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性少数群体境遇最糟糕的一年”：一场身分、体育、医疗上的文化战争

如果要在这届疫情笼罩下的奥运会中寻找一点给人希望的部分，LGBTQ群体所得到的空前充分“代表（representation）”一定是其中之一：超过160名性少数运动员在游泳、球类、田径类、跆拳道等项目中参赛；而其中一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进展，是一批跨性别选手在今年第一次有机会站上奥运会的舞台，这其中包括加拿大女足中锋奎恩（Quinn）、美国自行车手切尔西·伍尔夫（Chelsea Wolfe）和新西兰举重运动员劳拉·哈伯德（Laurel Hubbard）等。

但他们的参与除了让全世界的跨性别者在象征着最高水平运动竞技的赛场上终于看到自己“身份”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争议，在这其中，奥委会批准举重运动员哈伯德参赛的决定，引发了尤其大的反扑：同项目中的另一位比利时运动员称她的参与“像是一个糟糕的笑话”，以挑衅式风格著称的英国保守派评论员皮尔斯·罗根更是为此专门发表专栏表达自己的“愤怒”，称哈伯德因并非一位“生理女性”从而具有“不公平的身体优势”。

聚焦于奥运运动场上的风波，仅仅是近期一波“反跨”浪潮的一小部分。

尽管至今尚无任何科学依据，这种说法长久以来被用于打压跨性别者——尤其是跨性别女性——在体育项目中的参与。而聚焦于运动场上的风波，仅仅是近期一波“反跨”浪潮的一小部分。

这场“浪潮”的一个中心是美国，今年以来，数十个由共和党主导的红州内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限制跨性别者平等权利的法律。几个月前，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十岁跨性别女孩凯·沙普蕾（Kai Shappley）在州议会前针对此类立法作证时的发言，在社交媒体上收到了大量转发和声援，她在证词中说，仅仅因为跨性别者的身份，自己“从幼儿园开始就受到保守派政客的攻击”。而这个画面之所以在令人心痛的同时也极具代表性，因为被这批“反跨”法案所集中针对的，是像她一样最为脆弱的跨性别少年儿童。

虚构的争议

相比“被跨性别者威胁”这个捏造出的问题，女子运动面临的真正不公却被绝口不提。

许多“争议”所围绕的共同点，是跨性别者和顺性别女性权益之间的对立，许多人声称，跨性别女性“存在身体上的优势”，因此若允许她们在女子组别参与体育活动，势必会挤压“真正”女性运动员的生存空间。

但绝大多数科学研究成果都证明了对跨性别女运动员的恐惧并没有根据：不同性别造成的体能差异在青春期阶段才开始发生，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以前的许多体育活动都是不分性别（coed）的，所以，当及时使用了青春期阻断剂（puberty blocker）并同时进行荷尔蒙替代疗法（hormone replacement）后，跨性别者可以抑制显著体能差异的产生，而即便是在青春期后才进行荷尔蒙替代的跨性别女性，其各项身体机能也能达到符合女子运动公平要求的水平。

即便有一些得出其他结论的零散研究存在，或有诸如身高等极少数不可逆的指标，公平与否也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二元判断，顺性别者之间也存在无数差距，许多最顶尖的运动员更是都具备一定身体机能的先天优势，一位相关领域研究者这样比喻：“你不能因为博尔特每次都能获胜，就说他所拥有的能力让比赛变得不公平”。因此，目前几乎全部主流体育机构都支持跨性别者按自我身份认同参赛，同时制定了种种标准来尽可能确保公平，如美国大学体育协会（NCAA）要求跨性别女运动员至少进行一年的睾丸酮抑制，国际奥委会则要求跨性别女运动员血清内的睾丸酮浓度降至每升10纳米摩尔以下，并在整个职业生涯内维持。

而从现实来看，跨性别者的参与也并未对女子体育造成任何威胁。据估计，NCAA的二十万名女运动员中，只有50名左右跨性别者；美联社则联系了在20多个州内起草此类法案的议员，发现没有一人能举出自己州内顺性别和跨性别女运动员间发生争议、冲突的实例。从统计数据来看，女子体育的参与率也完全没有被接受跨性别者的政策影响，甚至在如加州等地最为多元、进步的政策下还随之出现了上升趋势，反而是多个限制了跨性别者参与的州见证了女性参与率的随之下降。

