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去年十二月，中国武汉已传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消息，吹哨人李文亮及其他几位医生，在十二月底于内地社交网络上谈论华南海鲜市场相关的几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已令很多敏感的关注者担心这一病毒的严重性。
彼时，港府亦关注相关疫情并就作出准备，包括在2020年1月4日公布《对公共卫生有重要性的新型传染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称《应变计划》），并于同日启动严重应变级别；1月8日把“严重新型传染性病原体呼吸系统病”纳入为法定须呈报的传染病，以即时监察该传染病传入本港的情况。
同时，由于当时本地以至全球专家对致病原理解甚少，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于1月13日率团到武汉实地考察，以助当局设计一旦新型冠状病毒在港爆发时的针对性应变措施。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还不明朗时，政府看似严阵以待，表面上适时地做了大部份在传染病控制上应该做的事情。更何况，香港在2003年沙士一役，以沉重代价换取了社会应对新型传染病疫情的经验，公众本来期待政府应该有能力把预防感染控制工作做得更全面、更仔细，以减低疫症为社会带来的影响。
想不到从今年1月23日香港确诊第一宗感染个案开始，港府的实际反应之慢、防疫工作之马虎，却令人有感“应变计划”内容原来只流于空谈，更令人质疑在公布这份文件后，各部门有否曾落实相关工作，以确保各社会系统能应付最坏的疫情。
从防疫工作，包括在各层面尽早识别潜在或高危患者、减低感染者和非感染者的接触等，到抗疫的准备工作，如医疗系统的应急方案、医院感染控制准备等，香港政府面对新型肺炎疫情均兵败如山倒。明明特首已组成并领导督导委员会以协调抗疫期间的工作，但疫情期间的混乱安排更突显政府部门间的不协调，特别是医疗和公共卫生系统长久以来存在的根本性问题：食物及卫生局、卫生署和医院管理局三大机关的各自为政。
在一个无法领导社会亦尽失民心的政府治下，香港人人自救，为大家的共同健康而“共渡时艰”，抗疫之余尽力维持社会正常运作及替政府关顾资源较少的群体。本文旨在于社区感染开始发生之时，为大家导读各层防疫工作，以便社会和市民该如何更好地应对这场就在家门前的疫症。
防疫第一线：识别社区潜在感染者
在控制传染病疫情中，防疫和抗疫相辅相成，同样重要。尽快找出、隔离及治疗感染者能防止疾病散播，同时阻截感染源头亦能减低本地社区爆发的机会。因为一旦社区中的感染者超过一定数量，控制疫情便会变得相对困难。此等工作分秒必争，系统必须迅速反应，程序和工作亦需巨细无遗，才能减低传染病在社区散播的机会。
我们必须从广大人口中找出潜在感染者并确认他们是否受感染，追踪确诊病人的接触者（Contact Tracing）及所到之处，特别是如新型冠状病毒般高传染力的致病原，我们必须找出与患者有亲密接触的人士，监察他们有否同样受感染，并彻底消毒其长期逗留的地方。
公共卫生人员在追踪确诊者的接触史方面十分有经验。过往很多传染病爆发之时都需要前线人员做同样工作，才会得出每天大家在新闻上听到关于每位确诊者的重要接触史，包括是否本地感染、怀疑感染途径、经常逗留地点等信息，让公众参考。政府披露这些资料时，一方面是为了让公众适当地提高警觉，但同时有机会制造不必要的恐慌或责怪感染者的风险，因此必须十分小心地拿捏。
识别社区的潜在感染者的前线人员，包括急症室和会第一身接触到市民的公共服务单位，例如警署、民政事务处等。但由于到急症室求诊的潜在患者大多已出现症状，急症室是最大机会接触潜在患者的地方。当然，当下急症室医护人员需要即时隔离及诊断怀疑感染者，以保障其他医院使用者及职员的安全；但在等待检测结果的同时，前线同事和公共卫生人员亦要立即通知病者的密切接触者，如其同住家人，对他们进行检疫，并在患者确诊之时立即启动机制，防止带有病毒的高危人士成为社区的隐患。
