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道义与政治，共谋与角力：以色列与头号盟友美国的四个切面

自今年的穆斯林斋月开始以来，东耶路撒冷就迅速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以色列当局在被其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强行驱逐当地巴勒斯坦居民、扩建犹太定居点，此举遭到了当地巴勒斯坦民众的反弹与抗议，进而演变为巴人与以色列警方的暴力冲突。

斋月最后一周的冲突升级，最终再度点燃了中东火药桶。哈马斯和以色列国防军之间的军事冲突也急剧升格，以军更是在行动中炸毁了位于加沙的一栋有着多家国际媒体（包括半岛电视台、美联社等）驻扎的大楼，遑论诸多民居。在4月底到5月初的冲突期间，联合国、国际人权观察组织、阿拉伯世界乃至英国等，均对以色列当局的种族隔离行为予以谴责，也对巴以双方的暴力冲突表示关切。但目前看来，无论是以方还是哈马斯，都没有停手的迹象。

另一方面，美国作为过去相当长时间以来最为重要的巴以斡旋力量，以及以色列最为倚重的盟友，它的表态都相当关键。随着以军对巴勒斯坦的攻击愈演愈烈，尤其对平民的攻击早已演化为人道主义危机——这种趋势实际上早在此前的斋月冲突中就已经非常明显——外界关注美国是否已经在幕后开始斡旋，或是会随事态发展采取更积极的姿态介入调停。

人们对美国的这种既期待又批判的态度，实际上也间接反映了美国与以色列之间关系的复杂性。目前，除了对以色列及极端犹太分子的抨击外，美国的“无作为”正被多方质疑，尤其考虑到过往在涉及巴以问题的联合国决议上，美国常常用自己的一票护送以色列过关。双方的关系也并非是如牌面上看起来那样是“大哥”与“小弟”的搭档，而是在共谋之中又有着不同程度的互相利用。

从反犹到支持建国：锡安主义在20世纪初期的美国

20世纪初期美国依然有着颇为普遍的反犹势力，甚至如迪士尼动画《三只小猪》中的反派大灰狼，也打扮成犹太商人的模样。

反犹主义不仅在欧洲有着漫长的历史，甚至直到20世纪初，新大陆上的美国也存在着对于犹太人的排挤与歧视。不过在饱受歧视与迫害的犹太人当中，也出现了一股以民族主义为基底的、兼具意识形态与政治运动的力量，即“锡安主义”（Zionism，又译犹太复国主义）。

与今日以色列在对待巴勒斯坦人时所采取的种族隔离政策形成讽刺对比的是，近现代锡安主义的兴起，与犹太人受到的种族隔离、歧视乃至屠杀有着莫大关联，游荡在欧陆各国的犹太人作为永远的少数族裔，寄希望于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度。这种思想在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 1860–1904），一位生活在奥匈帝国的记者所出版的《犹太国》（The Jewish State）一书中得到了明确表述，也有一说将赫茨尔视作现代以色列的“国父”。

赫茨尔的“犹太国”构想曾将目光锁定在世界多地，包括非洲的乌干达和拉丁美洲的阿根廷等国。但对于大多数犹太复国主义者而言，他们的“应许之地”当时仍为奥斯曼帝国统辖的巴勒斯坦。另一方面，并非所有游荡在欧陆的犹太人都是锡安主义者。例如，“崩得”分子（Bund）们就大多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持反对意见，他们更坚信犹太人所在之地就是他们的家园，即“此在性”（hereness）的主张。类似的反锡安主义倾向直至今日依然在不少美国犹太裔知识分子中得到延续。

即使在锡安主义者内部，无论是意识形态上的立场还是实际的政治能量，也都随着各地犹太人的活动与处境而有所不同。随着赫茨尔的号召，世界锡安主义组织 （World Zionist Organization）成立，更加激进的锡安主义者们也开始出现。泽维·贾鲍京斯基（Ze'ev Jabotinsky 1880–1940）就是其中的代表，他参与筹建犹太武装力量，并在一战中为英军效力。离开英军之后，他同样致力于犹太人组织的武装训练，并鼓动在东欧的犹太人迁往应许之地巴勒斯坦，因为他们随时可能遭受波兰或匈牙利等国反犹力量的屠戮。

