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脱口秀女性的“说笑时刻”：矛盾还在，“冒犯”还会发生

2020年的夏天过去了。这一夏，“女性议题”或“女性意识”成为一种故意的噱头或者无心的伏笔，在众多大陆影视综艺中暗流涌动，成为最富话题性、最具吸引力的关键词。在刚刚结束的节目《脱口秀大会》上，许多女性脱口秀演员出现在聚光灯下，带来了颇具女性视角的作品。例如双胞胎颜怡颜悦、李雪琴、杨笠、赵晓卉、Norah Yang 等等，并一直引领大众舆论的话题热点。

这些来自不同行业、地区、背景的女性脱口秀表演者，丰富了中国女性的幽默形象。其自身构成了一种身份的在场和呈现，而表演内容也存在着一种默契——大家不约而同地、或多或少地以女性的身份为创作素材和创作视角，带来了关于性别与身体、恋爱与职业、社会陈规和人际关系中的女性笑料和段子。

比如杨笠的“有些男性明明这么普通，为什么看起来却这么自信”，颜怡颜悦的“我能想到的唯一一对不互相伤害不抢男人的双人大女主电影，就是《闪灵》”。这些带有女性视角的“梗”或“爆点”，在社交媒体上收获大量女性观众的认同和共鸣，也同时引发争议，例如“性别话题是女性脱口秀演员的‘财富密码’（该词指刻意迎合而获得好处）”，“挑拨对立、迎合眼球”等等。

脱口秀节目同时带有商业娱乐文化的敏锐性和主流文化的适应性，形成了当下一种相对开放、灵活的“生产者文本”；而社交媒体的再次剪辑传播、与网友的评论和对话一起，强化了这些文本的可解读性；紧接而来的人物报导、观众的模仿演绎，批评和争论，则形成了大量的二次解读和阐释。许多观点被媒体和意见领袖重构并延伸。在2020年夏天大陆活跃、热闹而繁盛的大众文化场中，性别几乎成为其中最具看点和最有价值的主题。

超越笑点：制造笑话的她们在制造矛盾吗？

在媒体采访中，几位女性脱口秀选手表达了互相之间的友情和支持、认同和理解，更让节目中的文化意涵以一种女性友谊的面貌出现。

霍布斯说“引以为常的事不能引人发笑”。心理上预期的落空，不和谐的因素，往往构成了幽默。

在今夏的脱口秀大赛中，女人们这样制造笑点。被贴上“北大毕业”、“天才少女”标签的李雪琴，笑话相对安全地藏匿于个人生活的琐碎情景中，把私人性的心理活动表现成人间戏台，在繁琐的生活小事里寻找出乎意料的喜剧效果。

结合自身经历，她善于利用对精英的袪魅和回归草根的戏谑，比如把人们对她离开北京回到家乡铁岭（东北小城市）的惊讶，比喻成离开明星吴亦凡追求一个普通男人，来展现都市和乡镇的生活落差；用北京地铁的“东一圈、西一圈”解构不知所终的“世界尽头”。她天然的东北腔调自成风格，清晰的文本逻辑、嵌套和巧妙呼应的层次、驾轻就熟又自然的语感和节奏，在社交媒体上最受好评，制造了这一季许多火热的话题。

通过个人经历和生活情景展现喜剧效果的另一个选手，是赵晓卉。“汽车厂女工人”的职业身份是她最突出的特点，她的本色出演构成了“超出生活常规”的喜剧意义。基于这个在当下不太寻常的女性职业，她最擅长剪辑和嫁接，重构生活和工作中的人际关系：把父女关系重构成工友；把霸道总裁偶像剧的情节，嫁接在工厂领导和机械叉车身上。“男明星是否有编制和五险一金”表现了父母子女两代人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最为精巧微妙的一段，是挪用了“婚姻和小三”的人际关系，套用在全职工作的上司和脱口秀兼职的比喻上。

她的喜剧冲突来自中国社会的复杂性，解构体制内外、娱乐和正式，以及不同代际，而她本人是极具代表性的众多身份叠加的现代女性。在一期节目中，她尝试脱下连体裤、摆脱女工人设，尝试转型。结果演出效果平平，淘汰感言再次讲起最擅长的素材，却效果出奇引爆全场，也再次验证了“致笑规律”的公理：身份还是构成了笑料中被期待的底色，要放弃它并不那么容易。