绝大多数科学研究成果都证明了对跨性别女运动员的恐惧并没有根据，而从现实来看，跨性别者的参与也并未对女子体育造成任何威胁。女运动员本身也没有感受到任何“威胁”的存在。

女运动员本身也没有感受到任何“威胁”的存在：在对大学女运动员的一项研究中，大多数受访者都表示自己完全接受与跨性别同学共享赛场，且相比男性更加支持包容跨性别者的政策，同时，在体育活动中与跨性别者的共处，还有利于促进学生们对跨性别群体的了解和接受。

实际上，相比“被跨性别者威胁”这个捏造出的问题，女子运动却真实地面临着许多许多亟待解决的不公，比如常被分配到相比之下匮乏的资金和资源、得到系统性偏低的媒体报导和公众关注等等，这才是真正关注体育领域性别不平等的人要着手解决的问题。

当然，纵观一众热衷于这个话题的保守派人物，尤其是他们在诸多女性议题上的表态，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会对这些真实的不公绝口不提：从议员到州长，他们中绝大多数都长期热衷于限制女性堕胎权，特朗普在政策方面对女性权益的敌视更是有目共睹，他本人甚至还面临多个可信度极高的性侵指控；诸如“捍卫自由联盟（Alliance Defending Freedom ）”等许多为起草这批法案出资出力的保守派政治组织，也同时是反堕胎行动背后的筹备、助推者......换句话说，这批保守派对女性权益本身并没有任何真诚的关心，而是仅将其视为挤压边缘群体权利的一个有力工具。

从“卫生间法案”到“体育法案”

早在2016年，北卡罗莱纳州就曾通过一项法案，禁止跨性别者在公立学校、政府部门建筑等公共空间内，使用与其出生时性别不符的卫生间。

而今年以来美国保守派主导的这批针对跨性别者的法律，可以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就是禁止跨性别运动员以符合自我认知的性别参加比赛——换句话说，就是只允许通过出生时所分配的性别或生殖器官来确定运动员的性别。由于美国体育比赛的相当一大部分都是在中学、大学队伍间进行的，受此影响的一个主要群体就是跨性别青少年。

据统计，多达30个州正在起草此类法案，其中，密西西比、阿肯萨和田纳西州的已经被签署通过；明尼苏达州共和党参议员卢塞罗（Eric Lucero）所撰写的草案甚至将跨性别女性参加女子运动定为一项可被起诉的轻罪，量刑与持有或贩卖少量大麻相似；特朗普在今年2月的“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CPAC）”上说，对保护跨性别者的反歧视政策“放任不管”会“毁掉女子运动”⋯⋯这些保守派政客对此给出的理由，就是“维护女子运动项目的公平”。

这样的话术并非是第一次。早在2016年，北卡罗莱纳州就曾通过一项法案，禁止跨性别者在公立学校、政府部门建筑等公共空间内，使用与其出生时性别不符的卫生间。支持法案的共和党议员称，这是为“保护妇女儿童的安全”，否则，“男性随时可以伪装成跨性别者，溜进女卫生间内实施骚扰和侵犯”、“性侵者会拥有自由进入女卫生间的权利”。堪萨斯、南卡罗莱纳、得克萨斯等州也紧随其后，起草出了类似的法案。

但就像保守派用来压制投票的“选举舞弊”传言一样，这种说法同样是不存在任何事实根据的。媒体监督组织 Media Matters 对当时已经允许跨性别者按自我身份认同使用卫生间的12个州和17个学区进行了调查，发现在这些地方，性侵案发量并没有在相关反歧视政策实施前后出现变化，他们还就此采访了这些地区的警方，得到的回应也都是未曾注意到此类问题在自己的辖区内发生；事实核查机构 Politifact 则核查了保守派组织常举的几个案例，发现其中实施侵害的男性都并未伪装成跨性别者，其发生与处理也与保障跨性别者权利的法律和制度完全无关；《纽约时报》社论因此将这种凭空虚构出威胁的做法直接称为是“歇斯底里（hysteria）”。