现行做法主要靠卫生署人员透过电话“声控”这些高危人士的行动，包括建议他们进行自我检疫、安排进入检疫中心等措施。但在医疗服务以外，其他经常接触市民的公共服务单位有否能力处理潜在患者，甚至市民的相关求助？尽管卫生署设立了热线电话供市民查询，但热线运作时间只为每天上午八时至晚上九时，这段时间以外需廿四小时运作的公共服务又该如何处理怀疑感染者？其他前线公务员，例如警方，又有否具有相关信息或训练，能够妥善处理怀疑个案和他们的眷属？
反观国外经验，很多国家会在疫症发生之时，提供24小时热线以确保能随时协助，同时派出公共卫生团队到确诊者家中，确认家中其他人的健康情况及提供相关建议或进行所需检疫措施，以确保病毒不会进一步在社区蔓延。
防疫关键：不可或缺的检疫安排
要好好理解防疫工作，首先要厘清两个十分近似，媒体和社会普遍混淆的名词：隔离和检疫。隔离（Isolation）是指将已出现病征或已确诊者与其他人士分隔，而在现时新型肺炎的情况下，这些人士在确诊后均会住院隔离。
检疫（Quarantine）则是针对现时健康、但有较高感染风险的人士，例如曾密切接触过确诊个案的人、或曾到访疫区人士，在限制他们活动的情况下同时对他们进行医学监测，一旦出现感染征状时能尽快提供治疗及跟进。公共卫生人员会就有需要隔离或检疫人士的风险，包括与确诊者的接触史和旅游史，来决定其所需要实行的措施，并按照香港法例第599章《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执行。
其中要强调的是，所有正进行检疫人士均在当下没有出现新型肺炎相关症状，虽然他们有机会为隐性患者，若进行检疫期间出现病征的话需要求医并进行病毒测试，但进行家居检疫或者住进检疫中心（坊间误称为“家居隔离”和“隔离营”）并非世界末日，而在检疫中心的感染控制措施下，在检疫中出现交叉感染的机会微乎其微。反而，在现时新型肺炎传染力甚强的情况下，单纯将已确诊患者隔离在医院并不足够，而做足检疫措施对阻止传染病蔓延更为重要。
可是，在这场抗疫中，检疫中心成了其中一个抗争场所，多区有居民上街游行，反对在居住区设立检疫中心，正反映出当政府失信于民时，抗疫工作如何举步维艰，同时检疫中心的选址和安排仓卒混乱亦为人诟病，令市民对这些检疫设施极度不信任。
从感染控制角度，有风险人士入住检疫中心是保障社区和入住者的最佳办法，而经历沙士一役，政府理应至少以当时的疫情作为准备相关工作的基础，并以当时的感染规模为基数，来预计检疫设施的所需容量。政府在设立检疫中心一事上焦头烂额，除了两个指定渡假营以外的选址及有关安排，准备极度不足，而这本应是社区传播还未开始，甚至在疫情还未发生之前就需要规划好的事。
选择检疫中心并不能马虎。首先，该处及其提供的设施需要符合感染控制要求，以及能满足不同检疫工作的需求，比如要合理划分检疫中心的清洁区和污染区；入住者需要独立的浴室及洗手间、各居住单位不能太密集并有独立间隔及空气较流通、要有远离人流的独立入口等，以防止原本没有感染的人在检疫中心内及周遭受感染。
先不说港府从未公开检疫中心的运作细节及对该处的要求，连当中的配置、有什么日常用品、没有什么需入住者自己购买，也没有清楚告诉公众，甚至传出入住者需要亲友提供膳食和厕纸等基本生活用品。不仅加深市民对“在检疫中心更易染病”的恐惧，也令大家觉得入住检疫中心十分不便，甚至基本自由和生活需要或无法被满足，继而在需要时抗拒入住。安排混乱和细节明显不周的检疫中心令市民无法信任，亦大大减低能阻止社区爆发的效能。
既然成功的检疫对于抗疫是如此重要，当局有责任将检疫对生活影响减至最低。小至提供充电设施、手机和无线网络、日常生活用品、三餐膳食等，大至如何保障入住者生计不受影响，例如为雇主支付雇员受检疫时的薪金，又或对所需家庭发放生活津贴等，以减低市民因担心收入减少而不如实申报旅游史或接触史，或逃避检疫的机率。检疫营并不需要如五星级酒店般照顾周到，但保障入住者能享有一定程度的基本生活十分重要，而这些是必要的抗疫开支，以免因为疫情失控而令社会损失更多。
除了满足上述感染控制及入住者的要求，以减低市民的抗拒和恐惧外，选址亦要十分小心。首选必然是比较远离人流密集之地，尽量减少与社区的接触。当局应广泛考虑不同选址的可能性，如人烟稀疏的选址已用尽，本来未入伙的公屋、旅馆设施等是一些很好的选项，但毗邻民居容易造成附近居民不满，政府亦应要对受影响、原本可以入伙的公屋居民作出补偿。
