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谷淑美 ：香港的抗爭運動如何承先啟後？

過去一年，在兩個盛夏之間，香港經歷了一場比雨傘運動更具規模、更澎湃、更持久、及更面向國際的反修例運動。運動成功送走「逃犯條例」，卻絲毫未能撼動政府的權力，而如今又在疫症蔓延之中迎來更嚴苛的「國安法」。強權之下，抗爭運動處處受到打壓；與此同時，國際間新冷戰的幔幕正在拉開，風起雲湧。眼前陰霾滿佈，面對如此險峻的政治形勢，香港人如何是好？

端傳媒編輯致電邀稿，希望作者寫一篇關於香港公民社會的文章，梳理歷史脈絡，從而探究可供前行的出路。 說實話，香港人在過去一年可以做的幾乎都做盡了。如今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港版國安法，對公民社會猶如懸在頭頂上的利劍，香港人如履薄冰。6月21日籌組的反國安法罷工罷課公投，本來是一次別具意義的行動，但礙於種種原因，票數不足以致未能啟動。而在九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民主派參選人士最終會否因反對國安法而被取消資格，情況未許樂觀。面對政府日益專橫的打壓，坊間有意見認為抗爭運動現階段適宜韜光養晦；亦有意見認為香港已經沒有退路，必須繼續打一場硬仗。

答允寫這篇文章之時，對於出路我其實並沒有更好的答案。儘管如此，我還是相信文字工作的重要性。在這篇文章裡，我試圖檢視香港的公民社會如何從過去走來的點點滴滴，尤其是一些里程碑，探問這些歷史性的抗爭運動如何承先、又如何啟後，（又或者無以為繼），算是記錄也好，盤點也好，希望能夠從歷史裡尋找到少許啟迪。

本地社會運動的萌芽

及至80年代，「九七」問題出現，民主被提上議程，昔日參與社運的經驗、以及所建立的人事網絡，亦為逐漸展開的民主運動鋪奠基礎。

回溯1960、70年代，那是香港社會發展一段相當重要的時期，也是公民社會發展的一個分水嶺。其時，本地社會運動開始萌芽，及後百花齊放，例如學生運動（這時期被喻為香港學運的「火紅年代」）、社區運動、工人運動、及婦女運動等等。這些社會運動組織，大多關注本地議題，追求社會公義，成為植根於香港社會的新興改革力量。以工運為例，當時在傳統的左派和右派工會以外，新興的所謂第三勢力開始崛起，如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香港公務員總工會、及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工委會）等。這些獨立工會的出現，扭轉了香港工運多年來一直依附在國、共黨派鬥爭的發展軌道。工委會後來年更促成「香港職工會聯盟」（職工盟）的成立，是第一個不受任何黨派控制的獨立工會聯盟。

新興社運組織趨向本土化和多元化，這一方面源自香港社會內部的變化，例如，戰後嬰兒潮一代的成長，令社會出現一批生於斯、長於斯的年輕世代，以及1966、67年兩次的社會騷動引發更多人關注社會問題。另一方面，當時歐美的學生運動浪潮席捲全球，推動著一些新左翼思想的進步觀，如平權、自主、反威權、及參與式民主等思想、對本地社會運動亦起了啟蒙作用，影響至今。如果說香港的本土意識糅合了國際視野和世界主義，這至少在社會運動可見一斑。及至80年代，「九七」問題出現，民主被提上議程，昔日參與社運的經驗、以及所建立的人事網絡，亦為逐漸展開的民主運動鋪奠基礎。

社會運動和公民社會的關係

社會運動之間是否可以進行合作，從而加強公民社會整體的動員潛力？有什麼張力和阻力？

這裏我想先釐清一下社會運動和公民社會的關係。第一，公民社會的內部組織是紛雜的，包納不同政治光譜的人士和組織；但一般來說，社會運動折射出其中最為突顯社會矛盾的部份。社會有分歧是常態，但若情況嚴重，關鍵是有沒有跨越不同組群、以及自我調解的機制。公共討論、協商、選舉、公投、以致近年所謂「各自爬山」等手法，各有好處，但也各有限制，最好能互補長短。

