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谷淑美 ：香港的抗争运动如何承先启后？

过去一年，在两个盛夏之间，香港经历了一场比雨伞运动更具规模、更澎湃、更持久、及更面向国际的反修例运动。运动成功送走“逃犯条例”，却丝毫未能撼动政府的权力，而如今又在疫症蔓延之中迎来更严苛的“国安法”。强权之下，抗争运动处处受到打压；与此同时，国际间新冷战的幔幕正在拉开，风起云涌。眼前阴霾满布，面对如此险峻的政治形势，香港人如何是好？

端传媒编辑致电邀稿，希望作者写一篇关于香港公民社会的文章，梳理历史脉络，从而探究可供前行的出路。 说实话，香港人在过去一年可以做的几乎都做尽了。如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港版国安法，对公民社会犹如悬在头顶上的利剑，香港人如履薄冰。6月21日筹组的反国安法罢工罢课公投，本来是一次别具意义的行动，但碍于种种原因，票数不足以致未能启动。而在九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民主派参选人士最终会否因反对国安法而被取消资格，情况未许乐观。面对政府日益专横的打压，坊间有意见认为抗争运动现阶段适宜韬光养晦；亦有意见认为香港已经没有退路，必须继续打一场硬仗。

答允写这篇文章之时，对于出路我其实并没有更好的答案。尽管如此，我还是相信文字工作的重要性。在这篇文章里，我试图检视香港的公民社会如何从过去走来的点点滴滴，尤其是一些里程碑，探问这些历史性的抗争运动如何承先、又如何启后，（又或者无以为继），算是记录也好，盘点也好，希望能够从历史里寻找到少许启迪。

本地社会运动的萌芽

及至80年代，“九七”问题出现，民主被提上议程，昔日参与社运的经验、以及所建立的人事网络，亦为逐渐展开的民主运动铺奠基础。

回溯1960、70年代，那是香港社会发展一段相当重要的时期，也是公民社会发展的一个分水岭。其时，本地社会运动开始萌芽，及后百花齐放，例如学生运动（这时期被喻为香港学运的“火红年代”）、社区运动、工人运动、及妇女运动等等。这些社会运动组织，大多关注本地议题，追求社会公义，成为植根于香港社会的新兴改革力量。以工运为例，当时在传统的左派和右派工会以外，新兴的所谓第三势力开始崛起，如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教协）、香港公务员总工会、及香港基督教工业委员会（工委会）等。这些独立工会的出现，扭转了香港工运多年来一直依附在国、共党派斗争的发展轨道。工委会后来年更促成“香港职工会联盟”（职工盟）的成立，是第一个不受任何党派控制的独立工会联盟。

新兴社运组织趋向本土化和多元化，这一方面源自香港社会内部的变化，例如，战后婴儿潮一代的成长，令社会出现一批生于斯、长于斯的年轻世代，以及1966、67年两次的社会骚动引发更多人关注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当时欧美的学生运动浪潮席卷全球，推动著一些新左翼思想的进步观，如平权、自主、反威权、及参与式民主等思想、对本地社会运动亦起了启蒙作用，影响至今。如果说香港的本土意识糅合了国际视野和世界主义，这至少在社会运动可见一斑。及至80年代，“九七”问题出现，民主被提上议程，昔日参与社运的经验、以及所建立的人事网络，亦为逐渐展开的民主运动铺奠基础。

社会运动和公民社会的关系

社会运动之间是否可以进行合作，从而加强公民社会整体的动员潜力？有什么张力和阻力？

这里我想先厘清一下社会运动和公民社会的关系。第一，公民社会的内部组织是纷杂的，包纳不同政治光谱的人士和组织；但一般来说，社会运动折射出其中最为突显社会矛盾的部份。社会有分歧是常态，但若情况严重，关键是有没有跨越不同组群、以及自我调解的机制。公共讨论、协商、选举、公投、以致近年所谓“各自爬山”等手法，各有好处，但也各有限制，最好能互补长短。

