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区家麟：有线“快乐新闻部”落幕，香港传媒遭汰强留弱的操控阴影

香港有线新闻总部位于荃湾海盛路一幢工业大厦，地面入闸后，穿过“时光隧道”亮丽碧蓝的长廊，就是偌大的新闻部办公室，各小组同一屋簷下，新闻战线上走到第廿七年。这里曾经是香港新闻界称颂的乐土，有线新闻口号是“走在事实最前线”，采访部有一个内部Whatsapp群组，群组的名称叫“快乐新闻部”。

有线新闻于1993年启播，是香港第一个廿四小时广播收费新闻台。英治时代末年那些日子，香港新闻界享受着自由的盛宴，撤退的英国人忙着放权，未来的主子还未就位，仍在尝试读懂香港这本难读的书。权力真空，加上股楼齐飞，那些年造就媒体涌现，除了有线电视，还有改写香港报业生态的《壹周刊》与《苹果日报》、新的英文报章《东快讯》；为了采访瞩目的香港回归巨变，世界各地派记者长驻香港，台湾《联合报》也在香港设立港版《联合报》。有资金、有竞争、有新尝试，香港有线新闻，正是生于回归前夕传媒百花齐放、没有禁忌的黄金时代。

2020年12月1日上午11时，时光隧道内的有线新闻采访室，平日急速频密的击打键盘声止遏，记者编辑停止工作，等待“一场预先张扬的命案”（注）。人事部逐一致电被裁减的员工，接获凶铃的人包括调查报道组《新闻刺针》全体记者，一共四十位新闻部员工即时收拾杂物、带走回忆。同一天，另外约三十位骨干记者，表明“齐上齐落”，在新主管办公室门前排队，逐一递上辞职信，“快乐新闻部”悲壮落幕。呈辞的记者，包括采访中国新闻享誉一时的“有线中国组”主管兼全体十名记者、港闻组大部分采访主任、国际组、财经组主管。有线中国组主管司徒元更在脸书上留下八字：“宁化飞灰，不作浮尘”。这是末代港督彭定康撤出香港前最后一份施政报告中最后章节，留给香港人的几行诗。是以有线电视新管理层的裁员大计，裁走公认能干的员工、气走团结认真的新闻工作者，改朝换代，以自残方式，超额完成。

“快乐新闻部”的称谓，曾经代表着有线新闻部仝人心地纯正、不勾心斗角、为新闻专业走在事实最前线的美好现实。但自从新管理层数月前空降新闻部，往日灵魂人物黯然离去后，很多中层主管们，早已料到这一天，辞职信早已写好，藏在抽屉中。网民鼓励离职的记者说，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但有线记者都明白，于此一别，已无留人处，至少，容得下他们的香港主流媒体，已经绝无仅有。而有线新闻的处境，不单是一家机构的故事、也不单是香港传媒行业的问题，它就是香港的缩影、香港的命途。

香港只有一个大老板

“快乐新闻部”有团结的同侪、为何不集结力量战斗到底？为什么要集体辞职？被辞退的有线中国组助理采访主任黄丽萍形容，资源人手不断收缩，有如“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倒不如“引刀成一快”；中国组另一名资深员工则谓，与其被“阴干”（无声无息地被搾干），倒不如清晰让公众知道有线新闻已经变质，他们对公司早已不存有任何希望。

有人或会认为，母公司有线宽频连年亏蚀，疫症下裁员属平常事。不过，亏蚀对财力雄厚大财团而言，只是九牛一毛；再者，裁员若要保存机构血脉，应有章法，而非莽撞乱斩。

要了解香港沉沦的故事，从政治经济角度看有线新闻的衰落，正是一个具解说力的切入点。

有线新闻廿多年前创立，母公司九龙仓集团，属香港巨企，其地产业务雄据香港核心地段，如游客至爱的海港城、时代广场，都属九龙仓物业。有线宽频近年由于竞争者众、体育台失去主要球赛播映权、电视观赏生态转变等，由2008年起连年亏蚀，每年亏蚀数千万至三亿港元不等。不过直至2017年有线寛频易手前，有线新闻中高层员工之间，都流传一个讲法，九龙仓大老板吴光正视有线新闻如“社会企业”，不求赚钱，公司每年纵使亏蚀两三亿港元，对大地产商而言，只是一两幢别墅的价钱；大老板虽然是全国政协常委，但一直没有明显干涉新闻部编采运作，甚至连长寿节目《楼盘传真》批评母公司新楼盘质素等问题，亦没有受到压力，员工有充分空间，实践新闻专业理念。

