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支聯會解散：愛國民主變為國家敵人，止損與堅守的時代選擇

因支持北京學運、成立於1989年5月的「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在國安法壓力下，最終在9月25日以會員大會表決方式完成解散，是繼六四紀念晚會被禁、六四紀念館被關停之後，再消失的一個六四組織象徵。以「愛國」作為立腳點的支聯會，過去數年雖遭本地批評保守溫和，但其包括支援內地民主發展、守護八九歷史真相、延續悼念集會等在內的重點工作，則始終是在「港獨」以外，最銳利的政治議題。

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何俊仁，在牢獄中通過信件公開呼籲主動解散支聯會，但同樣身陷囹圄的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則從獄中表達出不贊成解散支聯會的態度，她指不希望「恐慌性解散」對民氣造成打擊，並對「解散救人」論調表示存疑。

支聯會三位帶頭人，對於組織要解散與否的不同意見，更表明了民主陣營對如今中共遊戲規則的不同認知。它留下了一個未有定論的結局。

但支聯會終究還是解散了，從一個「愛國運動」變成「國家的敵人」，反映的是32年來香港政治話語空間的劇變。長年作為港中英三方政治磨心甚至敵對的支聯會，如何在過渡期前後波瀾詭譎的政治環境下求存，發展出一條看似穩妥而堅守原則、但又為之後發展埋下伏筆的政治路線？又如何燒開了愛國與愛黨的界線，成為了國家的對立面，走到了如今的處境？

而支聯會三位帶頭人，對於組織要解散與否的不同意見，更表明了民主陣營對如今中共遊戲規則的不同認知。它留下了一個未有定論的結局：在不斷進行著「解散」潮的香港，「止損」是否真的可能？而企硬（站穩立場）、執著與堅守，對這個釜底抽薪的時代來說，是否仍有意義？

「愛國」「反共」與「民主」共存的政治路線

支聯會選擇在香港穩定後再談支援內地，亦以九七後香港民運需自己上陣來作出戰略準備，是一套清晰的香港優先策略。

根據《立場新聞》整理，其實從支聯會成立開始，它就被定性為「顛覆、反動」組織。2019年香港民間研究組織「香港前途研究計劃」前往倫敦、發掘英國解密檔案後也發現，在1990年港澳辦與英國進行授權事宜時，港澳辦代表就將支聯會定性為「顛覆組織」（subversive）。文件顯示，就連港英政府亦對支聯會有意見。六四一周年後，時任立法局首席議員的李鵬飛應港督衛奕信要求，約見司徒華、要求解散支聯會，以掃除中英關係的障礙。不過其要求未獲司徒華理會。

之所以能夠生存下來，是因為在過渡期前夕的香港政治環境中，只要組織方式與行動綱領維持於和平理性非暴力（即後來五大綱領），加上符合香港法例與基本法，那麼在一國兩制下仍是合法的。那時的問題反而是，以爭取香港民主為起點的民主派，如何既保持立足香港利益的鮮明印象，取信於支持民主的香港人，與中英雙方保持距離；又能保持靈活，與八九民運愛國路線保持一致？

對於前者，當時支聯會內部給出答案是，嘗試回應六四後港人的信心危機，同時倡議港人可得居英權及發展香港民主人權，不過此決定亦引發是要支援內地還是香港自救的內部爭論。核心問題是，香港利益和中國利益該如何權衡輕重？

根據歷史資料，時任支聯會秘書處召集人的李永達回應傳媒時指：「繁榮、政治民主化、穩定，是香港很需要的，我們常用（一個）例子說明經濟制裁，好像一個人有敵人在背後，用的方法（卻）是拿劍刺死自己再刺死後面的人。香港這脆弱的經濟就像這方法，我們不知用這方法殺敵能否成功，但首先我們會受重傷或者死亡。」

李永達在1989年7月港台節目《鏗鏘集》中更提到：「我們在香港九七前，仍在英國管治下，只是二線緊密支援基地。但另方面我們不能不考慮九七後，香港民主運動和支援會成為整個中國民主運動的一個環節，如果有這心理準備，其實我們投入中國民運的日子不會太長。」

從這兩段發言可見，支聯會選擇在香港穩定後再談支援內地，亦以九七後香港民運需自己上陣來作出戰略準備，是一套清晰的香港優先策略。

這些決定，不僅確立了民主黨的日後綱領與務實主義的價值觀，亦開拓一種香港民主派的愛國路線。只是，這套溫和的愛國論述也不是所向披靡。

但另一方面的問題是，支聯會愛的是哪個國？當時司徒華等極力建立一種能同時符合基本法與北京領導人言論底線的、特有的愛國主義論述，那麼每當被中方批評、質疑他「叛國」及「是否愛國」時，司徒華便強調自己反殖的溫和愛國主義者身份，並借助鄧小平的「愛國者三項原則」（即：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及江澤民的「井水不犯河水」論述（即北京不會干預香港事務），予以還擊。

