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疫情下的「紐約停一停」：沒有「封」，只是「降」

短短兩個禮拜之內，紐約這個「不眠之城」(a city that never sleeps) 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3月1日，紐約州出現第一個 Covid-19 感染案例，但到3月7日，感染人數已出現倍數增長，至89人。執筆之際，紐約州檢測出來的感染人數已經超過一萬人，當中有超過一半的感染人口來自紐約市。目前，紐約州已超越華盛頓州和加州，成為全美國感染 Covid-19人數最多的州份。

3月7日，紐約州州長古莫（Andrew M. Cuomo）宣布全州進入緊急狀態（state of emergency）。這天可謂是紐約州抗疫之戰的開始，也是從這天起，紐約市市長白思豪（Bill de Blasio）每天召開記者會，公布疫情進展。3月8日，白思豪在記者會上呼籲市民停止社交活動，呼籲企業讓員工在家工作，實行全民抗疫大作戰。

3月9日，哥倫比亞大學和紐約大學——位於紐約市中心的兩個世界知名私立大學——先後宣布取消面對面授課，所有課堂改為遠程教學。3月11日，紐約大學索性宣布圖書館和各大教學和行政樓宇通通關閉，直至另行通知。而學生宿舍則陸續被清空。3月12日起，紐約市宣布所有餐廳和酒吧必須將室內就餐人數控制在可容納人數的50%。而超過500人的聚會場所將會被關閉，相關活動被要求延期或取消。3月15日起，紐約以至於全美國索性要求所有餐廳只能提供外賣服務。而這一天，紐約市也正式宣布關閉所有公立中小學。

其實，在紐約州宣布進入緊急狀態之後，位於紐約市的各大世界知名博物館和藝術場地也紛紛響應。3月9日- 3月12日，短短一個禮拜之內，包括大都會藝術博物館（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s, MET）和現代藝術博物館（Museum of Modern Arts, MoMA）都宣布將無限期閉館，直至另行通知；而深受世界遊客歡迎的各個百老匯歌舞劇劇院，也在該禮拜宣布熄燈。

眼見媒體報導中美國疫情越來越嚴峻，我身在亞洲的家人日日夜夜追問「紐約是不是已封城？」「紐約是不是已經變成鬼城？」而我總是不厭其煩地解釋道，這個城市和住在這裏的人正在努力應對這個突如其來的危機。以留學生身分生活在紐約的我，也跟隨著千千萬萬的紐約客一同經歷這個城市歷史性的轉變。

紐約停一停

3月20日，紐約州州長古莫簽署州長命令（state governor executive order）——一個包括十點措施的全民抗疫政策——「紐約州，停一停」（New York State on Pause）。

這個「停一停」計畫要求停止「非必要」（non essential）業務和活動，在公共空間的「必要性」行動（例如購買食物，乘搭公共交通），必須在人與人之間保持6呎以上的距離；生病人士在沒有得到專業醫療人員指示之前不能離開住所；以及要求年輕人增加「社交距離」（social distancing）和遠離易感染人口。

但是如何定義「年輕人」，州長則沒有給出更具體的指示。

與此同時，州長更頒布了一條「瑪提達法則」（Matilda\”s Law），用以專門保護易感染人士，包括70歲以上老人和長期病患。值得一提的是，法則命名來自州長的媽媽，瑪提達古莫（Matilda Cuomo）——也許是州長以此表達對銀髮族的特別看顧吧。

在「瑪提達法則」下，老人需要：留在家中，為所有來訪者進行體溫探測，外出時如有同行人士的時候老人需要佩戴口罩，與他人保持6呎以上距離，以及如非必要不要乘搭公共交通。

至於老人要如何為每個來訪者進行體溫探測，如何保證有足夠的口罩使用，則不得而知了。

口罩，社交距離，新聞

3月18日，下午5:30，在駛往紐約市曼哈頓島上東區（Upper East Side）的Q線地鐵某節車廂內，只有大概15個乘客，疏疏落落地坐在不同區域的座位上。這是我每天都會搭乘的地鐵線路，平日的下午5:30是尖峰時刻，但是在 Covid-19 肆虐下，原本擁擠不堪的地鐵車廂變得異常冷清。在車廂內，我甚至隱約聞到一股漂白水的味道。

