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从马云爸爸到华为公主：“资本家”的西落东升，与大国崛起的两种思路

日前，在加拿大羁留两年多的华为CFO、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与美国司法部达成延迟起诉协议。孟晚舟乘坐中国政府的包机降落于深圳，一路受到中国媒体和网民众星捧月般的追踪，不仅官媒浓墨重彩予以报导，并且相关消息刷爆微博和微信朋友圈。9月26日当晚的微博热搜榜中，前九条全部是关于孟晚舟的。笔者本人的朋友圈中，包括平时不问政治的很多朋友，也纷纷转发孟晚舟归国的消息，既有人激动地引述孟晚舟机场讲话，赞美“中国红”，也有人欣慰地表示“回家就好”。

即使是长期聚焦中国舆论场的观察者，也有可能对围绕孟晚舟的热烈气氛感到疑惑。事实上，越是对近期围绕国内矛盾的公众情绪有所关注的人，或许越有理由感到疑惑，因为近一两年来，“资本”在舆论中的地位已经几乎到达改革开放后的最低点——无论在蚂蚁金服上市风波中，还是在对娱乐圈的治理中，网络舆论都一面倒地指责“资本”，其中马云等相关企业创始人首当其冲。更遑论在围绕996工作制等雇员待遇问题中，“资本”也是舆论的众矢之的。政府对“资本”的整治和打压，正是很多网民表示对这届政府充满信心的原因（虽然雇员待遇差、社会流动性低等问题也正是在这届政府的治理下爆发和凸显）。

事实上，越是对近期围绕中国国内矛盾的公众情绪有所关注的人，或许越有理由感到疑惑，因为近一两年来，“资本”在舆论中的地位已经几乎到达改革开放后的最低点。

华为当然并非外在于“资本”圈子，在员工待遇等问题上，也绝非优于其他企业。早在2017年，华为就曾被员工爆料清退34岁以上员工，以保持队伍高负荷持续工作的能力。2018年，与华为有过劳资纠纷的前员工在离职后被逮捕，在最终没有对其提出起诉的情况下被羁押251天之久，即“华为251事件”，同样引爆过舆论。可以说，相比于阿里、腾讯等当前舆论环境中剥削性资本的代表，华为还要更有资格被称为996文化或所谓“狼性”企业文化的始作俑者。在2018年“251”事件之后，甚至有国外观察者断言华为已经“失去了民心”。

从如今孟晚舟受到的礼遇和欢呼来看，这个判断可谓是有点天真。反美情绪固然是造成华为形象回升的一大原因，但并不只有华为能享受反美情绪的红利，每遇关于996的讨论，以及其他关于中国企业的负面消息，也总会有人以中国的国际地位为理由要求员工做出牺牲。最典型的例子是在2018年，当刘强东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涉嫌强奸案时，国内大批舆论也曾以美国打压中国企业的阴谋为刘进行洗白。

那么，华为当下在舆论中获得的至高礼遇从何而来？马云和马化腾等人又做了什么任正非和孟晚舟“没有做过的恶”，导致二者如今的人气如此大相径庭？

马云、马化腾时代：电子经济模式创新

2017年，我在大陆一座机场候机时，听到一位母亲问她的孩子，“什么是新四大发明？”他们的对话似乎表明，这是孩子小学思想品德课的考点。“新四大发明”在当时被用以指称中国引以为自豪的四项技术，即高铁、移动支付、电子商务、共享单车。这一说法最早或来自于某项调查，询问在华外国留学生“最想带回家乡的中国技术”，而随后数次被官方媒体背书。“新四大发明”这一说法，实际上代表了当时，也就是习时代的第一个五年中，中国将自己改造成“科技强国”和“创新型国家”的努力，这种努力集中于基础设施和互联网经济两个方面。

马云、刘强东等互联网经济大佬的舆论声望，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达到其顶点。考察当时的舆论可以发现，彼时的互联网经济企业并没有背上“资本”的骂名，反而是被诸多媒体和学者定性为“为穷人服务”。而在民间舆论中，对马云的崇拜成为一种潮流。2014年马云发布其第一条微博，数万网友在回复中称其为“爸爸”，盛况空前。

