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主权的野心？——数字人民币的来龙去脉

8月29日，一条消息突然在内地社交网络炸开：数字人民币钱包，来了！

有用户在登录建设银行APP的时候发现，搜索“数字货币”，即可以进入建行的数字人民币钱包应用。这是这项已经进行了六年的工作首次曝光在公众面前。

2014年中国央行开展数字货币研发以来，陆续也会对外释放零星消息。究竟什么是数字人民币？有什么用？是不是一种新的监控手段？在一个从马路摄像头到社交网络敏感词时刻都在提示“老大哥正在看着你”的国度，当政府的手又开始伸向一个新领域，怀疑，几乎是一种本能。

一、若隐若现的数字人民币

央行数字货币这一概念，从诞生之日起就和数字货币代表的密码朋克精神毫无关系。从大约2014年前后开始，全球多家央行先后投入到央行数字货币的研究或测试中，中国央行是其中毫无疑问的领先者。

除了银行APP设计上普遍的粗糙感，此次曝光的建行数字人民币钱包，其使用体验似乎与支付宝和微信支付没有太大差别：可以存入、转出、绑定银行卡、用于信用卡还款，接受二维码转账，甚至有红包功能。但设计原理上二者其实差异很大，无论是支付宝、微信支付还是银行卡里的钱，实质都是我们开在商业银行的户头，或者这一户头的映射；央行数字货币则相当于我们直接在央行开了一个户头，直接体现为央行的负债，完全脱离了原本的银行账户体系。

与这一本质最接近的，是纸币。当你手持一张现钞，你是无需和商业银行发生任何关系就可以完成支付的。甚至在投放机制上，中国版的央行数字货币都尽量模仿了纸币。试想，如果这个钱包不是植入在建设银行或者其他国有银行的APP中，而是由中央银行自己做了一款应用并内置了数字钱包，是不是一样能行得通？

但是由一国央行来面对如此庞大的用户群，完全跳过了银行体系，且不说操作起来是否有难度，也很难不招致银行系统的反对。于是中国版的央行数字货币最终呈现的是所谓的“双层运营模式”，由央行投放到指定的国有大行和机构，再由它们通过自有流量和合作流量投放给普通用户。

可是，它越力图接近纸币，民众的狐疑就越多。为什么要花这么大力气去设计一种纸币的替代物，尤其是移动支付已经如此发达的今天？事实上，要注册一个最基本功能的数字钱包，用户需要提供手机号，如果想要提高支付限额，就进一步需要提供身份证，或者绑定银行卡。如果你想拥有一个最高等级的钱包，就必须去银行营业网点开户。至少从钱包层面，是没有匿名可言的。

在爆出上线消息几小时后，这一应用匆匆下线。8月31日，在建行半年报发布会上，针对媒体的提问，建行副行长纪志宏回应称：我们最近在参与数字人民币的研发工作，在手机银行进行功能测试，这次测试已经结束。网传的说法是研发过程中的测试内容，不意味着落地。

在可能没什么人会仔细阅读的建行数字人民币用户协议中赫然写着：“甲方承诺就本协议及相关业务进行保密，不对相关业务界面进行拍照或截屏，不进行对外宣传或商业炒作，不接受媒体采访，不在微信、微博等自媒体对外传播。”

这显然是一个未经修改的内测版协议文本。2018年以来，四大行和阿里、腾讯就入局了这一项目并展开密集测试，项目参与者都签署了保密协议，但各种小道消息还是不断流出。最突出的就是今年4月，一个农行的测试版APP下载地址直接在社交网络上曝光，事后证明这是一次纯粹的工作失误。此次建行的测试流出，是人为失误还是有意为之不得而知，但它的确是首次在一个大众可接触到的应用上，让人们看到了数字人民币的“真容”。