這15個人當中，有6個人戴了口罩，包括普通外科口罩和N95型號口罩。戴口罩的有東亞面孔的（包括我自己和我丈夫），印度人面孔的，也有黑人。他們當中甚至有戴著防護手套的。車廂裏有的人低頭看書，有的人時不時拿出隨身攜帶的酒精搓手液消毒雙手，更有人從一上車就開始用消毒紙巾擦遍整個座位，才安心坐下。

車廂內戴口罩的人們，讓我不禁想起兩個多月以來在美國尋找口罩的經歷。1月底，中國武漢封城，隨即也引起中國多個城市紛紛宣布不同程度的城市封鎖計畫。我有家人在廣州和香港，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不由得慌張起來，其中最讓人憂心的是口罩短缺。

我和丈夫曾在一個週末之內，從紐約市曼哈頓島北面的東哈林區（East Harlem）一路橫掃至南面的中城（midtown），走了超過十家大大小小的藥房，都買不到任何一個醫用口罩。每當我詢問店員關於口罩的問題，都得到一樣的答案，「一個星期前已賣光了，全線都缺貨。話說，為什麼大家要買口罩？」

終於，在一些街頭巷尾的五金舖，我買到了稍微有點昂貴的N95呼吸器型口罩。我又走了三家五金舖，買了五盒N95口罩。每家店的店長都和我說一樣的話，「之前也有中國人來買了好幾盒，到底是發生什麼事呢？」還記得我買最後一盒口罩的時候，籃球巨星高比拜仁（Kobe Bryant）的死訊傳出，五金舖的店員還未來得及問我為什麼買口罩，都轉而紛紛議論高比的新聞了。

2月，我得到了兩盒外科口罩，是一位來自佛羅里達州的朋友給我寄來的。他是在連鎖藥房工作的藥劑師，幫我「搶」到了他所在的藥房倉庫裏唯一剩下的兩盒。我欣喜若狂，萬分感謝。朋友卻不解，「口罩對防止這次病毒的傳播沒有作用啊，要來做什麼？這次病毒就和流感差不多吧。」

說時遲那時快，進入3月，Covid-19在歐美世界大爆發。經過過去兩個月全球華人學生對口罩的搶購和囤積，能在美國境內買到口罩的機會是少之又少。我只有在唐人街見過以市價10倍價錢售賣的外科口罩和N95口罩。但是願意出高價購買口罩的依然是講著中文的的顧客。

是的，美國人沒有戴口罩的文化。但是，這並不代表美國人完全拒絕戴口罩防疫。2月初，當美國還只是出現零星懷疑感染個案時，我就已經在MoMA見到一位黑人博物館員工戴著N95口罩工作。他的工作不涉及粉塵，而是展廳的警衛。之後，我也時不時在路上見到戴口罩搭乘公共交通的人，除了東亞面孔，還有不少黑人。他們有的佩戴N95，有的是醫用外科口罩。另外，根據不完全統計，在紐約市曼哈頓島的戴口罩人士的數量和人種多樣性，似乎比其他區域高，例如布魯克林區（Brooklyn）和皇后區（Queens）。

我和身邊的黑人同學聊起關於口罩的話題，她說「雖然科學研究證明口罩對阻擋病毒傳播並沒有太大作用，但是，即使還是有那麼一點作用，為什麼不戴呢？可能是供應不足吧。」

當紐約市進入緊急狀態後，在路上佩戴口罩的人也多了起來。他們當中有很多是送外賣的騎士，帶著小朋友的家庭，和老人。除了後者，前面兩類絕大多數是有色人種。有朋友半開玩笑地說，似乎社會上最弱勢的人群都紛紛戴起口罩了，亞裔、黑人、拉丁裔、老人和小孩。

與美國Covid-19感染人數同步增加的，是不斷放送的新聞與衛教宣導。在美國，24小時播送的新聞台要怎麼填滿全部的時數呢？答案就是主持人不斷訪問各種政府官員與學者、專家。他們不厭其煩地強調增加「社交距離」（social distancing）和「勤洗手」的重要性。只是在漫天的Covid-19新聞中，卻沒有哪個提到口罩在防疫方面的角色。

有趣的是，在新聞節目接受採訪的專家除了醫生，還有心理咨詢師。前者強調「社交距離」與「勤洗手」，後者強調如何在疫情中保持健康，答案就是在保持適當的「社交距離」情況下，到戶外散步。是的，在美國，沒有街頭巷尾的擴音器廣播著「禁止外出」的警告。

