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郭婷：“三十岁”的焦虑？那些我们看不见的姐姐和她们的风浪

“每个人的历史，从出生前就开始了。”热播综艺真人秀《乘风破浪的姐姐》如此开篇。虽然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看并没有错，但节目里的这句话，却仅仅是为了把生命联系上母亲。因为接下来，那个男声画外音继续说道：“女人，从母亲开始，就是我们一生中最早记得和最后忘却的名字”。男性声音一般被认为更具有权威性，在一部关于女性的节目里用男性画外音来定论，似乎暗示尽管节目的主角是女性，但决定命运的权力却未必来自她们自己，而来自其他权威。

而画外音的男性权威在节目一开始就代她们规定了女性的人生轨迹。“三十岁以后，人生的观众越来越少”，进一步加强命运无法自主的无力感和观众对这种无力感的认同，也通过绝对权威的模式阻止了大家对这种无力感的深层社会成因发出质疑。如果片头的画外音改一下，用声音蒙太奇让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女性说出她们的烦恼、快乐、骄傲，会更符合《乘风破浪的姐姐》这个标题吧。

事实上，人生未必就从三十岁开始凋谢，对很多人而言，三十岁才是厚积薄发的时候；我们之所以感到过了三十岁就大势已去或力不从心，既是媒体、资本、公共舆论的共同作用，也和资源分配不均有关，在中国更有国家政策和意识形态推波助澜。

青春近似值代替年龄多样性

节目中的“乘风破浪”，是如何让大龄女性也能排除万难，像少女那样劲歌热舞，而不是以成熟和历练的姿态面对现实生活中真切的苦难和不易。

“三十岁”作为一个负荷着压力和焦虑的年纪，在节目开头这段旁白中被无限放大，突显出单一的主题：如何让三十岁以上的女性呈现出更年轻的样子，而不是呈现出不同年龄的丰富、苦乐和多样性；所谓“乘风破浪”，是如何让大龄女性也能排除万难，像少女那样劲歌热舞，而不是以成熟和历练的姿态面对现实生活中真切的苦难和不易。

好在节目穿插的访谈里，不少人对“年龄”表达了不同的意见，既有坦然和淡然的声音，也有真实的焦虑。但制作方和观众参与在内的社会陈见形成一种互动性霸权，彼此巩固对年龄的要求和随之而来的压力。中国的娱乐节目更因为有审查制度的存在，所谓制作方与官方意识形态之间又有另外一层互动，哪怕制作方的工作人员希望探讨压力成因，有为“大龄”赋权的原意，也会碍于官方思路和公共话语在这个问题上的稀缺，而不得不呈现单一和扁平的样貌。

普通人对年龄焦虑，有许多复杂的原因，包括生理性和社会性的不安全感，而不同群体面对的压力和不安全感又有所不同。这种焦虑也是世界各地共通的，比如单身歧视、性别歧视和年龄歧视是单身女性普遍面临的社会压力。当然，这些因素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会有不同的标准和表现方式，当代人也同时受到社会文化和规范中对性别、年龄、婚姻等问题的既有陈见和交叉性压力，以及全球资本对资源的垄断和对本土既有问题的勾结和强化。

我们身边的公共空间充斥着美容产品、丰胸产品、美白产品，女性似乎只能拥有一种形体，那就是外表上的幼嫩，身体上的丰满，简言之，就是所谓童颜巨乳，加以心智上的单纯。每次和朋友看电影时，都会一起笑电影开始前的FANCL广告：“年轻，可以弹返来！”。这句广告词非常典型地利用我们对年龄的焦虑。

护肤品牌SK-II曾在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台湾、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美国、英国及澳大利亚共 11 个地区进行有关年龄议题的调查。他们发现近半亚洲女性认为社会为女性贴上“保存期限”标签，暗示女性到了一定年纪又未婚，就会在“婚姻市场”上失去吸引力。同一则调查发现，只有10%的香港女性认为自己可以坦然接受变老，68%认为与年龄相关的压力是发自内在，而不是外界所强加。但这个看似具有社会意义的调查是由一个跨国护肤品牌进行，其目的是进一步打开市场，贩卖护肤带来的年轻外表，和这种外表所带来的表面上的改变。《这是爱女，也是厌女》一书也指出台湾女性、尤其是公众人物譬如从政者，经常被去性别化、少女化、或老女人化，呈现极度简化和标签化的年龄样貌。