马云在2018年前受到热捧，当然不是因为他真的致力于为穷人服务（虽然他也有心往这个方向塑造人设，包括大量雇佣软文写手渲染其扶贫项目等），而是因为以马云为代表的互联网经济正好迎合了当时国家经济转型的重点。2010年代初，国内外普遍流行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由改革开放红利带来的持续高速经济增长即将走到尽头，经济放缓乃至下行的趋势势不可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的重点，一是促进转型，确保经济平稳落地，二是安抚民众情绪，让经济上的震荡不至于扩散到社会层面，引发社会动荡。

马云在2018年前受到热捧，当然不是因为他真的致力于为穷人服务，而是因为以马云为代表的互联网经济正好迎合了当时国家经济转型的重点。

新兴的互联网此时被视为是经济转型的关键，互联网经济提供的网购、外卖等服务项目，恰好对这两点都有所助益，既被视为是保持中国经济高增长、或者至少实现“软着陆”的推动因素，同时也是维持民生、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砝码。电子商务及其附带的物流等行业，主要服务于日益增长的城市化进程，短时间内的确起到了促进就业和拉动内需的效果，通过资本运作也带来了一波金融行业的高潮，并且也给人们带来了生活超级方便快捷的印象，部分地抵消了物价上涨、消费降级带来的负面心理。

在这一阶段，互联网大佬们屡次受到接见，与中央领导进行会议和商谈。习近平曾在2015年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利用互联网转变发展方式的积极性，支持和鼓励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服务创新、商业模式创新，进行创业探索。” 李克强也表示，互联网“是中国梦的一部分”，将之视为一种经济大战略予以发展。互联网经济企业因此得到重视，马云、马化腾等人也因此被官方和民间舆论塑造为“人民资本家”、“红色资本家”，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官方媒体屡次对之发表长篇赞扬性评论和专访，而此时舆论中对他们的负面评价也是少之又少。

与此同时，在2018年之前，华为虽然在业界崭露头角，但其对于总体经济的作用和在大众舆论中的地位，远不可与阿里巴巴、腾讯甚至京东同日而语。中国在当时虽然强调由“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转变，鼓励科技创新，但对电子经济模式创新的强调要超过对电子产品创新的强调，更遑论被作为国之重器的基础设施等重工业项目和新能源产业。

中美贸易战后的硬核强国需求

2018年12月，孟晚舟被加拿大当局根据美国的临时引渡请求扣留，这一事件正逢中美贸易战升级的关键时间点。同年4月，美国对中国中兴通讯公司发布出口禁令，导致中兴公司无法正常经营；5月，华为公司也遭到出口禁令，导致华为芯片断供，顿时身陷危机之中。中美贸易战的背景和美方突然的禁令，使得华为、中兴等手机企业一跃而成为了舆论之中的霸权受害者和反美先锋，收获不少同情。

更重要的是，在中美对立的国际危局中，包括一部分高层在内的很多人，由芯片事件开始意识到：只靠虚拟经济和互联网技术，无法让中国成为“创新强国”。成为“强国”，更重要的还是要从尖端工业入手。

在中美对立的国际危局中，包括一部分高层在内的很多人意识到：只靠虚拟经济和互联网技术，无法让中国成为“创新强国”。成为“强国”，更重要的还是要从尖端工业入手。

实际上，互联网经济的创新和电子产品的创新，对应了两种大国崛起的思路。前者代表的经济转型观，是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产物——通过促进就业、拉动消费、刺激经济增长、提高GDP，带来繁荣昌盛。经济学的自由主义逻辑成立的部分前提，则在于国际关系的自由主义理论框架，即认为各国在国际贸易方面的联系可以保障和促进各国的良性发展。若只凭消费和就业，当然不能创建工业强国，软件上的创新也并不能带来硬实力的发展。若没有与国际社会的贸易往来，经济增长不仅难以实现，也一文不值，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在中美冲突、贸易收紧的新冷战背景中，严峻的贸易壁垒下，很多决策者认为，自由主义的创新经济将难以实现。这时，将建设“创新强国”的焦点投放在硬核技术上，成为了自由主义之外的另一种选择，因为与互联网软件创新不同，硬件工业技术创新所追求的最终目的，恰恰是国际关系中与“自由主义”相对的“现实主义”学派所侧重强调的自给自足（autarchy），要让中国在没有与国际社会往来的情况下，同样可以制造出高精尖产品，并将之用于与其他国家的对抗之中。