面对公民组织的多样性，我们不得不思考，社会运动是否朝着自由、民主、多元化和包容的方向发展？运动本身是否也在实践这些价值？这就触及问题核心，因为理想的公民社会必须建基于这些价值元素，否则，即使运动成功，但长远而言亦没有为公民社会打好根基。再下来，社会运动之间是否可以进行合作，从而加强公民社会整体的动员潜力？有什么张力和阻力？就以工运和民运为例，前者与广大劳动阶层的生计息息相关，后者关乎社会的政治前路，虽属不同范畴，但若价值取态相叠，合作也许是可能、甚至可取的。这课题一直被忽略，但在今天的香港显得尤为重要。

第二，公民社会的形态是流动多变的，既有动态、也有相对静态的面向。研究社会运动的著名学者 Melucci 指出，由社会矛盾引发的集体行动，往往呈现其最为跃动的状态，最受公众注目。但在较多的时候，社运或其它民间组织一般处于沉潜（submerged）或低调子的模态，进行如联络、文宣、会议、研究、出版、教育及社区推广等日常事务。这些工作对于维系公民社会的网络关系、以及深化社会运动的影响，也极为重要。

第三，在文化意识层面，80年代有不少本地学者认为，香港社会崇尚经济发展，大多数人表现政治冷感，对政治议题漠不关心，公民意识薄弱。如此，我们该如何理解在60、70年代冒现的本地社会运动？从社会学角度看，我们需要在主流和边缘，又或宰制力量和抗衡力量之间作出区分。

60年代至90年代期间，香港的主流社会共识，可以说是建立在一套相对有效的统摄性文化霸权观——一套围绕“成功管治”迷思的价值体系，强调繁荣安定，却抑压了公民意识的发展。不过，到90年代后期，我们看到的是，这套霸权观在逐步崩解。与之抗衡的，是一套渐渐冒升的公民论述，强调人权、自由、民主和法治精神。这时期，公民社会的发展出现另一个分水岭。

抗争新世代：剧目不断演化的年代

这些年来，政府和社会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反对阵营亦趋向对抗性，不管是在议会内、或于社会运动中，抗争剧目都不断创新和激化。

2003年7月1日的五十万人大游行，是香港公民社会发展的里程碑。回溯90年代，回归在即，六四事件阴霾未散，港英政府终于制定人权法案，图以法治保障香港自由。回归之初，释法风波却令“一国两制”的内在矛盾浮现；况且，基本法将有关检视普选的时间表延至2007年。再加上金融海啸、医疗危机、政府管治失当等问题，市民怨气日增，示威行动不断。香港迅速由“经济城市”演变为“示威之都”。虽然民主运动的动员能力一直处于低位，但7月1日当天的游行，声势之大、人数之多，是继1989年百万人游行（声援北京学运）后重新攀上的高峰。

这次游行 ，反映社会酝酿著一股相当巨大的反政府情绪，而且是跨阶层、跨界别的。 反对基本法23条（国安条例）立法，对政府施政多方面的不满，包括经济、民生、法律、医疗、及人权等，令政府的管治威信大幅下滑，“有效管治”神话不再。 这次游行成功召唤了香港人对公民社会的新想像——以公民作为主体凝聚公民社会，并切身经验到集体行动的力量。虽然事后引发一些阶级分歧，但总的来说，集体意识改变，抗争意志高涨，民主运动迅速重新启动，香港人从此告别自身“政治冷感”的过去。

但2003年的抗争模式始终是因循的。2005年是另一个转捩点。反世贸运动在香港进行，韩国农民所用的抗争手法，让人耳目一新。例如，三步一叩的苦行、跳海抗议、 堵路、占领街道、和冲击警方防线等。这些抗争手法的感染力和创新性，超乎香港人过去的想像，为后来的社运有所启迪。

随着新世代的冒现，社会抗争一浪接一浪。继2006、07年保卫天星码头运动和保卫皇后码头运动之后，接著有反高铁运动、反国教运动、及码头工人罢工等。2014年，因政改问题引发的雨伞运动引起国际关注。虽然公民社会随后沉寂下来，但四年多后，却因政府企图强行推出逃犯修订条例，导致抗争运动死灰复燃。这些年来，政府和社会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反对阵营亦趋向对抗性，不管是在议会内、或于社会运动中，抗争剧目都不断创新和激化。