政府同时亦应开诚布公，尽早与区议员和居民等地区人士坦诚沟通，解释检疫中心选址原由，及当局为保障附近居民所采取的措施，例如独立出入口、所有入住人士的入营安排、入住者出现症状后的送院安排、营内工作人员上下班时会采取的感染控制措施、营内垃圾的弃置安排等，都需要好好和区内持分者沟通。政府理应主动提出更仔细和密集地清洁附近街道及环境，协助附近物业进行清洁消毒等措施以让附近居民安心。选址一事政府处处碰壁，不只是“邻避效应”，亦是政府忽视低民望对疫情工作的影响，依然单纯以由上而下的决策处理这次疫情相关工作。一系列针对检疫中心的抗议，不是因为香港人自私自利，而是无法相信政府的表现。
由于上述一连串的无能和失误，政府半威吓式推出家居检疫，要求有检疫令人士留在住处十四天，不得离开，并以电话、追踪手环、或突击上门等方式跟进，并需要自律的自我医学监测。无疑家居检疫是无可奈何的选项，但跟进和追踪办法却成了疫症下的一些笑话。例如没有定位追踪功能的电子追踪手环，令人满心以为政府终于拥抱科技，却原来不足够供应所有检疫人士。
日前更有报导指有两人士检疫间失踪，另外三名检疫人士尝试出境，但面对种种对检疫政策的挑战，政府依然选择使用软处理，而并未有及时进行法律追究，令人难以对检疫系统建立信心。同时，政府临时向医学院学生、公务员等群体招募义工以维持电话检疫的工作，显出政府对疫情毫无准备，仓卒草率之余亦缺乏政治智慧。
避免崩溃：保存医疗系统承载力
怀疑感染和确诊病人最终均流向公营医院，亦是疫症中我们必须守住的机构。香港在沙士后固然有汲取教训，在医院大力推行各种感染控制措施，但是对比2019年与2003年，时隔17年，公立医院的总病床数量几乎没有增加（注：2003年28476张，2018-2019年28929张）。
人口增长及人口老化早已令香港的医疗系统疲于应付，若是次疫症出现广泛的社区传播，届时病床爆满，病人或因无法接受适当治疗而失救；若有医护因保护及隔离措施不足而受感染，所带来的恐慌肯定会由医院内传到医院外，是次疫情可谓本港医疗系统自沙士以来的最大挑战。因此政府除了要致力减少感染数字，更要保存医疗系统的承载力。
从目前数据得知，现时武汉的死亡率明显高于中国其他地区，一般归咎于武汉医疗系统崩溃：因资源有限，未能处理大量重症个案（官方数据中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的重症率约为15%）。另外，若医院未能严遵感染控制措施，医院本身则有可能成为病毒散播的温床。政府应严防香港成为下一个武汉，为香港医疗系统未来需要处理大量病人有所准备。
在2月5日，香港只有21宗确诊个案时，医管局已经动用了461间隔离病房，达总容量的七至八成，而且未来的扩充能力相当有限。医管局除了调整非紧急服务及非必要服务以外，储备充足个人保护装备及设立指定诊所，亦是保存医疗系统的承载力的两项重要措施。
个人保护装备（PPE）是感染控制流程中不可或缺的物资。前线医护人员需要照料病人、进行高风险医疗程序，若缺乏个人保护装备，一旦医护人员受到感染，由照顾者成为被照顾者，将会对医疗系统造成沉重压力，亦大大打击医护人员的士气。
令人忧虑的是，部分种类的保护装备库存只能应付未来一个月使用，物资采购更出现困难。有鉴于此，政府必须及早根据感染风险，为保护装备分配订定优次，让面对最高风险的前线医护人员优先使用个人保护装备，从各个政府部门与医管局之间灵活调配，以确保有关装备得以善用。
指定诊所：释放医疗系统容量
现时市民如惊弓之鸟，一旦有呼吸道症状便会立即求诊，但当中绝大部份都并非新型肺炎的怀疑或确诊个案。假如病人一窝蜂前往急症室，医院必会不胜负荷，求诊病人亦会于颇长的等候时间中暴露于更大的感染风险；但让潜在的新型肺炎病人到公立普通科门诊或私家诊所求医，又会增加社区散播的风险。
因此，指定诊所可集中和及早处理轻微呼吸道感染症状的病人，并分流各类个案；诊所亦能采取比普通诊所更严格的感染控制措施，减少医护人员及其他求诊病人的感染机会。若发现疑似新型肺炎患者，亦能及时转介及通报。
设立指定诊所原意虽好，亦符合公共卫生指引，但现实是各区均出现市民示威、堵路，传媒报导时亦称诊所为“肺炎诊所”，显然政府未能令公众了解指定诊所成立目的及运作细节，因而引起误解，窒碍抗疫工作。跟检疫中心一样，选址、持份者沟通和降低风险等措施欠奉，必然会令附近居民感到恐惧。政府必须检讨其沟通策略，向市民清楚解释，并列出相关措施减低诊所邻近社区的感染风险；另外“指定诊所”的名称容易令市民误以为是指定给新型肺炎病人前往的诊所，或可正名为“轻微呼吸道症状诊所”，令市民更容易理解。