只是，在漫天的Covid-19新聞中，卻沒有哪個提到口罩在防疫方面的角色。在中國，有網絡短片教導人們如何正確佩戴口罩。相對應的，在美國則有短片教導人們如何徹底地清潔雙手。

勤洗手，是為了不要病從口入。而根據疾病管制局（Center of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的指引，增加「社交距離」更是應對本次疫情的首要手段，目的在於減緩病毒在社區中傳播的速率，從而「買時間」（buy time）等待特效藥和疫苗的誕生。

要知道，在美國年輕人中間，派對文化十分流行，而派對正正是人們密切接觸的場所。另外，在紐約這類大城市，一年四季文化活動十分豐富，林立的劇場、電影院、博物館、展覽會、酒吧、餐廳等等，都是人群最密集之處。在疫情之下要求人們增加「社交距離」，無疑是對美國，特別是美國城市生活很大的衝擊。如今，美國人之間最基本的見面禮——握手——都免卻了（除了美國總統繼續保持這個禮儀）。

我第一次見到了鄰居

我所居住的社區名叫約克里（Yorkville），位於紐約曼哈頓島（Manhattan）的上東區。在租下我現在居住的單位之前，我就聽說這個社區很受年輕家庭和文化工作者青睞，因為靠近紐約市的博物館大道，也靠近不少優良的中小學。住在這個社區的多數是白人，包括美國人，和很多來自歐洲的專業移民，這都是我聽租房仲介說的。但住在這裏接近一年了，我似乎從未見過我的鄰里，更遑論相互打招呼。

但是意想不到的是，一次 Covid-19 疫情，讓我第一次見到了同一個社區中的大家。

進入春天的紐約時而放晴，時而多雲小雨，正是適合植物生長的氣節。街道兩旁本來光禿禿的樹木不知道從哪天開始長出了滿枝頭的花朵，或淡黃或雪白。透過花叢，隱約見到老人在窗前寫作，小孩在爬窗，彷彿想伸手觸碰花朵。小孩身後，是正在辦公桌前敲打鍵盤的大人。

他們應該不是居家工作的自由工作者，因為我以前沒有在白天時段見到過他們。在疫情影響下，許多從事非體力勞動行業的人被告知，可以留在家通過電腦網絡遠程工作。正如前文所述，3月20日起，所有「非必要」行業的人員都需要留守在家了。

對面樓五樓的小女孩向我揮動小手，她大概一歲多，走路有點跌跌撞撞的。她身後的爸爸見到女孩的雀躍，也微笑向我揮一下手。這位爸爸在三分鐘前一邊講著手提電話，一邊將女孩從嬰兒車抱到窗前的沙發上，穿著廣告T恤的他，電話的另一頭可能是客戶吧。平時要西裝革履畢恭畢敬見面的金融才俊，此時此刻都變了個樣。而這位小女孩，應該也很享受每天有父親陪伴玩耍的日子吧。

陽光灑下，讓窗前的我感到無比的溫暖。窗外飄來悅耳的鋼琴聲，是輕快的爵士樂。有人在播放CD嗎？還是有人收聽音樂台廣播？還是有人在上鋼琴課？尋覓著，原來是對面樓天台有一位音樂家在演奏。

這位滿臉鬍子的年輕男子彈著電鋼琴，愉快地哼著歌。他的眼光與我觸碰，我致意微笑，他也向我揮手。他也許是酒吧歌手？也許是文化場所的表演者？也許是音樂老師？疫情中，酒吧被要求暫停營業，文化場所也謝絕參觀，樂手的才情就在天台繼續發揮。樂手從中午彈到天色變黑，雀躍的琴聲也一直伴著正在寫稿的我。

向更遠處望去，許多高層住宅的露台也出現了三三兩兩的人。有居民在露台喝著啤酒眺望壯麗的曼哈頓（Manhattan）天際線，有人和家人圍坐聊天，也有人索性帶著筆記本電腦坐在露台的遮陽傘下工作起來，身邊不忘放一壺咖啡。

