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邓正健：从光荣冰室事件看“香港人”共同体的想像

我尝试先将“香港人”和“大陆人”这两个词语置于引号之内，是为了表明：这两个概念仍有待检验、分析、诠释以至重建，而不如日常语言运用时那般看似清楚明白。由光荣冰室“只招待香港人”的告示所引发的歧视争议中，从语言运用、个人情感、身份想像到政治立场，均可说明，从去年反修例运动到近月疫症肆虐的社会背景下，“香港人”及在其内部的“大陆人”想像的对抗性已变得愈来愈复杂、模糊和流动。

先简述一下事件经过：近月新冠肺炎肆虐，香港的光荣冰室在脸书贴出告示，表明“只招待香港人；落单时只限粤语及英语”，随后又说“欢迎台湾朋友”，因此引发“歧视大陆人”的指控。批评者认为，此举显然有歧视“大陆人”的成份，而即使从公共卫生角度，也不应以语言或来处以判定某人是否较大机会是病毒带菌者。及后光荣冰室收到香港平等机会委员会来电警告，亦指其做法有歧视成份，光荣冰室其后修改告示，指“本店职员只懂广东话，亦不会解释餐牌”。事件继续发酵，有六名包括自称“港漂”的人士主动光顾光荣冰室一分店，尝试以普通话点菜，然后将过程写成长文〈说著普通话，等待一个不曾谋面的人〉（下称“〈说〉文”）在网络发布。此举再一次引起轩然大波，部份论者（包括我本人在内）批评，她们的做法并非尝试与餐厅沟通，而是测试甚至挑衅；她们一直强调自己“被歧视”的难堪之处，却又把难堪之感强加于冰室职员身上。

〈说〉文发表后，我在个人脸书上发帖作即时回应。我的论点主要有三：一、餐厅做法不算“歧视”，而是因恐惧疫症而误解了公共卫生常识；二、〈说〉文作者及其伙伴的行动不是沟通，而是挑衅；三、究其原因，是她们忽略了香港族群构成的历史脉络和情感结构，却总是以“被歧视的受害者”自居，傲慢地要求“香港人”毫无条件地认同她们。

然而我疏忽了，我承认我的言论也犯了种族主义的错误。其根本问题是我没有仔细处理共同体的性质和形态（我在本文将使用“共同体”一词，代换脸书帖上的“族群”，以突显其中的不稳和流动）。以下，我希望借光荣冰室事件，作为思考以下一个问题的切入点：“什么是‘香港人’？”或者应该把问题修正为一个较后设的表述：“如何表述‘香港人’所指涉的共同体？”

远因：“香港人”的历史背景

“歧视‘大陆人’”恰恰是近年香港右翼本土与左翼自由两大思潮争逐的焦点之一。而争议之所以被激化，很大程度是由政治环境造成。

先从历史背景说起。“香港人”成为一个有明显指涉的名词，大概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现。翻看任何一部香港文化史的著作，都会有著类似的说法：由于中港社会分隔、婴儿潮长大成人、香港社会在经济、民生和文化的长足发展，再加上港英殖民政府有意无意的去政治及去国族治理，使生活在香港的人逐渐形成“香港人”的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的基质来自共同的生活方式和庶民文化，例如电视节目塑造共同体想像、现代城市生活建构集体经验等。这是一个内向与聚合过程，即生活在香港、本来互不相干的个人，透过体认到自己跟生活在同一城市的他人，均拥有著相同的文化、生活经验和价值观，因而形成一种想像的认同感，并以“香港人”作为指称这种想像。

但很多论者都注意到，“香港人”概念的形成还有一个更大的背景，就是国族认同。在很长时间里，香港是个移民城市，移民的来源地主要是中国大陆。即使在“香港人”的想像认同逐渐形成之后，香港跟内地的联系从没间断过。这些联系一部分是个人或家庭（如跟“乡下”亲戚的亲属关系）、经济上的（1980年代以后的经济北上）、也有部份是文化国族认同。

关于国族认同，在今天香港语境中已被本土主义思潮批评得体无完肤，但在过去很长时间里，“香港人”的国族认同是以相当混杂的方式存在，由单纯的民族文化认同、到从国族认同上升到对国家政权（中共）的局部或全部认同，或下降至较离散的海外华人想像等。可是，由于香港的地缘政治，在构成“香港人”想像过程中，经常有一他者潜伏左右的，那就是“大陆人”。