20世纪初期美国依然有着颇为普遍的反犹势力，甚至如迪士尼动画《三只小猪》中的反派大灰狼，也打扮成犹太商人的模样。但相对于欧陆的战火与种族歧视乃至屠杀，新大陆上的环境要宽容不少。在欧陆，锡安主义者们更多依靠游说、地下组织和独立武装来展开运动，而美国的锡安分子们则有着更加从容的条件来展开更具规模的政治组织建构。

与威尔逊的良好关系和自身的社会影响力，使得布兰迪斯有足够条件引导美国大众对欧洲犹太人遭遇的同情，并或多或少促成威尔逊政府对《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的默认。

波西米亚犹太人后裔、“人民律师”路易斯·布兰迪斯（Louis Brandeis 1856–1941）是美国的锡安主义势力得以在政坛登场亮相的关键人物之一。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之后，成为执业律师的布兰迪斯以其进步立场而闻名。在垄断巨头面前，布兰迪斯的反托拉斯立场让他赢得了一般民众欢迎，也与持相近理念的民主党人走得更近，其中就包括后来的总统伍德罗·威尔逊。1916年，威尔逊总统提名布兰迪斯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此举却遭到了诸多共和党人和保守力量的反对，而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媒体也直言布兰迪斯作为法官或许“不够冷静”。

布兰迪斯的提名最终在参议院的表决中通过，而他的上任不仅对美国司法界是大事，对于美国乃至欧陆的犹太复国运动也同样具有推动作用。早在1912年，饱受尊敬的布兰迪斯就加入了美国锡安主义联合会，使得该组织不断壮大，并在接下来欧洲陷入一战烽火时，继续推动锡安主义在新大陆的发展。布兰迪斯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属于犹太人的国家，同时也向美国的犹太人喊话，认为支持犹太复国运动和作为美国公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可以并行不悖。

与威尔逊的良好关系和自身的社会影响力，使得布兰迪斯有足够条件引导美国大众对欧洲犹太人遭遇的同情，并或多或少促成威尔逊政府对《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的默认。该宣言是在另一位犹太复国运动领袖魏茨曼（Chaim Azriel Weizmann 1874–1952）的斡旋下促成英国政府承认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政权和合法权利。

1919年，布兰迪斯和魏茨曼关系破裂，并被排挤出美国的锡安主义组织，但他的影响力依然存在。此时的巴勒斯坦随着奥斯曼帝国的瓦解，在英国人的托管下，在随后的时间里目睹了大量犹太人的涌入。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关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的提议，在美国总统罗斯福和继任者杜鲁门看来都颇为棘手，尤其考虑到当地阿拉伯人的抵触情绪，以及苏联借机与阿拉伯人联手的可能性。尽管当时民主党政府得到了相当多犹太裔的支持，但针对建立犹太国一事也出现了不同的提议，包括联邦制等构想。

敌人的敌人也是盟友：美阿关系的棋子？

在以色列国建立之后，杜鲁门当局率先承认了这个国家。对于杜鲁门和国务卿马歇尔来说，承认以色列意味着要承担阿拉伯国家与美国关系破裂的风险。也因此，在面对最初的以色列建国和前两次中东战争时，美国当局从杜鲁门到艾森豪威尔两位总统都采取了偏向中立的态度。

锡安主义和犹太裔逐渐在美国政坛抛头露面，但在二战前后，美国对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的问题上并没有过于积极的介入。《贝尔福宣言》的提出以及一战后英国作为巴勒斯坦托管者的身份也表明，当时英国人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握有更大的话语权或主动权。只是，鼓励大量犹太人涌入巴勒斯坦的决定给二战后的英国当局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原本作为巴勒斯坦少数族裔的犹太人，随着战争、种族屠杀以及锡安主义的号召，不断涌入该地并占据了约三分之一的人口，当地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冲突愈发加剧。

为调解巴勒斯坦局势，联合国在1947年表决通过了《分治方案》，决定将巴勒斯坦划分为一个阿拉伯国家和一个犹太国家，同时，耶路撒冷则作为独立个体，由联合国托管。犹太复国主义代表、以色列工党的创始人本.古里安（David Ben Gurion 1886–1973）同意了此项方案，但阿拉伯国家联盟则表示反对，因为此举意味着在巴勒斯坦人世代居住的土地上出现一个全新的犹太国家，如此一来，谁又真正考虑过当地阿拉伯住民的权利呢？

