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疫情下的“纽约停一停”：没有“封”，只是“降”

短短两个礼拜之内，纽约这个“不眠之城”(a city that never sleeps) 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3月1日，纽约州出现第一个 Covid-19 感染案例，但到3月7日，感染人数已出现倍数增长，至89人。执笔之际，纽约州检测出来的感染人数已经超过一万人，当中有超过一半的感染人口来自纽约市。目前，纽约州已超越华盛顿州和加州，成为全美国感染 Covid-19人数最多的州份。

3月7日，纽约州州长古莫（Andrew M. Cuomo）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state of emergency）。这天可谓是纽约州抗疫之战的开始，也是从这天起，纽约市市长白思豪（Bill de Blasio）每天召开记者会，公布疫情进展。3月8日，白思豪在记者会上呼吁市民停止社交活动，呼吁企业让员工在家工作，实行全民抗疫大作战。

3月9日，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位于纽约市中心的两个世界知名私立大学——先后宣布取消面对面授课，所有课堂改为远程教学。3月11日，纽约大学索性宣布图书馆和各大教学和行政楼宇通通关闭，直至另行通知。而学生宿舍则陆续被清空。3月12日起，纽约市宣布所有餐厅和酒吧必须将室内就餐人数控制在可容纳人数的50%。而超过500人的聚会场所将会被关闭，相关活动被要求延期或取消。3月15日起，纽约以至于全美国索性要求所有餐厅只能提供外卖服务。而这一天，纽约市也正式宣布关闭所有公立中小学。

其实，在纽约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之后，位于纽约市的各大世界知名博物馆和艺术场地也纷纷响应。3月9日- 3月12日，短短一个礼拜之内，包括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s, MET）和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Modern Arts, MoMA）都宣布将无限期闭馆，直至另行通知；而深受世界游客欢迎的各个百老汇歌舞剧剧院，也在该礼拜宣布熄灯。

眼见媒体报导中美国疫情越来越严峻，我身在亚洲的家人日日夜夜追问“纽约是不是已封城？”“纽约是不是已经变成鬼城？”而我总是不厌其烦地解释道，这个城市和住在这里的人正在努力应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危机。以留学生身分生活在纽约的我，也跟随著千千万万的纽约客一同经历这个城市历史性的转变。

纽约停一停

3月20日，纽约州州长古莫签署州长命令（state governor executive order）——一个包括十点措施的全民抗疫政策——“纽约州，停一停”（New York State on Pause）。

这个“停一停”计划要求停止“非必要”（non essential）业务和活动，在公共空间的“必要性”行动（例如购买食物，乘搭公共交通），必须在人与人之间保持6呎以上的距离；生病人士在没有得到专业医疗人员指示之前不能离开住所；以及要求年轻人增加“社交距离”（social distancing）和远离易感染人口。

但是如何定义“年轻人”，州长则没有给出更具体的指示。

与此同时，州长更颁布了一条“玛提达法则”（Matilda\”s Law），用以专门保护易感染人士，包括70岁以上老人和长期病患。值得一提的是，法则命名来自州长的妈妈，玛提达古莫（Matilda Cuomo）——也许是州长以此表达对银发族的特别看顾吧。

在“玛提达法则”下，老人需要：留在家中，为所有来访者进行体温探测，外出时如有同行人士的时候老人需要佩戴口罩，与他人保持6呎以上距离，以及如非必要不要乘搭公共交通。

至于老人要如何为每个来访者进行体温探测，如何保证有足够的口罩使用，则不得而知了。

口罩，社交距离，新闻

3月18日，下午5:30，在驶往纽约市曼哈顿岛上东区（Upper East Side）的Q线地铁某节车厢内，只有大概15个乘客，疏疏落落地坐在不同区域的座位上。这是我每天都会搭乘的地铁线路，平日的下午5:30是尖峰时刻，但是在 Covid-19 肆虐下，原本拥挤不堪的地铁车厢变得异常冷清。在车厢内，我甚至隐约闻到一股漂白水的味道。