面對公民組織的多樣性，我們不得不思考，社會運動是否朝着自由、民主、多元化和包容的方向發展？運動本身是否也在實踐這些價值？這就觸及問題核心，因為理想的公民社會必須建基於這些價值元素，否則，即使運動成功，但長遠而言亦沒有為公民社會打好根基。再下來，社會運動之間是否可以進行合作，從而加強公民社會整體的動員潛力？有什麼張力和阻力？就以工運和民運為例，前者與廣大勞動階層的生計息息相關，後者關乎社會的政治前路，雖屬不同範疇，但若價值取態相疊，合作也許是可能、甚至可取的。這課題一直被忽略，但在今天的香港顯得尤為重要。

第二，公民社會的形態是流動多變的，既有動態、也有相對靜態的面向。研究社會運動的著名學者 Melucci 指出，由社會矛盾引發的集體行動，往往呈現其最為躍動的狀態，最受公眾注目。但在較多的時候，社運或其它民間組織一般處於沉潛（submerged）或低調子的模態，進行如聯絡、文宣、會議、研究、出版、教育及社區推廣等日常事務。這些工作對於維繫公民社會的網絡關係、以及深化社會運動的影響，也極為重要。

第三，在文化意識層面，80年代有不少本地學者認為，香港社會崇尚經濟發展，大多數人表現政治冷感，對政治議題漠不關心，公民意識薄弱。如此，我們該如何理解在60、70年代冒現的本地社會運動？從社會學角度看，我們需要在主流和邊緣，又或宰制力量和抗衡力量之間作出區分。

60年代至90年代期間，香港的主流社會共識，可以說是建立在一套相對有效的統攝性文化霸權觀——一套圍繞「成功管治」迷思的價值體系，強調繁榮安定，卻抑壓了公民意識的發展。不過，到90年代後期，我們看到的是，這套霸權觀在逐步崩解。與之抗衡的，是一套漸漸冒升的公民論述，強調人權、自由、民主和法治精神。這時期，公民社會的發展出現另一個分水嶺。

抗爭新世代：劇目不斷演化的年代

這些年來，政府和社會之間的矛盾日益加劇，反對陣營亦趨向對抗性，不管是在議會內、或於社會運動中，抗爭劇目都不斷創新和激化。

2003年7月1日的五十萬人大遊行，是香港公民社會發展的里程碑。回溯90年代，回歸在即，六四事件陰霾未散，港英政府終於制定人權法案，圖以法治保障香港自由。回歸之初，釋法風波卻令「一國兩制」的內在矛盾浮現；況且，基本法將有關檢視普選的時間表延至2007年。再加上金融海嘯、醫療危機、政府管治失當等問題，市民怨氣日增，示威行動不斷。香港迅速由「經濟城市」演變為「示威之都」。雖然民主運動的動員能力一直處於低位，但7月1日當天的遊行，聲勢之大、人數之多，是繼1989年百萬人遊行（聲援北京學運）後重新攀上的高峯。

這次遊行 ，反映社會醞釀著一股相當巨大的反政府情緒，而且是跨階層、跨界別的。 反對基本法23條（國安條例）立法，對政府施政多方面的不滿，包括經濟、民生、法律、醫療、及人權等，令政府的管治威信大幅下滑，「有效管治」神話不再。 這次遊行成功召喚了香港人對公民社會的新想像——以公民作為主體凝聚公民社會，並切身經驗到集體行動的力量。雖然事後引發一些階級分歧，但總的來說，集體意識改變，抗爭意志高漲，民主運動迅速重新啟動，香港人從此告別自身「政治冷感」的過去。

但2003年的抗爭模式始終是因循的。2005年是另一個轉捩點。反世貿運動在香港進行，韓國農民所用的抗爭手法，讓人耳目一新。例如，三步一叩的苦行、跳海抗議、 堵路、佔領街道、和衝擊警方防線等。這些抗爭手法的感染力和創新性，超乎香港人過去的想像，為後來的社運有所啟迪。

隨着新世代的冒現，社會抗爭一浪接一浪。繼2006、07年保衛天星碼頭運動和保衛皇后碼頭運動之後，接著有反高鐵運動、反國教運動、及碼頭工人罷工等。2014年，因政改問題引發的雨傘運動引起國際關注。雖然公民社會隨後沉寂下來，但四年多後，卻因政府企圖強行推出逃犯修訂條例，導致抗爭運動死灰復燃。這些年來，政府和社會之間的矛盾日益加劇，反對陣營亦趨向對抗性，不管是在議會內、或於社會運動中，抗爭劇目都不斷創新和激化。