在中国国内舆论中，芯片事件似乎表明，新冷战格局既成定局，和国际社会的经济联动就不再那么重要，发展自己的工业核心硬件技术，才是崛起的必由之路。于是，此前一直在小范围内流行的“工业党”思维广泛流通起来，开始充斥舆论场。

这种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为思想圭臬的“工业党”兴起于21世纪初，对1950年代的重工业跃进十分推崇，其本质上是在现实主义框架主导国际关系理论，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国际环境危机四伏的背景下，以冷战思维和军事动员思维观照历史，并在幻想中拟定国家未来发展方向的民间思潮。工业党“工业兴国”的话语，不仅带有一望即知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性质，还公开拥护只问结果不问代价的丛林法则和马基雅维利主义价值观——虽然工业党号称信仰马克思主义，重视工人权益，但在国家危难当头的“例外状态”下，强国强军压倒一切，工人首先是中国人，应该团结、牺牲，为国工作。

和“工业党”相伴左右的衍生流行话语，还有2018年后在危机中骤然兴起的“入关学”。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同样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和冷战思维，入关学还包含着更明确的孤立主义意味：从国际社会的网络中退场，斩断国际联系，拥抱硬实力，鄙视软实力，因为“入关后自有儒学大师为我所用”。现实主义的“工业党”，与互联网经济所代表的、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经济转型理论，此前在舆论场上分庭抗礼、不分高下。但由芯片事件开始，胜负逐渐分明，“工业兴国”获得了大国叙事中的主流地位。

由芯片事件开始，胜负逐渐分明，“工业兴国”获得了大国叙事中的主流地位。

随着贸易战中反美情绪的增长，以及芯片事件带来的对尖端技术重要性的觉悟，使得“科技强国”的重点发生了转移。侧重于商业模式转变而非基础技术变革的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等技术逐渐从舆论场中退出。它们既然不再是“中国智造”的主角，也就不再是大国自信的来源。

2018年中兴禁令发布之后，官媒《科技日报》立刻发出“是什么卡了我们的脖子”的疑问，不仅直言中兴事件暴露了中国尖端技术的薄弱，并且指责“新四大发明”一类说法是对领导和民众的“忽悠”。一个月后，互联网经济巨头腾讯公司创始人马化腾也跟风表示，“最近的中兴事件，算是把大家打醒了”，并且打脸地自称，移动支付等所谓的“新四大发明”“仿佛海滩上建楼，一推就倒”。

集中爆发的此类言论实质上否定了互联网经济作为“创新强国”支柱产业的地位，“新四大发明”的说法从此无人问津，马云和马化腾等人自然也同时失去了作为“强国”形象代言人的光环。而这一代言人宝座，则很快被善于用爱国作为营销手段、并把握住了此时风向的华为所占据。

阶级意识觉醒徒有其表

与此同时，互联网经济红利期逐渐过去。虽然短暂地掩饰了经济增长的减缓，但对于社会不平等的加剧、社会流动性的降低等大体趋势，虚拟经济却如同饮鸩止渴，无法扭转，只能加剧。互联网企业本身也困难重重，频繁大量裁员，并被压榨员工的负面新闻所困扰。

面对越来越大的失望，中国网络舆论仿佛对“资本主义”有所醒悟，曾经被尊称为“爸爸”的马云，如今在弹幕中面对的是清一色的“你的工人爷爷来了”、“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那个号称“为穷人服务”的马云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变成了“赚穷人的钱”的马云，有媒体评论称马云、刘强东等互联网巨头“忘记了初心”。