2019年，香港人从雨伞运动未臻成功的经验调整过来，强调不分化、不割席，“流水式”（Be Water）的抗争策略。人链、围堵、快闪、冲击、三罢、连侬墙、营救行动及黄色经济圈等，手法层出不穷。伴随这些行动还包括海量的文宣、抗争运动歌曲、香港民主女神像、及艺术创作等等，创意无限。此外，抗争行动亦从过去集中在市区的中心地段，延伸至港岛、九龙及新界不同的地区和角落，使运动真真正正的遍地开花。最后，反修例运动更强调国际战线，将香港议程带到欧、美国家的议会。但和勇不分，使运动注入了一定的暴力元素，也不无争议。

公民社会的未来

香港人的抗争史，跌荡起伏，有血有泪，这里无法一一尽录。作者写这篇文章，未敢言希望在明天；只是，在公民社会处于十字街头的今天，我还是盼望能与大家一起检视过去、一起展望也许是遥远的未来。我想提出三个想法，作为结语。

（1）公民社会的动员潜力

民主运动发展为“去领袖化”、“去大台化”的群众运动，这是年轻世代对旧有由少数精英垄断的组织模式的反弹。传统组织需要如何应变？

社会运动的动员潜力，与公民社会的内部结连息息相关。2003年的大游行，除民间团体之外，不少是与家人或朋友结伴同行的一般市民。今天，电子媒体盛行，通过社交平台建立网络和发起行动，可以非常奏效；那么，透过社团组织来动员公民社会是否依然重要？再者，自雨伞运动后期，民主运动发展为“去领袖化”、“去大台化”的群众运动，这是年轻世代对旧有由少数精英垄断的组织模式的反弹。传统组织需要如何应变？再进一步来说，在国安法通过之后，陆续有人解散组织或宣布退出，都是些新兴的政治组织。公民社会又是否需要“去组织化”？

先说“去大台化”。我想指出，任何反弹都必须要有一个调整的过程，否则会走向极端。如何在两极之间，探索一种、或多种符合开放和民主原则的组织和协调模式，应该仍有很大空间。无疑，“各自爬山”要比“大台垄断”好，但也可能令运动留于各自为政，而忽略合作策略的可能性。这又让我折返回公民社会的内部结连的问题。和勇不分是其中一种合作模式 ，但合作可以是多方及不同层面的。在这，我想简单讨论民运和工运之间的关系、以及工会的角色。

社会学学者陈敬慈最近发表过相关讨论，相当值得参考。历史上，工运在很多国家是推动民主化的重要力量。 在香港，民主运动一直从未成功发动过大型罢工，要到反修例运动才见有起色。2019年8月的三罢集会，获职工盟和教协呼吁，据称有约35万人参与罢工，包括不同界别。若然当年没有成立这两个独立工会组织，恐怕未必能成事。其中航运界导致多班抵港及离港航班取消，更是相当历史性的。尽管政治打压随之而来（如国泰打压事件），但近期亦无碍一些新工会的成立，如广告界、医护界及会计界。如何善用不同类型的组织资源、又如何拉阔政治议题、或将政治议题融入经济议题，加强运动之间的结连，值得深思。

传统组织仍然重要，但国安法通过之后，相信有不少组织基于政治现实考虑而需要转型。事实上，公民社会的组织形态是多样化的，在正规团体以外，还有各式各样的社群和网络，或以个人身份作号召，或以相同理念聚合同道人，如蜘蛛网般向外延伸。这些社群和网络保持著相对松散的联系，但在社会之中却无处不在。这也是网络年代的发展趋势。未来，如何在个人、社群、网络和团体之间建立有机的结连，会是关键所在。