同時，支聯會亦嘗試以其對中國的國族認同，將「愛國」與「愛黨」區分開來，保持自己的身位，好利用一國兩制的區隔效果，在中國境內舉行唯一的六四紀念活動。同時，「愛國民主運動」也成為不同政治立場支持者的共同點，配合以持續低調的營救與支援行動，建立對內地維權運動的連結，實踐五大綱領。

這樣的政治路線也時時遭到質疑。1989年8月司徒華接受香港電台訪問時就被問到，當時他經常批評中國，為何在70年代卻被認為是左派，司徒華的回答可謂相當巧妙，他沒有否認其左派身份，反指這些指控正好證明自己站在香港和中國人民的利益一邊，不像作出指責者「是變色龍」，時左時右，更是依附權威而行沒有事非觀念。

在這種論述下，一個愛國反共同時路線溫和的民主派路線得以成立。

這種並不推翻社會主義中國、同時以香港利益為優先的溫和民主抗共路線，在支聯會內外雖受不少質疑，不過對過渡期前後的香港民主派影響深遠，更將支聯會與香港民主同盟（港同盟，民主派政黨，民主黨的前身之一）在反共立場上進行路線分工：支聯會是支援國內民主運動，港同盟是將來香港特區政黨；前者希望大陸有自由法治，後者只理香港事務，使得港同盟及後來的民主黨在綱領上並不反共；雖然兩者領導人物大致相同。

這些決定，不僅確立了民主黨的日後綱領與務實主義的價值觀，亦令民主派全體參選人深入連結香港民主支持者，建立深厚民意資本，在日後多次立法會選舉中長期以六成得票率領先，成為香港人要求北京落實普選時間表路線圖的重要基礎，亦令民主派在回歸初期站穩陣腳，開拓一種香港民主派的愛國路線，將中港兩地民主運動以情感連接，成功以六四、愛國、基本法與一國兩制等論述框架令親北京陣營處於被動。

只是，這套溫和的愛國論述也不是所向披靡，在回歸後的政治環境裏，就越見貧乏而且自相矛盾，埋下困局。

溫和路線未能守護兩制平衡

它帶來的問題是，在政治事件或是平日議會議政中，常常是特區政府行政主導，而民主派所持民意卻落於被動位置。

首先，綱領所建基的政治基礎，在於香港人對一國兩制、兩制關係均等、基本法內文及香港法治的信任，在此信任上再透過選舉匯集民意於議會平台，授權民主派議政，以民意約束北京對港政治政策主張，爭取香港民主化，同時減少北京政府在香港政治領域上的干預。

香港文化研究學者羅永生以虛擬自由主義總結這套政治策略，其內容包括：

(1)以溝通談判來與北京交往；

(2)以選票、議會議政為中心的民主觀；

(3)儀式性的抗議；

(4)利益代理人的社運策略；

(5)以中產紳士式理性辯論為本的政治文化；

(6)民運領袖以社會怨氣疏導者自居；

(7)除普選議題外，欠缺與建制派有真正不同的文化及社會藍圖。（註一）

正因如此，當北京在一國兩制及基本法等政制框架「合憲合法」的掩護底下介入香港事務，例如由特首提請人大釋法，取消立法會議員提案權，設立分組點票，取消集體談判權及還原《公安條例》時，主張對一國兩制及基本法條文全盤接受的溫和民主派，除了在輿論陣地、上街遊行抗議、與司法抗爭外，難以作出有效回應。

它帶來的問題是，在政治事件或是平日議會議政中，常常是特區政府行政主導，而民主派所持民意卻落於被動位置，因此雖然自稱重視香港利益，卻難有作為——受困於溫和路線亦鮮有作出政治動員與議會抗爭，則後來成為溫和民主派的通病。

另一邊，支聯會在多年燭光晚會裏，經常主張守勢，若不遇上影響港人集會自由與民主前途的事件，就甚少允許成員主動介入時局作出政治動員。2003年23條爭議，2014年佔中運動與2019年反送中運動實屬罕有，支聯會無法完全置身事外，而2015年多名大學生代表在焚燒基本法、抗議基本法條文阻礙香港民主、並提出爭取修憲，則在當年引起軒然大波，更造成內部爭議。