不过，传媒以商业模式运作，纵使老板自诩有良心、讲社会责任，传媒的自由空间归根究柢，取决于这位大老板是否开明，也跟政治大气候有关。

自殖民地时代以来，香港媒体多元，老板属于不同的财团，不似欧美国家，媒体遭少数大财团垄断。究其源起，与港英时代开始严格限制跨媒体拥有权，又设定重重关卡，限制外地（或内地）财团管控香港广播媒体有关，故香港的媒体控制权并不集中，也不受少数财团主宰。不过，中文大学传播学者冯应谦早已指出，香港媒体企业于管理操作上互不从属，但媒体拥有权却出现一个“非组织性集中”(non-organizational concentration) 的现象，意思即是，媒体始终掌握在少数商人手上，而他们皆在中国内地有生意，利益关系使他们要顺从中国的意识形态。

香港《信报》创办人林行止于 2014 年就写道：“严格来说，如今香港（和全中国）只有一个大老板。大老板稍为不满、略有暗示（不必开腔遑论拍案大骂），观颜察色希旨承风之辈便会全面配合，甚且‘超额完成任务’……”

故香港的传媒老板不可免地要“观颜察色”，当北京的“大老板”较开明，尚能容忍所谓“小骂大帮忙”、或一些无损大局的批评声音时，记者还有一定的游刃空间，不过当北京宣传口径倡导“央视姓党”，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要求记者“政治坚定”、“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香港的传媒老板必然察觉风向逆转。吴光正家族所控制的九龙仓，就选择在2017年止蚀离场、抽身而退。

该年，有线宽频易主，远东发展主席、全国政协邱达昌出任有线宽频新主席，新世界发展主席郑家纯任副主席，有线大股东为新财团永升（亚洲），除郑家纯与邱达昌为财团大股东，富力地产创办人李思廉与联想控股旗下一公司亦分别持有 16% 及14% 股份。

马列主义信徒对资本主义下媒体的本质了解透彻：大部分媒体皆属私营企业，所谓新闻自由，往往只是传媒老板专享的自由。列宁说过：“在全世界，凡是有资本家的地方，所谓出版自由就是收买报纸，收买作家的自由，就是买通、收买和炮制‘舆论’帮助资产阶级的自由。” 今天自称马列主义者，要比列宁更进步，他们深深明了，要控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媒体，不用摧毁它、不用斗倒它；既然自己权钱在握，经济实力足够强横，可以收买资本家、统战老板、以商业利益收编媒体，控制媒体老板，就控制了媒体内容。

有线电视易主，代表操控新闻的核武器就位。在资本主义的世界里，老板及其代理人作为投资出钱一方，理所当然操控人事、调配资源、设定企业目标与新闻大方向。一切准备就绪，只差按一个钮。

2020年8月，时值“港版国安法”生效一月多，对教育界、传媒界、法律界的整顿山雨欲来，有线新闻德高望重的开山祖师兼原主管冯德雄离职，取而代之是四位“空降”的新领导层，反而众多在中高层耕耘多年、熟悉运作的中坚分子不获重用。有线新闻内外，皆预期最终摊牌时刻即将来临，有线新闻的品牌将会步向终局。

掌控制高点之一：操控人事，适者生存

今时今日，要操控新闻内容，毋须明刀明枪，你不会见到配戴“审读员”臂章的人横行采访室。正如社会学家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所说，只要管控信息表达的渠道与表达的形式 (access to expression and form of expression) 就能管控信息内容，故首先要透过高层人事的任命，掌控新闻运作决策的制高点。

香港人戏称“西环”的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有一部门专职与香港新闻界老总沟通；不同机构的记者们常猜度，新闻总监们接听某些电话时特别恭敬，怀疑是“西环下旨”，然后新闻编采方针就有新指示，有时连新闻主管的任免，“西环”亦有意见。这些江湖传闻难以证实，但有线新闻几位新贵主管，继承有线廿多年打拼的宝贵遗产，却不能算是行业内受尊崇的人物。

