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绿营支持者粉红化（上）？“侧翼”如何从对抗信息战的武器，成为对民主的威胁

东京奥运会开幕时，已取得台湾国籍、且为体操界带来不少贡献的前乌克兰韵律体操选手瑞莎，为自己的脸书大头贴换上“中华队，加油”的特效框，引来大批网友留言，要求她换成“台湾加油”。不久后，歌手魏如萱为台湾选手加油庆贺的相关贴文，在中国小粉红大举审查台湾艺人自我认同的风潮中同被波及，收到大量私信辱骂，经纪公司建议其不要再有相关贴文，魏如萱一气之下将所有奥运贴文删除，却又反引发台湾网友与粉丝的不满。台湾网友认为魏如萱向小粉红与中国市场低头，因此涌入她的社群、炮轰她不爱台，让她愤而发文，对歌迷无法理解、体谅她的心情表示失望，引发另一波骂战。

这类事件在台湾频频发生，也引起一番讨论，一个开始被频频抛出台面的问题是：绿营中是否也有一些支持者开始“粉红化”。有不少评论认为，近年台湾公共议题的讨论环境迅速劣化，绿营支持者也趋极化，过去几年兴起的“侧翼”粉专与KOL现象对此责无旁贷。

有不少评论认为，近年台湾公共议题的讨论环境迅速劣化，绿营支持者也趋极化，过去几年兴起的“侧翼”粉专与KOL现象对此责无旁贷。

这里提到的“侧翼”一词，自2018年起频繁出现在台湾的政治讨论中，连一些政治人物都会挂在嘴边。很多人认为，2012年脱胎自共笔部落格“超克蓝绿”的基进侧翼（台湾的一个政党），是这一切的起点，2020年时基进侧翼的抗韩（国瑜）大将陈柏惟，现在也是活跃的政治人物。然而这并非台湾主体意识阵营第一次出现路线分歧，只是第一次有人以“侧翼”二字来定位这种路线之争。

如果不对这些现象追根溯源，很容易落入不明究理的分类械斗中。台湾有句俚语说：“人家吃面、你在喊烧”，以前可能只是调侃人过度热心、投入，但进入以网路为主要信息动员的时代，乱喊烧的结果，追求到手的往往并非自身向往的立场或价值，反而落入他人的历史恩怨或派系利益之中而不自知。

而在当下有关侧翼粉专的争论中，很多人都跌入了这些乱斗中。本文将首先梳理台湾“侧翼”的形成历史——台湾主体意识阵营内部的路线之争，是如何产生了对“侧翼”的号召和诉求，在互联网时代，“侧翼”如何进入主流、变体、壮大，如今又如何影响民意。

民进党的两条路线

主张台湾主体意识的阵营，分裂为务实台独路线（民进党主流）与推动宪制诉求的建国派⋯⋯民进党日后必须不停在对都会区、年轻、高知识份子选民诉求的理念，与地方派系的利益之间拉扯。

回到1980年代，还在“党外”时期的民进党内部，就已经发展出两条不同路线，一条是以美丽岛系为首的“议会路线”，因应政治氛围逐渐松动，主张结合地方派系的实力，透过进入体制来达成改革目标；另一条则是以新潮流系为首的“群众路线”，主张抛却旧有地方派系的力量，直接以台湾主体意识与改革理念诉诸公众。

1989年，成立仅三年的民进党在地方选举中取得六席县市长的佳绩，此后，虽然与地方派系靠拢、进行利益交换的路线受到党内菁英的批判，但“地方包围中央”的路线还是渐渐取得主导权，也演化为1992年时任民进党主席的许信良提出的“选举总路线”，以争取多数选民支持、进一步达成中央执政为目标。

此举留下两个重大影响：

一、在过去以推翻国民党威权统治为共同目标的党外同志们之间，走社运路线的认为不能让民进党过度吸取靠抗争、推动社会改革运动的能量，需要与之保持距离，也有认为应仿效欧洲经验的社运人士，希望能在政治上有其它代表，绿党遂于1996年成立；另一边，台独基本教义派也不满民进党搁置独立建国进程，出走成立了建国党，使得主张台湾主体意识的阵营，也分裂为务实台独路线：以多做少说、争取中央执政与国际认可支持为主的民进党主流；以及以推动正名制宪为主要诉求、主张必须完全摆脱中华民国体制的建国派。