“歧视‘大陆人’”其实是香港长期存在的集体意识，远因是中港地理边界造成的政治、社会和经验间隔，“香港人”在文化水平上歧视“大陆人”；近年则因回归后的政治局面而部造成仇视“大陆人”政治经济入侵的排外情绪。从这些背景看，香港近年的右翼本土思潮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早在“香港人”想像于上世纪形成过程里已播下种子。

“香港人”一直是一个相当内向和封闭的共同体想像，而在歧视作为他者的“大陆人”的集体意识影响下，“香港人”想像亦同时形成了让他者进入共同体的文化“条件”和“资格”，例如能说广东话、认同某些香港社会的核心价值等，这也是右翼本土的论述基础之一。反观对于左翼自由论者而言，这种对定义共同体的要求，毫无疑问会造成共同体的边界闭合，而他们矢志进行的，是要重开边界，或避免将边界定义得过程僵化，追随包容多元文化的伦理要求。

因此，“歧视‘大陆人’”恰恰是近年香港右翼本土与左翼自由两大思潮争逐的焦点之一。而争议之所以被激化，很大程度是由政治环境造成：内地人大量移居来港，对“香港人”固有的共同体想像造成巨大冲击。

近因：反修例运动的突破点，与疫症下边界重新闭合

疫症对共同体的最大伤害，是个人和集体恐惧完全掩盖了公共理性。

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是香港回归后最重大的政治危机，却也是突破“香港人”共同体保守想像的小阳春时期。抗争运动强调“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不同政治光谱互相“不割席”，因而生成了动态流变的共同网络，只要糙粗地认可运动方向、抗拒中共和港府高压统治、反对警察暴力，皆被视为“手足”。

过去曾经一度赖以为维系“香港人”共同想像的种种，如生活经验或文化记忆等，突然被被悬搁了；反而生命政治的共同性，成了建构新共同体想像的纽带。即是：大家同样面对中共巨大的国家机器辗压，基本政治权利以至人身安全都遭受威胁，进而形成了类似“祼命”（bare-life）的集体想像。

在这种共同体想像之下，将“大陆人”或“新移民”视为“手足”的论述亦较容易进入公共论述里。例如，过去右翼本土主义者反对把“平反六四”划入本土抗争的议程，正是源于一种牢固而边界分明的政治共同体想像：“大陆人”的政治议题，与“香港人”无关。但当香港政治环境日坏，中国官方对香港政治的干预愈趋直接，终于触及到“香港人”的底线：香港不再是一个政治上甚至日常生活上安全的地方，这正正跟“香港人”对内地政治想像脗合，俨然香港与内地之间、由天然地理边界所划出的政治共同体边界平空消失了，“香港”成了“大陆”，“香港人”跟“大陆人”的生命处境也愈来愈接近。

当然这只是在“黄丝”群体（我同样把“黄丝”和“蓝丝”置于引号中）中的集体意识，但“黄”“蓝”撕裂，也无形中进一步破坏旧有的“香港人”想像。“黄”“蓝”撕裂在公共论述上的一大特征，并不是争夺对“香港人”共同体的话语权，而是各占山头，各起炉灶。

“蓝丝”与官方论述合拢，提供一种符合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香港人”定义；而“黄丝”则是强化中港边界的政治想像，进一步抗拒国族意识形态。值得注意的是，“黄丝”的政治论述是有限度地调和了右翼本土和左翼自由两种思潮，一方面强化了跟右翼的排外敌我意识，另一方面又在自家阵营中表现出多元和包容的左翼自由思想。（一种意见认为，反修例运动的政治论述是“左翼民粹主义”。我对此说有保留，因为它忽视了右翼思想对运动的影响。本文篇幅所限，姑且不作讨论。）

在这一背景下，“大陆人”或“新移民”就成了既尴尬又充满机遇的群体。一方面，他们往往因其出身已被怀疑为中共极权的共谋者（右翼论述）；但另一方面，只要他们稍微表现出跟“香港人”对“大陆人”的刻板想像有所不同时，例如没有“不文明”行为、不替政权说话、或甚是认同抗争运动的基本理念，都会被接纳为“手足”。当时很多媒体都有报导“大陆人”或“新移民”在港关注或参与反修运动的状况，而〈说〉文作者亦在文章开始时，提及他们（其在文中自称“新移民”）参与百万人游行和在连侬墙留言的事迹。

因此在疫症之初，当光荣冰室（还有其他不少食肆）贴出有排挤“大陆人”或“操普通话人士”的告示时，便产生了巨大的情感反差。疫症对共同体的最大伤害，是个人和集体恐惧完全掩盖了公共理性，光荣冰室的告示之所以被不少“黄丝”群体接受，是因为“恐惧”和“抗疫”旋即取代了反修例运动中的种种，成为连结“香港人”生命共同感的纽带。