在經濟主張部份，民主派不僅反對西方多國湧現的經濟制裁計畫，更主張要給中國接觸國際社會的機會，同時主張保障香港回歸後的經濟地位。李柱銘於2000年更訪美遊說國會議員支持中國入世，認為國際貿易有助中國學習合約精神、改善法治人權，這種接近西方新自由主義的觀點在當時更廣受國會議員引用。

民主黨既支持中國經濟開放同時保障的香港主張，其實關鍵問題不是不關心香港利益，而是竟然認為中國與香港利益可以時常一致，繼而主動讓出話語權，未有意識到需要以香港利益本位再擬策略，明顯是政治主張高於實際考慮，亦造成民主派很少就著議題主動出擊，只能等待政治矛盾升溫才作出動員。反對23條一役正是顯例。

意圖將政治與經濟議題分開處理的策略，實際上未能守護兩制平衝，同時因疏於建立中國民主運動扣連香港文化及社會的論述，而落入脫離民意、成為磨心。

在這個循環下，意圖將政治與經濟議題分開處理的策略，實際上未能守護兩制平衝，節節敗退，同時因疏於建立中國民主運動扣連香港文化及社會的論述，因此當中港兩地政治經濟矛盾發酵，溫和民主派就會落入脫離民意成為磨心。2009年高鐵爭議，溫和民主派立場進退失據就是一例。

自中港矛盾成為香港主要政治議程，民主派溫和路線更進一步變成主張爭取對話，令其困局翻倍加大，甚至失去民主派支持者認同，2010年政改後，民主黨在其後兩屆立選得票下跌近十一萬選票，失去民主派第一大黨席位，可見溫和路線在新政局下深受困擾，如何站在人民最大利益一邊，並得到信任? 成為溫和民主派以至支聯會綱領的一大難題。

在政治層面的被動，也連帶支聯會受到波及。

在政治層面的被動，也連帶支聯會受到波及：支聯會近年備受本土派批評，其實與其運動工作及民族主義主張的對錯無甚關連，問題出自支聯會與溫和派在虛擬自由主義層面環環相扣的形象與主張。司徒華以其愛國主義所建立的溫和民主路線，備受民主派內部與本土派挑戰，儘管如此，其實仍不減香港人支持八九民運與悼念六四事件正當性，亦難言此議題不在中港矛盾議程內。

反觀，北京如何透過長年部署消解這套愛國主義的影響力，藉以消除支聯會愛國定位，則更為關鍵。

愛國定位的消解，愛國者論的爭辯

北京消解這套愛國主義話語的影響力，從2004年可見端倪。

現在回看，北京消解這套愛國主義話語的影響力，首先就是選擇性解讀鄧小平提出的愛國者三條標準，從「不論政治信仰」逐步收緊到將支聯會定義為「涉嫌煽動顛覆政權」的地步。

這種變化從2004年可見端倪：2003年反對23條運動發生半年後，即由官媒發動有關愛國論的輿論攻勢。這場愛國論爭起因是香港民主派中人有人認為，《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容許香港政府啟動政制改革程序，在法案通過後予人大常委會備案，全程可以由香港內部完成。事件觸動北京一番論爭，當中有兩篇文章提到北京對愛國者定義，屬標誌性表態。

第一篇是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原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許崇德的署名文章，題為《鄧小平理論永放光芒——重讀鄧小平同志關於「一國兩制」的重要論述》。這篇只有四段內文的文章，指民主派中人意圖以「高度自治、還政於民」綱領，僭越「自治」需由「一國」授權的原則。文中同時就一國兩制定義、 愛國者治港的定義、普選能否肯定選出愛國者等多個重點原則作出表態，亦多次不點名批評李柱銘、司徒華等人，未符鄧小平提出的愛國者三條標準。

第二篇是《瞭望》雜誌社副總編輯湯華的署名文章，題為《切實保證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當中提到雖然「港人治港」的界線和愛國者標準有很大的包容性，但「不是空泛的，而是有著客觀、明確的涵義」。文章又指責香港內部有人繼續參與甚至領導旨在否定憲法、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顛覆中央政府的政治組織，「他們打著追求民主的幌子，散布所謂『反對中共不等於不愛國』的謬論。這種騙人的伎倆絲毫掩蓋不了他們反中亂港的真實企圖。」

從這次論爭可見，北京一改以往對民主派懷柔容忍、讓界線曖昧模糊的作風，亦令香港人首次意識到民主派參與特區體制內選舉資格不是理所當然。

對於所謂愛國者標準，夏寶龍表示，不從事危害國家主權安全的活動，這是對愛國者最低的標準。他亦進一步將定義涵蓋至所有反共反華行為，亦是首次正式表明反共不符愛國者標準。