媒体监督组织 Media Matters 对当时已经允许跨性别者按自我身份认同使用卫生间的12个州15和17个学区16进行了调查，发现在这些地方，性侵案发量并没有在相关反歧视政策实施前后出现变化，当地警方也表示未曾注意到此类问题在自己的辖区内发生。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性少数群体权益律师切斯·斯特兰吉奥（Chase Strangio）在采访中说，这类法案利用了人们在卫生间等私密空间内有更强不安全感的心理，将跨性别者驱赶出公共空间。但事实上，这个声称防范侵害、保证安全的法律反而会让公共卫生间变得对任何人都不再安全。

斯特兰吉奥以自己作为例子，他是一位跨性别男性，拥有胡须等男性的一切外表特征，但在这类法律下，他却只能使用女性的卫生间，这自然会让其他女性感到不适、不安全；换句话说，这个法案会制造出大量其声称会防止的混乱。而跨性别者恰恰是面对性骚扰最为脆弱的一个群体，研究表明，高达60%的跨性别者都在公共卫生间内受到过骚扰，这个法案的实施自然会让他们所面临的危险近一步增加。

因此，这次卫生间立法引发了大量意想不到的负面反响：PayPal、德意志银行、二十一世纪福克斯等公司纷纷宣布撤出其在州内的业务或取消扩大规模的计划，因此流失的税收和就业岗位为北卡罗来纳州造成了近四亿美元的经济损失，据美联社的另一项估计，这种抵制如果持续下去，会在接下来的12年里让该州损失近40亿美元；推动立法的共和党州长麦考瑞也在随后的大选中，输给了支持性少数群体权益的民主党对手、现任州长罗伊·库珀，这个法案也最终被废除。

在随后的几年里，类似的“卫生间法案”在其他几个州内被短暂地讨论过，但由于害怕重复发生在北卡的反弹，各州内执政的共和党并没有围绕其制造太大的响动。直到今年，在以极大的普选票差距输掉白宫和两院后，迫切寻找新领域来激发基础选民的保守派再一次选择了跨性别者作为攻击目标。

如今的“体育法案”就是曾经“卫生间法案”的一种延续，但相反，这批法案本身却会制造其声称所解决的问题。

可以看出，如今的“体育法案”就是曾经“卫生间法案”的一种延续。但相反，这批法案本身却会制造其声称所解决的问题：身体、体能与顺性别男性并无差异的跨性别男运动员，将被迫参与女子体育，不仅会因共用更衣室等私密空间而产生许多问题，对同场竞技的其他运动员更是会产生十分直接的不公：比如，保守派组织有意忽略的一个案例，发生在公立学校系统一直仅允许运动员按出生时所分配的性别参加比赛得克萨斯州，作为跨性别男性的摔跤运动员马克·贝格斯（Mack Beggs）因此就被迫只能参加女子组别的比赛，身体上的巨大优势让他多次轻易赢得州内比赛的冠军，他在采访中多次表明，自己一直希望参加符合自我性别认知的男子组比赛，是得州对跨性别者的歧视性政策让他和对手都要面临这个所有人都不愿看到的情境。

此外，还有人指出，在对性别认知愈发深刻、丰富的今天，人们也应该重新思考和定义体育活动中“公平”的概念，尤其是对于这批法案所针对的学校体育。众所周知，参与体育活动对心理健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能够缓解焦虑、抑郁，消除自杀倾向，降低酒精和药物滥用的可能，而这种调节也正是相对脆弱、更易存在心理问题的跨性别者所急需的。对跨性别运动员的调研也显示，参加体育运动能有效降低跨性别群体远高于平均的严重心理问题、自杀或自伤倾向概率，有跨性别运动员说，运动是自己在身份不被接受的艰难日常里“唯一能表达自我、能放松享受的事情”。