在英国人于1948年完全撤离之前，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爆发了被称为“巴勒斯坦内战”的武装冲突。英国人最终在1948年5月14日托管期结束后撤走，并留下了内战未完结且也并未对联合国决议采取任何实质推动措施的权力真空。以色列国民议会则表决通过，拒绝美国方面提出的停火协议，颁布了《以色列独立宣言》，正式宣告以色列复国。

在以色列国建立之后，杜鲁门当局率先承认了这个国家。对于杜鲁门和国务卿马歇尔来说，承认以色列意味着要承担阿拉伯国家与美国关系破裂的风险，尤其是考虑到后者有可能在铁幕刚刚拉起就倒向苏联一方。也因此，在面对最初的以色列建国和前两次中东战争时，美国当局从杜鲁门到艾森豪威尔两位总统都采取了偏向中立的态度，至少在援助以色列一事上较为低调，甚至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也曾为埃及出面斡旋。这场战事的结束意味着英国的殖民体系日渐式微，法国则在戴高乐总统的带领下坚持在美苏对立的大格局下走上去殖民化，但又维持相对的外交独立。

尽管在巴以问题上留下了一个烂摊子，但英国在以色列建国初期依然保持着对该地的影响力，另一个予以以色列实际援助的大国则是法国。如前所述，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都不愿在以阿关系上做过于明显的表态。为了应对苏联在中东的影响，艾森豪威尔在1957年提出的“艾森豪威尔主义”（Eisenhower Doctrine），明确美国会向遭受武装侵略的中东国家提供经济或军事援助。

这种维持平衡的局面随着肯尼迪总统的上任而出现改变，正是他明确了美国和以色列的特殊盟友关系。

这种维持平衡的局面随着肯尼迪总统的上任而出现改变，正是他明确了美国和以色列的特殊盟友关系。肯尼迪掌权后一改两位前任的作风，开始公开向以色列出售军火，另一方面也有意识地打压以色列的自主军事技术研发，包括警告该国不要挑起中东的核军备竞赛。肯尼迪遇刺并没有对这种更加紧密的美以关系带来太大转折，只不过随着表态的明确，他的后继者想要继续维持中东局势的平衡，就越发考验他们的政治手腕。

1967年的六日战争过后，以色列夺取了约旦河西岸的大片土地，美国的阿拉伯盟友之一约旦也吃了败仗并遭受相当大的打击，而美国在约旦身上投入的援助资金也同样为战火所损。无论美国人如何试图挽回与阿拉伯盟友的关系，但六日战争都让他们在阿拉伯世界的声誉大大降低。对此，一种看法认为，肯尼迪的继任者林登·约翰逊的亲以政策成为了60年代美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转折点。但将责任完全归于约翰逊似乎也不见得完全合理，要说美国和以色列在60年代的关系出现蜜月期也略为勉强。一方面，肯尼迪和本.古里安等以色列领导人之间仍在许多问题（包括核设施等）上产生分歧，而另一方面六日战争也并不完全在美国掌控之内。

六日战争为美国继续在中东实行他们的“balancing act”提供了新的契机。纵观美国与以色列周遭的阿拉伯各国的关系，不难看出美国虽把以色列视作布局在中东的重要棋子，但这颗棋却因应以阿关系和冷战大气候而握有微妙的自主性。

不过，六日战争为美国继续在中东实行他们的“balancing act”提供了新的契机。纵观美国与以色列周遭的阿拉伯各国的关系，不难看出美国虽把以色列视作布局在中东的重要棋子，但这颗棋却因应以阿关系和冷战大气候而握有微妙的自主性。在埃及的纳赛尔倒向苏联之前以及纳赛尔倒台之后，美国与以色列过去的死对头埃及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吉米·卡特任上，1979年《戴维营协议》的签署则标志着以埃关系的趋缓，达成了某种“冷和平”（cold peace）状态。也是这份协议导致了阿拉伯国家内部的分歧，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内的阿拉伯各国均与埃及断交。但即便是拒绝了《戴维营协议》、且至今未同以色列正式建交的沙特阿拉伯，也在近年来被披露会与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定期会晤，与会方还包括约旦这个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丢失约旦河西岸的敌以国家。当然，表面敌对的以阿关系背后，同样少不了美国的介入与协调。