二、面对民进党崛起的挑战，国民党以菁英路线应战，压制地方派系与形象不佳的政治人物，加上1997年修宪后冻省、废省等措施，过去集中于“省”级的恩庇侍从体系（patron-client relation）失灵，资源流向地方县市首长，于是，民进党的议会路线吸纳了一些在国民党地方派系斗争中失势或心怀不满的政治人物，包括地方家族势力进入民进党。这也注定了民进党日后必须不停在对都会区、年轻、高知识份子选民诉求的理念，与地方派系的利益之间拉扯。时至今日，这两条路线、两个阵营的角力，也反映在部份由“侧翼”所展开的现象上。

另一个受“选举总路线”深远影响的事件，则是1994年主打省籍动员与历史悲情的陈定南，在省长选举中败下阵来，但同年以“快乐、希望”为竞选口号的陈水扁，却顺利当选首都市长，此后，陈水扁与其团队的精准掌握社会潮流与流行脉动的文宣策略，以及具明确表演风格的个人特质，也成为民进党选举战略万变不离其宗的核心原则，从此开启政治人物明星化、综艺化的时代。

试图在现实政治中突围的“基进侧翼”路线

早期的基进侧翼从不吝对民进党拥抱主流路线严厉批评，直到被认为是“李登辉意志的接班人”的蔡英文于2016年当选总统，才提出“内政交给民进党、台独交给基进党”的政治分工，将自己的角色定位为“内除国贼（国民党与中国在地协力者）、外抗强敌（中国）”。

台湾政治的核心议题，一直都是对中关系与台海安全。随著对“选举总路线”的贯彻与第一次政党轮替的鼓舞，对内，需要争取更广大的支持，说服选民即使民进党执政也不会擅自改变现状，对外，也需要让重要盟友安心，信任民进党是一个负责任的执政党、不会挑起台海动荡。有鉴于陈水扁执政时期虽已试图淡化台独党纲，以正式承认中华民国体制的“台湾前途决议文”取代，但美方仍觉得太过敏感、忧心民进党执政可能影响西太平洋局势稳定。

有鉴于此，2013年由柯建铭首次正式于党内会议提出“台独党纲已完成阶段性历史任务，建议冻结”，此后陆续有党代表提案要冻结或废除。虽然都未正式通过，但不统不独已成民进党内主流的共识，对内对外均努力重建民进党有能力处理好国际事务的信心与形象。

内、外处境的现实，以及民进党的务实路线，让心系独立建国的支持者们感到焦虑。此时，基进侧翼出现了，试图以欧陆政治理论、法国大革命等国族建构路线和去殖民化为主轴，填补当时已略显老态、没有什么年轻人聆听的建国论述。早期的基进侧翼从不吝对民进党拥抱主流路线严厉批评，直到被认为是“李登辉意志的接班人”的蔡英文于2016年当选总统，才提出“内政交给民进党、台独交给基进党”的政治分工，将自己的角色定位为“内除国贼（国民党与中国在地协力者）、外抗强敌（中国）”。

随著与蔡英文执政下的民进党展开合作，基进党开始被一些传统独派讥为“民进党的随附组织”、“根本是民进党侧翼”，也因为其作为量体小的政党，没有大党必须面面俱到、四平八稳的顾虑，基进党在文宣与论述上，对国民党和中国的种种统战手段，一向以正面直接攻击、也不介意用情绪性浓厚的语气指责对手，风格强烈的文宣，使其在太阳花后政治觉醒的世代中也广受欢迎。

因其与民进党“分工”的概念，以及直接打击、讥讽等风格，也被后来的侧翼粉专们承继、延续。

因其与民进党“分工”的概念，以及直接打击、讥讽等风格，也被后来的侧翼粉专们承继、延续。自此，“侧翼”一词不再单指基进党，而指某些特定社群帐号、粉专或为政策说明辩护的内容的代名词。

绿营转型、中国威胁：侧翼的崛起与壮大

2014年，民进党为挽回民心、洗刷陈水扁执政后期的不良印象，选择在首都市长的选战中，与在太阳花运动后以政治素人之姿崛起、被赋予“新政治”形象期待的柯文哲合作，来表达民进党已经彻底改革、准备好重返中央执政的决心。然而柯文哲当选后的言行，特别是针对中国的态度，例如积极参与双城论坛、“两岸一家亲”等言论，都让绿营支持者感到失望，甚至转为极度的不信任。