同时，作为学校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体育场上对待不同身份群体的态度会直接传导至校园的其他部分，因此，当队伍和教练在这类法案的要求下将跨性别女生“赶出”女子体育项目时，其他学生就很容易收到周遭环境并不接受跨性别同学的信号，从而让他们更易面对校园暴力。所以，考虑到参加体育活动对跨性别青少年的的意义，对“公平”这个概念的讨论本身就不应仅局限于比赛结果，而应该从定义上就包含保障跨性别和其他边缘群体平等参与、从而让其健康和安全从中受到保障的权利。

已经有很多人指出，今天的“卫生间法案”和“体育法案”完全就是发源于种族隔离的：在它们背后的逻辑中，将跨性别者直接替换成“黑人”，就是几十年前人们为卫生间、更衣室、体育竞赛等公共空间维持种族隔离所找的理由。

事实上，主流群体长期用来挤压边缘群体、将他们排除出公共空间的话术之一，就是将其塑造为一种危险或威胁：1955年，14岁的黑人男孩艾米特·提尔因被无端指责在杂货店“侵犯”了一名白人妇女而被绑架并私刑致死；1989年，五名非裔、拉丁裔男孩被恶意指控在纽约中央公园强奸白人妇女，又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被判罪成，十五年后才得到无罪的澄清，“中央公园五人案”（Central Park Five case）也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冤案之一；一百年前整，被视为美国历史上最黑暗惨剧的图尔萨种族屠杀（Tulsa Race Massecare），其开端也是一位黑人青年被无端指责在电梯内“骚扰”一名白人妇女，最终导致当时美国最为繁华的黑人社区被完全烧毁，近200人丧生......类似的还有前后无数起受害者的名字没能被记录进历史的悲剧。长久以来，黑人“暴力”、“危险”、会“伤害白人妇女”的刻板污名一直是用来合理化种族隔离、私刑和警察暴力的理由。

因此，已经有很多人指出，今天的“卫生间法案”和“体育法案”完全就是发源于种族隔离的：在它们背后的逻辑中，将跨性别者直接替换成“黑人”，就是几十年前人们为卫生间、更衣室、体育竞赛等公共空间维持种族隔离所找的理由。

“体育法案”之外，剥夺医疗救助权

阿肯萨州的已经在4月6日被通过实施，成为美国第一个完全禁止未成年人接受包括青春期阻断剂和荷尔蒙转化在内的跨性别医疗保健的州。

如果“体育法案”还有一层良好用意的表象，那么今年这一次反跨风潮的第二种路径，就已经根本不再掩饰它背后的残忍和无知：剥夺跨性别未成年人接受医疗支持、救助的权利。

截至目前，有18个州在起草这类法案，其中，阿肯萨州的已经在4月6日被通过实施，成为美国第一个完全禁止未成年人接受包括青春期阻断剂和荷尔蒙转化在内的跨性别医疗保健的州。在州议会3月29日第一次通过这部法律后，共和党州长哈钦森（Asa Hutchinson）甚至一度因“太过极端”将其否决，但他的否决在几天后又被共和党占绝对多数的州议会投票推翻。

其他州所酝酿的方案在极端程度上也不相上下：南达科他州计划以轻罪起诉为跨性别未成年人提供医疗支持的医生，若罪成，医生会面临高达一年的监禁和2000美元罚金；新罕布什尔州则计划将支持子女跨性别转化的父母视为进行了“虐待儿童”，致其面临被剥夺抚养权的可能；肯塔基州的法案，甚至为公立学校教师在校内霸凌跨性别学生开起了绿灯。

这批法案发源于一场原本普通的民事案件：得州一位跨性别女孩露娜·杨格尔（Luna Younger）父母的离婚。在两人争夺监护权的诉讼中，露娜的母亲身为一名儿科医生，支持女儿性别转化的选择；她的父亲却拒接接受，坚持将她视为男孩，为了赢得监护权，他决定到保守派回音室内寻求支持，成为了《每日电讯》（The Daily Wire）等保守派媒体的常客，“痛心疾首”地称自己不愿意看到孩子被母亲“化学阉割”和“虐待”。但事实上，他自己却曾暴力对待包括露娜在内的几个孩子，还通过这一系列牺牲孩子隐私的公开表态获得了近15万美元的收入。陪审团在考虑了父亲的劣迹，听取了医生、露娜学校的职工和家人的证词以后，将监护权给予了母亲。