有线新闻大裁员，激起香港民众忿怨，网民与记者行家纷纷在网络上重贴其中两位主管不算光采的旧闻；有线新闻中人又泄漏了另一位新主管李臻访问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未有播出的闲谈片段，林郑月娥语带嘲笑地向李臻说：“你问得咁mild既？（你提问如此温和？）”林郑月娥继续说：“怪不得我新闻秘书说，唏，很合作很合作，很配合很配合。” 记者担当第四权角色，专访时往往透过尖锐交锋查根问柢，纵使心里奉迎，有时也会装扮对质，向观众“交功课”。李臻的温和连林郑也讶异，可说业界奇闻，反映了这位新主管可能个性直率，不扮尖锐，也反映了他对记者身分的自我期许，更反映了这时代的森林法则，有什么特质的人最能适应而被“天择”。

新主管四人组未算德高望重，却以拙劣的裁员方式，惹起众怒。有线新闻记者最不忿，乃四人组解释说要“开源节流”，却从未与各组主管商讨裁员名单与善后安排，反而裁减公认最能干的摄影师、剪接师与图像设计师，又把皇牌节目《新闻刺针》负责调查报道的三名记者全部裁走。

《新闻刺针》历年来的报道常引发社会回响，如踢爆建制金主出资“鎅票”、破解假结婚集团与水货集团运作、质疑建制派民意调查误导，也有较软性的题材如“动物传心术”、“牛丸无牛”等，为有线新闻赢得口碑，也赢得众多新闻奖项。在《新闻刺针》工作十年的杨量杰也是被裁一员，他被要求即时离职，在媒体的闪光灯下，捧着纸箱离开有线大楼，杨说“我没想过我的结局会如此……”“我无功都有劳，不应如此吧。”

香港新闻界常有“自我审查”之讨论，其实自我审查依靠个别记者编辑自我设限，对传媒东主而言，要用此手法操控新闻内容，甚为迂回、也非一劳永逸，反而一举把能干的人裁掉、把潜在冒犯别人的节目大减产，甚至直接消除记者考虑妥协的机会；纵使如此大动作令经验不能承传，节目质素插水下降，甚至危害媒体公信力，但能即时减低风险，政治正确，往往除笨有精。

如此管治手法，可称之为“逆管理”，即是惩罚创新者、知人不善用、能者裁之、识时务者享先机、顺服者生存。这种经营模式，扼杀创意、磨灭心智，于正常竞争环境中，不可能持续，但在香港独特的政经生态圈中，能趋吉避祸，让人安稳苟活。

香港各行各业的活力，正是陷于这种畸型生态圈中，不断消磨。

掌控制高点之二：资源重整，操控运作规律

任何商业机构，老板与其代理人皆有权决定资源优次与人手配置，能直接影响产品质素与形态。

有线新闻是香港第一个廿四小时新闻台，往日的电视台，一天才只有数节新闻，“出街”压力不算大；但新闻台运作，半小时一节新闻，一天有四十八节。纵使新闻内容往往有重复，但无时无刻要准备直播、紧贴发展、即时更新资料、既要快又要准，形成强大压力与繁复的运作流程。新闻运作的另一难题，乃每日新闻之多寡难以预测，就算淡静日子，记者仍然要把廿四小时新闻时间填满。社会学家Tuchman曾以“焗面包”作喻，指新闻是“每天都要新鲜制造的消费产品”，意指无论有没有人买面包，你都要保证有足够原材料造面包。

这意味着，记者容易陷于新闻制作的规律，每天有无数个交稿限期、无止境的跟进报道、更新核实，容易消磨意志，难以跳出日常规律，去调查有意义的细节、跟进容易忽略的新闻线索。

有线新主管四人组解释裁撤《新闻刺针》全部记者后，节目仍然继续，只是调配其他港闻记者兼顾，更好利用资源云云。此举正是推翻有线新闻累积多年的运作智慧：《新闻刺针》与“有线中国组”能傲视同侪，正是看透了廿四小时新闻规律吃人，故划出专职记者负责，方能心无旁鹜，做出成绩。

有线中国组的记者全职采访中国新闻，乃香港广播机构中仅有；其他电视台也有“中国组”，但记者非专门跑中国线，他们多是驻北京或广州时才采访中国新闻，回到香港就变回港闻记者，故难以长期密切关注中国时政，亦没有充裕机会建立人脉关系。有专职记者，正是有线中国组一直以来在架构设置上的优势，能有效承传经验，追踪新闻；他们积极揭露内地时弊，一直以来是维权人士信任的申冤窗口。

同样，《新闻刺针》的整个节目设计，就是要跳出规律的框限。全组记者独立运作，不受每日新闻的死线所限，而且节目形式独树一帜：每个故事没有固定长度，也没有固定播出时间，保持弹性，按需要订长度，追查成熟就适时播出，才能减少羁畔，海阔天空。