颜怡颜悦双胞胎显然是试图“超越笑点，表达观点”的脱口秀选手。她们利用双胞胎这一个会引起窥探欲的身份，聚焦着时下热门的女性主义话题。从相貌和身体，催婚和相亲，小三和男女性别对比等角度入手，她们的段子虽然不是最好笑的，肢体和语言技巧或许还不够成熟，但她们传达出来了最明确的意见和观点：当代女性对凝视的反应、对主流审美的失望，对两性不公的不甘。在后来《人物》杂志、“随机波动播客”等不同采访中，两人也明确地表现出女性主义的性别意识和自觉。

与其他几位女性脱口秀表演者相比较，颜怡颜悦的作品最大程度地脱离了琐碎日常的私生活，有强烈的创作的意念和表达的自觉，利用舞台来超越个人经验，不避讳公共话题，进行鲜明的意见表达。

杨笠是本届脱口秀争议最大的女性表演者。她的作品坦诚、大胆、尖锐、讽刺。她的话语走出了女性表演者的安全区：“太喜欢男生以至于舍不得挑一个”、“谈恋爱就要和配不上的在一起，这个女人有点东西”、“时尚是一种有骨气的态度，身材平是对男人的不屑一顾”等等……这些抖机灵的俏皮话，经过她本人慢速和微嗔的语气修饰，最大程度地带来正当欲望的释放快感、挑战男性凝视的反抗快感、绵里藏刀的攻击性的快感。“为什么他看起来那么普通，却可以那么自信？”的灵魂叩问，更成为横扫互联网的金句。她的确说出了许多女性不敢说的话。

在媒体采访中，几位女性脱口秀选手表达了互相之间的友情和支持、认同和理解，更让节目中的文化意涵以一种女性友谊的面貌出现。

找到观众，也找到辱骂

超越笑点的“冒犯”有着严肃的否定意义：这些笑话构成了软性的人际和群体的冲突。

在脱口秀的舞台上，幽默绝不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力量。单人喜剧的舞台给女性更大的自由，提供了一个展示危险、不敬甚至是刻薄情绪的安全地带。而这些情绪在大多数“严肃”的话语形式中会被认为是不合适的或被禁止的。

这把火烧已经起来了。“挑拨男女对立，利用女性议题获得不当关注”的批评随之而来。互联网对她们的负面评价中，最为典型来自前《奇葩说》选手储殷。后者在抖音上发布短视频称“在你面前自信不需要很特别。”“卸了粧你可能是真的丑。”“没有公主命，得了公主病”。“看不上普通男人，你就是被商业社会洗脑的韭菜”等。

杨笠在《GQ报道》的采访中表示，她介意人们“财富密码”的评价，她的目的只是讲笑话。她说，“我写的文稿也吐槽了女生（比如写不出稿子敲编辑门，暗示潜规则的女生），但几乎没有女生骂她。因为女性习惯了，听太多那种话了，而男性只看到吐槽男性的部分，他们就是听这种话听的少，我还没有想到他们听的这么少。”

以储殷为代表的的言论，展示了男性在相貌审美上的双重标准，以及对男女消费情况的错误认知。更说明男性感受到了女性幽默的破坏力——男性气概惨遭打击。这些互动与“男人为什么这么自信”的疑问构成了一种女性主义意识，也揭开了男性荒谬的玻璃自尊心：当女性明确指出男性权利和其两性期待的本质，就挑战了男性的存在信仰和观念。

超越笑点的“冒犯”有着严肃的否定意义：这些笑话构成了软性的人际和群体的冲突。依据不同的语境和心态，冒犯不仅仅是攻击和对立，更是感情表达、身份认同、道德评价。在脱口秀节目中，它虽然披着好笑的外衣，但有着抵抗的真身。

这样的现象并不仅仅出现在女性脱口秀演员的身上，男性脱口秀表演者也具有这样的意识。但尤其对于女性脱口秀表演者而言，幽默的冒犯提供了一种反对主导性别立场的机会。杨笠、颜怡颜悦等女性脱口秀表演者的笑话传达出了一种文化观念，性别的冒犯当然打破了性别等级制度，释放了性别压抑的话语，并制造了快乐。无所谓是自觉地还是潜意识的，在男性构成霸权的主流文化、男性精英主导的喜剧世界，具有性别批判精神的表演制造了符合女性等观众心理诉求的抵抗，她们成功了。