保守派回音室立刻被这个结果点燃了，露娜母亲的住所和诊所都遭到破坏、收到人身威胁，参议员科鲁兹、小特朗普等政客也纷纷附和对她“儿童虐待”的指责，州长阿比特（Greg Abbott）甚至威胁动用儿童保护机构调查露娜母亲。最终，该案法官在各方压力下，作废了陪审团的判决，赋予父母双方共同监护权，同时单独点名露娜的父亲在她性别身份方面具有参与和决定的权利。

利用这起案件所激发的愤怒，保守派政客开始通过立法，制度化地剥夺未成年人接受跨性别医疗支持的权利。他们给出的理由和露娜的父亲一致：“心智不成熟的孩子在蛊惑下对自己身体轻率做出不可逆改变”。

随后，利用这起案件所激发的愤怒，保守派政客开始通过立法，制度化地剥夺未成年人接受跨性别医疗支持的权利。他们给出的理由和露娜的父亲一致：顺从小孩子们被“误导”所产生的想法——即自己是跨性别者，通过医疗手段为他们的身体带来“将来可能会后悔”的“不可逆转变”，是一种应当被禁止的“儿童虐待”行为。

毫无疑问，科学是不站在保守派一方的。医学界曾有过将跨性别少年儿童视为疾病或认知失调的时期，并试图“矫正”，如强迫他们选择符合出生时性别的衣服、发型、玩具甚至玩伴，但除了让被“矫正”的孩子们承受了更多痛苦以外，这样的手段已被证明不会奏效，且显著增大了被“治疗”者的自杀风险，已在20个州内被完全禁止。

目前，包括美国医学会、美国儿科医师协会、美国心理学会、美国妇产科医师协会在内的全部代表主流学界的权威机构，都赞同为跨性别未成年人提供在身体上完成转变的医疗支持。这主要包括上文中所提到的青春期阻断剂（puberty blocker），顾名思义，其作用是延迟青春期内第二性征的发育，从而让跨性别青少年得以拥有更多观察、确定自己性别身份的时间；当事人一旦确定了自己跨性别者的身份，在经过涉及了父母、心理治疗师等更多人的一系列通常长达数年的讨论和评估之后，就可以接受相应的荷尔蒙替代疗法，从而让身体最终获得符合性别认知的特征；相反，若当事人意愿改变，青春期阻断剂的效果随时可以在停止服用后消除。

青春期阻断剂治疗所给予的正是更多用来做出审慎决定的时间。

所以，“心智不成熟的孩子在蛊惑下对自己身体轻率做出不可逆改变”这一幅保守派刻画出的图景，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恰恰相反，青春期阻断剂治疗所给予的正是更多用来做出审慎决定的时间，而无法得到这类药物的跨性别青少年，则要被迫面临如乳房、胡须、嗓音、骨骼结构等难以逆转、同时不符合自己真实性别的身体发育，而即便目前已存在改变乳房、毛发等特征的手术，当事人往往需要因此承受较大的身体和精神创伤（阿肯萨州的法案也鼓励医保公司拒绝为成年客户承担此类医疗费用）。

同时，由于遭受欺凌、骚扰、承受不符合性别的身体发育等多方面的原因，跨性别青少年存在远高于平均的自杀率：据调查，超过一半的跨性别少年男性和近三分之一的女性都曾尝试过自杀；而研究显示，及时使用青春期阻断剂能显著降低这种自杀风险。换句话说，对许多跨性别未成年人来说，说青春期阻断剂等正向医疗支持是在“救命”并不是一种夸张。许多医生在各州议会前作证时也提到了这一点。他们都有丰富的对待跨性别患者的经验，不仅驳斥了保守派立法者所引用“科学研究”的诸多漏洞、谬误，更是以切身经历讲出了这批法案通过后自己的许多患者会立刻面临的绝望处境。

