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支联会解散：爱国民主变为国家敌人，止损与坚守的时代选择

因支持北京学运、成立于1989年5月的“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在国安法压力下，最终在9月25日以会员大会表决方式完成解散，是继六四纪念晚会被禁、六四纪念馆被关停之后，再消失的一个六四组织象征。以“爱国”作为立脚点的支联会，过去数年虽遭本地批评保守温和，但其包括支援内地民主发展、守护八九历史真相、延续悼念集会等在内的重点工作，则始终是在“港独”以外，最锐利的政治议题。

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何俊仁，在牢狱中通过信件公开呼吁主动解散支联会，但同样身陷囹圄的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则从狱中表达出不赞成解散支联会的态度，她指不希望“恐慌性解散”对民气造成打击，并对“解散救人”论调表示存疑。

支联会三位带头人，对于组织要解散与否的不同意见，更表明了民主阵营对如今中共游戏规则的不同认知。它留下了一个未有定论的结局。

但支联会终究还是解散了，从一个“爱国运动”变成“国家的敌人”，反映的是32年来香港政治话语空间的剧变。长年作为港中英三方政治磨心甚至敌对的支联会，如何在过渡期前后波澜诡谲的政治环境下求存，发展出一条看似稳妥而坚守原则、但又为之后发展埋下伏笔的政治路线？又如何烧开了爱国与爱党的界线，成为了国家的对立面，走到了如今的处境？

而支联会三位带头人，对于组织要解散与否的不同意见，更表明了民主阵营对如今中共游戏规则的不同认知。它留下了一个未有定论的结局：在不断进行著“解散”潮的香港，“止损”是否真的可能？而企硬（站稳立场）、执著与坚守，对这个釜底抽薪的时代来说，是否仍有意义？

“爱国”“反共”与“民主”共存的政治路线

支联会选择在香港稳定后再谈支援内地，亦以九七后香港民运需自己上阵来作出战略准备，是一套清晰的香港优先策略。

根据《立场新闻》整理，其实从支联会成立开始，它就被定性为“颠覆、反动”组织。2019年香港民间研究组织“香港前途研究计划”前往伦敦、发掘英国解密档案后也发现，在1990年港澳办与英国进行授权事宜时，港澳办代表就将支联会定性为“颠覆组织”（subversive）。文件显示，就连港英政府亦对支联会有意见。六四一周年后，时任立法局首席议员的李鹏飞应港督卫奕信要求，约见司徒华、要求解散支联会，以扫除中英关系的障碍。不过其要求未获司徒华理会。

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是因为在过渡期前夕的香港政治环境中，只要组织方式与行动纲领维持于和平理性非暴力（即后来五大纲领），加上符合香港法例与基本法，那么在一国两制下仍是合法的。那时的问题反而是，以争取香港民主为起点的民主派，如何既保持立足香港利益的鲜明印象，取信于支持民主的香港人，与中英双方保持距离；又能保持灵活，与八九民运爱国路线保持一致？

对于前者，当时支联会内部给出答案是，尝试回应六四后港人的信心危机，同时倡议港人可得居英权及发展香港民主人权，不过此决定亦引发是要支援内地还是香港自救的内部争论。核心问题是，香港利益和中国利益该如何权衡轻重？

根据历史资料，时任支联会秘书处召集人的李永达回应传媒时指：“繁荣、政治民主化、稳定，是香港很需要的，我们常用（一个）例子说明经济制裁，好像一个人有敌人在背后，用的方法（却）是拿剑刺死自己再刺死后面的人。香港这脆弱的经济就像这方法，我们不知用这方法杀敌能否成功，但首先我们会受重伤或者死亡。”

李永达在1989年7月港台节目《铿锵集》中更提到：“我们在香港九七前，仍在英国管治下，只是二线紧密支援基地。但另方面我们不能不考虑九七后，香港民主运动和支援会成为整个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个环节，如果有这心理准备，其实我们投入中国民运的日子不会太长。”

从这两段发言可见，支联会选择在香港稳定后再谈支援内地，亦以九七后香港民运需自己上阵来作出战略准备，是一套清晰的香港优先策略。

这些决定，不仅确立了民主党的日后纲领与务实主义的价值观，亦开拓一种香港民主派的爱国路线。只是，这套温和的爱国论述也不是所向披靡。

但另一方面的问题是，支联会爱的是哪个国？当时司徒华等极力建立一种能同时符合基本法与北京领导人言论底线的、特有的爱国主义论述，那么每当被中方批评、质疑他“叛国”及“是否爱国”时，司徒华便强调自己反殖的温和爱国主义者身份，并借助邓小平的“爱国者三项原则”（即：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及江泽民的“井水不犯河水”论述（即北京不会干预香港事务），予以还击。

