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为什么西方国家的医学专家和政策都不鼓励民众戴口罩？

这次疫症大爆发后，很多港人也上了一堂公共卫生课，由世卫（WHO）角色，到政府卫生政策，再到个人护理知识，每天除了打开新闻看世界各地疫情发展外，身边有些朋友都看了许多有关疾病史和公共卫生的文章。在这次疫症中，我最好奇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欧美发达国家的医学专家都呼吁健康的人不要胡乱戴口罩，而中港台的专家就呼吁全民戴口罩？

而且这个医学判断的差异，唯独是在口罩的使用上，例如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公共卫生教授 Peter Hall 就在二月的时候，于学术网站“对话”列举了八点能有效控制肺炎疫情的健康须知：1) 勤洗手、2) 咳嗽和乞嚏时遮盖口鼻、3) 避免与患者接触、4) 每日清洁手机荧幕两次、5) 避免触摸脸部、6) 不要戴口罩，除非你生病了、 7) 有病征就自我隔离；以及 8) 继续维系你的社交网络，以了解新信息；除了第六点叫人不戴口罩外，其他七点都差不多是香港人的卫生常识了。我希望这篇文章能为读者提供多一个角度，理解对方的观点，明白问题背后不单纯是种族、文化和知识水平差异，也是很多政治、社会考量。

东西方的回声室效应

我对这个问题特别感到疑惑，主要是不只个别专家表示口罩没有用，打从一月起，基本上西方最权威的媒体英国广播公司（BBC）、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纽约时报》、《卫报》都一次又一次地解释，口罩没有用，叫人们不要抢购，而负责解说的专家，都是顶尖的医学家，于是难免令我动摇，究竟戴口罩是否真的多余？现时香港很多网上讨论，都围绕几个观点，例如西方人卫生观念差、各国政府盲从世卫指引，还有三月十二日《时代》提到文化差异因素，戴口罩的人被歧视。

首先我认为不应把西方人不戴口罩问题，简化为歧视、种族问题。无疑西方世界歧视问题很严重，而口罩是海外华人和西方人的一个冲突点，任何形式歧视都应该被谴责，可是我认为应该要分开外国专家意见和一些西方种族主义行为；因为确实，不少进步派的白人也不戴口罩的，认为戴口罩是留给有需要的人。在这次疫情，东西方的人民是陷入回声室效应，而且这次不是《苹果日报》还是“港人讲地”的分野；而是《苹果日报》还是《卫报》、港大医学家抑或是西方顶级学府的医学家。另外，外国政府是否盲从世卫的指引，其实外国一些政策决定，也明显偏离世卫的指引，例如当初对中国的旅游禁令，世卫认为封关无用。

于是，近日我都翻开了不少西媒的报导和一些学术文章，我认为东西方的医学家，整体上的观点不是完全互相排斥。可是，大家要理解，医学和其他学科一样，同样存在不同的学术观点，而且很多预测都存在不确定性，问题是大家如何从对方观点中学习。另外一点，公共卫生是一门跨学科的学问，即使是一个医学指引，背后都牵涉大量的社会科学知识。

西方专家论点：口罩没有用的原因

西方反对戴口罩的众多观点，本来也有些微差异，其实可以粗略分为两派，一是口罩没有多大用处，戴不戴也没有分别；第二是不懂戴口罩反而会弄巧成拙，增加感染风险。

首先是第一类，口罩没用论。早在一月的时候，英国广播公司就推出专题报告，分析配戴口罩的作用。圣乔治大学医院的病毒学家 David Carrington 认为配戴口罩并未能有效阻隔空气传播的细菌和病毒，因为市面大部分的外科口罩都太松，没有封好侧边，飞沫可以从旁边走入到口罩，口罩也保护不了眼睛，而且口罩的设计不是要防止吸入飞沫，而是阻挡飞沫喷到别人。

在2月27日“商业内幕”（Business Insider）的专题文章也有类似的观点，报导指出N95可能有用，但一般外科口罩都太松了，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科学家 Eric Toner 接受他们访问时指出戴口罩没有甚么害处，但相信不是有效的预防措施。在前一日，“商业内幕”也有一篇分析指出，男士的胡子和毛发会令口罩失效。至于剑桥大学病毒学家 Chris Smith 早在1月27日就跟新西兰媒体 RNZ 表示，医生护士戴口罩有用，是因为他们的口罩的设计是可以完全封好，更重要是有护目镜阻隔飞沫，他更扬言人们可以省掉口罩钱买啤酒。