疫症之下，面对香港政府抗疫不力，“祼命”的集体想像变得更具体和更单一，当时社会舆论最关注的政治议题之一，是香港政府一直拒绝封关，香港民间很快便形成了自救意识，除公共卫生论述如山洪爆发外，将“大陆人”重新视作他者的想像亦迅速滋长。这种想像，既来自“香港人”对“大陆人”根深柢固的“歧视”，也混合了媒体对“大陆人”的生活习惯跟疫症扩散的再现，如“大陆人”吃野味、卫生常识不足、盲信中国政府有能力抗疫（这也符合了“香港人”对“大陆人”不文明的想像）等，导致“大陆人”这标签马上被连系到“病毒带菌者”之上。于是，即使很多人在理性上知道，光荣冰室的告示大有歧视之嫌，但在共同体的情感上，那仍是“可接受”。

“香港人”的边界和关口

这里，我们终于遇到共同体想像最难解决的问题：有可能找到一套所有共同体成员都认可的“成员资格”吗？

光荣冰室事件虽然揭露了“香港人”想像中的右翼色彩，但我认为更值得关注的，是如何处理共同体内部的情感反差。

左翼自由论者一般反对对“香港人”成员资格作严格定义，但若没有任何资格或定义，显然亦不符合社会现实经验。因此，论者一般采取折衷办法：“香港人”的定义变动不居，但并非全没定义。而右翼本土论者则宣称，必须按现实政治需要——即“香港人”作为一个被中共政治打压的群体——以建立一套相对具体的共同体定义，以强化跟国家权力对抗的力量。如前所述，反修例运动的政治论述是由左右翼调和而成：共同体内部倾向左翼，但以右翼想像制作共同体边界。两者之所得以接合，实源于“不割席”这一原则。不过这一接合很大程度上由运动的集体情绪驱动，本身并不稳定。换言之，反修例运动中的“香港人”想像是一个临时、策略性和权宜的构建。

香港政府在疫症之初表现消极，有评论指这是政府刻意借疫症消磨反修例运动已呈疲态的剩余力量。如果这说法成立的话，影响之一就是疫症造成的集体恐惧切断了右翼本土与左翼自由的不稳定连结。香港政府死不封关，对“香港人”来说，“封关”不仅是防疫政策，更提供了一种想像共同体的意象，“封关”的诉求似乎在暗示“香港人”：共同体的边界其实一直存在，边界上亦自必然有关口，让外来人进入。但疫症爆发则“提醒”了“香港人”，关口是开放还是封闭，与政治立场无关，而跟社会现实有关。若再转换成共同体的定义问题，那就是说：共同体成员资格可以随时变动，但并非任意；关口开放与否、如何开放，应该先得共同体成员认可。

这里，我们终于遇到共同体想像最难解决的问题：有可能找到一套所有共同体成员都认可的“成员资格”吗？如果不能，我们又怎样去判断某人是该共同体成员而另一个人不是？如果无法判断，那么共同体又如何存在呢？这也是一些后结构思潮对共同体的理解。在光荣冰室事件背后，我们需要处理也是类似的问题：“新移民”是不是“香港人”？“新移民”在法律和政治上获得了“香港人”资格，但文化认同上却尚未完全融入“香港人”共同体，而要让“新移民”完全成为“香港人”，那就需要经历一个融合过程。〈说〉文多番描述这几位“港漂”和“新移民”（姑且不论两者的差异）在港生活的种种困惑和焦虑，正正就是这个融合过程的结果。

要回答“共同体何存在”这个问题，关键是必须首先承认，在历史上已经“存在”著这样一个共同体（例如“香港人”），它是否“自古以来”已经存在并不重要（但对某些右翼论者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它在某个历史时空已经“存在”，直至现在（例如“香港人”已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存在）。每当有新成员希望加入共同体（如“新移民”要成为“香港人”），一方面他们需要得到原成员的认可和接纳，另一方面新成员也改变了共同体的原有结构（这也是左翼论者的多元包容说）。不过，新成员跟原成员的互动是不可能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融入过程因而必须令新成员经历相当程度的情感阵痛。右翼论者往往忽视阵痛对新成员的情感伤害，而左翼论者则认为不应存在。