大裁员后，用户纷纷致电有线宽频，以少了节目为理由中止月费订阅，有线方面解释，《新闻刺针》与有线中国组仍会运作，内容犹在。事实上，当熟悉运作的记者遭逼走、人手大减、美其名由港闻记者接棒，实际上不再有专职记者经营节目，往日的人力与资源配置已然溃散。

结果将会是，肩负每日新闻的记者，本来已经疲于奔命，无暇兼顾刺针式调查报道，“新闻刺针”将压缩成一个环节，渐被遗忘；中国组大换血后，人手少又要填塞节目时间，最快捷便利的内容，就是移植中央台信息，手到拿来、免费无限量供应、而且政治正确。

如此这般，新闻内容就会翻天覆地改变，过程中根本不需要告诉你有什么禁忌要回避、有什么机构组织不能碰。透过资源人手配置，捣碎原有运作良好的机器，正是新主管身处组织架构制高点能轻易改变的事。

掌控制高点之三：设定方向，北望中国市场

身为大老板，为企业设定愿景，订立盈利大方向，乃自然不过。有线新股东甫上场，已表明主打财经信息，进军大湾区市场，预示节目方向的转变。

若以盈利角度论电视台经营，时政新闻从来都是“蚀本货”，具批判性或政治敏感的节目，难以吸引广告商。有业内高层曾形容，财经新闻的世界里，“讲金”属理所当然，“所有东西都可以卖”，反而时政新闻有较多专业道德包袱，宜减少利益瓜葛。故香港的电视台新闻部收入，多来自财经台，很多节目如股汇方析、大市走势、楼盘买卖，都可以吸引银行、证券行及各类型企业冠名赞助，财源滚滚来，用以“补贴”时政新闻的开支。

当中新闻部经营模式最成功的，要数TVB。这家老牌香港电视台，虽然因为投资失利而连年亏蚀，又被香港网民冠上CCTVB的别称，讽刺其“中央台”取向，但其新闻部扭转了“新闻不赚钱”的宿命，主要财源，正是来自企业冠名赞助的信息节目，一辑小品节目，动辄可有七位数字的广告费收入。

打开TVB新闻部的网页，就能见到众多行内称为mini-program 的“小品节目”，如怀旧回顾类，用片库旧日影像重新包装，本少利大，有《新闻档案》、《话说当年》、《新闻掏宝》等；又有谈天气、买楼、装修、创科、健康等生活信息节目；可归类为“政治正确类”的，有《各有国安法》、《走进大湾区》、《一带一路》等系列节目。这类型节目特色，大多为软性信息小品，较易为广告商垂青；有关国家大战略的节目，主力唱好，甚少质疑，亦能吸引赞助商，一些节目更直接受建制派智库或特区政府赞助制作，成为经济逆境中的“大水喉”。

不少记者均质疑，这类型以开源为目的之新节目，是否新闻的本业？众多有关大湾区与一带一路的节目，取态正面，记者是否失职？很多新闻主管会辩称，我们部门除了做新闻，也要提供“信息”。

一般观众未必察觉“新闻”与“信息”之差异，但这种微妙的差别，正是新闻节目转向的大趋势。名为“信息”之节目，内容多数没有时间性、没有争议性、也缺批判性，例如教人学英文、寻幽探秘、教你家居装修等，只重视实用价值，去政治化。

新兴的“小品节目”，由于被界定为“信息节目”，不属“新闻节目”，按现有〈电视通用业务守则〉规定，可以接受冠名赞助，电视台转型制作这类节目，可以赚取真金白银。

换句话说，电视台所获的赞助财源，不在乎新闻的质素；反而是，于现时的政治经济大气候中，符合新闻专业、具批判性、揭露社会时弊、政治敏感的节目，赞助商避之则吉。

多元化信息，确是观众所需，问题却是，人手资源紧绌下，大批记者被调配去制作这类型软性节目，逐渐远离新闻记者监察政府、为弱者发声的天职，传媒拥有者以利润为由，转移新闻工作大方向，重新塑造新闻新面貌。TVB是活生生的样板，有线新闻正步其后尘。