这个问题似乎在东亚更明显，但问题并不是东亚女性天生更爱美、更注重美白或抗老，而是在历史和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资源和公共空间始终被父权精英霸占，女性被塑造出“女为悦己者容”的特质，以身体或外表为资源，是权力不对等的结果。

东亚不同地区的女性都在面对“剩女”的标签，因为东亚社会过渡到现代的过程中，融合了既有权力秩序和西方殖民发展中的父权，就如对“N号房”事件的评论中所指出的。与此同时，在二十世纪民族主义浪潮中，女性也承担着劳动生产和养育人口的重任。

家庭本来没有错，但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就意味着对公共空间的打压。这符合家国威权主义对“子民”的规训，“子民”不能觉醒成有自主意识和公共意识的现代公民。

整体而言，亚洲在全球权力不平等的大语境下，疲于殖民暴力、战争、社会运动、反殖民运动，并没有和西方同时经历女权主义浪潮，而经历了双重殖民和双重父权，包括以反殖民和独立或进步为口号的民族运动。连今天的公民社会内部的权力关系，很多时候只是换了组织结构，但并没有更换权力逻辑，因此也不断在复制同一套家长式威权。女权主义运动在亚洲并没有缺席，只是开始得晚，或受到更大的阻碍。印尼学者L. Ayu Saraswati在《在印度尼西亚感受美，感受种族》（Sensing Beauty, Sensing Race in Transnational Indonesia）一书中分析东南亚的美白产业，让我们看到殖民主义和全球资本如何共同作用，系统地垄断和规范我们对美的想象。

对年轻样貌的过度强调，也出于一种对女性形象的扁平想象和规范，女性在身体和头脑上的单纯被誉为美德，将成熟、智慧与世故精明、道德涣散等同。当年因为陈冠希的电脑被入侵，裸照被公布在网络上的女星分明是受害者，是公众消费和伤害了她们，她们却不得不为自己被娱乐行业打造出来的纯洁无瑕形象的崩塌而道歉。其中阿娇也以纯洁、完美、冻龄的形象代言医美而复出，似乎要抹掉她的过去，让多重父权继续利用对性的道德化以及性别想象的单一化来压制女性，而不是展现她因经历而成熟的智慧。

姜文的《邪不压正》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电影中塑造了两种女性形象，周韵成熟勇武，因为她是母亲，衬托女配角的精明妖冶。而电影中有也仅有两种男性形象，分别是想做父亲的和做了父亲的。彭于晏说：“我现在不用找爸爸了，我自己做爸爸了。”他的话意味着男性气质也只有“爹味”和乳臭未干两种。

这不仅是一种对性别的扁平诠释，也是在用家庭关系来衡量人的成熟度，并未真正脱离私人领域而通达更广阔的世界和更复杂的社会身分。进一步来说，这种家庭主义（familism）给公民社会造成了困难，因为东亚的威权治理利用的正是大家长式的家国民族主义（familial nationalism）。任何人要成熟，能被作为成年人尊重，成年礼只能是生儿育女，为人父母。家庭本来没有错，但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就意味着对公共空间的打压。这符合家国威权主义对“子民”的规训，“子民”不能觉醒成有自主意识和公共意识的现代公民。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从“妇女解放”到当代女性觉醒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妇女解放运动鼓励去性别化，却隐藏了性别不平等的主体问题，用男性标准去要求和替代女性，其中性别作为一个类别，仅具有政治和实用意义。

