰危机中的负面影响。1）他们将战争的爆发部分归结于北约东扩和西方对乌克兰内政的干涉：在这一点上，他们的论点与他们通常“鄙夷”的现实主义学者，如约翰-米尔兹海默（John Mearsheimer）和斯蒂芬-瓦尔兹（Stephen Waltz）一致，认为以美国为首的 “帝国主义 “北约的扩张，违反了其在德国统一前对苏联的承诺，引发了东欧的地缘政治焦虑，促使俄罗斯通过战争捍卫其安全势力范围；2）与传统的外交孤立主义者，如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Rand Paul）类似，他们呼吁重新反思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反对美国干涉离岸事务，减少对 “普通俄罗斯人 “的制裁，并主张反对任何形式的武器援助或者战争干涉。

对于社会科学家们而言，如果说可以从正在进行的战争中学到什么的话，那便是对于国际关系研究传统范式的反思：国际政治中结构性的因素，如“北约东扩”和地缘政治压力，可能并非是独裁者在做出外交政策中的首要考量——在学界内部，我们正在目睹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研究范式之间的融合，而这种融合正在对米尔兹海默等传统的、只关注结构性因素的学者提出越来越大的挑战。

而在一个更广阔意义上需要省思的是，一向在人权问题上拒绝保持缄默的西方进步派，在乌克兰问题上却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者，甚至和克里姆林宫，达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对人权与内政因素不加以考量的“共识”。

“北约”作为一种责任转移的话术

讽刺的是，克里姆林宫也曾在其宣传平台上转发过米尔兹海默有关“乌克兰是西方之错”的演讲视频。理由不必多言。

但乌克兰是西方/北约之错吗？这个命题的问题在于，它假设如果没有北约的扩张，俄罗斯将会有不同的地缘政治考量和表现。然而，历史和当代政治都表明情况并非如此。

早在北约成立之前，自16世纪伊凡雷帝一世统治时期起，缺乏天堑、平原广布的俄罗斯帝国就开始寻求向东扩张，以增加战略纵深的方式确保地缘政治上的安全。当然，这种历史上罕有的飞速扩张，给俄罗斯帝国带来的不仅仅是广袤（但贫瘠）的西伯利亚平原，也带来了错综复杂的少数民族问题，以及与西方愈发剑拔弩张的军事竞赛。正如著名俄罗斯历史学家斯蒂芬·科特金（Stephen Kotkin）所指出，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的外交政策 “一直以超越国家能力的高涨野心为特征”，愈发频繁的扩张所带来的反而是愈加强烈的不安全感，和对西方的揣测与质疑。

不论历史，在战争爆发前的俄乌边境，博弈论也告诉我们，俄罗斯阻止北约东扩的最好办法是在不入侵的情况下在俄乌边境保持驻军，以达到最大的威慑效果（deterrance effect）和与北约/欧盟讨价还价的能力。

事实上，正是俄罗斯在整个21世纪对乌克兰的侵略，加速了乌克兰投入欧盟和北约的怀抱。民意调查显示，冷战结束后，只有37%的乌克兰人支持加入北约；直到橙色革命后，俄罗斯以神经毒素毒害尤先科，超过50%的乌克兰公众才接受了就北约问题进行全国公投的想法；在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之后，乌克兰对北约的支持达到了历史最高点，超过60%。

在未来的几十年，关于这场战争的爆发，社会科学家将要广泛辩论的，会包括如何解析个人主义化独裁政权（personalist authoritarian regime）的不安全感，俄罗斯战前令人费解的对乌克兰局势的乐观估计，以及高度集权化系统内“准确信息”的流通程度——集权政体的国内政治因素、独裁者本身的心理画像、和民族主义的社会文化根基，将会被越来越多地纳入国际关系的研究中。但很明显，北约的扩张并不是普京发动战争的主要因素——他在入侵前的宣战演说中几乎没有提到北约，反而宣布乌克兰是列宁给乌克兰人的礼物，是一个想像中的国家。

对于乌克兰和西方的政客而言，俄乌战争非但没有让北约与“西方”成为过时的冷战概念，反而促成了西方世界在冷战之后前所未有的团结。他们在此刻意识到，如若允许乌克兰在2008年加入北约，今天的一切很可能并不会发生。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这些传统上处于俄罗斯势力范围的地方，如今享受著坚如磐石的和平与安全，这正是北约震慑俄罗斯并保护东欧民主国家的最好范例。