掌控制高点之四：固化规律，建成血汗工场

电视新闻采访部有如“血汗工场”的比喻，流传已久，始自廿四小时新闻竞争激烈，新闻制作流程为了多快好省，记者工作“极度分工”，有人负责出外采访、街访、追问回应、采访部内有人负责集大成写稿，有线记者亦曾抱怨，感觉似“车衣女工”（纺织厂女工），每人只负责衣服的一小部分，虽然效率高、流程快狠准，但记者缺乏全局观，失却自主，如生产线上的工人，被动、刻板、缺乏活力。

可以预见，为了确保财源，软性节目及财经节目、促进香港与内地“深度交融”的主旋律节目，将不断增加；代表着血汗工场的生产线持续扩建，但同时人手不增，意味着新闻从业员被捆绑于生产线上，工作繁重，亦更为机械化，无法主动出击。传诵一时的调查报道、中国采访，往时只能回味。

据有线被裁减的主播所记，主管一边裁减有经验的旧人，同是也聘请了毫无新闻经验的KOL加入，“换血”模式看似如其他染红同业：以低价聘任经验浅及较顺从、甚至没有新闻理想的新人，稚嫩的员工，难以抗衡主管们设定的运作规律，也没意识、没能力主动出击、挑战禁忌，他们就能无缝融合，成为血汗工场生产线上的小螺丝钉。

记者陷于生产线中刻板的工序，稚嫩新人无力抗衡上级所订的生产规律，主管控制了生产模式、自能操控新闻产品，无声无息的审查，就潜藏于新闻机构的组织管控当中。

告别过去，摆脱管控枷锁

资本主义世界，企业拥有人犹如独裁者，可全权操控人事任免、分配资源、决定公司路向、投资什么新的生产线。在一个正常的竞争环境，他们的作为不能太过分，一个机构若自残自毁，变脸异化，员工大可离开，择木而栖；天下之大，自有竞争者，总有留人处。然香港的森林定律，纵使长年号称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尚崇竞争，但商业媒体物竞天择之余，归根结柢几乎只有一个大老板；长年以来，这位大老板并不崇优，“天择”标准，在对权力忠诚、服从者生存、汰强留弱。大部分香港传统媒体，取态之别只在深红、淡红或漂白。

有线“快乐新闻部”曲终人散，剩下仍然敢言的媒体，李泽楷掌控之电讯盈科Now TV，新闻部换血剧本却是有线新闻的翻版——Now 新闻数月前亦同样有新主管四人组进驻，同样取代原新闻部的开国功臣，原有中高层记者同样不获晋升，核弹头同样已装好，同样只待一声令下。

至于旗帜鲜明捍卫自由的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首先被指“租契诈骗”，大约只是办公室改了用途，却被控以刑事罪行，轻罪却不准保释，未审先坐牢；再被加控勾结外国危害国家安全，案情竟包括推特帐户关注外国友人、接受外国传媒访问，指习近平“绝对独裁”等。《苹果日报》虽然如常运作，前路险阻重重。公营广播机构香港电台是政府部门，部分节目保持一贯论政与监督的敢言角色，惟讽刺节目《头条新闻》及论政节目《左右红蓝绿》亦先后因得罪香港警察被投诉，已经停播，香港电台内外交困，主管亦即将换人。

传统主流媒体机构之上的唯一老板，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具政治经济及武装力量的权力集中体，加上法律武器作惩治工具，影响力已覆盖商界巨贾与传媒大亨。由上而下的组织架构操控，令新闻专业被扭曲，生态环境出现灾难；面对老板与其代理人的无上权力，员工势弱，难以抗衡。

“快乐新闻部”的骨干员工，或被裁撤，或选择集体跳船，告别过去；没有大船庇荫，大海波涛汹涌，然而网络新媒体方兴未艾，虽然众声喧哗，仍然独立自主，容得下更多重视新闻公信力的新平台。汲取主流媒体陷落的教训，网络新闻新平台重民情而非官意，重视公民协作、社区连系，财源取自公民与社区，摆脱金主宰控，也要准备后著，因为打压、封网随时就来。

这时代，悲观是懦弱，乐观却是愚蠢，但每块高墙都有裂缝，每块铁板都有洞。仍在体制内、或已跳出体制外的人，每个人在其岗位上都能出一分力。未必能扭转时势，或可阻止事情坏得太快；未必能达成什么，最少坚持做正当的事；当关键时刻来临，你就是那高墙铁板缝隙中的光。

注：引自马奎斯同名侦探小说，指事件结局早有伏笔

（区家麟，香港资深传媒人、学者、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专业顾问；博士论文即研究香港新闻审查，著有《二十道阴影下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