当然，不可否认SK-II在上海相亲角的广告有非常感人的地方，让人看到单身女性的自主意愿在两代人之间的和解。但造成“剩女”压力的社会甚至政策原因，和造成父母辈的焦虑、代际矛盾的历史原因，却在广告中被隐去了，因为跨国资本进驻中国需要国家的首肯和支持，自然不能提及体制和制度上的问题。这一点，也是威权政府与全球资本主义形成新型霸权的点滴例子。

在中国的公共话语中，妇女的历史地位经常被引用，以表明过去的某些问题，或以女性的“阴性”属性来表现“旧社会”的弱点。这种以偏概全的话语经常受到质疑。

比如在《女性与中国革命》（Women and China’s Revolutions）一书中，历史学家贺萧（Gail Hershatter）通过有限的档案和资料的脚注，为那些无名的妇女立传，让人看到女性如何不断用自己的主体能力回应环境和时代。她们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种种危机的受害者，也是过去两个多世纪以来每个重大建设项目和社会发展的参与者，包括清末女性如何管理几代同堂的大家庭，在家中教育女儿、安排联姻，还通过编织和纺纱为帝国晚期的经济做出了贡献；当时的税收和道德秩序是如何产生的，缠足的女性如何通过纺织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也作为按时交税的良性主体使家庭和社会秩序井然。

但同时女性承担了许多“隐性劳动”，包括生殖劳动；劳动分工也限制了妇女的社会适应性和可见度，譬如妇女确实在纺织业做出卓越的贡献，但商人虽然为了争夺妇女的劳动力而相互竞争，却只向女性提供原棉和纱线，再向她们购买制成的纺织品。这种分包制度使妇女无法直接销售自己的产品，也失去了市场能见度和参与权。隐形劳动和基于性别的劳动分工便于从公众的理解中抹去她们对社会进步所作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妇女解放运动鼓励去性别化，却隐藏了性别不平等的主体问题，用男性标准去要求和替代女性，其中性别作为一个类别，仅具有政治和实用意义，被认为是共产主义政府实现自己的政治和文化乌托邦的一种手段。宗教学学者康笑菲也曾通过革命样板戏《白毛女》指出女性的身体如何成为农村百姓和中国落后的符号，只能被“红太阳”的“阳气”所拯救。换言之，“妇女解放”所代表的女权主义有一个悖论，那就是谁被解放，被谁解放。

在后社会主义中国，女性年龄的焦虑有官方制造的一面，包括官方对“剩女”话语的制造，法律和机制上的不完善，威权体制和资本经济勾连模式下更激烈的资源竞争和垄断。

此时中国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因此国家如何鼓励婚姻和生育也是一种经济发展的策略，同时减少国家养老的压力，稳定社会和谐。因为婚育和社会的发展与稳定挂钩，公共话语也因此对年龄带着更多性别和阶层上的歧视，比如用“剩女”形容女性，却用“单身贵族”或“钻石王老五”来形容男性。“剩女”话语的诞生也因此具有官方意识形态，教育部在《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6）》 中将“剩女”纳入其列出的171条汉语新词语中，并将此定义为：那些生于70年代的大龄女青年，也被称为“3S女郎”——Single（单身）、Senventies（大多数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Stuck（被卡住了）。

全国妇联网站也转帖了新华网上有关“剩女”的文章，其中包括《有多少“剩女”值得我们同情》，认为“大多数‘剩女’不值得同情，她们更需要教育和反思”，因为“‘剩女’们虽然依然单身，但是，一般说来，异性朋友一大堆，而且很多高学历的‘剩女’性思想非常开放，她们最喜欢到一些娱乐场所去寻找一夜情，或者干脆傍个官人或大款做二奶，等自己青春不再的时候，被别人一脚踢开才想到自己还要找个结伴终生的人。”

女性的年龄在这里被官方进一步道德化。2010年12月，全国妇联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婚介行业委员会和百合网联合发布了《2010中国人婚恋状况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女性的择偶压力主要源自于男性对女性年龄的要求，超九成的男性认为女性应该在27岁之前结婚，超过五成的女性认为男性最佳的结婚年龄是28-30岁。”官方媒体直接将这句解读为“‘剩女’门槛27岁，‘剩男’门槛30岁”。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把“剩女” 列入2007年的汉语新词之一，共青团中央常务书记贺军科在2017年《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 2025年）》发布会上表示，“大龄未婚是中国青年迫切关注的重大问题，共青团将帮助大龄未婚青年找合适伴侣”。