来自阿肯萨州的儿科医生米歇尔·哈奇森说，自己在过去的几周内，不断地接到跨性别少年儿童患者的电话，告诉她一旦这一切发生，“我只能选择结束生命”——“如果这个法案通过，会有孩子们死去的。这样的事情每发生一次，我都会给你们（保守派议员）每个人逐个打一次电话。”

保守派的文化战争

这些法案内深埋的价值观，其实是从根本上否定跨性别群体的真实存在，而这波立法则是保守派在一个向着看到、接受更多身份可能的社会文化面前，试图“挽回”传统性别观念的最新一次尝试。

既然“保护女性”、“维护公平”、“保护儿童”都是站不住脚的，那么这类法案真正所传达的价值观是什么呢？从许多立法者的发言已经给出了答案：在推销“体育法案”和“卫生间法案”时，他们往往刻意用“生理男性（biological male）”来称呼跨性别女性，并将其刻画成为了在运动场作弊或理直气壮地窥视异性卫生间，于是通过易装摇身一变后就称自己为“跨性别”的投机者和罪犯；在支持“医疗法案”时，他们则称孩子们是“在误导下臆想出来”了自己跨性别的身份，当提及个案时，则有意使用与孩子们性别身份相反的人称代词。

所以，不难看出，这些法案内深埋的价值观，其实是从根本上否定跨性别群体的真实存在：这个身份一定是当事人为了某种目的或在某些误导下所想像、捏造出来的，而这波立法则是保守派在一个向着看到、接受更多身份可能的社会文化面前，试图“挽回”传统性别观念的最新一次尝试。

纵观历史，无论是推翻奴隶制和种族隔离的非裔美国人，还是争取投票权和同工同酬的女性，都曾被类似的逻辑打压过：由于“种族间的生理差异”，黑人“永远不能成为平等的美国公民”；而女性这个“性别的本质”也意味着她们无法“承担相夫教子以外的政治和社会角色”——许多在今天已经是常识的平等权利，也曾被指责是特定的群体“想像”、“凭空构建”出的身份。

如今即便是内心里最坚定的性别歧视、种族主义者，如果想要在主流政治内生存，也不再敢公然称“种族歧视是有道理的”或“女性就应该回归家庭”，但跨性别者这个近年来才第一次走出阴影的群体，还尚没有享受这种主流观念前进带来的保护。

而如今即便是内心里最坚定的性别歧视、种族主义者，如果想要在主流政治内生存，也不再敢公然称“种族歧视是有道理的”或“女性就应该回归家庭”，但跨性别者这个近年来才第一次走出阴影的群体，还尚没有享受这种主流观念前进带来的保护。

据一项民调显示，在被身边人告知自己是跨性别者时，只有63%的美国人会觉得没有感到不适，而如果这个人是自己的孩子，这个比例则降至了48%；就连许多在其他方面绝非“保守派”的人，在谈及跨性别群体时，也难免会表达出偏见、偏执：比如，绝大部分女权主义者和跨性别者都能看到，两个群体本身不仅存在大量的重叠，二者的平权运动间也存在本质上的相通之处，即不受规训地自由定位、诠释自己身份的权利，同时更是自然而然地将跨性别女性或普适或独特的权利，视为女权主义应该去争取和捍卫的范畴。

但近几十年以来，主流以外极小的一部分“女权主义者”却在对待跨性别者的态度上加入了保守派一方，拒不承认跨性别者、尤其是跨性别女性身份的真实性，认为卫生间、运动场等公共空间内对后者的接纳是对“真正女性”权利的“挤压”。她们因此将自己称为“排除跨性别的极端女权主义者（Trans-exclusive radical feminist，常简称TERF）”，并“借用”白人至上主义者通过自称“种族现实主义（race realist）”来自我美化的思路，将自己对跨性别者的不包容称为“性别决定性（gender critical）”的“女权主义”。

这其中一个引起巨大争议、同时让许多人第一次得知这个群体的例子，是《哈利·波特》作者J·K·罗琳近几年来“孜孜不倦”的恐跨（transphobic）发言，即便已经有太多人指出其中科学和逻辑的谬误、甚至有许多曾经在她的作品中寻找到慰藉的跨性别粉丝明确表示被她如今的表态伤害，她依然没有向自己在作品中所传达的一样，反思在“性别身份”下是否存在更多自己没有意识到的多元可能。