对柯文哲可能有意挑战总统大位一事感到忧虑的绿营支持者们，认为他的当选多半归功于民进党提供的各种资源与文宣经验，特别是集结了太阳花运动中最擅长使用网路社群的人才与言论领袖，若要让其露出马脚、让一般选民认清他已“走钟”，也必须使用相同的战略和工具来反击。然而当时民进党内对是否自行提名仍多所犹豫，即使后来提名了姚文智，看似也未全力辅选，完全不像民进党以前选举时凌厉精准的文宣攻势。

有些支持者对民进党暧昧不明的态度感到失望，也有一些支持者认为应该体谅民进党如今二次中央执政，要尽可能扩大支持、减少树敌，但两者的共识都是“我们自己来”。

有些支持者对民进党暧昧不明的态度感到失望，也有一些支持者认为应该体谅民进党如今二次中央执政，要尽可能扩大支持、减少树敌，但两者的共识都是“我们自己来”。于是开始有了“民进党不好意思说的、不能做的，甚至是那些脏的、骂的，就由我们来说、我们来做”的侧翼路线的共识，与深绿独派合作，以“打醒柯文哲支持者”为己任，自嘲是觉醒的第N代柯粉、脱北者（柯又外号“阿北”，台语阿伯的意思）。

另一个促成这种侧翼路线共识的，是2018年的全国性公投。虽然人权团体和法界一再示警，但为争取党内独派以及地方派系支持，民进党团并未在公投法修法中设下相关门槛，导致该年县市长选举时，共有十个公投案同时被提出，瞄准民进党最重要的两项内政承诺目标：非核家园与婚姻平权。而继柯文哲之后，再次有一位政治人物，乘著新旧媒体联合作战，以简单易懂的口号和诉求崛起成“韩流”，更一举拿下民进党执政了二十年的高雄市长宝座。

当时台湾也和西方国家一样，深陷于社群媒体特性与演算法所造成的后事实政治的迷雾之中，且还有大量的、系统性的假信息，包括中国系统性的网军攻势，针对农渔业、年金改革、家庭与教育等，不停被制造且投放到社群平台，引起社会巨大震荡和恐慌。然而政府相关部会的反应却宛如一只过时的大恐龙，整个尾巴都著火了，神经传导讯号还没通知到脑部，对多数攻击都无法做出回应，甚至没有必须回应澄清的危机意识，觉得照原先计划按步就班进行政绩宣传即可，直到民调数字反应民间的惨烈战况，府院党高层才意识到不对劲，然而一切早就难以挽回。

2018年11月24日地方选举与公投结果的双重重创，加上隔年一月，习近平发表对台湾的强硬谈话、六月起香港局势也逐步恶化。虽然蔡英文强硬、坚定的谈话，挽回了基本盘，开始以“辣台妹”形象出现于网路社群，但沮丧不安仍漫延在绿营支持者中，成了后来被戏称为“芒果干”（亡国感）所触发的焦虑，不少支持者不甘于此，开始主动集结、组织反击行动；至今仍有不少网民仍会在论坛中称自己患有“1124 公投PTSD”，才就此觉醒，开始关注并对抗假信息、转为积极抗中、认为中国就是一切问题的来源。

至今仍有不少网民仍会在论坛中称自己患有“1124 公投PTSD”，才就此觉醒，开始关注并对抗假信息、转为积极抗中、认为中国就是一切问题的来源。

而执政党内部因败选而苦思转型，也因外部中国威胁力道更加台面化，有著不能失去中央政权的沉重压力。其实民进党执政以来，对重要政策的宣传投入经费，已远远超过国民党时期，且十分重视网路社群的使用和影响力，却仍旧不敌2018年各种假信息的攻击与境外势力的信息操纵和干预，迫使政府信息宣导系统寻求再次深化与革新的可能性。于是，从政府高层到民进党中央，加强的不仅是对相关信息回应的速度提升，也直接展开与这些热情支持者、侧翼们的接触、合作。

独立记者刘致昕在《真相制造》一书中，针对相关现象进行深度调查与访谈，并将结果呈现在第六章中。过去，外界仅能从立场亲民进党的粉专、KOL发文内容的高度同质性与近乎同步、共时的特色，推测其中或许有某种默契或合作关系，但仅有少数报导去证实其关联性，直到该书非常完整且具体呈现了这个现象。

例如书中指出，某部会公务员发现自己整理的政策信息，被长官的幕僚转给党部、网红、外部写手甚至是匿名写手在媒体投书中使用的资料，然而该部会与这些人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媒体采购或委托关系，让公务员的工作成果，最终也成了选战中的一环。