我也索性跑到了樓房的天台，卻發現有幾個住在同一棟樓的居民都來天台散步了。根據政府「社交距離」建議，大家沒有靠太近，更沒有握手打招呼，只是遠遠地互相點頭致意。

突如其來的疫情，讓社區的「人氣」旺了起來；在被要求保持「社交距離」的疫情危機下，鄰里之間的距離卻似乎一下子拉近了許多。全市開始實行居家工作的這段時間，是我一年以來和鄰居打招呼最多的兩個禮拜。

生活必需品停不停？

紐約市有著許許多多無論是屋內還是大樓內，都沒有洗衣設備的舊式樓房。住在這些樓房的居民，包括我，日常的洗衣需求則會交給多數由新移民經營的洗衣店解決。我所在的社區，在短短的一條街上就有三家洗衣店。

疫情肆虐，很多店鋪都暫時關門了。我抱著堆滿髒衣服的洗衣袋來到洗衣店，迎接我的是老闆娘，一位拉丁裔阿姨。她的英文不太流利，所以話不多，但總是滿臉笑容讓人覺得十分親切。

「請問，你們會繼續開店嗎？你旁邊的剪髮舖和古董店都關門了。」我一邊付錢一邊問道。
「我們不會關門，放心吧，只是每天營業時間會短一點。」阿姨充滿笑容回答道。

離開洗衣店，我前往街口的露天蔬果檔。這是我經常光顧的24小時蔬果檔，顧店的是一位膚色比較深的大叔，英文同樣不太靈光，但每次見到我路過總會微笑打招呼。我喜歡從他這裏買蘑菇，比超市便宜，3元有兩盒。

「今天1元一盒，你買多兩盒吧，明天我可能不來了。」叔叔指著放蘑菇的箱子。
「什麼？那你的蔬菜怎麼辦？你會去哪裡？」我驚訝地問。
「可能來可能不來，我也不知道。」叔叔無奈地說道。
「那你什麼時候會回來營業？你會回來的，是吧？」我突然有點傷感。
「我希望一切趕快恢復正常，恢復正常就好。」叔叔呢喃著。

蔬果檔通常不能滿足我的日常食材購買，我總會走10分鐘，來到另一間大型連鎖超市購買更多樣的食材。

回想起一個多禮拜前，也就是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大學等宣布全面轉為遠程教學的時刻，全城陷入了幾乎瘋狂的狀態。超市的購物籃供不應求，蔬果區被搶購得狼籍一片，糧食區更是如同被強盜洗劫一樣空空如也（剩下不好吃的美國產直條義大利麵）。和一個月前的香港一樣，原本放廁紙和擦手紙的區域早已「空城」。美國雖為畜牧業大國，但疫情危機之下，連肉食區也「受災」。雞肉牛肉已不見蹤影，被人搶剩下的是美國人不擅長處理的全條新鮮魚類。當時的我，站在大魚前，哭笑不得，心裏暗喜幸好我是清蒸石斑的能手。

紐約進入緊急狀態已有一個多禮拜了，我心有餘悸地走進同樣的超市，卻感到異常的清爽：來購物的人只是以往的三分之一，購物籃被清洗的一塵不染，地面的食物油污被清洗掉了，新鮮蔬果區變回原本的色彩斑斕琳瑯滿目。

「你們的蔬果供應恢復正常了嗎？」我問一位正在擺放蔬菜的超市員工。他是一名年輕的非裔美國人。
「欸… … 也不能說是恢復正常啦，但至少好一點了。」他無奈地說道。

果然，如同這位員工所說的，供應並未恢復正常。來到糧食區，我見到的是依然空空如也的貨架，只是剩下的貨物已經被擺放得整整齊齊，再沒有「戰亂」的感覺。

我來到紙類區域，驚喜地發現員工正在補貨。他們用布條把這區簡單地圍起來，有人在旁邊排隊。我遠遠看到，有顧客拿著兩盒消毒紙巾，一臉滿足感地離開。我趕快找到隊伍的尾巴，希望能買到久違的消毒紙巾，至於廁紙，我倒是不缺。

排隊的人不多，大多安靜地等候。可能由於所需的貨物都大同小異，所以隊伍移動的很快。我排了不到十分鐘也買到了消毒紙巾。員工都十分有禮貌。

離開超市，赫然見到超市門口的告示牌：「我們將超市開門的頭一個小時用來服務六十歲以上的老人，希望大家尊重這個決定，這是確保每位顧客都能取得所需。」趁陽光正好，我走到街道的另一頭，看到另一家連鎖超市也貼著類似的告示，呼籲年輕人在早上10時之後才來購物，給予更多空間老人家。這我想起大學時代學過的「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概念。