之后是第二类，口罩有害论。2月29日，爱荷华大学医学教授 Eli Perencevich 向《福布斯》表示，没有证据显示外科口罩是有用的，人们不止不用戴，而且不应该戴，因为大部分人根本不懂得如何戴口罩，反而增加双手触摸面部的机会（因为会不自觉调整口罩）。3月2日，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导，美国军医总监 Jerome Adams 也是一样的说法；法国卫生部部长 Jerome Salomon 3月17日向 France24 指出戴口罩给人一种安全错觉（False Sense of Security），令人松懈下来，以为自己不会受感染又不经意触摸脸部。剑桥大学 Chris Smith，也在 RNZ 的采访中表示人们戴口罩时呼吸，会创造一个湿润环境容易滋生病毒。英国卫生部官员Jenny Harries医生，在3月12日向《泰晤士报》讲到，病毒会残留在口罩的表面，人们戴口罩时就很容易吸入。

这段日子，我也追寻了医学口罩的起源，因为若口罩没有用，医生为什么还要戴？我发现确实有一派学者指出医生在手术室也是不必用口罩的。根据文献，医学口罩是由波兰裔的德国医生 Johann von Mikulicz-Radecki 于1896年发明，当时是为外科手术设计，他认为医生的汗和口水是令病人伤口细菌感染的元凶。可是到1960年，《美国医学会杂志》就有文章指无菌技术以及抗生素愈来愈先进，医学口罩在手术室作用已经很次要；到2015年，《皇家医学会志》刊登论文，指出现时没有充分证据显示，在手术室配戴口罩能大大保障医生和病人免受感染，从成本、舒适度和执行角度出发，大家应探索口罩以外的手术模式。

东西方医学观点真的存在很大差异吗？

仔细留意本地新闻的话，其实本地专家和外国专家的论点有很多重合的地方。香港的专家也一次又一次跟大家说，戴口罩不是万能，这一点是很多港人不明白的地方，也确实很多市民堕入了安全错觉，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就在2月26日在《苹果日报》撰文，提出类似说法。

同样地，口罩会沾上大量细菌一说，也与许树昌的意见吻合，他曾表示市民使用口罩时，不应一个口罩用足全日，“若市民经过人多挤逼的地方如乘搭地铁、巴士上班，口罩上已沾附许多细菌，到达办公室后便应更换口罩。”。若因不得已，要重复用口罩，就应该十分小心，医学会前会长蔡坚就提出过重用口罩的步骤，例如要清洁好双手，把口罩摆入干净而全新的信封，取出时，拉口罩橡筋取出，不要触摸口罩表面。可是，如果口罩被弄湿、弄污，或者当口罩不能紧贴面部，就不能重用口罩。

至于没有口罩的话，是否一出户外，就会有很大风险，本地医学专家其实都认为视乎情况，例如蔡坚指在郊外，可不戴口罩，当然还有袁国勇教授有名的行山论。袁国勇就在1月31日呼吁市民毋须过度恐慌，根据《明报》引用，他重申两点，第一“其实戴口罩（保护）都是一半半，有专家说手部卫生才是最重要”；另外就是与人保持距离，最好不要外出，否则要与人保持一至两米距离。在报导中，他说防疫就是要保持身体健康，应保暖和睡觉，而不是去排队抢口罩。

其实细看的话，这个说法跟一些西方医学家讲法有相似之处，例如他们都提到错戴口罩是有危险性的，可是本地传媒没有追问到长期重用口罩（例如一个用数天），又或者经常用手调整口罩，以及直接用双手捉摸口罩，究竟会带来多大的风险？这个风险比起不戴口罩，该如何衡量？市民是需要清晰了解这些信息的，而香港卫生教育还是有多把劲的地方。

还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戴口罩不是万能，也不能完全令人免于疫症，基本上东西方专家都挺一致。至于外国，其实也有专家不会完全否定口罩的用处，例如新西兰卫生总监 Ashley Bloomfield 就认为人民可以自由决定戴不戴口罩，这是个人决定，尤其当人们害怕自己得病了，会传染人。而西方专家的一个共识，就是呼吁生病的人要戴口罩，减少传播风险，他们会认为在关键时候，危险性高，有一重物理阻隔总比没有好，患者已经感染了，也自然不存在有更大感染风险的机会。

疾病政治学：医学指引背后的考虑

市民大众或者要明白一点，医学有时存在不确定性，而同一件事可以有不同医学观点。如果有极充分证据证明戴口罩能够减低/增加传播或感染风险，那就很容易处理，但很多时事情是处于两者中间。挪威卑尔根大学两名学者 Kristian Bjørkdahl 和 Benedicte Carlsen 在去年编辑出版“Pandemics, Publics, and Politics”一书，提醒大家疫症不仅是流行病学的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人类当然要依赖流行病学的知识去抗疫防疫，但流行病学有时只能提出可能性，处理医学不确定性（medical uncertainty），则是人文社科要处理的情感和精神领域。

网民曾经广传一篇《时代》3月12日的报导，以文化角度讲述为何亚洲政府十分鼓励戴口罩，而西方人就很抗拒。在文中，许树昌其实讲了很有意思的一段话，他认为没有充分证据支持戴口罩的效用，不是叫人不要戴口罩的好理由。从科学角度出发，我们可能永远也找不到决定性的科学证据（definitive scientific proof），证实口罩的效用。要做到这样，或者就要进行有违医学伦理的对照实验，一班人没有戴口罩，一班人有，然后同时暴露在细菌当中。那么为什么外国的顶尖卫生机关，例如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作出相反的指引？