冲突 - 平静 - 冲突：从搁置暴力到搁置和平

在以色列工党执政时，以色列开展了犹太定居点扩张政策，这一政策延续至今，被认为是强行推行的殖民主义行径，也是引发今年斋月冲突和最新一轮巴以冲突的导火索。

《戴维营协议》（Camp David Accords）的签署，一大背景是本.古里安创立的以色列工党在1977年的大选中失利。在以色列建国后执政多达30年之久的工党，其政治路线支持锡安主义，但同时也主张给予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相应的权利，普遍认为其立场颇为温和。但在巴以问题上，主义和政治往往会出现吊诡的错位——在工党任上，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爆发了四次中东战争，包括以色列国防军主动出击的第二次中东战争和六日战争。也是在工党执政时，以色列开展了犹太定居点扩张政策，这一政策延续至今，被认为是强行推行的殖民主义行径，也是引发今年斋月冲突和最新一轮巴以冲突的导火索。

取代工党夺得政权的是合并于1973年的右翼政治组织利库德集团。这个组织的理念始于前文提及的贾鲍京斯基，奉行强硬的犹太复国路线。第一位出身利库德集团的以色列总理是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 1913–1992），他的上任让美国方面意识到以阿关系恶化的可能，并开始展开一系列斡旋。最终的阶段性成果就是上述的《戴维营协议》，时任埃及总统萨达特和贝京在卡特总统的促成之下，在戴维营签署相关协议，并于次年签订了以阿两国的《和平条约》。换句话说，原本被认为属于右翼保守势力、有可能恶化以阿关系的利库德集团，反倒在刚一掌权之后就见证了中东问题的一项里程碑成果。

但《戴维营协议》并没有换来长期稳定，由于埃及遭到阿拉伯各国的排挤与断交，巴以问题也日趋复杂化。与贝京一同领取了诺贝尔和平奖的萨达特在1981年遇刺身亡——此前半年已经有疑似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对其采取暗杀未遂。贝京本人在一些政治议题上也并未让步，他任命的农业部长沙龙大力推进定居点策略，加剧压缩当地巴勒斯坦人的居住地；贝京当局在1980年还通过了《耶路撒冷法》，宣布耶路撒冷为以色列不可分割的首都——在国际各界普遍不承认东耶路撒冷为以色列合法领土的情况下，此举无疑也引来颇多争议，随后多国也将驻以使领馆迁到特拉维夫。

在美国方面，面对贝京和利库德集团的掌权，他们也需要稳固美以关系的同时，顾及国际观感以及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关系。1982年的黎巴嫩战争（第五次中东战争）让美以关系再度恶化。贝京当局支持的黎巴嫩长枪党领导人当选总统但却在上任之前就遇刺身亡，以方和长枪党则将矛头对准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长沙龙率军开入黎巴嫩南部，并默许长枪党在贝鲁特难民营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针对巴勒斯坦难民的大屠杀。惨案使得以色列国际形象跌至谷底，美国方面甚至一度考虑对以色列实施制裁，但最终仍然没有放弃以色列的盟友地位。

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长沙龙率军开入黎巴嫩南部，并默许长枪党在贝鲁特难民营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针对巴勒斯坦难民的大屠杀。惨案使得以色列国际形象跌至谷底，美国方面甚至一度考虑对以色列实施制裁，但最终仍然没有放弃以色列的盟友地位。

贝京在1983年辞职，继任的沙米尔（Yitzhak Shamir）同样是个强硬的利库德成员。沙米尔的第一个总理任期（1983–1992）大致与里根的第二任期和乔治·H·W·布什的总统任期重合，这一段时间内美国对以色列的各类援助有增无减，以色列也升格为美国的“主要非北约盟国”。但这一时期对于美国和以色列来说，最具挑战性的还是巴解组织的迅速崛起和第一次巴勒斯坦起义。在阿拉法特的带领下，巴解组织内部也出现了温和派和激进派两大主张，双方均试图建立巴勒斯坦国，但阿拉法特及其支持者倾向于透过外交等渠道达成与以色列的和解方案，而反对者则试图在巴勒斯坦全境建起巴勒斯坦国，取缔乃至消灭以色列国，这一主张也为后来成立的哈马斯所承继。

