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刘璧嘉：送给在约砲和情感路上感到困惑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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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登斯（Anthony Giddens）的《亲密关系的转变——现代社会的性爱欲》是探讨现代性和亲密关系的经典著作，也是他的现代性三部曲中最奇招突围的一本。1992年，Giddens 预言说，随著现代性的发展，亲密关系在脱离宗教及传统的束缚后，将会朝向“纯粹关系”（pure relationship）发展，成为现代人自我所有权的终极表达。

“纯粹关系”并不是什么复杂难懂的哲学概念，更直白地说，就是一种“合则来不合则去”的、建立在自由主义契约精神上的关系模式，是为亲密关系民主化的最终样态。那什么叫亲密关系民主化呢？Giddens对民主的定义跟随了自由主义的范式，放到亲密关系的语境中，可被理解成是个体会在自由意志下，透过协商和沟通，去实现关系中的平等及相互尊重。虽然在当时，Giddens 就预言说，这种纯粹关系依然会带来主体的不确定性（例如难以缔造长期关系、关系中没安全感、感到焦虑等），但总体来说，他用了比较中性的方式来评论这种亲密关系的转变，对现代性也比较是持不批评的态度。Giddens的“纯粹关系”因此成为了一种值得期待的愿景。

三十年后，易洛斯回应纪登斯

三十年过去了，现代人的亲密关系实际情况如何？到底 Giddens 说对了什么，又说漏了什么？伊娃·易洛斯（Eva Illouz）的《为什么不爱了》（The End of Love）就像是《亲密关系的转变》的中期报告那样，对 Giddens 来了个考绩审查。

当今（以欧美现代性为主导）的人际关系与亲密关系变成什么样子，你我心中有数吧......现代性的福音——也就是资本主义和民主化——为世人带来了 Tinder。但 Tinder 带来的并不是“纯粹关系”，这类约会 APP 所推动的性自由化和关系自由化，也没有带来“关系的民主化”，大家纯粹就是比以前更容易找到打砲对象而已。当主流声音几乎一面倒的在庆祝更便利迅捷的 hook up 和 casual sex 时，Eva Illouz 决定“唱唱反调”，说说看“性自由化”的问题。

但别误会，她不是从保守主义或道德主义的起点去批评“自由”，而是从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角度，提出我们对“自由”的想像是如何被限制为只剩下“消极自由”。Illouz做的，不是要做出道学式的否定，而是给当下“民以爽为天”的舆论气氛按下一个“停顿”键，以带出更多反思：约砲之时，除了记得带备安全套以外，是不是还应该问，关于亲密关系，我们还有什么空间、去要求什么？

二十岁，我的“鬼没”情人

在这里先说个小故事，这是我的小故事，但也可能是你的小故事。

大概就在二十多岁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吧，我经历了一段很深刻的“关系”。加上引号，是因为说这是一段“关系”吗？我说不清是还是不是.......

我和K君是在某场乐队演出认识的。在干上彼此之前，我们曾是同温层的好友，分享著相似的政治理念和音乐喜好。一开始，我们的相处大体追随著“朋友”的脚本：聊天、喝酒、聊天。直到某一次我们聊晚了他很自然地留宿我家后......由于家里也只有一张床，我们也就很“自然”地睡在一起，并且很“自然”地干了起来。

这种邂逅后来变得有了固定的频率：可能是一个月一次，并追随著一定的“朋友”脚本展开。他也会礼貌地带一些礼物，作为来朋友家作客的借口——无论是分享从楼下便利店偷来的巧克力、廉价啤酒或者是一点好不容易得来的大麻，我们依然小心翼翼地先从聊天开始，然后开喝，然后聊天，然后喝醉，然后“不小心”干了起来。

不过，这相处很快就变得失控。从某天开始，他不再接我的电话，不再跟我讲“朋友的话题”；但在性上、在身体的相处上，我俩却是越玩越疯。我们的性尝试大胆而危险，却也越来越没有基本的“礼貌”可言。而且，他来敲我家门的密度也开始难以捉摸：有时候是每天来，有时候是两个月来一次，但总是在深夜、在没有什么通知的前提下。我眼看著我们的友情逐渐变质成无以名状的模样——失去关系的规范、相处脚本、和互动的确定性。我只知道，只要他深夜来来敲门了、而我开门了、他进来了，接下来的一切，似乎就只应该被看作是顺理成章。

