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陈柏谦：台湾“小明”争议，无关人道关乎事实

新冠肺炎病毒疫情持续扩散与增温，曾经历过2003年SARS爆发的惨痛经验的台湾政府与社会，这一次都在第一时间上紧发条、全面戒备。早在农历年前的1月20日，卫福部疾病管制署就已宣布成立了“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由疾管署长担任指挥官，统筹整合各部会资源、人力。随著中国大陆1月23日宣布将最早爆发疫情的武汉市“封城”后，台湾更在除夕前一天，迅速将指挥中心升级，直接由卫福部长陈时中担任指挥官；疫情指挥中心几乎每天召开记者会，巨细靡遗公布疫情最新信息以及种种陆续出台的应对政策。

或许正因如此，整个台湾社会上上下下每一个人，似乎都开始置身于“防疫如同作战”的“准战备状态”中，口罩、酒精、自主健康管理、居家检疫、病毒传播途径等等与防疫相关的名词概念与信息，成了台湾人生活中每天优先关切的焦点。

事实上，严肃面对疫情并且快速反应的防疫决策，很大程度确保了台湾在此次似乎仍看不到尽头的全球疫情中，至今仍能相对有效地掌握与控管疫情。

然而，整个社会对疫情的高度关注，以及压缩在短时间内巨量防疫信息的频繁放送，也在无形中促成了台湾社会对于疫情的集体恐慌与焦虑。而更棘手的是，这样的恐慌与焦虑，更在近年来台湾社会对中国大陆持续上升的矛盾、对立与不信任情绪的加成下，强化了某些刻板印象与偏见，进一步放大甚至正当化了我们（过去即已隐然浮现）的负面情绪甚至仇恨。而最严重的是，这更可能因此阻碍、扼杀了我们实事求是地理解、与讨论政策的一切可能性。

谁有资格做“小明”

为了驳倒“人道考量”，另一套正当化反对小明返台的逻辑一一出现，包括了医疗资源有限必须让国民优先、防疫如同作战不容许任何漏洞等论述。

日前引起轩然大波的陆委会“小明”风波，反应出来的，正是这种持续蔓延流窜的集体恐惧与焦虑氛围中，难以依据事实与实际状况讨论政策的鲜明案例。

编注：2月11日，陆委会发布“中配子女返台措施”，表示现行的管制措施下，可以专案的方式让部分“不具中华民国国籍”的陆配子女入境。在记者会上，陆委会主委陈明通以“小明”故事来解释政策：“有台湾人在大陆经商、娶了中国配偶后，生了一个孩子叫‘小明’，后来一家人回台，小明也在台湾受教育、使用健保，并利用专案长期居留或居留探亲在台生活，这次过年小明回中国，因为禁止进来，但这些小孩本来就长期在台居住，只是没有户籍不能回来，只针对这部分让他们回来。”

这一政策实际上是陆委会为了解决台陆通婚中的陆配子女，因台湾政府2月6日宣布“居住中国大陆各省市陆人暂缓入境”（仅允许持有居留证之陆配入境）政策后，原本即已在台湾居住或就学的台陆通婚子女出境后无法再次返回台湾的迫切问题（亦即陆委会主委陈明通口中“小明”故事的主角），是对这一群事实上人数并不多的人口的返台限制调整。

然而，陆委会为了帮一刀切的“全面性”暂缓中国大陆藉人士入境政策，所衍生出的问题解套，未料竟瞬间成了台湾社会的众矢之的。不但被误导、放大为要“开放”大量陆藉人士入境，甚至直接昧于事实地指称将“导致门户大开、防疫瓦解”，民众对疫情的恐慌焦虑，也交杂著对中国大陆（政府乃至于人民）的“新仇旧恨”一并爆发出来。

在根本尚未能对陆委会决定的背景、适用范围、影响人数等最基本事实有所认识与厘清前，一发不可收拾的巨大反对声浪已经有如海啸一般，淹没了陆委会宣布的措施，也将所有可能的具体讨论、思辨空间几近吞噬殆尽。

陆委会口中的所谓“人道考量”，成了破坏防疫的直接罪名，而为了驳倒“人道考量”，另一套正当化反对小明返台的逻辑一一出现，包括了医疗资源有限必须让国民优先、防疫如同作战不容许任何漏洞等论述。

排山倒海的压力下，不过短短一天的时间，卫福部长陈时中就在2月12日的记者会上出面“顺应民情”，以“国人优先”以及“当初没有选择我国国籍，就要承担自己的选择”为原则，拍板定案否决了陆委会的决定。

这一切的转折，在对疫情的恐慌及其折射出的对中国大陆的集体愤恨中，以防疫需求与资源有限的论述，取得了至高无上、不容挑战的正当性。

这一切的转折，在对疫情的恐慌及其折射出的对中国大陆的集体愤恨中，以防疫需求与资源有限的论述，取得了至高无上、不容挑战的正当性。任何试图为小明多说几句的声音，恐怕都得冒著背上防疫破坏者的沉重骂名。

同样风险、不同标准：外籍人士vs 中港澳

我们对与“小明们”有著同样防疫风险的外籍人士至今仍能入境的事实，究竟又掌握了多少？

然而，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更让人忧虑的是，台湾社会竟然这么容易，就放弃了一切对事实进行最基本认识、厘清与求证的路径，而恣意让情绪甚至仇恨所反射的姿态压倒一切讨论思辨的空间，并转而影响政策。