另一次標誌性轉變是國安法出台後，新上任的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北京一個有關愛國者治港的研討會上首度發表講話。

夏寶龍指明港人也要維護中國憲法，絕不能允許做損害中國共産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他反問，「中國共産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領導者、一國兩制創立者及領導者，如果擁護一國兩制卻反對一國兩制的創立者和領導者，豈不是自相矛盾？」

對於所謂愛國者標準，夏寶龍表示，不從事危害國家主權安全的活動，這是對愛國者最低的標準。他亦進一步將定義涵蓋至所有反共反華行為，亦是首次正式表明反共不符愛國者標準。不過，愛國是否等於要愛黨，觀乎目前北京要員與特區政府取態，仍有保留空間。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於3月時表示，愛國不等同一定要愛黨，但強調這人一定要尊重中國共產黨領導、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任何人都不能做任何削弱制度的事。她所用字眼是「尊重」及「接受」，明顯是向溫和民主派放出訊息：反共不再是北京可接納立場。

在今年的選舉開始之前，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指出，民主黨有份提出的「民主回歸論」——支持香港回歸，實行民主政制度——存在一個以「民主」定義「愛國」的潛台詞，當中可能隱含一種由價值上升到體制的政治對抗。但弔詭的是，北京又將與支聯會同根生的民主黨溫和路線，視為可被局部同化的「忠誠反對派」，在2021新選制下也繼續將支聯會與民主黨分割對待。

民主黨與支聯會在任何意義上其實都難以完全界分，在選民基礎及其信任上更是如此，所以當支聯會綱領不受當局接納，民主黨在選民層面又如何可能與支聯會綱領有效分割且能維持信任？

換言之，北京認為，不主張反共、而且與港獨台獨保持距離的民主黨，有可能被北京接納，更提到若民主黨急於改造其綱領，可能傷及自身的選民基礎及其信任關係。

但民主黨與支聯會在任何意義上其實都難以完全界分，在選民基礎及其信任上更是如此，所以當支聯會綱領不受當局接納，民主黨在選民層面又如何可能與支聯會綱領有效分割且能維持信任？而且在愛國不愛黨路線都不再是民主派選民主流意見時候，愛國同時尊重黨的論調，又如何能得到更多選民基礎及其信任？

「止損」還是堅守？

顯然，在國安法下，一國兩制的曖昧空間不再存在，日後無論在香港還是中國，對黨的政治取態將先於一切，明確的表態和忠心，是新的政治秩序下首要的任務。而在新形勢下，如何令香港不會失去八九民運與六四記憶，成為一道屬於香港人的難題。

但這或許還是後話。眼下香港公民社會正經歷一波解散潮，對於所有在解散還是不解散中糾結的公民組織來說，無論取哪一步都不會帶來確定性：就在支聯會商討解散之時，保安局局長鄧炳強發話，「如果違反香港法例，不會因為解散就沒有了刑事責任，當局的調查會繼續進行，團體及其代表人要繼續付上法律責任」——無疑大大削弱了任何關於「解散止損」的想像。

鄒幸彤採取不合作取態，觀點有二：1、「自行解散」與「被取消」有重大差別，放棄抗爭或許並不應該成為一個選項；2、港人抗爭歷史的組織維度，會被政權弱化為零星的個人反抗。在這種情境之下，她拒絕解散的想法並非只是盲動對抗，一來則是嘗試將一種以抵抗換取空間的政治手段付諸實行，以實際行動擴闊香港民間行動本錢，二來則似乎給出一個新的提示，遊戲規則既已更新，人們能否掙脫遊戲劇本，走出劇本以外的反抗路線。

為執著致敬，也敬所有遭遇波折和創傷的公民組織——都不是容易的選擇，也都是時代的選擇。

儘管最終支聯會是一個解散的結局，但李卓人、何俊仁、鄒幸彤、梁錦威、徐漢光、鄧岳君和陳多偉，在最後關頭依然承接支聯會綱領，令這場愛國民主運動在香港不致無人擔當、灰飛煙滅，這也是中港華人對八九民運精神與真相的執著延續。筆者僅此致敬，為執著致敬，也敬所有遭遇波折和創傷的公民組織——都不是容易的選擇，也都是時代的選擇。

（思城，時事評論者）

註一：羅永生，2018。〈身分政治往何處去？〉，收錄於《社運年代》，鄭煒、袁瑋熙編，頁19-36。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