这样的成功其实也欢迎更多人：更多的女性和更多的男性——脱口秀的反抗精神并不为某一个群体所特有。节目发起人和“领笑员”李诞在腾讯新闻的采访中认为，脱口秀演员和观众的关系是彼此找到。“我们是现实主义创作，肯定是要同步当下语境。可能当下女性议题就是一个很热的议题。切中了，说得也挺好，帮很多人解了气，帮很多人说出了想说的话。这就是脱口秀很重要的一个功能……杨笠的那一段，她“骂”的那些男的是不会理解的，听完了也不会改变。但是她会找到那些认可她观点的观众。脱口秀演员和观众的关系是彼此找到，而不是改变。”

喜剧里，被嘲笑的她们和她们的自嘲

主流文化既然决定了常规和常情，它当然也构建了什么好笑，也决定了什么可以被嘲笑。

女性并不从一开始就踏出了幽默的性别安全区。

长期以来，男性用幽默和笑话来创造并延续父权观念、社会关系和性别结构。男性和男性主导的制度，控制着幽默的传播，并决定了什么是幽默话语。在单人喜剧出现前，传统相声里，几乎没有女性的身影。尽管小品中女性占有一席之地，出现过赵丽蓉、宋丹丹、蔡明、贾玲等成功的女演员，但她们的角色和演绎中，性别大多是一种时隐时现的、被藏匿的身份。即使女性身份被突出，这些角色也总是有矮化、老化、丑化的倾向，执行着男性的表演意图。

以贾玲所表演的小品《喜乐街》为例，节目刻意打造了“女神”和“女汉子”这两种女性形象，通过“美”和“丑”的外形对比，“受男人疼爱和追捧”和“受男人冷落和嫌弃”的人格对立，打造小品的剧情和冲突，最终通过反转，造成观众期待上的落差，构成了非常好的喜剧效果。制造笑点的同时，女性角色在顺应和巩固着社会对女性的期待。

且不论主动还是被动，贾玲是擅长自黑和自嘲而广受欢迎的女性喜剧演员。在自黑和自嘲之外，贾玲们并没有被给予其他的选择。《喜乐街》的现象也绝非个例。保虎和张萍萍两位学者对共三十一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语言类节目进行研究后发现，285个节目中包括53个出现领导形象的小品里，男领导共有48个，女领导只有5个，涉及领导形象的相声全部指男性领导。出现过的男性角色出现过各行各业的职业，但许多女性角色并未交代其职业，很多角色的身份只局限在妻子、女友、女儿、母亲甚至“邻居大姐”中。在小品的剧本台词创作、故事设定都由男性来完成的时候，女性角色数量的增多不代表人物的丰富，戏份的增加也并不能改变无处不在的性别歧视。

除了性别问题，小品、相声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的“快乐产业”中的语言类节目，有些饱受诟病的典型特征：用残疾残障、癫傻嗔痴、老弱病残、荤段子作为笑料和包袱。例如《学聋哑》《结巴论》《拽子说书》《三瘸婿》，都多少以生理缺陷为“不合理因素”，来组织和构建笑点、笑料的。抛开政治不正确的问题，在致笑效果上，这些戏谑和嘲笑的对象是成立的。的确，癫傻嗔痴往往才构成社会基本共识上的“不合逻辑和不和谐”，最容易完成超常规的语言组合，形成观众心理上的悬念、意外和惊诧。

主流文化既然决定了常规和常情，它当然也构建了什么好笑，也决定了什么可以被嘲笑。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中，拿弱势群体逗乐，不但为平民百姓喜闻乐见，满足优越的娱乐和快感，也为帝王将相所允许，不会形成社会不稳定因素或者其他威胁。在这样的规则下，幽默和喜剧被男性垄断，以男性为中心，为男性所服务。

贾玲本人在2009年的博客中写下《女相声演员的更衣室——厕所》一文来抱怨女相声演员工作没有更衣室，只能在厕所狼狈更衣的困境。此外，“男不嗑瓜子，女不讲相声。”喜剧行业的性别禁忌认为：耍机灵、抖包袱、装傻扮痴的工作，不符合应该温婉，服务家庭的女性。这些事情发生在女性表演者身上，观众也不会觉得好笑。更因为 “荤口”的存在，中国传统相声的师徒制存在着不招女学徒的隐形规则。

在茶馆和小剧场内的中国民间传统语言类节目，经历了“现代化”的许多挫折。观众流失，创作衰落，几度式微；官方的春晚、电视电台中相声小品代表主流思想对社会进行有限批评，大多是自上而下寓教于乐的治理规训术。这些领域的传统喜剧自身受限于“行业规矩”和表现方式，很难有女人发挥幽默和搞笑的空间。2009年的贾玲在博文中无奈的发问，“我为什么不潇潇洒洒的当好我的花瓶呢？非得把自己弄成花盆呢？”在2016年，贾玲在《金星秀》上说，“女人说相声就像是走错了澡堂子。后来发现我就是个搓澡工。”