二、央行数研所的前世今生

站在数字人民币背后的，是中国央行旗下一个颇为低调的机构——数字货币研究所。

据第一任所长姚前撰写的文章《数字货币的缘起、发展与未来》，促使中国央行研究法定数字货币的直接动因并非比特币，而是由一家位于瑞士的传统印钞公司Giori倡导的焦里币。姚前在文中回忆到，Giori公司提出建立一个基于现有纸币系统模式的电子网络，从而推出由中央银行设立和发行的法定数字货币GDM，并去包括中国央行在内的多家中央银行布道。

这是个颇为有趣的缘起。央行数字货币的第一步是替代纸币，但开启这一变革的恰恰是一家印钞公司。此后，2014年，中国央行正式启动法定数字货币研究，论证其可行性，2016年组建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专门承担法定数字货币研发工作，由姚前担任第一任所长。

现年50岁的姚前是一个典型的技术派官僚。他是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和计算机系的工学博士，1997年进入证监会工作，任职于信息中心计算机管理处；2002年调任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中证登），任职技术开发部和系统运行部；2010年调任央行，在征信中心和科技司担任要职。

从2016年起，姚前开始频繁发表有关央行数字货币的论文，基本可以串联出彼时中国央行对于发行数字货币的构想，即所谓：一币、两库、三中心。“一币”即央行数字货币，是由央行担保并签名发行的代表具体金额的加密数字串。“两库”指数字货币发行库和数字货币商业银行库，前者是中央银行在央行数字货币私有云上存放发行数据库，按照中央银行的现金运营管理体系进行管理，后者是商业银行存放央行数字货币的数据库，可以在商业银行的数据中心也可以在私有云上，遵循商业银行现金运营管理规范。“三中心”则包括认证中心、登记中心和大数据分析中心。

姚前作为一名技术派，对区块链、分布式金融和数字资产怀有极大热情，在某些想法上显得相当前沿和激进。从他的一些公开文章和发言来看，姚前更看重的其实是未来数字法币同数字资产的打通，而不仅仅满足于数字法币对现金支付功能的替代。2017年春节前夕，央行研究发行的法定数字货币就在基于区块链的数字票据交易平台进行了测试。

但是，姚前并没有将这一事业继续下去。 2018年10月，姚前突然从数研所离职，回到了他曾任职的中证登担任总经理。

接替姚前的是央行支付司副司长穆长春。与技术背景的姚前不同，穆长春是非常纯粹的金融系统出身，同时还曾担任周小川的秘书。据境内媒体财新报道，穆长春现年47岁，内蒙古人，1995年从人大财政金融系国际金融专业毕业后一直在央行总行工作，先后任职国际司、办公厅、支付司，期间曾驻非洲开发银行工作，在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深造。2010年任办公厅副主任，2017年任支付司副司长。穆长春干练、勤奋，又有海外留学和工作背景，英文优异，在央行系统内部工作能力颇获肯定。

穆长春就任所长大半年后，发生了一件大事：2019年6月，由Facebook主导的Libra项目正式发布了白皮书。它采用了同中国央行数字货币类似的双层运营体系：第一层是 Libra 协会加上验证节点，第二层是由协会授权的经销商。Libra协会不是直接面向大众去销售，而是将Libra 卖给经销商，经销商再把 Libra 卖给大众。

当年9月，穆长春在“得到”上开了一门付费课程《科技金融前沿：Libra与数字货币展望》，借这一主题深入浅出地讲解了中国央行数字货币的设计思路，也是开中国政府官员风气之先。

在这一版本的介绍中，至少在对外定调上，与之前发生了一些细微改变：一是着重强调仅替代M0，暂不提及其他设计，例如与数字资产挂钩用于对公业务；二是不再着重突出区块链或分布式账本技术，实际上，穆长春非常明确地指出，“区块链不适合用来做支付”，央行不预设技术路线，商业机构对用户兑换数字货币的时候，无论使用区块链技术、传统账户体系、电子支付工具还是移动支付工具，只要能够满足央行对于并发量、客户体验和技术规范的要求，均可以采用。