可是，我们往往忽略了情感阵痛对共同体原成员产生的作用。光荣冰室事件的争议点之一，是“语言”，也是讨论共同体资格时最常被引用的内容。广东话是“香港人”的第一语言，这是最广为民间接受的共识。我们可以从两个例子中看到这点：一是当官方强推普通话，旋即惹来香港民间巨大反弹，甚至以“捍卫广东话”为本土论述主要论题之一；二是当我们要将在港居住的少数族裔划入“香港人”，首先引述的“证据”也是他们懂广东话（如河国荣、利君雅等）。当然这套论述仍有相当鲜明的右翼色彩，我们也马上可以举出反证（如不少欧裔香港人都只说英语而不说广东话），但在光荣冰室争事件中，对“广东话”理解正时挑起双方矛盾的导因。

到一间明言不会以普通话点菜、潜台词是不欢迎说普通话顾客的食肆，然后故意用普通话点菜，很难不被理解为是一种挑衅。当然支持者大可以说，这是反歧视的文化行动，而〈说〉文作者下笔时则很小心，避免了任何具挑衅性的论断。可是，文中却大肆描述了“港漂们”在港生活的困难经验，以及光荣冰室店员在跟她们沟通时困窘处境。在这一特定社会场景里，普通话俨然成了欺压店员的工具，而对〈说〉文的批评者来说，这种欺压并非意外，也不是无心之失，而是“新移民”跟“香港人”之间的政治角力，并以华语语系的权力关系呈现出来。

在宏观政治社会现实里，普通话是一种语言霸权；而在香港的日常生活中，一个来港生活（如定居、求学、就业等，而不是旅游）的“大陆人”没有说好广东话，会被“香港人”视作共同体内部的他者——过去“香港人”会嘲笑“新移民”广东话不纯正，而今天“香港人”对故意不说或无意学习广东话的“新移民”抱有戒心，认为他们自觉普通话才是华语正宗，而贬抑作为方言的广东话。两者情感不同，心态也有差异：前者是典型贬抑他者的“歧视”，后者是被霸权压逼下的他者反应。而〈说〉文作者及其“港漂”同伴所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没有理解清楚广东话跟普通话之间的权力关系。

宏观的恐惧和反歧视，微观的情感政治

我希望以这种方式总结这篇文章：

“歧视”起源于对他者的恐惧和厌恶，价值判断通常是这些集体情绪发酵之后，才伴随出现。然而，当新成员进入共同体时，他们往往只能感受到“被歧视”的情绪，一时难以明白伴随其后的价值判断。新成员会感到被伤害，继而会以此为据向旧新成员作出批评。这时旧成员可能会觉得被冒犯、被挑衅，进而诉诸公共论述以作回应。但如此一来，便很容易落入一种公共论述的恶性循环，即在多元包容和保卫原有价值之间互相攻伐，却完全绕过了“厌恶”和“被冒犯”、“被歧视”和“创伤”等等的情感差异。

光荣冰室事件揭示一个现实：“香港人”与“大陆人”（或“新移民”）的矛盾，与其说是族群或文化上的差异，倒不如说是情感上的差异。宏观上，“香港人”认为排挤“大陆人”（而不是排挤其他族群）是在政治社会危机中的自救方式，故以集体恐惧作为维持共同体的情感力量；而“大陆人”（或“新移民”）则往往忽略了这种集体恐惧情绪，只关心自身在融合过程中的情感阵痛，并放大成一套笼统的“歧视”和“反歧视”论述。但在微观生活上，情感差异其实没有那么壁垒分明，而是充满流动性。像〈说〉文所述，不少“港漂”对“香港人”抗拒“大陆人”情绪也有一定理解，亦乐意体谅；而光荣冰室的点菜过程中，双方虽都有困窘不安的时刻，但最后还是完成了沟通。

我相信事件有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对于共同体想像，要拆解右翼的僵化理解，而又不致落入左翼理论的虚妄和政治无力中，就得处理共同体新旧成员之间，是怎样才能达至有效沟通。这不只关乎公共理性是否健全，更与情感政治有莫大关系。在公共论述上，过份诉诸公共理性，有时不仅无助解决共同体内部的情感矛盾，反而会将其激化。而作为掌握公共论述能力的评论者和知识份子，一方面有责任向被集体情绪主导的庶民解释清楚各种公共论述的理据，另一方面也得搭建让双方互相体谅（而不只是理性上理解）的渠道，而避免借“公共理性”之名，错误地制造过多煽动集体情绪的论述方式。

（邓正健，居于香港，文化评论人，偶而写诗，小说及剧场文本。修读文化研究出身，曾任阿麦书房文化经理、《字花》编辑，现职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