以“小明”的争议为例，在主流报导与社会舆论中，光是对于“小明们”确切的人数有多少，哪些人可能出现小明的处境，就几乎不被认为是需要优先被厘清的关键事实。

根据赖中强律师的整理与分析，从《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入出国及移民法》、《户籍法》与《大陆地区人民在台湾地区依亲居留长期居留或定居许可办法》等等规范出发分析，实际上可能出现小明处境的人数，本来就极为少数。即便陆委会曾提出过一个不到两千人的粗糙数字，但由于必须是2月6日之前离境后再返台才会遇到小明的状态，因此，小明的人数，绝对比两千人还要再更少。

而当我们在轻易表态以“防疫”、“国人优先”为由拒绝“小明”返台的同时，我们对与“小明们”有著同样防疫风险的外籍人士至今仍能入境的事实，究竟又掌握了多少？

一个简单的问题：与小明一样领有台湾居留证的外籍人士，倘若过去14天内曾经入境或居住于中国大陆、香港或澳门，还可以返回台湾吗？根据外交部网页的特别说明，到目前为止都是允许入境返台的，唯一的条件是入境后须配合“居家检疫”14天。

这是一直到笔者为文前都还存在的防疫规范标准，也就是说，同样在过去14天内曾经入境或居住于陆、港、澳的外籍人士与持居留证之台陆通婚子女，风险程度完全相等，然而，前者可以入境，后者却不允许。

更极端的案例是，即便过去14天内不曾入境或居住于陆港澳的“小明们”，只是因为在2月6日前，离开台湾前往“其他国家”旅游，在我们社会一致为防疫指挥中心的政策翻盘叫好喝采下，竟然也就这样被排除在得以返台入境的行列。持居留证有过陆港澳旅游史的外籍人士，明明防疫风险较高却得以入境，持居留证没有陆港澳旅游史的“小明”，防疫风险较低却不得入境。试问：这是什么“防疫”逻辑？

这样的政策差异，就是单纯赤裸裸的差别待遇而已。

换句话说，这样的政策差异，就是单纯赤裸裸的差别待遇而已，甚至和是否“国人优先”，是否“选择国家”完全无关，更与“防疫优先”的原则背道而驰。

同样的差别待遇在“小明”争议更早前的陆生返台争议时，就已经上演过一次。当随著疫情扩散，台湾政府以“国籍”为标准，暂缓所有大陆藉学生返台的同一个时间点，其余的外籍学生无论是否有过中国大陆旅游史却都不在限制的范围当中。

在境外生的入境管控上，以“国籍”为区分标准的荒谬之处再次出现。一个近日曾经有过中国大陆旅游史在台求学的外籍学生可以入境，然而，另一个近日未曾返回中国大陆的陆生却无法入境。

显而易见，这样的入境限制根本与“防疫优先”的考量完全相反，也和“国人优先”及“医疗资源有限”的论述无法连结。

但当社会一股脑同仇敌忾地斥责陆委会时，有多少人知道、或者在乎上述的事实？很遗憾的，在疫情恐慌与对中国的“仇恨”双重影响下，台湾似乎完全没有、也不打算有足够的时间，来好好厘清、讨论清楚上述这些显然逻辑不一致的“差别待遇”，是否具有任何正当性。

“唯一排除”的陆生健保争议

已返回台湾的陆生，在中央防疫指挥中心推出必须持有健保卡的口罩购买实名制时，一度差点连口罩都无法买到。

回顾过往，公共政策一旦遭遇到涉及中国大陆身分者时，立即陷入难以论辩、甚至无法言说的状态，已经不是第一次。将近八年前开放陆生来台求学时，在公卫一致的考量下，曾有民进党立委提议，让陆生能够如同所有每一位在台湾居留的境外人士（包含外籍人士、外籍学生、港澳生等）加入全民健康保险制度。由于种种理由，来台陆生不同于其他所有在台外籍生，刻意以“停留”身分而不被赋予“居留”的身分，因此在法律上也存在不被纳入的现实问题。

然而，该名立委此番言论却随即引发激烈反弹，社会难以进行理性讨论，该立委在社会强大反对声浪下道歉。

即便，在当时虽然不算太大但仍微弱存在的讨论空间中，许多论述都已经清楚地论证所有反对陆生纳保的理由，除了刻意的“差别待遇”以外，基本上其他都不成理由。无奈这些尝试著实事求是的严肃论证，却难敌扑天盖地的情绪性反弹。

就这样，至今近万名的陆生，依然被刻意排除在全民健保之中。部分在防疫入境限制前即已返回台湾的陆生，在中央防疫指挥中心推出必须持有健保卡的口罩购买实名制时，一度差点连口罩都无法买到。

我们的“选择”与“承担”

我们的社会终有一天，会需要“承担”如此扭曲所造成的社会的后果。

疫情再怎么严重，终有趋缓的一天，然而，正如同卫福部长陈时中口中所说的“选择”与“承担”，笔者哀伤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当我们“选择”甚至热情拥抱了这些以防疫为名的赤裸裸的差别待遇，当我们在子女无法返台的陆配潸然泪下泣诉的影片下，“选择”留下了“我看到陆配哭，我却笑了”的字句，当我们“选择”将他者的悲伤遭遇视为己身共同体团结的展现时，当我们“ 选择”对这些仇恨高涨的言论无动于衷、甚至暗自窃喜时，是的，我想我们的社会终有一天，会需要“承担”如此扭曲所造成的社会的后果。

（陈柏谦，工会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