我并不是那种苦情兮兮地想要当他女友的女生，甚至不是那种迷恋关系脚本、要求要有名份要情人节收花收巧克力的人，但我也无法安于他的说法——“只去享受当下的真实与相处”。我祈求与他重写一个属于我俩的脚本——叫它为“开放关系”也可、“多元关系”也罢——但是是一个可协商及定义的关系；但我却始终担忧著这个积极的厘清，会把渴望轻盈关系的他给吓跑。

我于是只能像囤积症那样堆积及数算我为他做的点点滴滴，不论好坏，只为有什么真实的依据去认证我们关系的存在。这些囤积的点滴，包括了去为他尝试我不太喜欢的性游戏、为他付房租、为他和女友付医药费......但由始至终，我们的关系都没有被他认可为是什么。而由于我们的“关系”始终没有开始，它的终结也就更显得难以言喻，总之有一天他就消失了。英文“ghosted”一词用得好，他“鬼没”了。

说好的性解放呢，为什么我还是崩溃了？

他的人间蒸发让我崩溃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在那段崩溃中，我听过很多“善意”但使我难以忍受的“安慰”。这些话又分两种。第一种是“就是因为你这个样子，他才要避开你”。我的难以忍受一方面是恼羞成怒：说穿了，其实那一年来我内心就是曾渴望著可以跟他有明确的关系，却又因为胆怯失去他，而假意满意于唯性的相处，并压抑自己对情感的需求。当外表的洒脱和解放被戳穿后，这种安慰就变得难以下咽。另一方面，这种安慰难道不就是示意说要我“解放自己”，才有资格被确认吗？那这种“玩得开”、“性解放”，难道不又是兜兜转转让自己被客体化吗？

但问题是，性解放是为了什么？我在当中可以得到什么？

性解放带来什么，答案可以很简单并粗暴：我可以得到爽，而且我和他的性的确很爽。但这因此让我难以应对第二种“善意的安慰”——朋友们说，我“遇到了渣男”。可是，如果以性自由、性快感及合意的准则来衡量我和他的这段关系，他的确什么都没做错：我们每次的性都是出于自愿的、在当下的是合意的，而且，我们的性也的确实刺激而疯狂，性欢愉也有一定程度的充权作用。那他何渣之有？然而，我身心崩溃的状态，却是在提示著我内心深处并不满意于这种准则。我想要更多——

我到底要的是什么？我想要当他的情人吗？——不是。我想要取代他的女友吗？——一定不是。我是不够爽吗？——我很爽啊。

那我要什么呢？

在我身上的这些矛盾的、疑惑的亲密关系经验，不只是独特的个人经验。在 Tinder 的年代，这类经验实在是以倍速、倍增的方式在人与人之间发生。而这些集体的案例的爆发，就使得社会学的介入更显得迫切：当性和关系变得进一步液态化，其背后是被什么动力所支配？它又瓦解了怎样的社会伦理？我们可以怎么应对？

如果，是性的自由掩盖了情感的不平等？

回到那个“我要什么”的问题。其实问题的重点不是在于我够不够爽、我够不够解放，更不是性解放是不是对女性的身体和情感的剥削（这只会回到激进女性主义的对性欢愉的政治缺乏深入分析的理论圈套）。问题的重点是在于，如果性解放只是被解读为“性的自由化”，这其实只是“自由”挟持著“解放”的名义去遮盖了“解放”中平等的意涵，也就是说，当性的自由化和快感被奉为最高和唯一追求时，就会使得关系中的不平等无法被察觉，从而无法被处理。于是，自责就成为了唯一的出路——“是不是我不够解放？”、“是不是我太黏人了？我做错了什么？”、“我要怎样才可以留住对方？”这些提问都没有指向真正的问题——那就是具备欺骗性的“性的新自由主义”如何被混淆成“性解放”。

我们必须要清晰知道：若性解放只被定义成是性自由，其实是夸大了放任自由和消极自由的威力。可是，性自由并不允诺稳定的关系、可预测的相处脚本，更不保证平等的相处。而当性自由遇上了消费逻辑，两人的“各取所需”会更容易演变成互相消费及利用，这与关系的民主化及健康人际关系所需的基本安全感，恰恰是背道而驰的。