同时，支联会亦尝试以其对中国的国族认同，将“爱国”与“爱党”区分开来，保持自己的身位，好利用一国两制的区隔效果，在中国境内举行唯一的六四纪念活动。同时，“爱国民主运动”也成为不同政治立场支持者的共同点，配合以持续低调的营救与支援行动，建立对内地维权运动的连结，实践五大纲领。

这样的政治路线也时时遭到质疑。1989年8月司徒华接受香港电台访问时就被问到，当时他经常批评中国，为何在70年代却被认为是左派，司徒华的回答可谓相当巧妙，他没有否认其左派身份，反指这些指控正好证明自己站在香港和中国人民的利益一边，不像作出指责者“是变色龙”，时左时右，更是依附权威而行没有事非观念。

在这种论述下，一个爱国反共同时路线温和的民主派路线得以成立。

这种并不推翻社会主义中国、同时以香港利益为优先的温和民主抗共路线，在支联会内外虽受不少质疑，不过对过渡期前后的香港民主派影响深远，更将支联会与香港民主同盟（港同盟，民主派政党，民主党的前身之一）在反共立场上进行路线分工：支联会是支援国内民主运动，港同盟是将来香港特区政党；前者希望大陆有自由法治，后者只理香港事务，使得港同盟及后来的民主党在纲领上并不反共；虽然两者领导人物大致相同。

这些决定，不仅确立了民主党的日后纲领与务实主义的价值观，亦令民主派全体参选人深入连结香港民主支持者，建立深厚民意资本，在日后多次立法会选举中长期以六成得票率领先，成为香港人要求北京落实普选时间表路线图的重要基础，亦令民主派在回归初期站稳阵脚，开拓一种香港民主派的爱国路线，将中港两地民主运动以情感连接，成功以六四、爱国、基本法与一国两制等论述框架令亲北京阵营处于被动。

只是，这套温和的爱国论述也不是所向披靡，在回归后的政治环境里，就越见贫乏而且自相矛盾，埋下困局。

温和路线未能守护两制平衡

它带来的问题是，在政治事件或是平日议会议政中，常常是特区政府行政主导，而民主派所持民意却落于被动位置。

首先，纲领所建基的政治基础，在于香港人对一国两制、两制关系均等、基本法内文及香港法治的信任，在此信任上再透过选举汇集民意于议会平台，授权民主派议政，以民意约束北京对港政治政策主张，争取香港民主化，同时减少北京政府在香港政治领域上的干预。

香港文化研究学者罗永生以虚拟自由主义总结这套政治策略，其内容包括：

(1)以沟通谈判来与北京交往；

(2)以选票、议会议政为中心的民主观；

(3)仪式性的抗议；

(4)利益代理人的社运策略；

(5)以中产绅士式理性辩论为本的政治文化；

(6)民运领袖以社会怨气疏导者自居；

(7)除普选议题外，欠缺与建制派有真正不同的文化及社会蓝图。（注一）

正因如此，当北京在一国两制及基本法等政制框架“合宪合法”的掩护底下介入香港事务，例如由特首提请人大释法，取消立法会议员提案权，设立分组点票，取消集体谈判权及还原《公安条例》时，主张对一国两制及基本法条文全盘接受的温和民主派，除了在舆论阵地、上街游行抗议、与司法抗争外，难以作出有效回应。

它带来的问题是，在政治事件或是平日议会议政中，常常是特区政府行政主导，而民主派所持民意却落于被动位置，因此虽然自称重视香港利益，却难有作为——受困于温和路线亦鲜有作出政治动员与议会抗争，则后来成为温和民主派的通病。

另一边，支联会在多年烛光晚会里，经常主张守势，若不遇上影响港人集会自由与民主前途的事件，就甚少允许成员主动介入时局作出政治动员。2003年23条争议，2014年占中运动与2019年反送中运动实属罕有，支联会无法完全置身事外，而2015年多名大学生代表在焚烧基本法、抗议基本法条文阻碍香港民主、并提出争取修宪，则在当年引起轩然大波，更造成内部争议。

