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邓聿文：在港推国安法，北京在等待一个中美总决战？

北京终于甩开香港特区政府和立法会，自行为基本法23条“立法”了。这是中国迟来的两会上，可能最引起外界关注和争议的举动。

按照被称为橡皮图章机构的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王晨，在《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北京此次直接为香港制定港版国家安全法，原因在北京看来，23条立法在香港已被严重“污名化”、“妖魔化”，特区政府事实上已经丧失了管治能力；而去年发生的持续大半年的反修例抗议，已触及中国安全底线，让北京警觉香港已变成“反中基地”。

这是北京不能容忍的，故本次立法是要对“严重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严重损害法治，严重危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行为和活动，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依法予以防范、制止和惩治”。用亲北京的专家的话说，“北京是要通过立法釜底抽薪，让香港恢复正常社会秩序”。

然而，北京或者习近平更深远的目标，决非仅仅是要让这个不听话的半自治城市驯服自己，而是通过港版安全法，向外界特别是美国传达在关于中国国家安全和政权安全的问题上，寸步不让的决心，为未来可能的中美对决堵住漏洞。

香港去年发生的抗议，不但事关争取民主和自由，在北京看来，已经变成了中美较量的最新战场，港民抗议活动的背后，是有美国这个“黑手”在背后操控的。

香港去年发生的抗议，不但事关争民主和自由，在北京看来，已经变成了中美较量的最新战场，港民抗议活动的背后，是有美国这个“黑手”在背后操控的。此乃北京对香港问题的认知和定位，今次立法，就是要斩断香港和美国的联系，使香港不能“成为中美较量的棋子和新战场”。故而北京立法，也具有了中美博弈的最新含义。

从王晨的说明看，“港版国安法”主要针对四类行为，包括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恐怖活动，以及外部势力干预，这一立法还规定，香港特区应当建立健全维护国家安全的机构和执行机制；中央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关机关根据需要在港设立机构，依法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相关职责。换言之，北京现有的治港机构除了中联办、外交部驻港公署外，还有可能派驻中国的国安机构到本地，而且该机构具有一定的执法权。

若这些措施落实，将为北京在香港直接抓捕港独人士、与外国过从甚密的香港反对派（暂且不说一般的反对派），以及被北京认为颠覆中国国家政权的外国公民，扫除了法律障碍。

这些后果，北京也肯定评估过，然而它已顾不得它们，这是因为北京对政权安全的考量已经超过维护香港社会稳定及其独特的经济地位对中国带来的好处。

这当然是北京对“一国两制”的公然破坏。按照基本法23条，国安权力固然属于北京，但基本法并没有赋予北京在香港直接执法权，而是通过香港的自行立法，设立相应的机构予以体现。香港立法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迟迟立不了法，那是香港的事情，并不表明北京就可越俎代庖，替香港立法。北京争辩说，直接立法并不违背基本法，即便考量到这点，北京也无权在香港执法。因此，此举显然是对属于香港自治权的破坏，削弱了人们对北京坚持“一国两制”的信心，尽管北京对此尽力否认。

目前，美国等西方国家已批评北京的这一举动，初步表达不满，香港股市在上周五也应声大跌，接下来，好不容易因疫情而平静下来的香港大规模抗议很可能会再次燃起，甚至发展成骚乱。而美国取消香港独立关税区的地位，也应是大概率的事情。这些后果，北京也肯定评估过，然而它已顾不得它们，这是因为北京对政权安全的考量已经超过维护香港社会稳定及其独特的经济地位对中国带来的好处。

北京绕开港府立法会、直接为香港立法的想法，应该已经酝酿有一段时间，但去年香港的反修例抗议以及当前的美中关系，最后促成了北京走这步险棋，表明北京准备承受香港社会在短中期的剧烈冲突以换取设想中的长期稳定；同时，若香港的自由港地位——这个北京最看重的香港经济上的价值——因美国取消独立关税区地位而削弱或丧失，北京也准备承受由此带给中国经济的较大冲击。

不派兵镇压或戒严，让香港反对派闹得凶，习近平才有更好的理由同时说服高层制定国安法？

尽管如此，有三个因素会减轻北京的担忧。

一是中美关系本身的自由落体投射到香港，使得北京认为香港作为华盛顿打压中国的“棋子”价值会很大下降，至少没有原先设想的那么高。好比原子弹的作用是用来威慑战略对手的，一旦真使用了，它反而对对手没有威慑作用，因为对手也会用原子弹反击。香港自由港对中国的价值作用也有点类似。美国现在已经启用了这颗“棋子”，去年通过的香港法案赋予华盛顿对香港独立关税区地位进行一年一审的权力，在北京看来，没有港版国安法，华盛顿也随时可能动用这一工具施压中国，故而不如先发制人，制定港版国安法，虽然极可能因此丧失香港独立关税区地位，但解除了香港未来被美国操控的长期威胁。

二是北京此举虽会重新点燃香港社会的大规模抗议乃至骚乱，但北京和港府也已有了处理此类抗议的经验，北京觉得只要自己做好对香港700万市民的解释说服工作，加上建制派和工商界的支持，是能够应付香港短期的抗议，而且它也愿意承受香港短期的社会动荡的冲击。

三是北京对疫情的尽早稳定以及中西抗疫的对比让北京对自己的政治体制和治理模式获得了新的自信和民意基础，只要中国社会内部稳定，北京就可以对外部抗压。多数中国民众本就反对香港的反修例抗议，支持北京的强硬立场，现在赢得疫情的民意基础后，北京更有动力这样做了，因为它知道，只要对香港采取强硬立场，民众就会支持它的。很大程度上，北京与华盛顿的对决也是因为有这个民意的支持。

北京此一最新动作也解释了习近平去年没有对香港的抗议采取镇压，而是“忍而不发”的原因。去年许多人认为，在国庆大阅兵后，习有可能派武警对香港抗议进行镇压，或者要港府宣布戒严，但这些都没出现，现在答案揭晓，就是要出台港版国安法。不派兵镇压或戒严，让香港反对派闹得凶，习近平才有更好的理由同时说服高层制定国安法。

习近平本次对香港事务的处理，一如前述，乃意在美国，他要把一个一个的漏洞和薄弱环节补上？

在去年5月香港发生大规模抗议后，北京对香港的缜密布局已经看得很清楚，10月底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确立对香港未来的管治方针和政策，接着是今年一月和二月对治港系统的换马，由两个退居二线的前省委书记——骆惠宁和夏宝龙分别主掌中联办和港澳办，这不只是要换上习的亲信，同时也预示着对香港要采取比之前更强硬的态度。比起出自公务员系统、熟悉港澳事务的张晓民来，这两个与港澳事务不搭界的前省委书记，却有着后者没有的一个特点，即处理事情的杀伐果断和强硬，没有“宅心仁义”。这也是习看中的所谓的政治人物的行事风格。再接着在前不久强调中联办非一般的国家部委，而是负有在香港监督和落实北京对港全面管治权的使命和责任，直到人大出台港版国安法，基本是一环扣一环。

外界在四中全会的涉港表述中早应预料到这点的。习近平本次对香港事务的处理，一如前述，乃意在美国，他要把一个一个的漏洞和薄弱环节补上，因为他明白，以中美当下的较量，迟早会有一场生死决战，他现在所做的，都是为这个总决战而进行准备。

（邓聿文，独立学者，中国政治观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