學費無退款

疫情下的生活似乎逐漸恢復正常，稍微和以往不同的是，我在兩個月內再也不用每天搭乘地鐵前往市中心的紐約大學上課了。但是，這個學習模式的改變，才是我的煩惱所在。

一年前，我獲得了香港政府的獎學金，負笈紐約大學電影學院進修「影像修復與保存」碩士課程。這個課程注重技術層面的知識，每個科目都包含一半以上時間的實驗室操作訓練，例如電影膠片修復，影像數碼化格式轉換等等。另外，在兩年的學程裏，學生需要到不同的機構進行實習，包括博物館、圖書館、檔案館等。

疫情來到，3月11日起，紐約大學全面實行遠程教學。3月13日起，大學圖書館特藏部關閉。3月16日起，大學圖書館全面閉館，所有服務只能遠程提供。

對於不少學生來說，網絡授課不是問題，畢竟目前的網絡會議技術已經可以讓「螢幕分享」、「白板塗鴉」等功能變得輕而易舉。但是，對於我的學科來說，這是煩惱的開端。

首先，隨著大學各部門的關閉，實驗室也不能進入了，意味著所有用來處理影像的器材都不能在課堂使用了。舉例來說，要將錄影帶的內容從原本的模擬訊號（analog）轉為數碼訊號（digital）以方便保存，需要的是將七部機器用超過十五條線連接起來完成。不同的機器型號之間如何匹配，訊號傳輸過程中的問題要如何逐一處理，都是需要實地的練習和不斷的「嘗試與失敗」（trial and error）。這是遠程教學無法達到的。

在疫情危機來臨之前，我正在紐約大學圖書館特藏部實習，每週20小時，負責處理一個八十年代紐約唐人街社區電視台的影像庫存資料。圖書館的全面關閉，意味著我的實習將會中斷。能在網絡平台完成的工作（例如更新影像的元資料）當然可以繼續，但是我在這個學期內再也不能看到一箱箱的歷史文件，也不能回到實驗室將八十年代的錄影帶進行數碼化保存了。和我一樣，同屆的另外九名同學都面對著實習中斷的煩惱。學分倒不是問題，可以特事特辦，但學不到的知識，得不到的訓練，如何才能補救？

日前，紐約大學學生會、各大學生組織、學生助理工會等等，包括我所在科系的學生代表都紛紛去信大學，提出一系列的訴求，並要求大學在行政處理過程中邀請學生參與。學生不希望只能當「被告知」的一方：突然被告知要搬離宿舍，被告知要中斷實習，被告知實驗室課程只能遠距進行。直到目前為止，校方尚未一一回答學生的疑問和訴求，除了一樣：學費是無可能退款的。

有印度同學已經在三天之內收拾好行李回國了，因為她住的學生宿舍將被徵用為紐約大學附屬醫院額外病房。

紐約沒有「封城」

紐約沒有「封城」，至少不是中國武漢那樣子。餐廳還在營業，但只能提供外賣服務，這也令餐廳意外地變成了外賣騎士們的聚集地，他們絕大多數是有色人種。馬路邊的餐車還在正常營業，他們並不打算暫停生意。經營這些餐車的，也基本上不是美國白人。

紐約街頭還有行人，他們或在去購買食物的路上，或純粹散步遛狗。偶爾見到停泊在路邊的警車，但是警察不會勸阻行人。紐約，或者說全美國，不會出現中國特色的用來阻止市民外出行動的街道宣傳隊。

疫情下，紐約被影響的「日常」，更多的是「日常」中的「不日常」——與朋友到餐廳聚餐，到電影院看電影，到歌劇院觀賞節目，到博物館參觀最新的藝術展——這些原本是生活的錦上添花。而真正的「日常」——購買食材，自由的出入街道，在這裏沒有被禁止。

這是紐約的「封城」（lockdown），準確來說，重點不是「封」（lock），而是「降」（down）—— 降低活動頻率，降低病毒傳播速率，也降低城市能量的消耗。

（王潔瑩，香港社會與流行文化學者，目前在紐約大學電影學院進修「影像保存與修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