这15个人当中，有6个人戴了口罩，包括普通外科口罩和N95型号口罩。戴口罩的有东亚面孔的（包括我自己和我丈夫），印度人面孔的，也有黑人。他们当中甚至有戴著防护手套的。车厢里有的人低头看书，有的人时不时拿出随身携带的酒精搓手液消毒双手，更有人从一上车就开始用消毒纸巾擦遍整个座位，才安心坐下。

车厢内戴口罩的人们，让我不禁想起两个多月以来在美国寻找口罩的经历。1月底，中国武汉封城，随即也引起中国多个城市纷纷宣布不同程度的城市封锁计划。我有家人在广州和香港，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不由得慌张起来，其中最让人忧心的是口罩短缺。

我和丈夫曾在一个周末之内，从纽约市曼哈顿岛北面的东哈林区（East Harlem）一路横扫至南面的中城（midtown），走了超过十家大大小小的药房，都买不到任何一个医用口罩。每当我询问店员关于口罩的问题，都得到一样的答案，“一个星期前已卖光了，全线都缺货。话说，为什么大家要买口罩？”

终于，在一些街头巷尾的五金舖，我买到了稍微有点昂贵的N95呼吸器型口罩。我又走了三家五金舖，买了五盒N95口罩。每家店的店长都和我说一样的话，“之前也有中国人来买了好几盒，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呢？”还记得我买最后一盒口罩的时候，篮球巨星高比拜仁（Kobe Bryant）的死讯传出，五金舖的店员还未来得及问我为什么买口罩，都转而纷纷议论高比的新闻了。

2月，我得到了两盒外科口罩，是一位来自佛罗里达州的朋友给我寄来的。他是在连锁药房工作的药剂师，帮我“抢”到了他所在的药房仓库里唯一剩下的两盒。我欣喜若狂，万分感谢。朋友却不解，“口罩对防止这次病毒的传播没有作用啊，要来做什么？这次病毒就和流感差不多吧。”

说时迟那时快，进入3月，Covid-19在欧美世界大爆发。经过过去两个月全球华人学生对口罩的抢购和囤积，能在美国境内买到口罩的机会是少之又少。我只有在唐人街见过以市价10倍价钱售卖的外科口罩和N95口罩。但是愿意出高价购买口罩的依然是讲著中文的的顾客。

是的，美国人没有戴口罩的文化。但是，这并不代表美国人完全拒绝戴口罩防疫。2月初，当美国还只是出现零星怀疑感染个案时，我就已经在MoMA见到一位黑人博物馆员工戴著N95口罩工作。他的工作不涉及粉尘，而是展厅的警卫。之后，我也时不时在路上见到戴口罩搭乘公共交通的人，除了东亚面孔，还有不少黑人。他们有的佩戴N95，有的是医用外科口罩。另外，根据不完全统计，在纽约市曼哈顿岛的戴口罩人士的数量和人种多样性，似乎比其他区域高，例如布鲁克林区（Brooklyn）和皇后区（Queens）。

我和身边的黑人同学聊起关于口罩的话题，她说“虽然科学研究证明口罩对阻挡病毒传播并没有太大作用，但是，即使还是有那么一点作用，为什么不戴呢？可能是供应不足吧。”

当纽约市进入紧急状态后，在路上佩戴口罩的人也多了起来。他们当中有很多是送外卖的骑士，带著小朋友的家庭，和老人。除了后者，前面两类绝大多数是有色人种。有朋友半开玩笑地说，似乎社会上最弱势的人群都纷纷戴起口罩了，亚裔、黑人、拉丁裔、老人和小孩。

与美国Covid-19感染人数同步增加的，是不断放送的新闻与卫教宣导。在美国，24小时播送的新闻台要怎么填满全部的时数呢？答案就是主持人不断访问各种政府官员与学者、专家。他们不厌其烦地强调增加“社交距离”（social distancing）和“勤洗手”的重要性。只是在漫天的Covid-19新闻中，却没有哪个提到口罩在防疫方面的角色。

有趣的是，在新闻节目接受采访的专家除了医生，还有心理咨询师。前者强调“社交距离”与“勤洗手”，后者强调如何在疫情中保持健康，答案就是在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情况下，到户外散步。是的，在美国，没有街头巷尾的扩音器广播著“禁止外出”的警告。