“妇女解放”和“女权主义”在今天几乎是两套脉络，前者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政策，后者是自发的民间运动。两者在很多时候是矛盾的，前者会对后者进行制约甚至打压，比如女权主义者被拘捕，展开女权运动的困难。

因为中国的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官方性质，因此，官方和媒体共同加剧了女性对年龄的焦虑，一同塑造性别角色和社会身份，影响公众思维和社会性别规范。娱乐节目和新闻报道都通过选择性处理信息，造成公众对女性年龄的更多偏见，给女性带来更大压力。甚至原本可以成为对性别平权有推助作用的事，都成为巩固父权制度的一部分。譬如中国第一位高调坦承自己变性经历的公众人物金星，却主持了一档强调家长权威和父权机制的相亲节目《中国式相亲》，其中更有教训女性下跪等场面，回应了当前意识形态中对“传统文化”和传统权力结构的直接宣扬。

中国的剩女婚恋焦虑也是历史的结果。社会学家孙沛东研究上海相亲角时提出集体焦虑的观点，认为因为存在生存、成才和养老等风险，独生子女与其父母毫无选择地被绑缚在了协同择偶这辆战车之上。另外，现行的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还不能妥善解决养老和医疗问题，目前主要仍依靠子女照顾老人，父母之间相互关注对方的工作单位、福利待遇、养老保险等个人经济状况和社保状况这一现象的背后，也隐含着人们对未来生活的担心。换言之，后社会主义中国的年龄焦虑也蕴涵着一个讽刺的矛盾：“社会主义”的缺位。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Socialist Feminism）希望通过社会改革达到公私领域的平权，在中国的表达方式是“妇女解放”。但“妇女解放”和“女权主义”在今天几乎是两套脉络，前者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政策，后者是自发的民间运动。两者在很多时候是矛盾的，前者会对后者进行制约甚至打压，比如女权主义者被拘捕，展开女权运动的困难。当然，社会主义和后社会主义时期也不能完全用时序表差，因为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既有父权的一面，也有进步的地方；后社会主义时期确实可以看到私人领域的兴起，但国家对私人领域的管控从未消失。有学者在研究共和国婚姻法时提到，五十年代的第一步婚姻法确实有很多进步的地方，比如废除纳妾，允许离婚，但也加强了国家对婚姻的介入。在最近颁布的离婚冷静期、二胎政策也可以看出国家通过婚姻法对人口和个人自由的进一步控制。

今天中国的女权主义包含众多脉络，就像曾金燕曾经概括的那样，包括逐渐建立和普及的性别学科，多元但依然力量薄弱的草根女权运动，我认为也包括新自由主义女权和更广泛意义上女权意识的兴起，同时面对民族主义、新儒家、新国学等文化保守思想运动，资本市场与开发利用女性生产力为主导的国家女权主义同谋，在国家对女性权利保障制度缺位的情况下，一方面提供了女性主体解放的土壤，另一方面步步逼近成为全方位侵犯女权的主力。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乘风破浪的姐姐》节目开头画外音的男声，也代表了自上而下的绝对权力，让所有改变和对改变的呼喊都变得困难。

利用社会觉醒，娱乐代替改变

个人觉得最遗憾的，就是节目的走红反映了目前社会上性平意识的崛起，但是它却得不到更广泛的支持和发展，只能是被规训和控制的样子。

身边的朋友们对这档节目褒贬不一。有许多批判反思的声音，认为这档真人秀节目依然把女性作为观看的对象，仅仅用外表是否年轻漂亮来衡量她们的价值，但真正的乘风破浪和表演乘风破浪是两回事。姐姐们有自己的事业，为什么要来组女团？也有许多赞扬的声音，认为它还是展现了女性努力的样子，哪怕只是歌舞选秀。