在经济主张部份，民主派不仅反对西方多国涌现的经济制裁计划，更主张要给中国接触国际社会的机会，同时主张保障香港回归后的经济地位。李柱铭于2000年更访美游说国会议员支持中国入世，认为国际贸易有助中国学习合约精神、改善法治人权，这种接近西方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在当时更广受国会议员引用。

民主党既支持中国经济开放同时保障的香港主张，其实关键问题不是不关心香港利益，而是竟然认为中国与香港利益可以时常一致，继而主动让出话语权，未有意识到需要以香港利益本位再拟策略，明显是政治主张高于实际考虑，亦造成民主派很少就著议题主动出击，只能等待政治矛盾升温才作出动员。反对23条一役正是显例。

意图将政治与经济议题分开处理的策略，实际上未能守护两制平冲，同时因疏于建立中国民主运动扣连香港文化及社会的论述，而落入脱离民意、成为磨心。

在这个循环下，意图将政治与经济议题分开处理的策略，实际上未能守护两制平冲，节节败退，同时因疏于建立中国民主运动扣连香港文化及社会的论述，因此当中港两地政治经济矛盾发酵，温和民主派就会落入脱离民意成为磨心。2009年高铁争议，温和民主派立场进退失据就是一例。

自中港矛盾成为香港主要政治议程，民主派温和路线更进一步变成主张争取对话，令其困局翻倍加大，甚至失去民主派支持者认同，2010年政改后，民主党在其后两届立选得票下跌近十一万选票，失去民主派第一大党席位，可见温和路线在新政局下深受困扰，如何站在人民最大利益一边，并得到信任? 成为温和民主派以至支联会纲领的一大难题。

在政治层面的被动，也连带支联会受到波及。

在政治层面的被动，也连带支联会受到波及：支联会近年备受本土派批评，其实与其运动工作及民族主义主张的对错无甚关连，问题出自支联会与温和派在虚拟自由主义层面环环相扣的形象与主张。司徒华以其爱国主义所建立的温和民主路线，备受民主派内部与本土派挑战，尽管如此，其实仍不减香港人支持八九民运与悼念六四事件正当性，亦难言此议题不在中港矛盾议程内。

反观，北京如何透过长年部署消解这套爱国主义的影响力，借以消除支联会爱国定位，则更为关键。

爱国定位的消解，爱国者论的争辩

北京消解这套爱国主义话语的影响力，从2004年可见端倪。

现在回看，北京消解这套爱国主义话语的影响力，首先就是选择性解读邓小平提出的爱国者三条标准，从“不论政治信仰”逐步收紧到将支联会定义为“涉嫌煽动颠覆政权”的地步。

这种变化从2004年可见端倪：2003年反对23条运动发生半年后，即由官媒发动有关爱国论的舆论攻势。这场爱国论争起因是香港民主派中人有人认为，《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容许香港政府启动政制改革程序，在法案通过后予人大常委会备案，全程可以由香港内部完成。事件触动北京一番论争，当中有两篇文章提到北京对爱国者定义，属标志性表态。

第一篇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原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许崇德的署名文章，题为《邓小平理论永放光芒——重读邓小平同志关于“一国两制”的重要论述》。这篇只有四段内文的文章，指民主派中人意图以“高度自治、还政于民”纲领，僭越“自治”需由“一国”授权的原则。文中同时就一国两制定义、 爱国者治港的定义、普选能否肯定选出爱国者等多个重点原则作出表态，亦多次不点名批评李柱铭、司徒华等人，未符邓小平提出的爱国者三条标准。

第二篇是《瞭望》杂志社副总编辑汤华的署名文章，题为《切实保证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当中提到虽然“港人治港”的界线和爱国者标准有很大的包容性，但“不是空泛的，而是有著客观、明确的涵义”。文章又指责香港内部有人继续参与甚至领导旨在否定宪法、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中央政府的政治组织，“他们打著追求民主的幌子，散布所谓‘反对中共不等于不爱国’的谬论。这种骗人的伎俩丝毫掩盖不了他们反中乱港的真实企图。”

从这次论争可见，北京一改以往对民主派怀柔容忍、让界线暧昧模糊的作风，亦令香港人首次意识到民主派参与特区体制内选举资格不是理所当然。

对于所谓爱国者标准，夏宝龙表示，不从事危害国家主权安全的活动，这是对爱国者最低的标准。他亦进一步将定义涵盖至所有反共反华行为，亦是首次正式表明反共不符爱国者标准。