“侧翼”彼此之间也有通讯群组，其中可能有来自部会、党部或立委办公室的人员，提供政策与法案信息，再各别认领或依不同专长协作、产出图文，针对正在流传中的热门新闻点、社会议题等做出反击、回应，甚至和信息战的攻击方形成了一个类镜相的闭锁循环：一样有自己的新闻农场、沟通群组、匿名粉专与假帐号。

透过这些梗图、文章的传递，侧翼呈现了中国多年来在国际上打压台湾、特别是SARS期间将台湾与国际隔绝的态度，以及疫情发生后种种掩盖、隐藏、闪躲，导致疫情在全球扩散等恶行恶状，让一般民众、特别是年轻世代对中国的恶感快速增加，同时加速了“台湾共同体”的进程。

这种“官民协作”在2020总统大选来到第一个高峰，不仅助蔡英文以史上最高票连任、逆转韩流一年多来的气势，更让“抵抗中国威胁”成为主流的社会共识，柯文哲、韩国瑜的声望与社会信任，均因中国因素跌至低点，拒绝统一、认同台湾人身份的比例也来到新高点。而大选激情未散、COVID-19的疫情就随之而来，在防疫的现实需求下，清楚、明确的疫情信息，有稳定社会人心的功能，侧翼再次发挥正面打击假新闻的功能、迎战在野党政治人物认为应欢迎中国协助或求助中国的言论。

透过这些梗图、文章的传递，侧翼呈现了中国多年来在国际上打压台湾、特别是SARS期间将台湾与国际隔绝的态度，以及疫情发生后种种掩盖、隐藏、闪躲，导致疫情在全球扩散等恶行恶状，让一般民众、特别是年轻世代对中国的恶感快速增加，同时加速了“台湾共同体”的进程，蔡政府的民意支持度与侧翼粉专的触及率，均来到另一次高峰。

严重的副作用：反威胁民主与公共

这样的合作模糊了公部门与党政应保持距离、各自独立的界线，也损及从事媒体与信息沟通的公务人员的中立性。再者，当一切成了声量的攻防、成了抢夺风向的战争，也改变了政治运作和政策形成的过程。

我们可以将来自极权国家基于意识型态对抗、对民主国家社会弱点进行主动攻击的作为，视为一种病毒。然而近几年台湾所发生的，由执政党的府院党体系所建立、以声量操作为主要策略的“社会沟通”形式，以及拥护台湾主体意识的网路使用者的集结与主动配合，所共同形成以对抗假信息＆境外敌对势力的部队的抵抗行动，也并非全然健康的抗体——反而同样成为了对民主的运作、对公共议题的讨论空间的威胁；观察至今，更像是一种以毒攻毒，或被迫饮鸩止渴的现象。

首先，这样的合作模糊了公部门与党政应保持距离、各自独立的界线，也损及从事媒体与信息沟通的公务人员的中立性。再者，当一切成了声量的攻防、成了抢夺风向的战争，也改变了政治运作和政策形成的过程。最显著的一个指标就是，2020年的总统大选，没有一个政党认真制作各领域的政策白皮书。即使过去很多白皮书也是作文大赛，但好歹历经学界、业界与技术官僚们一番用心检视，毕竟这是与相关产业对话、争取支持的重要依据。但到了“社群为王”的时代，一切都被图卡和懒人包取代，每张配图不超过200字说明的原则，使需要复杂性、多面向与多元思考的重大议题，全被压缩成非黑即白的单选题。

由于每个参与者的动机并不相同，有些是自主的热情支持者，但也有一些可能有其它利益交换或往来方式，无法从政府公开信息、媒体采购或竞选经费申报上找出关联性并进行监督问责的；或者，也有表现良好、成功掌握选民喜好者，在获得声量后以专案或聘雇方式合作的。有了利益的竞逐，生态就变得更复杂，也更容易以极化手段获取流量，口味越下越重、甚至动辄对同阵营内部意见稍有不同者进行攻击，要求支持者明确表态、站队、口径一致，以表现自身确实有能力带风向、加强支持者忠诚度与唤醒热情、进一步协助传播信息、为政策喉舌的实力。

这类竞争在2020年大选后，变得更加白热化，靠著“激化”起家的粉专人数迅速成长，开始获得商品业配（商业合作），也有粉专直接点名府或党的重要职位或社群操盘手来攻击，却不见得有够具体、合情理的理由。