但节目的娱乐性质为它定下了限制，就像画外音提醒我们的：“漂亮，是女人的战服，活得漂亮，才心服口服”。参与节目的演员宁静也说选同伴就要选漂亮的。女团未必是年轻漂亮的代名词，但节目仅仅把女团表现为年轻漂亮的代言词，仿佛让观众看的是她们再努力，也不过是娱乐大众的美物；当真正的社会问题被消解时，个体的能动性也变得非常狭窄和有限。

个人觉得最遗憾的，就是节目的走红反映了目前社会上性平意识的崛起，但是它却得不到更广泛的支持和发展，只能是被规训和控制的样子。女明星在节目中的彼此打压，也映射了现实生活中的权力不对等、资源分配不均、和权利的缺位。

中国当前的女权运动其实非常丰富，有反家暴小组，法律援助组织，多元性别关注组，有关注女工权益的尖椒部落，揭露性侵和性骚扰的米兔运动，更早年还有女权之声组织的“占领男厕所”、“受伤的新娘”、“万人签名反家暴”等成功事件，也有后来的女权五姐妹被捕。在今年肺炎疫情肆虐的时候，不少女权运动者也参与到志愿服务中，提供了物资、心理咨询、医疗咨询、新闻和信息翻译等工作，包括发起为女性医护人员提供安心裤的行动，更不用说那些战斗在第一线的女性医护人员。

微信公众号和其他自媒体上也有对女性主体性的强调，不少普通女性希望改变育儿、家庭、工作中基于性别的不平等和压力，参加节目的女星也认为自己活得很潇洒，不需要把幸福建立在对另一个人或一些人的依赖上，或者想过不凡的人生。这些可能只是一些初步的女性意识，但国内汲取信息的渠道是有限的，公共话语受限制和管控，造成大家对女权主义的理解可能片面，或者能呈现出来的形式很有限。

一方面中国确实有正在不断生成和崛起的新生意识和运动，另一方面不同个人和群体都面对信息、资源受到限制和控制的情况，图景虽然丰富但也纷杂，有时甚至出现阵营分裂的现象。这些也是公共空间在形成过程中会遇到的问题，而女权议题本身敏感，更容易受到责难和压制。正如李思磐最近在《微博女权的前世今生：从“政治正确”到“商业正确”》所说的，希望能找到把各自运转的“互联网星系”连结起来的方式，一起面对共同的挑战。

再回到《乘风破浪的姐姐》这个节目，其背后的利益方利用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权主义的萌发，却制造出单一、扁平、甚至宫斗式的女性形象。

而再回到《乘风破浪的姐姐》这个节目，其背后的利益方利用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权主义的萌发，却制造出单一、扁平、甚至宫斗式的女性形象，反而回应了之前所提到的官方意识形态，和权力一起进一步规训了女性。“姐姐来了”是什么来历？这是韩国 MeToo运动中的口号，是女性之间的关照，是面对暴力时的勇气。这句话流行起来是因为女性确实在她人的故事里受到鼓舞，在现实的艰难中看到了希望。利用这句话，将之资本化，再抹去其语境，则是一种恶，让人愤怒。

单说女明星自身，也因为娱乐行业的狭窄和利益垄断而很难突破。去年，海清、姚晨、马伊琍等三十岁以上的女明星在颁奖礼上“突袭”，谈到“大龄”女星戏路窄的问题，希望以后能有更多角色。许多网民为她们叫好，也有人对此感到惋惜，认为她们说自己比年轻女明星便宜是在乞讨，依然处在被动的位置。相比之下，在被问及如何改变好莱坞少数族裔不受重视的问题时，美国亚裔女星Ali Wong说需要我们自己动手来写剧本，自己写出增加少数族裔、能改变人们刻板印象的故事，让人拍手叫好。但这些改变在国内很难做到，因为国内有产业垄断性和审查制度。这些是亟需探讨的问题，但我们知道它们却无法在节目上露脸，让人倍加遗憾。