2019年，香港人從雨傘運動未臻成功的經驗調整過來，強調不分化、不割席，「流水式」（Be Water）的抗爭策略。人鏈、圍堵、快閃、衝擊、三罷、連儂牆、營救行動及黃色經濟圈等，手法層出不窮。伴隨這些行動還包括海量的文宣、抗爭運動歌曲、香港民主女神像、及藝術創作等等，創意無限。此外，抗爭行動亦從過去集中在市區的中心地段，延伸至港島、九龍及新界不同的地區和角落，使運動真真正正的遍地開花。最後，反修例運動更強調國際戰線，將香港議程帶到歐、美國家的議會。但和勇不分，使運動注入了一定的暴力元素，也不無爭議。

公民社會的未來

香港人的抗爭史，跌蕩起伏，有血有淚，這裏無法一一盡錄。作者寫這篇文章，未敢言希望在明天；只是，在公民社會處於十字街頭的今天，我還是盼望能與大家一起檢視過去、一起展望也許是遙遠的未來。我想提出三個想法，作為結語。

（1）公民社會的動員潛力

民主運動發展為「去領袖化」、「去大台化」的群眾運動，這是年輕世代對舊有由少數精英壟斷的組織模式的反彈。傳統組織需要如何應變？

社會運動的動員潛力，與公民社會的內部結連息息相關。2003年的大遊行，除民間團體之外，不少是與家人或朋友結伴同行的一般市民。今天，電子媒體盛行，通過社交平台建立網絡和發起行動，可以非常奏效；那麼，透過社團組織來動員公民社會是否依然重要？再者，自雨傘運動後期，民主運動發展為「去領袖化」、「去大台化」的群眾運動，這是年輕世代對舊有由少數精英壟斷的組織模式的反彈。傳統組織需要如何應變？再進一步來說，在國安法通過之後，陸續有人解散組織或宣布退出，都是些新興的政治組織。公民社會又是否需要「去組織化」？

先說「去大台化」。我想指出，任何反彈都必須要有一個調整的過程，否則會走向極端。如何在兩極之間，探索一種、或多種符合開放和民主原則的組織和協調模式，應該仍有很大空間。無疑，「各自爬山」要比「大台壟斷」好，但也可能令運動留於各自為政，而忽略合作策略的可能性。這又讓我折返回公民社會的內部結連的問題。和勇不分是其中一種合作模式 ，但合作可以是多方及不同層面的。在這，我想簡單討論民運和工運之間的關係、以及工會的角色。

社會學學者陳敬慈最近發表過相關討論，相當值得參考。歷史上，工運在很多國家是推動民主化的重要力量。 在香港，民主運動一直從未成功發動過大型罷工，要到反修例運動才見有起色。2019年8月的三罷集會，獲職工盟和教協呼籲，據稱有約35萬人參與罷工，包括不同界別。若然當年沒有成立這兩個獨立工會組織，恐怕未必能成事。其中航運界導致多班抵港及離港航班取消，更是相當歷史性的。儘管政治打壓隨之而來（如國泰打壓事件），但近期亦無礙一些新工會的成立，如廣告界、醫護界及會計界。如何善用不同類型的組織資源、又如何拉闊政治議題、或將政治議題融入經濟議題，加強運動之間的結連，值得深思。

傳統組織仍然重要，但國安法通過之後，相信有不少組織基於政治現實考慮而需要轉型。事實上，公民社會的組織形態是多樣化的，在正規團體以外，還有各式各樣的社群和網絡，或以個人身份作號召，或以相同理念聚合同道人，如蜘蛛網般向外延伸。這些社群和網絡保持著相對鬆散的聯繫，但在社會之中卻無處不在。這也是網絡年代的發展趨勢。未來，如何在個人、社群、網絡和團體之間建立有機的結連，會是關鍵所在。