政府部门各自为政 “同心抗疫”沦为空谈
由上述各项防疫和抗疫的措施和准备工作可见，政府行政和安排极为混乱，当中原委离不开政府部门间的各自为政，主理医疗卫生的食物及卫生局（食卫局）和卫生署及医院管理局（医管局）之间、以至其他政府部门的各行其是。
从近日香港警方为人诟病的防护装备可见一斑：当公立医院的防疫装备屡有传出不足，在连医护均难以获配发充足保护装备的当下，警方却多次被传媒发现在协助低风险检疫工作中使用连隔离病房也不一定有的全套保护衣。如果在政府内部已有相关物资，为何无法在部门之间灵活调配，优先预留高防护力的装备予暴露于较大风险的前线医护人员和救护员，反而在低感染风险的环境被使用呢？
另一例子，至截稿前，医院管理局所使用的可疑个案定义，依然仅限于曾于过去十四日到访过湖北省或任何一间内地医院，并出现发烧、咳嗽或肺炎症状的人士；前线公立医院所使用的个案定义，明显与入境署和卫生署所使用“曾到访内地”的检疫定义不一，亦未能及时因应中国内地的疫情进展而调整。这个负责统一不同部门和公营机构的方向和执行的角色，理应是《应变计划》下的督导委员会主席行政长官的工作。事实上，是次疫症只是把以往一直存在于政府各层面而没有面对的问题再一次暴露于阳光下。
经历过大大小小传染病战役的港府早就制定过传染病应变计划，就新型肺炎而制定的《应变计划》亦与以往的大同小异，当中亦清楚提及的“各相关政策局及部门也应定期进行演习和修订相关应变计划”。但从这次防疫中的各种出错，令人怀疑所谓演习，可能不过流于纸上谈兵。
若有进行过演习，就算是无法预测全球口罩供应短缺的意外状况，亦不至于发生医管局保护装备存量低企、隔离病房不足亦没有后备方案、没有足够检疫中心宿位、需要临时招募义工来进行检疫工作、从来没有与社区人士沟通的问题等。任何做传染病工作的人都知道演练的重要性，特别是面对新型传染病及其带来的不确定性，当中真正共同抗疫所牵涉的部门和所需的协调及应变能力，是必须透过演练持续改进及强化的。
政府要力挽狂澜，必须一改之前走一步停两步的官僚作风，重新统领不同政府部门以及公营机构的物资、人手及相关抗疫工作，及时回应传染病疫情。
疫情旷日持久 未来路如何走
即使最坏情况最终侥幸地并无发生，如何权衡防疫措施与政策对社会带来的影响并非易事。社会各界在疫症开初或可同舟共济相应配合，但当市面萧条的情况旷日持久，甚至严重影响社会日常运作，各业界或会质疑防疫效果与措施对社会的负面影响是否合乎比例。
尤其是若香港疫情有幸未有进一步恶化，政府如何向社会解释到底是防疫措施收效，还是政府高估了疫情？但若贸然通关、复工、复课，一旦此后疫情升温，政府亦将难辞其咎。到底社会该停摆至什么时候？或许连专家也没有答案。
可以预期，严厉的入境管制措施令旅客来港需求冰封，旅游业、酒店业等收入必大受打击；港人消费意欲下降，零售市场亦会大幅下滑。另一方面，长期停课令学生学习进度停滞；文凭试一旦延期甚至无法举行，将严重影响大学收生及学生到海外升学的机会。政府在忙于应付疫情之时，同时亦须评估各行各业、各社会阶层和群组被影响的程度，作出相对应的纾困措施。社会出现疫症不单是公共卫生问题，政府除了要减少感染数字，亦要减轻疫症对经济、民生的冲击，并及早制定疫症后重拾发展步伐的方案。
政府防疫措施乏力、与公众沟通不足，但抗疫经验丰富的香港市民没有坐以待毙，每天都以“未来十四天是关键”的心态做足个人卫生措施。未来或会有更多坏消息出现，但相比起抢购口罩、酒精或厕纸米粮，市民目前更需要寻回的是理性思考、冷静分析的能力，适当地保持警觉但毋须恐慌。此时，香港政府更应当机立断，放弃守株待兔，转为主动迎击，才能让整个瘫痪已久的公共卫生体系重新起动，阻止疫情进一步扩散，真正守护我城的每一人。
（公共卫生研究社，由香港民间自发于2019年成立的研究组织，希望透过实证为本的研究和考察，探讨香港的医疗及公共卫生发展，并推动本地的健康素养和参与卫生政策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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