反战左翼的孤立主义/反帝国主义倾向

西方的进步左派，在面对一个他们熟悉但厌恶、此刻愈发空前团结的西方，以及北约对欧洲和平所起到的重大作用面前，面临着一个事关他们身份与意识形态的挑战。他们意识到，在一个地缘政治压力日益加剧，西方与俄罗斯和中国日益决裂的世界里，他们的信仰渐渐腹背受敌：

一方面，他们试图批判西方内部的资本主义、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倾向；另一方面，威权国家对于国际秩序的挑战，及其内部近年来愈发恶化的人权状况，又令其坐立难安；更加微妙的是，在他们看来，不少威权国家，诸如中国、古巴、委内瑞拉和伊朗，曾是美国帝国主义扩张的受害者，这些左派威权政府层经历西方非人道的经济制裁和种族主义歧视。

如何在这个本质上缺乏道德权威的丛林世界里找到属于进步派话语体系的位置？西方进步派给出的答案自成体系却自相矛盾：

1）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者相同，他们深以为如今的国际秩序中缺乏“道德感”和绝对的道义权威——当然，在这一点上，现实主义学者将其视为国际秩序中，由于缺乏“绝对权威”所导致的内在特点，并不尝试去改变它。左派虽然承认这点，但仍尝试改变现如今的国际秩序，期望国际秩序由某种价值理念主导，只是那理念并非现实主义学者所主张的强权政治。

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冷战后美国的自由主义/国际主义外交精英们异曲同工。当然，自由主义/国际主义者们所推崇的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理念，与进步左派们所推崇的多极、自决的世界也有所不同。前者的价值理念基于冷战胜利、共产阵营溃败给西方带来的价值观上的优越；而后者想构建的世界基于对西方中心的解构和对权力多元化的追求。因此，与自由派不同，进步左派们所推崇的价值理念并非基於单一的价值评判体系（如对“民主”、“自由”等价值的追求），而更多地是批判殖民主义的负面遗产——一个以西方价值观为中心的世界。

2）西方左派尝试通过改变西方内部的国内政治，使之在种族、性别、殖民主义等问题上做出深刻反思，来挑战固有的、西方中心的国际秩序；所以，即使在乌克兰问题上，左派仍想尝试将其塑造为一个有关西方内部不足、缺陷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命题。在左派看来，西方和其所代表的价值观无疑还是国际秩序和全球化政治经济的主导者，因而挑战西方中心的国际秩序应从内部开始。

当然，讽刺的是，西方左派这种对于“西方”的关注，在不经意间夺去了国际秩序中其他玩家塑造国际政治的主体性——在一个美国相对国力渐衰的世界里，新兴国家无疑对国际秩序和价值观产生的影响日益强大。西方左派这种对于自身的过度凝视，又何不是一种新的西方中心论？

3）部分左派诉诸阴谋论，声称目前亲西方的乌克兰政府是2014年由美国支持的 “非法的新纳粹政变 “的产物，由此来弥合他们认知与现实的差距。当然，这基本上是一个不仅与现实相矛盾，而且还挑战乌克兰人民主体性的主张。当然，对于进步左翼内部而言，这又是一个自洽的主张：通过将美国和西方塑造为无处不在、无所不能、且仍残存着强烈干涉主义倾向的行动者，进步左翼才能达成上述两点论述，才能进一步说服公众挑战西方霸权，支持多极世界。

4）比起这种无视乌克兰内部政治环境、有缺陷的论点，更令人不安的是其道德含义：通过将美国和西方认定为世界上唯一的 “坏人”和有能力改变国际秩序的行动者，左派忽视并间接粉饰了世界各地的专制者所犯下的人权罪行。部分反战左翼在没有具体证据的情况下，批评美国/中情局向叙利亚、香港和委内瑞拉的民主抗议者提供支持、煽动政权颠覆，而在吞并克里米亚、阿萨德对平民的战争罪行、伊朗在中东的代理战争、中国对待少数民族和香港的问题上却保持了长久的缄默。相反，他们主要关注他们认为美国政策错误的地方，如美国在也门、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古巴等问题上的政策，而忽视了威权国家的人权罪行，因为这些国家是美国与西方霸权的对手，有可能和能力破坏美国的统治地位、挑战现有的、西方中心的国际秩序，因此他们很少成为批判对象。