“安全区”里的零碎压抑

从被嘲笑的客体到自嘲的主体，从笑话女性到女性的笑话，转变是困难的，但它已经发生了。

于是，女性并不持有喜剧创作和表演的资源，而主要是作为被嘲笑的对象存在。中国“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们”打破男人的幽默垄断，更多得益于美式单人喜剧（stand-up comedy）、脱口秀（talk show）进入中国喜剧市场。本文所谈的“脱口秀”，实际上是前两者的杂糅变体。

在商业化的推助下，中国线下的单人喜剧和线上的脱口秀都经历了本土化的过程，出现过《壹周立波秀》、《今晚80后》等节目。号称“脱口秀一姐”的思文在《今晚80后》后期出现，以独立女性的角色戏谑自己的婚姻生活。一个人、一支麦的单人喜剧脱口秀结合了中西方不同的表演方式和创作技巧。这当然与互联网的兴起有关，但重要的是，没有过多的历史包袱，女性创作者有较大的自由和尝试空间，站在了麦克风前。

但女人“侃侃而谈”的权威还没有站稳脚跟，她们仍以“自黑和自嘲”作为最常见的致笑手段。李雪琴消解北大精英的人设，构成一个不自信的、丧丧的和“虎虎”的女孩形象；杨笠“所有的出发点是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诉说自己的困境；双胞胎颜怡颜悦自黑“脸大”、就穿衣尺码，催婚发展线下等话题，践行了“所有的创作都为弱者服务”的创作理念；赵晓卉调侃自己是车间中的工厂一枝花，展现了男性占绝对多数的职场中少数女性的境地。

在普遍的自黑自嘲手段中，女孩们也共享一个命题：吐槽单身和婚恋。单身和婚恋，的确是中国社会女性最普遍的难题，也是最顺手、容易达到爆笑效果的素材。在这些值得玩味的反抗中，也存在着零碎的压抑。节目中，她们对恋爱渴望，或者反对逼婚、催婚等调侃，拆解主流婚恋标准对女性构成的压迫。

从被嘲笑的客体到自嘲的主体，从笑话女性到女性的笑话，转变是困难的，但它已经发生了。女脱口秀演员还在试探和成长之中。但不管怎样，女性的喜剧角色不再是顺应伦理和迎合主流的木偶，而是开始主动诉说、调侃着欲望和痛苦。如果说曾受嘲笑意味着受到轻视，手握麦克风女性的自己，又从自嘲中开始自我赋权。

作为一种较为年轻、处在起步阶段的表演方式，中国的脱口秀还处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创作者、行业环境和观众因为种种客观和主观因素，局限性非常明显。或许是受限于剪辑形式、节目赛制和审查的考虑，脱口秀大赛私人生活话题较多，公共话题、社会话题较少。当女性演员 Norah 在初赛阶段说出“房，黄浦江两套房的房”的段子时，立刻拨弄了中国观众在地域、房价、和贫富等话题上的敏感神经，而李诞对Norah“压迫感”的评价，其实代表着中国观众的脱口秀观看体验。

在这里，那种包容讽刺、笑纳异见的氛围仍然稀薄。西方的单口喜剧传统中凭借着言论自由而百无禁忌的政治、种族、性等话题，更少有涉猎。

但哪怕只有那么一两朵星星之火，它还是点燃了脱口秀能够带来更多公共讨论和意见表达的希望。矛盾还会发生，将来还会存在许多冒犯。如果这样的脱口秀表演制造的是一种矛盾，那它同时也在制造相对应的快乐。如果说脱口秀中仍体现着酒神精神：一种打破日常的禁忌和规范，释放本我回归自然的狂欢。那么我认为，终于，我们喜剧的世界迎来了“女酒神”：她挥动的就是“冒犯”的魔法棒，有一些人接受快乐的恩赐，另一些人当然要接受羞辱的惩罚。

（侯奇江，写作者）

参考文献：

1、李海艳. 中国当下单口喜剧节目的快感建构[D].长春理工大学,2019.

2、郑石,张绍刚.“单口喜剧”类节目的概念辨析及文化思辨[J].文艺评论,2017(08):108-113.

3、保虎,张萍萍.大众传媒中女性的“在场”与话语困境——以央视春节晚会语言类节目为例[J].新闻界,2017(01):23-29+33.

4、Charles E. Case., &Lippard, C. D. Humorous assaults on patriarchal ideology. Sociological Inquiry,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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