马云当然没有忘记他的初心，他的初心从一开始就是盈利。无论是“为穷人服务”，还是他屡次提到的“国家有需要时把支付宝交给国家”，都只是他当年作为“创新强国”的首席代表，为了迎合国家和舆论，为自己打造的护身符。当中国在芯片事件之后将“创新强国”的重点由经济模式创新转向核心技术创新，这种护身符就失去了效力。不再作为“强国”代言人的马云等人，也失去了官方赋予的光环庇护。对人民网进行的搜索显示，与2018年之前动辄被官媒点名表扬不同，近两年来，马云没有在官方这里获得多少正面评价。

任正非的初心与马云自然也没有什么不同，同样都以盈利为首要目的。然而与马云的落寞相映成趣的是，就在过去短短一个月中，人民网不仅大幅报导关于华为公司新品发布的相关内容，甚至还多次让华为对城市治理的建言献策登上了显著位置。

另一方面，“狼性”企业的代表、早在马云之前就被多次曝出裁员清洗员工队伍和剥削员工问题的华为公司，无论现实中对工人阶级做了什么，却被网络上的“工人爷爷”们放过，在舆论的批评中几乎隐身。作为新的硬件科技创新的代表，华为承托了新的“强国”希望，并且这种希望甚至比此前那些互联网企业身上的希望更加纯粹，因为华为不需要做出为穷人服务的承诺和姿态。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舆论中，华为自始至终都没有背负过改善民生的使命，它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为国家服务。只要为国家服务，对员工的压榨就是必需的牺牲。

当前很多中国观察者认为，舆论左转，阶级意识觉醒，资本家人人喊打；甚至有人将马云近期在蚂蚁上市中遇到的不利与舆论环境相联系，认为可能是舆论影响了高层决策。然而孟晚舟事件表明，中国舆论中的阶级意识，如果不是徒有其表，至少是局限的。马云在舆论中的倒台与华为在舆论中的崛起，并不是相互矛盾的，反而是同一个过程的写照，这个过程就是现实主义的工业党逻辑取代自由主义的经济转型逻辑的过程。

孟晚舟事件表明，中国舆论中的阶级意识，如果不是徒有其表，至少是局限的⋯⋯而即使从马克思的角度来讲，马云和孟晚舟都是剥削阶级，对于孟晚舟却并无所谓，因为“强国”代言人的身份抵消了剥削阶级的身份。

马云等互联网大佬所代表的互联网经济曾经是“创新强国”的践行者和形象代表，那时大陆舆论将他们捧为“人民富豪”，让他们肩负伟大复兴的希望。但当他们的路线被判定为不符合新冷战的时代需要，也无法真正解决经济问题时，他们跌落神坛也是自然而然。

而即使从马克思的角度来讲，马云和孟晚舟都是剥削阶级，对于孟晚舟却并无所谓，因为“强国”代言人的身份抵消了剥削阶级的身份，谁指出其剥削阶级的身份，就是“酸”，是对于工业强国路线的挑战。诚然，当前互联网上关于阶级问题的讨论不可谓不激烈，但其底色仍然是民族主义的。《共产党宣言》说，“工人没有祖国”，但当前关于阶级的讨论却完全不同，谁符合国家的路线，谁就在舆论中获得了免罪金牌，而不符合国家发展方向者，也就随之被舆论所抛弃。

此外，有趣的是，在2018年芯片事件刚刚发生之时，导致“新四大发明”等对互联网经济的吹捧降温直至死亡的，其实是当时的一种对“强国”叙事的反思态度，认为“新四大发明”、“厉害了我的国”这些言论让中国陷入了骄傲自满，实际上阻碍了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才导致被“卡脖子”时没有还手之力。

然而在芯片事件之后三年，中国国内主导性的舆论却并没有比三年前更加收敛。孟晚舟顺利回国，华为虽仍然受到芯片事件的后续影响，但幸无倒闭之虞，“祖国强大”仍然是官媒和民间舆论对于此事的主流反应。在这种喜气洋洋的胜利主义中，华为手机和鸿蒙操作系统会否成为新的“新四大发明”，也未可知。

（韩大狗、李大猫，中国民族主义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