1987年的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使得以色列境内及其侵占的领土上的巴以冲突愈发日常化。这场漫长的冲突的直到1993年才逐渐冷却，此时以色列工党又借由联合政府的形式重新掌权，拉宾（Yitzhak Rabin 1922–1995）第二次出任以色列总理。随后，与《戴维营协议》相似的一幕在奥斯陆和平进程下出现。随着奥斯陆秘密谈判的展开，巴以双方的和平进程也初现曙光，两项《奥斯陆协议》，即1993年签署的《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宣言》（Oslo I Accord）和1995年签署的《关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临时协定》（Oslo II Accord）预示着巴以和平进程的开始，而阿拉法特和拉宾在克林顿总统的注视下互相握手的场景，也成为了一段佳话。与《戴维营协议》一样，《奥斯陆协议》同样由美国斡旋达成，而签署双方也同样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的褒奖。

与《戴维营协议》一样，《奥斯陆协议》同样由美国斡旋达成，而签署双方也同样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的褒奖。协议的签署使得此前已持续了6年时间的巴勒斯坦大起义暂时平息，但无论是在以色列还是在巴勒斯坦，双方民众都逐渐开始出现意见分化。

按1993年的《奥斯陆协议》规定，巴勒斯坦可成立临时自治政府“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该政权和以色列国之间达成了某种互相承认的协议，但正式的巴勒斯坦国是否建立、如何建立仍未明确。由于以色列侵占的领土颇多，加上耶路撒冷归属问题颇为敏感，协议的签署更像是一场漫长的和平谈判的起点。包括美国在内的三方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也设置了一个五年的过渡期，以澄清更多具体纠纷和细节。

协议的签署使得此前已持续了6年时间的巴勒斯坦大起义暂时平息，但无论是在以色列还是在巴勒斯坦，双方民众都逐渐开始出现意见分化，一方认为各自的领导人为当地带来了和平，另一方则认为协议签署者是软弱的、甚至出卖民族利益的叛徒。后者的极端分子最终在1995年采取行动，使得和平进程再度被搁置。

对于《奥斯陆协议》的负面看法，最为著名的要属爱德华·萨义德的观点。在他的著作中，萨义德直言协议是在让巴勒斯坦人向以色列人屈从。他并未像某些极端势力一样怂恿暴力，但萨义德更希望在巴勒斯坦出现一个无关种族与宗教的、世俗的民主国家。有意思的是，“民主国家”也是以色列的建国基底之一，但这一表述随着巴以双方冲突的日常化，以及各自领导人物的更替，最终被纳入到了一套更加强硬的右翼民族主义话语之中去。

当代美国如何与内塔尼亚胡打交道

进入奥巴马任期，美国当局面对的以色列领导人是二进宫的内塔尼亚胡。后者虽然争议不断且历经数次大选和腐败官司，但直到今日依然身居总理一职。在奥巴马任上，美以关系出现僵局。

1995年11月4日，拉宾在总理任上被极端犹太主义分子刺杀身亡。他的遇刺宣告巴以和平进程的冻结，在佩雷斯短暂接棒之后，1996年的以色列大选中利库德集团重新夺取政权，本杰明·内塔尼亚胡第一次出任总理。这位日后的政治强人初掌大权，却在巴以问题上并没有过多依赖本党的右翼势力，而是延续了拉宾的谈判路线，即便他对《奥斯陆协议》并未有过积极的评价。在1998年，内塔尼亚胡和利库德集团在又一场大选中双双失势，且在2001年再度大选中，内塔尼亚胡也并未谋求重返总理宝座。

接任内塔尼亚胡的是沙龙，这位强硬的军事家在2000年强势造访宗教圣地耶路撒冷的圣殿山，引发舆论哗然之余，也使得不满奥斯陆和平进程而不断延烧的巴以暴力冲突加剧，并演化为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这场暴力冲突同样历时颇久，直到2006年才逐渐缓和。而也是在这场冲突中，以色列对待巴解组织包括哈马斯的打击愈发军事化，而巴勒斯坦方面也出现了恐怖袭击等手段，为以色列建设隔离设施提供了借口。同样，借助反恐议题，沙龙当局也和需要应对“911”恐袭的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达成某种默契，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力度持续加大。但随着以色列和黎巴嫩在2006年爆发军事冲突，美国媒体对于以色列军队攻击平民的声讨浪潮也逐渐扩大。