穆长春接手后的数字货币研发，其进度和对外发声上都显著加快与提升。2019年8月，穆长春在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上表示央行数字货币已经“呼之欲出”；2019年9月，央行行长易纲表示数字货币研究取得积极进展，但推出数字货币还没有时间表；2020年4月，央行正式对外回应称在深圳、雄安、苏州、成都及北京冬奥会场景进行封闭测试。外界对于央行数字货币的期待愈加升温，至此次建行数字人民币钱包曝光，舆论期待和质疑都升至高点，尽管央行反复强调数字人民币的推出没有时间表，人们还是普遍关心，一个数字人民币的时代，是否真的要到来了？

三、数字人民币怎么用，为什么要用

相比Libra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要解决跨境支付和无账户人群的支付问题，首先瞄准境内现金替代的数字人民币，面目就模糊了很多。据境内媒体财新报道，数字货币研究所至少已经同美团、滴滴、字节、B站和一款政企通讯应用蓝信展开合作接触。如果发挥一下想象力，未来数字人民币的零售使用场景可能是点外卖、打车、打赏主播和发红包？另据微信公号“央视财经”报道，在苏州，有的公务员已领取用数字货币形式发放的部分工资；在雄安新区，麦当劳等19家公司已开始试点数字货币。

无论是哪种用途，都大有“拿着锤子找钉子”之感。虽然各种有关央行数字货币的论文中论述了种种好处，例如能够精准地实施货币政策甚至是负利率政策，减少印钞和运钞的成本等等，似乎都不足以构成要如此大动干戈的充分理由，尤其是在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已经占据了94%的移动支付市场，移动支付覆盖率已经超过80%的情形下，一种可能的合理解释是，中国监管机构不愿让支付如此重要的基础设施旁落于私营机构。

这一点从前任央行行长周小川，以及穆长春的多次发言中都可以看出痕迹。周小川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到，金融基础设施并不一定必须由政府部门承建，但私人部门还是要在政府指导和监督之下来从事基础设施，也可以通过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合作的方式进行，私营部门如果参与金融基础设施，则必须具有公共精神。穆长春任职于央行支付司，对两家支付巨头更加不会陌生，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他不止一次强调网络效应下的赢者通吃问题，也是与周小川的想法一脉相承。

从备付金集中存管到“断直连”（注：“断直连”是指第三方支付机构切断之前直连银行的模式，接入网联或银联），从指导发布银联云闪付到推进“条码互通、一码通用”，为了改变支付市场双寡头的格局，央行从未放弃过努力。但在“断直连”之后，双寡头的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进一步加重。

近期，一篇支付行业资深人士的文章《蚂蚁上市，大象起舞，支付闭环》就直接点出了这一问题：以支付宝为例，借助账户余额、余额宝和花呗，实际上已经形成了资金“内循环”，付款人的资金一旦从银行账户支出，进入到支付机构的体系内，这笔交易的后续除了支付机构再无人知晓，资金在机构内部不同支付账户之间的转移也无从而知。

尽管在得到课程中，穆长春强调数字人民币不会影响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然而，数字人民币“前台自愿，后台实名”、只对央行这一第三方披露交易数据的可控匿名功能，意味着央行事实上可以追踪这笔钱款的流向，经手的第三方支付机构反而很难拿到相关信息。在央行的口径中，数字人民币的出现恰恰是为了满足公众的匿名支付需求，避免数据被过多出卖给第三方机构。问题是，公众会不会这么想呢？

这也就延伸到另一个普遍的猜测：即数字人民币推出的主要目的是监控资金流向，尤其是为了反腐，和防止资金外逃。理论上说，如果数字人民币应用到公务员工资、扶贫款、拆迁款发放上，确实可以起到监控流向、防止挪用的效果。对于这一猜测，目前尚缺少证据支撑，但作为一种合理的怀疑无可厚非。