近几十年以来，主流以外极小的一部分“女权主义者”却在对待跨性别者的态度上加入了保守派一方，拒不承认跨性别者、尤其是跨性别女性身份的真实性，认为卫生间、运动场等公共空间内对后者的接纳是对“真正女性”权利的“挤压”。

美国保守派清楚地看到了跨性别群体的这种脆弱性。在2020年以历史最高的普选票数输掉白宫、又紧接着在传统红州席位上输掉参议院控制权后，共和党急需一个新的主题来激发基础选民热情，而挑动对某些身份、群体仇恨的“文化战争（Culture Wars）”向来是他们最为擅长的领域：对民权运动的反扑，反堕胎，茶党运动，反对同性婚姻⋯⋯他们一次次靠着这类主题所点燃的愤怒夺回权力。

政治作者亚当·索尔维（Adam Serwer）在最近的一篇专栏中，将共和党的这种策略准确概括为以“通过将弱势群体的存在刻画为威胁来保持对他们的压迫”为中心的“残忍、排斥（弱者）的政治”。于是，在今年，诸如“捍卫自由联盟”、“美国原则项目（American Principles Project）”等一些长期为共和党政客寻找议题、起草立法、出资出力保守派组织经过调查、实验后，发现了跨性别群体权益这一个在主流社会文化中还没能得到足够坚固的支持、又能有效激起基础选民愤怒的话题。

于是，这样一系列法案就被起草出来，送到了全美各地共和党州议员、州长的办公桌上。美国著名性少数权益倡导组织“人权运动（Human Rights Campaign）”主席阿方索·大卫说，2021年是美国性少数群体境遇最为糟糕的一年。

而在这些冰冷的政治计算背后，是无数像上文提到的凯和露娜一样，本就逼仄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挤压的跨性别孩子。凯在2018年的一部纪录片中说，当她所在的地区禁止跨性别女孩使用学校的女卫生间时，尽管学校专门为此设置了一间供她使用的卫生间，并请其他女孩陪她一起去，她依然难以摆脱因此被排挤和孤立的感受；在“医疗法案”已经通过的阿肯萨州，许多跨性别青少年的家长已经在计划搬家，尽管这意味着工作变动、离开熟悉的社区，但维持孩子最基本身心健康的医疗服务被切断显然是更难以承受的代价。

政治作者亚当·索尔维在最近的一篇专栏中，将共和党的这种策略准确概括为以“通过将弱势群体的存在刻画为威胁来保持对他们的压迫”为中心的“残忍、排斥（弱者）的政治”。

公权力本身的挤压，更是传递出性少数群体的尊严和安全并非社会要务的信号，让社会中各方面对他们的歧视和暴力更加有恃无恐。据统计，2021年至今为止死于谋杀的跨性别者已经超出去年一整年。一年一度的“性少数骄傲月”刚刚过去，这个以往以自我展示和庆祝为主的节日，在今年也因为这批法案的存在而灰暗了许多，性少数社群内因对未来的不确定而惶恐不安，跨性别者今后在美国许多地方即将面临的艰难处境，也代替了性少数群体在平日难以品尝到的骄傲，成为了今年这个节日里格外沉重的主题。

目标：像空气一样自然

那么，热心跨性别权益的人们有什么抗击这一系列措施的方法呢？许多人首先想到的是重复面对2016年北卡罗来纳州“卫生间法案”时的策略，通过大型企业从相应州撤资、造成税收和就业岗位损失的方式，向政客施压。出于品牌形象和创造包容的工作环境从而吸引尽可能多地人才，许多企业的确存在这样做的动力，但与2016年不同的是，这一次计划通过此类法案的州数量大出很多，几乎覆盖了整个美国南部和中西部，在这样的“集体行动”下，指望企业同时在如此大范围内停止操作，显然并不现实。