此外，反战进步人士非但没有帮助这些专制国家内的活动人士，反而将他们视为美国与西方帝国主义利益的代理人，主张外交孤立主义，反对美国对他国人权进行干预——在左派看来，伊战后的美国早已失去了对于人权、自由等充斥着自由派价值判断的道德权威。在一个没有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幽灵的世界里，价值体系也势必多元与本土化，不再基于在他们看来西方自由派的幼稚想像。

反战左翼的话语体系是否仍然有效

不难看出，美国进步人士在批评美帝国主义和解决当今海外专制主义之间，面临着智识上的两难。正如前文所论，他们认为，批评全球南部（Global South）的专制国家会破坏他们挑战美国帝国主义的计划。多年来，他们主要关注美国外交政策的错误与缺失，以此来批判西方中心式的国际秩序可能导致的灾难性后果。而也正因他们对于美国与西方的过度关注、和对威权主义的天真与无视，导致他们陷入了道德相对主义和一种另类的“西方中心主义”，也即只有西方才有能力破坏左派心中对于自决和公平的道德准则。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出生于后冷战的这一代反战左派，从未亲身经历过来自其他大国的真正威胁。相反，他们在美国主导的世界中长大，在这个世界里，美国的力量基本上不受制约且难以制衡。

他们的世界观被世纪初的伊战和反恐战争所塑造，在那里，无所不能的美国未能实现冷战后美国所承诺的、支持民主与经济发展的道德主张——萨达姆倒台后伊拉克的混乱、以及美军撤出阿富汗之后塔利班的重新上台，对于进步左派而言，意味着冷战道德秩序的彻底倒台。

因此，千禧年前后出生的美国进步派们带着深深的负罪感，而批判美国外交政策对于他们而言，不仅仅是一种国家层面的自省，更是对冷战后道德秩序崩盘的反应——在他们眼里，美国作为国际秩序中最有权力、最有能力成为道德权威的玩家，却率先违背了自主自决（self-determination）这一他们所重视、同时也被自由主义外交精英所鼓吹的国际关系道德准则。

从伊战之后，进步派便对美国同时作为道德和绝对军事力量的权威产生深深的怀疑，而那些支持伊战的自由主义外交精英们，首当其冲，其所代表的由美国主导的道德和地缘政治秩序也顺理成章地被左派所质疑。伊战的悲剧，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西方自由派价值观在国际舞台上的彻底崩塌，和国际秩序中道德权威的彻底失位。近年来美国政治的剧烈极化，以及美国国内恶劣的种族和警民关系，更是让进步派失去了在国际舞台上支持美国的合法性。

千禧一代的进步派们，当下的腹背受敌，诚然有其可以理解之处：伊战后道德秩序在国际关系中的彻底失位、愈发紧张的国际关系皆使得进步派的主张生存空间愈发狭小，他们对新的、反帝国主义与反种族主义的道德秩序的需求更加迫切。但是，在面对威权主义步步紧逼之际，他们却未能提出一套新的、能同时反对帝国主义与威权主义的话语体系。

正如乌克兰左翼历史学家塔拉斯·比洛斯（Taras Bilous）在开战后所言，那个属于冷战刚结束后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时代已经过去，左翼不用为西方中心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辩护。然而，与现实主义学者不同，左翼对于“价值观”在国际政治中的追求势必意味着左翼需要提出一套新的、可以取代自由主义价值观的话语体系。遗憾的是，由于对西方世界的过度关注和对极权主义的长久无视，当下的西方进步左翼给出的答案并不完整——除了反对西方的殖民与霸权，我们又该如何面对非西方独裁者们的战争和对人权的打压？

在比洛斯写给西方左翼的信中，他不但谴责了西方左翼长久以来对威权的淡漠，也提出了一套模棱两可的解决方案——从联合国入手，改革现有的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秩序，使得左翼所推行的价值观能事实上被强权所执行。乌克兰战争无疑为西方左翼敲响了冷战后前所未有的警钟，提醒着他们对自身的过度凝视和面对崭新对手时的无力。“前路漫漫，道阻且长”，或许是对西方左翼理论缺失现状的最好描述。

（钟思骋，国际政治观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