如果仅从央行的对外发声来看，央行数字货币这两年的加速推进，其背后最大推动力是Libra白皮书的横空出世。中国官方显然担心，虽然美国政府表面上对Libra极尽打压问询，这也可能只是暂时的烟雾弹。无论是直接借助Libra的基础设施还是另起炉灶，数字美元都是一种可能的未来。

Libra发布白皮书后不久，穆长春在财新网撰文指出，Libra一定会侵蚀人民币地位，周小川也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到，未来有可能出现一个更加国际化的强势货币，有可能与目前主要主权货币产生兑换关系，甚至成为全球主要流通货币，这个货币不一定是Libra，但Libra的设计思路会对现有体系产生冲击。

问题是，中国并不具备一个像Facebook这样覆盖全球20多亿人的触角。其最成功的国际化社交应用Tiktok如今已经受到美国的忌惮，正在被封杀或易主的边缘。技术或许可以进一步减少人民币在跨境流通中的交易摩擦，但并不能天然地保证它可以为国际用户和商家所接受。也无外乎有人指出，人民币能否真的国际化，完全取决于中国所运用的技术方案是否领先，以及中国国际影响力是否全球领先。如果人民币不能成为国际中心货币，数字化的人民币同样很难成为国际数字货币的中心货币。它的国际化之旅可能和支付宝与微信支付一样，更多是服务于中国人的出境旅游和电商，而不能真正成为一种被普遍接受的国际货币。

四、数字货币的全球进展

不可否认，中国央行的进度超前，然而它不是唯一一个在打数字货币算盘的主权国家监管机构。

全球央行对于数字货币的探索分野出了两大方向：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和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前者的使用限于中央银行和金融机构之间的清结算，不面向公众，代表如新加坡Ubin、加拿大Jasper、日本银行和欧洲央行的Stella项目等。后者除了中国的数字人民币，还有瑞典的电子克朗e-Krona等。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最新报告，截至2020年7月中旬，全球至少有36家央行公布了零售或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的工作，厄瓜多尔、乌克兰和乌拉圭已经完成零售型试点，6个零售型试点正在进行中，包括中国、巴哈马、柬埔寨、东加勒比货币联盟、韩国和瑞典。

银行账户和移动支付体系本身就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推进央行数字货币的研发在情理之中，而发达国家如欧洲国家的态度则比较复杂，既有去美元化的需求，也不愿让人民币国际化走得太远。2019年8月，英国央行行长卡尼甚至提出可以建立由公共部门管理并由若干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支持的“合成霸权货币”（SHC）可以取代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也比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更加可取。今年7月底，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同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斯视频对话时，就提及同意在数字货币、金融科技等领域加强信息共享和交流合作。未来中美欧三方在这个问题上会如何站队和抱团，对于数字人民币的国际化影响巨大。

在这个问题上一向较为低调的美国并没有在这场竞赛中落后。今年3月，在一项由众议院民主党人提交的经济刺激法案中，首次出现了“数字美元”的提案；4月，Libra项目的白皮书更新了重大修改，放弃了原本锚定一篮子货币的想法，转而决定锚定美元或其他单一货币，这实际上就可以理解为某种由民间发行的数字美元代币；8月，在美联储一次会议上，一名美联储理事透露美联储正探索创新科技的潜力，推出类似于数字美元的产品，以守卫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这是美联储首次对外公开发声表示正在进行相关研究。

全球央行数字货币会呈现一种怎样的格局，是一件非常难以预判的事情。央行的试水探索能在多大程度上变革原有的支付体系尤其是跨境支付体系，各国央行能在多大程度上展开合作或是对抗，私营部门发行的数字货币与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谁会更受欢迎，或者说公众有可能不愿意接受任何一种支付方式，原有的跨境支付体系如SWIFT能否自我革新，防止被后来者赶超，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毕竟，货币背后是主权与国家实力的博弈，技术只能锦上添花，并不能雪中送炭。

（惟庸，数字金融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