另一次标志性转变是国安法出台后，新上任的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北京一个有关爱国者治港的研讨会上首度发表讲话。

夏宝龙指明港人也要维护中国宪法，绝不能允许做损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他反问，“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者、一国两制创立者及领导者，如果拥护一国两制却反对一国两制的创立者和领导者，岂不是自相矛盾？”

对于所谓爱国者标准，夏宝龙表示，不从事危害国家主权安全的活动，这是对爱国者最低的标准。他亦进一步将定义涵盖至所有反共反华行为，亦是首次正式表明反共不符爱国者标准。不过，爱国是否等于要爱党，观乎目前北京要员与特区政府取态，仍有保留空间。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于3月时表示，爱国不等同一定要爱党，但强调这人一定要尊重中国共产党领导、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任何人都不能做任何削弱制度的事。她所用字眼是“尊重”及“接受”，明显是向温和民主派放出信息：反共不再是北京可接纳立场。

在今年的选举开始之前，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指出，民主党有份提出的“民主回归论”——支持香港回归，实行民主政制度——存在一个以“民主”定义“爱国”的潜台词，当中可能隐含一种由价值上升到体制的政治对抗。但吊诡的是，北京又将与支联会同根生的民主党温和路线，视为可被局部同化的“忠诚反对派”，在2021新选制下也继续将支联会与民主党分割对待。

民主党与支联会在任何意义上其实都难以完全界分，在选民基础及其信任上更是如此，所以当支联会纲领不受当局接纳，民主党在选民层面又如何可能与支联会纲领有效分割且能维持信任？

换言之，北京认为，不主张反共、而且与港独台独保持距离的民主党，有可能被北京接纳，更提到若民主党急于改造其纲领，可能伤及自身的选民基础及其信任关系。

但民主党与支联会在任何意义上其实都难以完全界分，在选民基础及其信任上更是如此，所以当支联会纲领不受当局接纳，民主党在选民层面又如何可能与支联会纲领有效分割且能维持信任？而且在爱国不爱党路线都不再是民主派选民主流意见时候，爱国同时尊重党的论调，又如何能得到更多选民基础及其信任？

“止损”还是坚守？

显然，在国安法下，一国两制的暧昧空间不再存在，日后无论在香港还是中国，对党的政治取态将先于一切，明确的表态和忠心，是新的政治秩序下首要的任务。而在新形势下，如何令香港不会失去八九民运与六四记忆，成为一道属于香港人的难题。

但这或许还是后话。眼下香港公民社会正经历一波解散潮，对于所有在解散还是不解散中纠结的公民组织来说，无论取哪一步都不会带来确定性：就在支联会商讨解散之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发话，“如果违反香港法例，不会因为解散就没有了刑事责任，当局的调查会继续进行，团体及其代表人要继续付上法律责任”——无疑大大削弱了任何关于“解散止损”的想像。

邹幸彤采取不合作取态，观点有二：1、“自行解散”与“被取消”有重大差别，放弃抗争或许并不应该成为一个选项；2、港人抗争历史的组织维度，会被政权弱化为零星的个人反抗。在这种情境之下，她拒绝解散的想法并非只是盲动对抗，一来则是尝试将一种以抵抗换取空间的政治手段付诸实行，以实际行动扩阔香港民间行动本钱，二来则似乎给出一个新的提示，游戏规则既已更新，人们能否挣脱游戏剧本，走出剧本以外的反抗路线。

为执著致敬，也敬所有遭遇波折和创伤的公民组织——都不是容易的选择，也都是时代的选择。

尽管最终支联会是一个解散的结局，但李卓人、何俊仁、邹幸彤、梁锦威、徐汉光、邓岳君和陈多伟，在最后关头依然承接支联会纲领，令这场爱国民主运动在香港不致无人担当、灰飞烟灭，这也是中港华人对八九民运精神与真相的执著延续。笔者仅此致敬，为执著致敬，也敬所有遭遇波折和创伤的公民组织——都不是容易的选择，也都是时代的选择。

（思城，时事评论者）

注一：罗永生，2018。〈身分政治往何处去？〉，收录于《社运年代》，郑炜、袁玮熙编，页19-36。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