（2）社會運動的兩面性

街頭抗爭只是其中一個面向，如何強化公民社會的靜態發展，讓抗爭運動充電，是有需要的。

上文提及公民社會有動態和靜態兩面，街頭抗爭只是其中一個面向，如何強化公民社會的靜態發展，讓抗爭運動充電，是有需要的。別小看這些維繫平常的、日常的公民社會的各種方式和活動，例如，雨傘運動之後，表面上民主運動沉寂下來，但有研究指出，運動結束後，就有數十個新組織成立，或參與選舉，或於社區深耕細作，又或以專業人士身份介人公共事務（如「杏林覺醒」、「法政匯思」及「良心理政」等）。這些組織及它們的工作，對公民社會日後的發展是重要的。除了將公共議題推廣至社區層面，也可以鞏固社區網絡，為運動累積社會資本，加強地區動員潛力。此外，亦有助建立民間的互助網絡。這些效益在今次反修例運動中，發揮得淋漓盡致。

最近流行「經濟圈」的說法，也反映一種民間互助模式，將政治理念轉化為經濟活動，可謂困難重重，但至少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試驗和實踐。破壞別人的商店，未免於理不合；進行消費者的抵制行動，則有效且可取。再進一步說，如何將消費和生產線連接起來，這更牽涉公民社會和市場經濟、以致本地社會與全球體系之間環環相扣的關係。

近日，有支持反修例運動的商舖不獲續租；有因為國安法通過紛紛撤下政治敏感的字眼和招牌；也有像龍門冰室宣稱要退出「黃圈」事件。政治高壓之下，店主靈活應變，可以理解。至於退圈事件，則反映有關「經濟圈」這概念的一些複雜問題。例如，如何界定黃色？是指在取態上支持反修運動、還是支持某些價值觀念？如果是後者，營運手法是否也要符合這些價值？還是服膺市場邏輯？是互助為主、營商為副，還是倒轉過來呢？我相信大家仍在摸索階段，且未必只有一種模式。如果可行的話，類似的民間互助網絡，或許還可以擴展至其他範疇，大家不必拘泥於深黃與淺黃。

筆者早前以講者身份，出席了一個討論香港社會運動的論壇，台下有長者發言，表示大家關注年青人，卻忽略了長者們的苦處。我不確定他說的是否與反修例運動有關，但對於這位長者的發言，我一直耿耿於懷。社會上確實有很多需要我們關懷和協助的人，政府不作為，就需要大家多出一分力，這也是民間互助的意義。

（3）本土、文化

我們是否仍能守著各自的崗位，保存和善用僅餘的自由，去好好保護、栽養和活出屬於香港人的記憶、情感、視野和創意？

反修例運動其實是一場跨世代的抗爭運動，亦同時反映年輕化的趨勢。新生代繼承民主和自由的核心理念，但更強調個體的自主性，他們亦強調本土意識。中港矛盾愈益白熱化，本土意識愈益政治化，抗爭運動亦愈趨激烈。儘管中港矛盾跨越不同世代，但年青一代沒有上一代人的思想包袱，他們追求民主理想，尋求與世界結連。政府要加強種種愛國意識，但如果只是強行壓在年青人的頭上，又如何能轉化人心？有人主張硬碰，更多人不知所措。在硬碰和屈從之間，我們還有多少選擇？香港還有沒有明天？我不知道，但明天我們還要活着。如何活？

如果選擇留港，至少讓我們回歸到自己的文化土壤裏。早前關於許冠傑在疫症期間舉行的演唱會，有年青朋友表示過時，與他無關。這話反映世代差異，但畢竟令人神傷。誰是誰非？我們常常說本土意識，但那是誰的本土意識？由那個年代開始算起？當中有多少傳承與開展、又有多少差距與匯聚？我們都想過嗎？都明白嗎？黃、藍之分，是否就足以讓我們明白？田邁修（Matthew Turner）於1990年代在他編寫的《香港六十年代》一書中提到，香港的流行文化，難以述說，無以名狀，没太多條條框框，故亦不容易被打壓。Turner著書立說，以色彩斑斕的圖像和細緻的文字，為香港記存了一個重要的時代。

而今天， 時代改變了，活在紅線之下，我們是否仍能守著各自的崗位，保存和善用僅餘的自由，去好好保護、栽養和活出屬於香港人的記憶、情感、視野和創意？香港人心不死，香港便活著。

（谷淑美，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