只是，在漫天的Covid-19新闻中，却没有哪个提到口罩在防疫方面的角色。在中国，有网络短片教导人们如何正确佩戴口罩。相对应的，在美国则有短片教导人们如何彻底地清洁双手。

勤洗手，是为了不要病从口入。而根据疾病管制局（Center of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的指引，增加“社交距离”更是应对本次疫情的首要手段，目的在于减缓病毒在社区中传播的速率，从而“买时间”（buy time）等待特效药和疫苗的诞生。

要知道，在美国年轻人中间，派对文化十分流行，而派对正正是人们密切接触的场所。另外，在纽约这类大城市，一年四季文化活动十分丰富，林立的剧场、电影院、博物馆、展览会、酒吧、餐厅等等，都是人群最密集之处。在疫情之下要求人们增加“社交距离”，无疑是对美国，特别是美国城市生活很大的冲击。如今，美国人之间最基本的见面礼——握手——都免却了（除了美国总统继续保持这个礼仪）。

我第一次见到了邻居

我所居住的社区名叫约克里（Yorkville），位于纽约曼哈顿岛（Manhattan）的上东区。在租下我现在居住的单位之前，我就听说这个社区很受年轻家庭和文化工作者青睐，因为靠近纽约市的博物馆大道，也靠近不少优良的中小学。住在这个社区的多数是白人，包括美国人，和很多来自欧洲的专业移民，这都是我听租房仲介说的。但住在这里接近一年了，我似乎从未见过我的邻里，更遑论相互打招呼。

但是意想不到的是，一次 Covid-19 疫情，让我第一次见到了同一个社区中的大家。

进入春天的纽约时而放晴，时而多云小雨，正是适合植物生长的气节。街道两旁本来光秃秃的树木不知道从哪天开始长出了满枝头的花朵，或淡黄或雪白。透过花丛，隐约见到老人在窗前写作，小孩在爬窗，仿佛想伸手触碰花朵。小孩身后，是正在办公桌前敲打键盘的大人。

他们应该不是居家工作的自由工作者，因为我以前没有在白天时段见到过他们。在疫情影响下，许多从事非体力劳动行业的人被告知，可以留在家通过电脑网络远程工作。正如前文所述，3月20日起，所有“非必要”行业的人员都需要留守在家了。

对面楼五楼的小女孩向我挥动小手，她大概一岁多，走路有点跌跌撞撞的。她身后的爸爸见到女孩的雀跃，也微笑向我挥一下手。这位爸爸在三分钟前一边讲著手提电话，一边将女孩从婴儿车抱到窗前的沙发上，穿著广告T恤的他，电话的另一头可能是客户吧。平时要西装革履毕恭毕敬见面的金融才俊，此时此刻都变了个样。而这位小女孩，应该也很享受每天有父亲陪伴玩耍的日子吧。

阳光洒下，让窗前的我感到无比的温暖。窗外飘来悦耳的钢琴声，是轻快的爵士乐。有人在播放CD吗？还是有人收听音乐台广播？还是有人在上钢琴课？寻觅著，原来是对面楼天台有一位音乐家在演奏。

这位满脸胡子的年轻男子弹著电钢琴，愉快地哼著歌。他的眼光与我触碰，我致意微笑，他也向我挥手。他也许是酒吧歌手？也许是文化场所的表演者？也许是音乐老师？疫情中，酒吧被要求暂停营业，文化场所也谢绝参观，乐手的才情就在天台继续发挥。乐手从中午弹到天色变黑，雀跃的琴声也一直伴著正在写稿的我。

向更远处望去，许多高层住宅的露台也出现了三三两两的人。有居民在露台喝著啤酒眺望壮丽的曼哈顿（Manhattan）天际线，有人和家人围坐聊天，也有人索性带著笔记本电脑坐在露台的遮阳伞下工作起来，身边不忘放一壶咖啡。