进入奥巴马任期，美国当局面对的以色列领导人是二进宫的内塔尼亚胡。后者虽然争议不断且历经数次大选和腐败官司，但直到今日依然身居总理一职。在奥巴马任上，美以关系出现僵局。内塔尼亚胡拥有留美背景，据称在美国政坛也拥有着不俗的人脉关系。但其家庭成员或是贾鲍京斯基的拥趸，或是以色列国防军的战斗英雄，同样出身军队的内塔尼亚胡也并不承认所谓巴勒斯坦建国的可能性，同时对阿拉法特抱有质疑。在再度出任总理之后，他的怀疑对象则变成了奥巴马总统。持强硬右翼立场的内塔尼亚胡，对于奥巴马试图推进伊核协议的行为十分不满，甚至一度从中杯葛；而对于他眼中的左翼媒体，内塔尼亚胡也毫不保留地展开攻击，声称《纽约时报》和本国的左翼报纸《国土报》（Hareetz）是以色列的两大敌人。

随着内塔尼亚胡地位的巩固，他和奥巴马的关系也越发像是一场摆上枱面的角力。在2001年的一次发言中，内塔尼亚胡曾声称美国可以随着“正确的方向”被摆动。而这种态度在他第二次担任总理时有了更清晰的显现。在2011年奥巴马呼吁恢复1967年的巴以边界时，内塔尼亚胡很快予以公开反对。即便如此，在联合国决议中，美国还是维持了对以色列的支持，奥巴马当局在2011年就否决了巴勒斯坦的建国申请。但总体而言，在奥巴马的第二任期上，民主党政府对以色列的态度转变愈发明显。国务卿克里就曾公开指责以色列的定居点政策，而内塔尼亚胡同样予以强硬的回击。

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民主党的关系在奥巴马时代趋向恶化，但特朗普的出现却又将美以关系拱向一个新高度。比起奥巴马和内塔尼亚胡的貌合神离，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的关系简直好到让人意外。

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民主党的关系在奥巴马时代趋向恶化，但特朗普的出现却又将美以关系拱向一个新高度。比起奥巴马和内塔尼亚胡的貌合神离，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的关系简直好到让人意外。可以说，特朗普所追求的与奥巴马类似，都是希望通过自身介入与斡旋，达成中东和平，以此为自己的政治成绩，只不过相较而言，奥巴马的关注焦点在于伊核协定，而特朗普则将巴以和解视作突破口。

特朗普最令人诧异的举动之一就是在2017年底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此前的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都碍于国际法和各界观感，至少在明面上保持过往的联合国决议意见。另一方面，以色列在2018年通过了“犹太民族国家”法案（Nation-state Bill），宣称“以色列是犹太人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 of the Jewish People）。在该法案下，以色列当局将会设置更多的犹太人定居点，且阿拉伯语将不再作为以色列官方语言，而只是“常用语言”。

美以关系在特朗普任期内的持续向好对于当地的巴勒斯坦人则是毫无疑问的灾难。哈马斯等组织的恐怖主义面貌被继续得到宣传，且随着双方关系的紧张，恐怖袭击和局部武装冲突依然存续，情况只有恶化而难言有改善之机。在战事之外，公众舆论对于以色列在与巴勒斯坦的对比也暗含某种差序导向：以色列是冲突双方之中那个更加现代化、更加开明的主导者，而巴人则是落后的、亟待革新的一方。这种政治话术既未能消除恐怖主义活动对巴以双方普通民众的威胁，同时也为以色列的种族隔离政策煽风点火，使得隔离墙、定居点等设施的进一步扩建得到了某种合理性的背书；并且，这种合理性背后依然有着锡安主义的幽灵，而反以是否等同于反犹的争议也由此成为另一个关键的政治议题。

美以关系在特朗普任期内的持续向好对于当地的巴勒斯坦人则是毫无疑问的灾难。哈马斯等组织的恐怖主义面貌被继续得到宣传，且随着双方关系的紧张，恐怖袭击和局部武装冲突依然存续，情况只有恶化而难言有改善之机。

2019年由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共同在白宫宣布的“新中东和平计划”或特朗普计划（Trump peace plan），更是在没有任何巴勒斯坦方面的成员参与的情况下，宣布借由一系列经济手段和通过建立一个有限度的巴勒斯坦主权国家来达成巴以的永久和平。此举虽然由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事先告知海湾多国，但却并未引起太大的积极反响；巴勒斯坦方面则无疑表示强烈抗议。对内塔尼亚胡政府来说，特朗普的四年任期给了他贯彻其犹太人优先的政治理念以极大的伸展空间。