背后可能是政策操作的考虑，外国政府和医疗机关做决定时，要顾及资源因素。牛津大学流行病学教授陈铮鸣接受《财经杂志》专访指出，英国政府没有叫国民戴口罩，一是口罩紧缺，二是病毒通过飞沫传播，只要保持一定距离，强调洗手，都有其科学道理。

“石英财经网”（Quartz）在2月21日的专题讲到全球的口罩短缺问题，中国本来是全球最大的口罩生产和出口国，可以日产2000万个，占全球市场50%，但二月时全球口罩需求暴增100倍，价格也狂升20倍，估计如果疫情再持续四至六个月，全球口罩存货有耗尽风险。即使中国全面复工，也未必足以应付自己的需求。很多中国商人已经转向第三世界，抢购他们的物资，报导点名肯雅和坦桑尼亚，令到很多国家的医疗资源紧缺。

另外，世界其实在同步应对多种疾病。今年尼日利亚就面对拉萨热大爆发，截止3月12日，该国累计855宗确诊，其中144人死亡，比率超过16%，是非常危险的疾病。有专家就担心拉萨热会演变成数年前全球伊波拉危机。其实要扑灭拉萨热没有想像中困难，它透过体液，尤其是血液传播，只要有物理阻隔就可以，可是全球医疗物资荒之下，地区护理中心和私人医疗机构根本难以执行卫生措施，很多医护要没有足够装备情况下，照顾七孔流血的病人。至于南非新闻网“24news”也警告，该国未来半年内，将会耗尽口罩存量，南非的肺结核问题很严重，报道担心当地医护没有足够装备应对肺结核爆发。

第三世界的情况，或许比较遥远，但是欧美自己，都一早面临口罩荒了。路透社在3月20日讲述，一些美国医生因为没有足够口罩，而要自己制作口罩；同日，美国媒体“Vox”指出一些美国医护呼吁市民捐口罩。基本上，在一遍口罩无用声之中，欧美各大城市，都已经很难买到口罩，如果美国三亿人口，加上欧盟五亿人口，参与全球的口罩抢购潮，加上台湾、泰国、韩国等地都已经禁止出口口罩，如果在没有口罩的情况下，叫全民戴口罩，有可能会造成很大的社会恐慌。而疫情爆发后，本来欧美已处于排华潮的边缘，很多社会矛盾可以一触即发。

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做的一个决定，和香港卫生专家做的决定，背后考虑的因素可以不同，而香港七百万人口，人均收入处于高水平，是有充足条件做更多。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即使香港没有工业基础，但也有能力从欧美和东南亚等地抢购到口罩；但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的社会、经济顾虑一定会更多，而且它的指引是不少国家会拿来参照的指标。如果科学上有很多观点，存在医学不确定性，欧美医疗机关指示市民不必戴口罩的话，也是有让人理解的地方。

结论

希望大家明白，一项医学指引有多重考虑，我不倾向把口罩问题，简化为西方医学家的集体失智，香港人做好防疫工作就好了。理解对方论点，可以令我们更清楚口罩应该怎样用，甚么时候用，有甚么可能风险，这才能做到全民的卫生教学。

另外是换位思考的问题，种族歧视固然可恨，要正视，但不是所有西方人都出于自私而不戴口罩。他们有些人听过自己国家医学精英解说，所以不戴，那些精英的江湖地位可能堪比我们敬重的香港医学家们。他们有人会觉得健康的人戴口罩，令医护和病人等有需要的人没有口罩可戴，才是自私行为。同样地，大家也想想，在伦敦、纽约等大城市，又如何可以买到口罩？各国要突然加快口罩生产，是否就满足到八亿人口的需求？一月的时候，西方国家也抢口罩的话，香港又会甚么景况？我不希望香港人的自豪是建立在我们懂得戴口罩，更不希望白人华人互相看不惯。

有社会科学家指出会戴口罩的亚洲国家，确诊率明显比欧美国家较低，所以戴口罩是有用的，也是犯了统计学的错误，因为背后有太多干扰因素。先不讲人口结构、经济结构、封关时机，再撇开口罩不说，回到文章开首 Peter Hall 的八点建议，在过去一个多月，可能西方国家很多人也并没有做到。

然而我也在想，若数十年后医学家真的想到创新方法，找到决定性证据，证明口罩没有用，活在2020年的香港人是否就笨了？我觉得不是，即使口罩只是一个“文化仪式”，但也有它的作用，公共卫生也是一个文化问题。全民戴口罩这个仪式，其实也是一种明志，提醒身边你我疫症打到来了，大家也自动进入抗疫的状态，其他防疫措施也自然做得更足。

（唐健朗，港大政府与政治学系哲学硕士、中大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助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