这类竞争在2020年大选后，变得更加白热化，靠著“激化”起家的粉专人数迅速成长，开始获得商品业配（商业合作），也有粉专直接点名府或党的重要职位或社群操盘手来攻击，却不见得有够具体、合情理的理由。这些“网内互打”究竟是理念之争，还是为求表现、竞争高层的注意和社群预算？而一整批粉专明显从2019年才开始关注美国政治和台美关系，然后产出各种只有特定政党与总统候选人有利台湾的文章，鼓励台派激情投入美国大选，甚至谴责台湾内部“不够感谢”川普、不够热情相挺的人们，最后演变成在美选争议中大举出征AIT粉专、让美国外交智库与媒体都感到困惑的闹剧。

如果放在这个生态架构下来看，除了个别言论领袖或粉专主对国际政治观察的专业不足、立场先决而有所偏误，也无法确定是否有人刻意为之，借此议题练兵操演、累积声量，来对政府相关部会展现自己创造议题、带风向能力的“火力展示”。

再者，地方派系支持，或有特定利益背景的政治人物，恐怕也有自己与侧翼连络的管道或群组，观察部份立委或立院党团办公室幕僚们的脸书帐号，也可以找到他们与特定KOL们往来的痕迹。如文开头所述，民进党内的路线之争其实延续至今，否则也不会有侧翼粉专和KOL“凡事必称新潮流的错”。他们会给予侧翼们什么样的信息？以什么样的框架来看待在野小党的诉求、社会改革倡议，和党内的不同意见？

例如疫情中，团结抗疫成了多数人共同的期盼，于是不论是对医事人员、教师下达出国禁令，是中配与其子女能否持有效证件回台、返台国民在居家检疫期的电子监控、一般人的足迹实联制、禁止未持PCR阴性证明的国人返台等措施，是否有违反宪法所保障之国民权利，以及联合国相关公约精神的疑虑（台湾虽不是会员，却是主动签署两公约的国家），全都无须讨论，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简化的图文，是“有政府，请安心”的口号。这种来自人民的过度体谅，也导致台湾是少数在针对因应疫情的立法中，未明确设置国会定期监督、落日条款等要求权力机关节制且可即时问责的国家。

又例如藻礁议题，原本是牵涉台湾能源转型规划和环境保育、关系未来国家方向的大事，最后却成了检验环团背景与是不是中共同路人的泥巴战。而近来奥运议题成了全台民众热情之所在，黄金计划、国训中心改革等历经多任政府、有长期延续性且实质内容仍有待加强改进的政策，却被刻意截取片段资料，说成完全是蔡政府的政绩，转移了对运动员努力的关注，也让很多民众误以为每位国手都享受了不少国家资源。

在这些作用加乘下，一般网民恐怕没有能力分辩哪些确实是抗中的信息、哪些是以抗中为名发起的派系斗争，而是否抗中也常常成为避免社会运动进行大规模动员、损及执政党形象和选情，甚至损害特定人士利益的借口。

我相信这其中也有完全不涉及利益、单纯被热情驱动的支持者，用爱发电做侧翼，为的是抗中保台的信念。然而这些政治素人不一定具备对相关信息的判断能力，仅凭著爱台湾的素朴情感与同侪效应，一心相信自己是为台湾好、在对抗病毒，却因为受信息落差操控而不自知，或是对自身太有信心、太过执著，连部会或党部的窗口都不见得劝说的动（参见《真相制造》359页），成为各种骂战的乱源，就像过度反应的免疫细胞，开始不分好坏对自己的身体展开攻击，甚至越过底线成为信息的变造者，或者宣称在信息战中，以假新闻来对抗假新闻是合理的。

在这些作用加乘下，一般网民恐怕没有能力分辩哪些确实是抗中的信息、哪些是以抗中为名发起的派系斗争，而是否抗中也常常成为避免社会运动进行大规模动员、损及执政党形象和选情，甚至损害特定人士利益的借口。这场战争，就跟以化疗或放射线治疗癌症的策略相似，面对中国的强大威胁、一波接一波的信息战、认知战，任谁都不可能放著癌细胞不管，但也没有人知道在台湾社会长出抗体之前，会不会先被这种以毒攻毒的策略、混杂了种种内部自己人各种利益与目的刺激出的免疫过激反应，摧毁了健康。

（本文下篇将于下周发表，讨论侧翼、粉红化与国族主义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