于是，很多人便寄希望于另一条途径：在司法系统内挑战这批立法。的确，“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结束了种族隔离，“罗伊诉韦德案”保障了女性的堕胎权，“纽约时报诉合众国案”保障了媒体自由报导的权利，“奥贝格菲尔诉霍奇斯案”确立了同性婚姻合法化，美国历史上太多民权的进步都是在法庭上发生的。作为ACLU中专注于性少数群体权益的主要负责人，上文提到的律师斯特兰吉奥也在采访中表示，ACLU一定会分别起诉每一门侵犯跨性别群体权益的法案。

他本人所在的团队，去年也获得了一次大多数人都没有想到的胜利，通过在意识形态以外的法理层面翔实而缜密的论据，说服了两位保守派大法官做出确保性少数群体在就业方面不受歧视的判决（博斯托克诉克莱顿县），撰写多数意见的还是特朗普提名的保守派大法官戈萨奇（Neil Gorsuch）。

但尽管他对未来诉讼的结果还保持着乐观，这扇大门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逐渐关闭：在金斯伯格大法官去世后，特朗普提名接替她的法官巴雷特，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保守派，在堕胎、性少数等方面的意见和裁决都和保守派主流价值观高度一致。在她的到来后，最高法院已经一反常规地接下一起可能对“罗伊诉韦德”判例中确定下的堕胎权造成挑战的案件，这个动作中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可以想像，如果这一批针对跨性别者的法案被诉至高院，在今天这批大法官面前复制类似成功的难度只可能有增无减。

所以，很多居住在红州的跨性别者将目前最后的希望放在了白宫身上。相应的，拜登政府也给了性少数足够多的关注，在就职第一天就颁布行政命令，在学校、工作场所、医疗等领域确立了保护性少数免受歧视的原则，并在对国会的第一次讲话中直接对跨性别年轻人喊话：“你的总统就是你的后盾”，他所任命的教育部长也在近日的采访中保证，自己将尽力确保跨性别青少年拥有在公立学校中不受歧视地参加体育项目的权利。

行政命令的效力毕竟是极其有限的，且可以随时被另一位总统不经任何其他机构批准而废除，因此在联邦级别最能够带来实质性改变的还是由国会进行立法。摆在今天的跨性别群体面前的，只剩下和先前的大多数民权运动一样、最为缓慢而曲折的一条道路：自下而上、点滴积累地改变主流社会的观念。

但行政命令的效力毕竟是极其有限的，且可以随时被另一位总统不经任何其他机构批准而废除，因此在联邦级别最能够带来实质性改变的还是由国会进行立法。民主党占多数的众议院早在2019年就通过专门旨在保护性少数的《平等法案（Equality Act）》，将他们纳入1964年民权法案所保护的范畴内，若经通过、签署，一切基于种族和性别的平权保护就会全面覆盖至性少数群体上。但在如今的现实下，参议院基本没有可能废除需要60票才能通过法案的“阻挠议事（filibuster）”制度，而民主党的多数优势又仅仅多出一票，在当下的气候里迅速通过这个法案显然并不现实。

与此同时，许多红州还在加紧通过一批针对性压低少数族裔、弱势群体等传统民主党选民投票率的措施，因此即便民主党政府保持今天较高的支持率，一年半后的中期选举完全可能见证共和党拿回两院，跨性别群体也因此难以立刻获得保护自身权益的制度性工具。

所以，摆在今天的跨性别群体面前的，只剩下和先前的大多数民权运动一样、最为缓慢而曲折的一条道路：自下而上、点滴积累地改变主流社会的观念——从影视、文艺作品到大众媒体和新闻报导，要让跨性别者的存在和表达成为一种常态，既要有足够多专注于他们，讲述他们独特的身份、认知、体验和痛苦的表达，又要在所有看似与之不直接相关的主题中，让跨性别者的形象获得足够的“代表（representation）”，让他们的存在在每个层面的展示和表达中都不被抹去。

当身为跨性别者的“骄傲”不止于一年一度的节日或月份，而是成为空气一样自然存在于每个人身边的日常，今天这一切建立在否定他们存在的基础上的立法和宣传才会随之变得苍白而荒唐，并被主流中对他们足够坚实的承认冲刷掉。

（程贤，主要关注美国政治、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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