回到Giddens的论点，在当年，合则来不合则去的“纯粹关系”之所以被描绘成一个愿景，是在于作者对自由主义契约精神的信心。但是，引用Illouz的话来说，Giddens的问题是在于，他忽略了男男女女在性契约形成过程中的不同立场，而只是单纯认定——我们都是平等的签约人；也就是说，Giddens只把平等当作是契约的前设，但并无把平等当作是契约所要保障的内容。那么，到了今天，当消极的性自由的文化已经全面风行，而两人不成文的性契约又只以（当刻的）爽和合意为原则时，这就更加鼓励了用自由去压倒其他一切，就构成了不平等的状况。

就好像我和K之间，K君想要的随传随到的性与陪伴——是为消极性契约所允许的；而我需要的关系确认及情感交流——是在一开始连跻身契约内容并且被协商的机会都没有。这就构成了我们在“签约”——即我开门让他进来时，已经是不平等的状态。而这种合同比商业合同更糟糕的地方在于，在商业合同至少还有关於单方毁约的保障，但消极性自由的契约下，单方毁约且对另一方带来心碎并无不可，甚至，在此之后K的鬼没，也是这份契约中他当然地可以行使的自由权利，在契约的语境下甚至是被鼓励的。

说到底，我可以根据怎样的契约原则、以什么立场及身份，去勉强 K 跟我交代什么呢？答案显然就是没有。目前的主流性文化，还没有出现足够的耐性及勇气，去倡导出一种既重视性快感、性实验、合意原则、自由价值，但同时会对性自由甚至是身体自由有所规范的亲密关系。而在此之前，想要享受性欢愉的男男女女，注定只能一再心碎、甚至默默接受自己在绝对的、消极的性自由文化下，可能连心碎的权利都没有。

萍水相逢之后，相忘江湖之前

那为了避免心碎，难道就只能加入“射后不理”、“互相利用”、“不喜欢就鬼没”的“消极自由俱乐部”吗？

很不幸，Eva Illouz 对未来的预测的确就是如此黯淡。特别是，当社群网路上unfriend/鬼没一个人只是弹指之间的事、当 Tinder 告诉你适合你的三个潜在对象就在350m以内而且只是需要你往右滑动手指、当找新的玩伴看起来比经营现有关系更符合成本效益、当互相利用及消费并不会遭到惩罚时......我们的确有太多的诱因加入“消极自由俱乐部”。也就是说，和Giddens不一样的是，Illouz 预言了性与关系的自由化不仅不会带来亲密关系的民主化，甚至只会使男男女女出于自保和回避心碎而假装“玩得开”、“解放了”，直到互相消费及互不关心的亲密关系变成新常态。

原来，书标“为什么不爱了”（The End of Love）并不是指现代人如何在爱的中途变成不爱，而是爱这个概念在现代性中如何 “melts into air”：我们一开始就不爱了。

这“不爱了”到底是“菩提本无树”的洒脱，抑或是反乌托邦的绝望？我们在这过程当中，是否只能认命，还是可以其他方式来实践不一样的未来？

我想起“萍水相逢”这个古老的概念。无可否认，现代性带来的原子化及资本主义消费逻辑对亲密关系的入侵，实在难以让人再有心力和勇气去积极经营两个人的相处。我们或许注定越来越如浮萍般相遇，又随著水流的分流而告别彼此。然而，在选择跟所有人成为陌生人，和选择以互相消费及互相利用的逻辑去经营关系之间，还是有许多可以相处、调适的灰色空间。

回顾萍水相逢的出处：“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滕王阁序》里说的是迷惘与孤独的个体，在一山比一山难的路上，有美善和淡然的相遇。浮萍之间尽管无法深刻地交往，但他们之间不存在著互相消费的恶意、用后即弃的报复和效益最大化的功利。我们似乎都忘记了与陌生人、与没有稳定合同关系和预定脚本的亲密者之间，也应该保留最基本的善意和交代。

情人节将至，仅此推荐《为什么不爱了》一书，送给所有在约炮和情感路上感到困惑的人们——我们的苦恼终于有了一个完整的社会学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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