（2）社会运动的两面性

街头抗争只是其中一个面向，如何强化公民社会的静态发展，让抗争运动充电，是有需要的。

上文提及公民社会有动态和静态两面，街头抗争只是其中一个面向，如何强化公民社会的静态发展，让抗争运动充电，是有需要的。别小看这些维系平常的、日常的公民社会的各种方式和活动，例如，雨伞运动之后，表面上民主运动沉寂下来，但有研究指出，运动结束后，就有数十个新组织成立，或参与选举，或于社区深耕细作，又或以专业人士身份介人公共事务（如“杏林觉醒”、“法政汇思”及“良心理政”等）。这些组织及它们的工作，对公民社会日后的发展是重要的。除了将公共议题推广至社区层面，也可以巩固社区网络，为运动累积社会资本，加强地区动员潜力。此外，亦有助建立民间的互助网络。这些效益在今次反修例运动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最近流行“经济圈”的说法，也反映一种民间互助模式，将政治理念转化为经济活动，可谓困难重重，但至少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试验和实践。破坏别人的商店，未免于理不合；进行消费者的抵制行动，则有效且可取。再进一步说，如何将消费和生产线连接起来，这更牵涉公民社会和市场经济、以致本地社会与全球体系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

近日，有支持反修例运动的商舖不获续租；有因为国安法通过纷纷撤下政治敏感的字眼和招牌；也有像龙门冰室宣称要退出“黄圈”事件。政治高压之下，店主灵活应变，可以理解。至于退圈事件，则反映有关“经济圈”这概念的一些复杂问题。例如，如何界定黄色？是指在取态上支持反修运动、还是支持某些价值观念？如果是后者，营运手法是否也要符合这些价值？还是服膺市场逻辑？是互助为主、营商为副，还是倒转过来呢？我相信大家仍在摸索阶段，且未必只有一种模式。如果可行的话，类似的民间互助网络，或许还可以扩展至其他范畴，大家不必拘泥于深黄与浅黄。

笔者早前以讲者身份，出席了一个讨论香港社会运动的论坛，台下有长者发言，表示大家关注年青人，却忽略了长者们的苦处。我不确定他说的是否与反修例运动有关，但对于这位长者的发言，我一直耿耿于怀。社会上确实有很多需要我们关怀和协助的人，政府不作为，就需要大家多出一分力，这也是民间互助的意义。

（3）本土、文化

我们是否仍能守著各自的岗位，保存和善用仅余的自由，去好好保护、栽养和活出属于香港人的记忆、情感、视野和创意？

反修例运动其实是一场跨世代的抗争运动，亦同时反映年轻化的趋势。新生代继承民主和自由的核心理念，但更强调个体的自主性，他们亦强调本土意识。中港矛盾愈益白热化，本土意识愈益政治化，抗争运动亦愈趋激烈。尽管中港矛盾跨越不同世代，但年青一代没有上一代人的思想包袱，他们追求民主理想，寻求与世界结连。政府要加强种种爱国意识，但如果只是强行压在年青人的头上，又如何能转化人心？有人主张硬碰，更多人不知所措。在硬碰和屈从之间，我们还有多少选择？香港还有没有明天？我不知道，但明天我们还要活着。如何活？

如果选择留港，至少让我们回归到自己的文化土壤里。早前关于许冠杰在疫症期间举行的演唱会，有年青朋友表示过时，与他无关。这话反映世代差异，但毕竟令人神伤。谁是谁非？我们常常说本土意识，但那是谁的本土意识？由那个年代开始算起？当中有多少传承与开展、又有多少差距与汇聚？我们都想过吗？都明白吗？黄、蓝之分，是否就足以让我们明白？田迈修（Matthew Turner）于1990年代在他编写的《香港六十年代》一书中提到，香港的流行文化，难以述说，无以名状，没太多条条框框，故亦不容易被打压。Turner著书立说，以色彩斑斓的图像和细致的文字，为香港记存了一个重要的时代。

而今天， 时代改变了，活在红线之下，我们是否仍能守著各自的岗位，保存和善用仅余的自由，去好好保护、栽养和活出属于香港人的记忆、情感、视野和创意？香港人心不死，香港便活著。

（谷淑美，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