我也索性跑到了楼房的天台，却发现有几个住在同一栋楼的居民都来天台散步了。根据政府“社交距离”建议，大家没有靠太近，更没有握手打招呼，只是远远地互相点头致意。

突如其来的疫情，让社区的“人气”旺了起来；在被要求保持“社交距离”的疫情危机下，邻里之间的距离却似乎一下子拉近了许多。全市开始实行居家工作的这段时间，是我一年以来和邻居打招呼最多的两个礼拜。

生活必需品停不停？

纽约市有著许许多多无论是屋内还是大楼内，都没有洗衣设备的旧式楼房。住在这些楼房的居民，包括我，日常的洗衣需求则会交给多数由新移民经营的洗衣店解决。我所在的社区，在短短的一条街上就有三家洗衣店。

疫情肆虐，很多店铺都暂时关门了。我抱著堆满脏衣服的洗衣袋来到洗衣店，迎接我的是老板娘，一位拉丁裔阿姨。她的英文不太流利，所以话不多，但总是满脸笑容让人觉得十分亲切。

“请问，你们会继续开店吗？你旁边的剪发舖和古董店都关门了。”我一边付钱一边问道。
“我们不会关门，放心吧，只是每天营业时间会短一点。”阿姨充满笑容回答道。

离开洗衣店，我前往街口的露天蔬果档。这是我经常光顾的24小时蔬果档，顾店的是一位肤色比较深的大叔，英文同样不太灵光，但每次见到我路过总会微笑打招呼。我喜欢从他这里买蘑菇，比超市便宜，3元有两盒。

“今天1元一盒，你买多两盒吧，明天我可能不来了。”叔叔指著放蘑菇的箱子。
“什么？那你的蔬菜怎么办？你会去哪里？”我惊讶地问。
“可能来可能不来，我也不知道。”叔叔无奈地说道。
“那你什么时候会回来营业？你会回来的，是吧？”我突然有点伤感。
“我希望一切赶快恢复正常，恢复正常就好。”叔叔呢喃著。

蔬果档通常不能满足我的日常食材购买，我总会走10分钟，来到另一间大型连锁超市购买更多样的食材。

回想起一个多礼拜前，也就是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等宣布全面转为远程教学的时刻，全城陷入了几乎疯狂的状态。超市的购物篮供不应求，蔬果区被抢购得狼籍一片，粮食区更是如同被强盗洗劫一样空空如也（剩下不好吃的美国产直条意大利面）。和一个月前的香港一样，原本放厕纸和擦手纸的区域早已“空城”。美国虽为畜牧业大国，但疫情危机之下，连肉食区也“受灾”。鸡肉牛肉已不见踪影，被人抢剩下的是美国人不擅长处理的全条新鲜鱼类。当时的我，站在大鱼前，哭笑不得，心里暗喜幸好我是清蒸石斑的能手。

纽约进入紧急状态已有一个多礼拜了，我心有余悸地走进同样的超市，却感到异常的清爽：来购物的人只是以往的三分之一，购物篮被清洗的一尘不染，地面的食物油污被清洗掉了，新鲜蔬果区变回原本的色彩斑斓琳瑯满目。

“你们的蔬果供应恢复正常了吗？”我问一位正在摆放蔬菜的超市员工。他是一名年轻的非裔美国人。
“欸… … 也不能说是恢复正常啦，但至少好一点了。”他无奈地说道。

果然，如同这位员工所说的，供应并未恢复正常。来到粮食区，我见到的是依然空空如也的货架，只是剩下的货物已经被摆放得整整齐齐，再没有“战乱”的感觉。

我来到纸类区域，惊喜地发现员工正在补货。他们用布条把这区简单地围起来，有人在旁边排队。我远远看到，有顾客拿著两盒消毒纸巾，一脸满足感地离开。我赶快找到队伍的尾巴，希望能买到久违的消毒纸巾，至于厕纸，我倒是不缺。

排队的人不多，大多安静地等候。可能由于所需的货物都大同小异，所以队伍移动的很快。我排了不到十分钟也买到了消毒纸巾。员工都十分有礼貌。

离开超市，赫然见到超市门口的告示牌：“我们将超市开门的头一个小时用来服务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希望大家尊重这个决定，这是确保每位顾客都能取得所需。”趁阳光正好，我走到街道的另一头，看到另一家连锁超市也贴著类似的告示，呼吁年轻人在早上10时之后才来购物，给予更多空间老人家。这我想起大学时代学过的“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概念。