我们是普通人，希望在荧幕上看到有力量的故事，因为这些故事会给我们所经历的疑问和挣扎带来一些解答。而《浪姐》这样的节目让我们看到的力量依然是单薄的，节目中的象征性改变也应该与现实生活中的改变相辅相成，但因为在中国改变之困难，连象征性改变都如此单薄的时候，更让人感到无奈。

真正乘风破浪的姐姐们在哪里？

真正的乘风破浪，应该让普通女性的故事进入公共话语，比如每次生理痛的煎熬，对疾病、肿瘤、衰老、生死的恐惧，怎样面对从小追随我们到大的性侵，生儿育女或者无法生育的苦乐…

真正的乘风破浪，应该让我们看到生活中的劳动者和普通人的风浪，和她们相应的勇气与力量。工地上充满力量和尊严的女建筑工人，楼下敬业的保安大姐，豆瓣上分享自己作为单亲妈妈装修心得的友邻，在微博上分享自己经历、不断成熟的昔日“童养媳”马泮艳。

我自己身边有年轻女性说卖保险赚到钱之后要去扶助社会企业，有朋友为了记录历史而放弃考古理想成为记者，有朋友在工作之余为反家暴中心提供法律援助，还有老教授决定把每一位研究生当成自己的孩子——因为没有子女，又无法满足复杂的领养程序。真正的乘风破浪，应该让普通女性的故事进入公共话语，比如每次生理痛的煎熬，对疾病、肿瘤、衰老、生死的恐惧，尤其是其实非常常见的子宫肌瘤和乳腺疾病，上一代人的节育环，教育和医疗资源匮乏的无奈，怎样面对从小追随我们到大的性侵，生儿育女或者无法生育的苦乐，到城市打工和不同职业的进取、压力，身为性少数者的经历，对政治的看法，对社会不公的愤怒，彼此鼓励和帮助的点点滴滴。

真正的乘风破浪，也应该让我们看到体制和机制能够如何做出回应和改变，以及我们在其中的互动。最近一则新闻让人动容，标题是〈女校长让1600多名女孩走出大山〉，知青张桂梅坚守滇西贫困地区四十多年，放弃优越的工作条件，毅然投身深度贫困山区教育扶贫，建成针对贫困山区家庭困难女孩的全国第一所全免费女子高中，使1600多名贫困家庭学生圆梦大学，而这一切都源于在她任教期间时不时有女生从课堂上消失的情况。张桂梅说，十几岁的姑娘就被嫁出去了，我绝不让我教的班级的孩子因为交不起学费辍学。张桂梅老师应该上《浪姐》，或者这样的故事才是体现出乘风破浪更广阔的现实意义。虽然这个新闻被报道的方式也有失偏颇，譬如回避了知青政策的历史问题，譬如突出一己力量，陷入国家型正能量的论述；并没有追问为什么国家缺位，需要这样一位普通人牺牲自己的人生来帮助其他女性。

女权主义或者任何平权运动永远是在不断变化和生成的。我非常喜欢美国非裔女作家Roxane Gay的《糟糕的女权主义者》（Bad Feminist），用调笑的语气细数自己没有做到的“女权主义”，比如喜欢粉红色，不会修车，暗恋UPS的送货小哥……但她也说道：“但我也是一名女权主义者，因为我不认为自己因为性别就应该被像一坨屎似的对待。”在分享会读到这一句的时候，她的声音都在颤抖。

许多人都有真实的觉醒，但因为公共话语中没有明确的方向，也没有明显的、触手可及的公共机制提供帮助，民间运动又经常受到打压，不被官方接受，也不为大众所知。如何在有限制的情况下推动（社会主义）女权的建立，是我们要一起面对的问题，而这些也是只能出现在《浪姐》舞台灯光之外的乘风破浪。

（郭婷，爱丁堡大学宗教学博士，曾于牛津大学欧洲研究中心、普度大学社会学系工作，现任香港大学历史系及性别研究系客座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