以色列持续挤压当地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间，在“新中东和平计划”颁布后，某种事实上对巴勒斯坦的完全吞并也并非不可能。虽说以色列国内政坛在近年来屡屡面临换届改选，内塔尼亚胡本人也因腐败指控而被传出政治生命可能由此终结，但掌权逾十年的他依然利用右翼民粹的抬头、偶发的巴以冲突以及过去一年多来的新冠大流行保住总理一职。

不过，在最新一轮巴以冲突中，以色列的种族隔离政策——无论是在疫苗施打还是隔离墙和定居点扩张上——被暴露得更加彻底。这个新冠大流行中的防疫优等生，此前已经被联合国和国际人权观察组织点名批评其种族隔离政策可能引发人道主义危机；在近期针对加沙的军事行动中，以色列国防军对巴勒斯坦平民的袭击也招来多方抨击。

华盛顿目前的态度依然模棱两可，一方面拜登和国务卿布林肯均表示支持停火，但另一方面拜登继续对以进行武器军售；民主党内意见也出现分歧。

尽管在《外交政策》等刊物上，依然有着颇为“务实”的声音表示以色列不会因为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批评而改变，且诸如杨安泽等美国政治人物也出面以支持以色列人民免遭恐怖袭击为由，声援以色列，但如今的政治生态与那个锡安主义在美国民众之中引发舆论同情的年代早已有所不同。华盛顿目前的态度依然模棱两可，一方面拜登和国务卿布林肯均表示支持停火，拜登更是在19日告知内塔尼亚胡，希望在当天就看到加沙事态能够出现明显的缓和（significant de-escalation），并促成停火；但另一方面拜登继续对以进行武器军售。民主党内意见也出现分歧，进步派的代表人物伯尼·桑德斯就已经公开声援巴勒斯坦，杨安泽的推特言论则被打上了支持种族灭绝的标签。

只是，这种在媒体和社交网络上的“反以挺巴”导向，其实在过去数十年来的国际舆论之中并未缺席，对以色列的谴责和对巴勒斯坦的声援从未停止过，毕竟哪怕在非阿拉伯国家中，也没有人会轻易无视平民的死伤。但这种导向实际上也意味着，对待巴以冲突的舆论介入和政治操作有所分离：相比人权和主权，前者更容易使人发声站队，但后者则涉及颇为复杂且“实际”的利益考量。

拜登政府或许仍会采取与其前任们类似的政策，在讲求平衡的情况下，对以色列的敲打高高举起又轻轻放下。日益变化的媒介生态和政治气候，或许能为争取巴勒斯坦应有的权益提供不一样的助力，但却依然要同以色列的炮火赛跑。何况考虑到同样握有某种合理性的反恐话语，和某些人骨子里的种族歧视或慕强心理，舆论战也多有胶着之态。

可是，在一个要么不打招呼直接暴力将你从世代居住、合法拥有的土地与房屋中驱赶出去，要么打电话通知你即将轰炸你家大楼，要么是在疫情依然存在却宁可将疫苗兜售他国也不予你接种的政权面前，又有多少平民真是恐怖分子安排的“群演”呢？

（庄沐杨，博士在读）

参考资料

Josef Fraenkel. Patriot, Judge, and Zionist

Molly Crabapple. My Great-Grandfather the Bundist:

George Lenczowski. American Presidents and the Middle East.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0.

Jason Farbman. Why Does the United States Support Israel?:

Vaughn P. Shannon. Balancing Act: U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Routledge, 2003.

The Eisenhower Doctrine, 1957

海达尔·埃伊德. 爱德华·赛义德的忧虑与奥斯陆协议的终结, 2020年6月8日:

Grant Smith. Big Israel: How Israel's Lobby Moves America. Institute for Research, Middle Eastern Policy, Inc., 2016.

Anshel Pfeffer. Bibi: The Turbulent Life and Times of Benjamin Netanyahu. Basic Books, 2018.

The US media is touting Israel's Covid recovery. But occupied Palestinians are left out

Israeli Law Declares the Country the ‘Nation-State of the Jewish People’

Peace to Prosperity: A Vision to Improve the Lives of the Palestinian and Israeli People

Bernie Sanders: The Approach the Israel-Palestine Conflict Nee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