学费无退款

疫情下的生活似乎逐渐恢复正常，稍微和以往不同的是，我在两个月内再也不用每天搭乘地铁前往市中心的纽约大学上课了。但是，这个学习模式的改变，才是我的烦恼所在。

一年前，我获得了香港政府的奖学金，负笈纽约大学电影学院进修“影像修复与保存”硕士课程。这个课程注重技术层面的知识，每个科目都包含一半以上时间的实验室操作训练，例如电影胶片修复，影像数码化格式转换等等。另外，在两年的学程里，学生需要到不同的机构进行实习，包括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等。

疫情来到，3月11日起，纽约大学全面实行远程教学。3月13日起，大学图书馆特藏部关闭。3月16日起，大学图书馆全面闭馆，所有服务只能远程提供。

对于不少学生来说，网络授课不是问题，毕竟目前的网络会议技术已经可以让“萤幕分享”、“白板涂鸦”等功能变得轻而易举。但是，对于我的学科来说，这是烦恼的开端。

首先，随著大学各部门的关闭，实验室也不能进入了，意味著所有用来处理影像的器材都不能在课堂使用了。举例来说，要将录影带的内容从原本的模拟讯号（analog）转为数码讯号（digital）以方便保存，需要的是将七部机器用超过十五条线连接起来完成。不同的机器型号之间如何匹配，讯号传输过程中的问题要如何逐一处理，都是需要实地的练习和不断的“尝试与失败”（trial and error）。这是远程教学无法达到的。

在疫情危机来临之前，我正在纽约大学图书馆特藏部实习，每周20小时，负责处理一个八十年代纽约唐人街社区电视台的影像库存资料。图书馆的全面关闭，意味著我的实习将会中断。能在网络平台完成的工作（例如更新影像的元资料）当然可以继续，但是我在这个学期内再也不能看到一箱箱的历史文件，也不能回到实验室将八十年代的录影带进行数码化保存了。和我一样，同届的另外九名同学都面对著实习中断的烦恼。学分倒不是问题，可以特事特办，但学不到的知识，得不到的训练，如何才能补救？

日前，纽约大学学生会、各大学生组织、学生助理工会等等，包括我所在科系的学生代表都纷纷去信大学，提出一系列的诉求，并要求大学在行政处理过程中邀请学生参与。学生不希望只能当“被告知”的一方：突然被告知要搬离宿舍，被告知要中断实习，被告知实验室课程只能远距进行。直到目前为止，校方尚未一一回答学生的疑问和诉求，除了一样：学费是无可能退款的。

有印度同学已经在三天之内收拾好行李回国了，因为她住的学生宿舍将被征用为纽约大学附属医院额外病房。

纽约没有“封城”

纽约没有“封城”，至少不是中国武汉那样子。餐厅还在营业，但只能提供外卖服务，这也令餐厅意外地变成了外卖骑士们的聚集地，他们绝大多数是有色人种。马路边的餐车还在正常营业，他们并不打算暂停生意。经营这些餐车的，也基本上不是美国白人。

纽约街头还有行人，他们或在去购买食物的路上，或纯粹散步遛狗。偶尔见到停泊在路边的警车，但是警察不会劝阻行人。纽约，或者说全美国，不会出现中国特色的用来阻止市民外出行动的街道宣传队。

疫情下，纽约被影响的“日常”，更多的是“日常”中的“不日常”——与朋友到餐厅聚餐，到电影院看电影，到歌剧院观赏节目，到博物馆参观最新的艺术展——这些原本是生活的锦上添花。而真正的“日常”——购买食材，自由的出入街道，在这里没有被禁止。

这是纽约的“封城”（lockdown），准确来说，重点不是“封”（lock），而是“降”（down）—— 降低活动频率，降低病毒传播速率，也降低城市能量的消耗。

（王洁莹，香港社会与流行文化学者，目前在纽约大学电影学院进修“影像保存与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