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叶荫聪：香港身份新认同——当“香港认同”变成权力意志

【编按】：本文为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叶荫聪，为其新书《香港身份新认同》撰写的书介。

几个星期前，一位BBC记者找我聊天，他认为他的西方媒体同行太肤浅，把香港的街头抗争只视为争取民主自由反专制的运动，没看到身份认同的运作。他有这种视角，当然跟他自己的身份有关，他是一位在中国大陆长大的华人，当然深深感受到这个位于中国之内及之外的城市里，“认同”问题正沿著中港之间的某条裂痕撕开；他每隔几年来香港一次，想必百般滋味在心头。

身份认同是全世界自称做文化研究的共同课题，我们系（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的前讲座教授墨美姬（Meaghan Morris）曾说过，身份认同不是用来解释各种现象，相反，它要“被解释的”。按照她的理解，在如今的香港，把街头响起的“香港人，加油/反抗/报仇”及“光复香港”的口号，视为香港人身份认同的反映，是没有意义的。相反，我们要理解，这是一种怎样的认同宣称（identity claim），关键不在“香港”二字的内涵，而是之前及之后的一切——即“加油”、“报仇”及“光复”，这些政治新词、以及掀起的情绪到底是什么，如何至今仍让不少老一辈的人感到不适。

Hong Kong\”s New Identity Politics: Longing for the Local in the Shadow of China

作者：叶荫聪

出版社：劳特里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年12月

大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香港开始讨论身份认同、本土意识。社会学家如吕大乐、吴俊雄，以至搞传播学的马杰伟，都把这起源追溯至六七暴动之后、七十年代中的经济繁荣期。今天人们念兹在兹的文化滥觞，正始于当时的香港电影、电视、粤语流行音乐，因此要说与中国大陆的文化差异，那时才是绝对与全方位的。

当时关口对岸的深圳河，还是文革晚期或后来的开放改革初年，而所有“西方的”、“摩登的”东西，则由香港这边说了算。当年香港的年青人有一半以上已是香港出生，虽然也知道这个城市是英国殖民地，对岸是共产中国，手上拿著“回乡证”感觉有点怪怪，对深圳河以北有点好奇，但是，大概没有人说“Hong Kong is NOT China”。

倒是四十年后的今天，香港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区之一，北上广的日常生活与香港愈来愈像时，身份认同的问题开始越加明显。我有一位学生，也去过深圳唱卡拉OK，跟家人回过乡，但他很认真地向我宣称：“我们真的不是中国人”。这充份说明，文化差异是其次，认同宣称才是关键。

以上就是拙作《香港的新认同政治：在中国的阴影下追求本土》（Hong Kong’s New Identity Politics: Longing for the Local in the Shadow of China）的背景及问题意识。我在书中的结尾总结为：香港的社会文化认同渐变为一种“权力意志”，一种掌控自己、周遭环境以至他者的集体渴求，认同宣称背后就是意志。它有点像哲学家卢梭说的普遍意志，一种不可分割的共同体的想像，每一个人感受到自身的自由只能体现在这个共同体的自由之中，也有点像尼采说的克服困难、摧毁敌人、争胜成为主人的渴求。我想问的是，这种意志从何来？

香港的社会文化认同渐变为一种“权力意志”，一种掌控自己、周遭环境以至他者的集体渴求，认同宣称背后就是意志。

读者大概期望我给出一目了然又全面的答案，但很抱歉，全书比较像是一篇又一篇的观察、思考、回顾的笔记，有点杂乱，但希望还是对读者有点意义。

“自由”神话殒落

我回顾的第一点是“香港神话”的陨落。这个“神话”的用法，是来自巴特（Roland Barthes）的符号学。神话原来是用人的语言来解释神秘大自然，但现代社会反过来把人为现象视作自然不过，恒久不变的存在。它并不以一种官方理论的面目存在，而是散播在常识、规范、俗见之中，人们要不断重复，以不同方式表述它，来维系我们视之为“自然”的秩序。

长期研究香港的社会语言学家 John Flowerdew 用这个概念，为英国殖民统治香港最后三十年的主导意识形态冠以“香港神话”四字。它指的是，香港被视为体现自由市场、个人自由、法治的城市，而她也被想像为渐渐迈向民主的城市。神话没有因为香港政治前途大定后而消失，相反，北京及特区政府要在“维持现状”又“平稳过渡”的渐进主义大旗下，延续这个神话，否则无以掩盖过渡期以来产生的种种政治恐惧与创伤。

许多人大概也会说如今香港神话不再，神话破灭，也是渐进主义的失落；我在书中则解释为威权色彩浓厚的新自由主义的败绩。

威权色彩浓厚的新自由主义的败绩。

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曾说过，英国及殖民政府在香港扮演“管家”角色（stewardship），当管家的，起码要让被统治者觉得自己是主人，即使是虚假的感觉。但回归后，在特首的政策或政治修辞中，连虚假主人的感觉也在渐渐消失。在北京政府的口吻中，人们更感到愈来愈炽热的由国家、中央主导的气焰：在经济上要把握中国机遇，融入崛起的大国；特首靠保留殖民者留下的体制管治（如功能组别），不单开展不了政治改革，习近平上台后还说要“全面管治”香港。

历届特区政府，靠著一种中港特色的新自由主义来经营自由港，希冀可以不断神话再现，这一切尽体现在“机遇”二字。昔日撒切尔夫人（撒切尔夫人）与邓小平擕手以“安定繁荣”的话语企图稳住全球资本家的信心，及勉强安定当年的民心，以达到渐进过渡。在这样的想法下，用今天的话来说，香港就是一个“模式”。

回归后特区政府遇上经济危机，总觉得这个模式欠缺了甚么，于是，一边不断创造机遇（连续不断的大型基建即为明证），一边劝说市民把握机遇，北望大湾区，用好国家机遇；不管是自由行旅客，还是大陆资本、市场，只管吞下，定必继续安定繁荣。

但这套混有国家主义色彩的务实理论，对大部份香港人愈来愈起不了规训作用。例如，在几次调查中，活在中港两边跑的一小时生活圈的港人始终有限，更不要说高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了，它可能只在08年奥运时有过短暂提振作用。

以上一切皆回避了香港的自治承诺，掩盖因为前途问题已渐激起的香港政治主体及期望。相反，在经济上，大陆的发展主义狂飙为香港带来巨量的人流及资金流，激化城市本来便严重的阶级不平等和土地问题；在政治上，大国与小城之间始终是不成比例的地缘政治关系，当中共在六四后关上政治改革大门，试图在“一国”中实现一地的政治改革的努力，便几近缘木求鱼。中国内地政治专权，加大力度扑杀维权运动、公民团体、工人运动及少数民族反抗，年青一代民族自豪感相继上升，更激发民族主义冲突，这都使得香港人对法治、自由等信心日渐消散。

“渐进”不再，族群冲突愈激

对不少人来说，只有如此勇武，或只有支持这种勇武，才能彰显对香港这个疆域的忠诚（territorial loyalty）。

宏观复杂的政经大势，在香港普通老百姓心目中被感受为“边界问题”。中港融合带来的社会乱象，例如本土主义起源的“双非”事件、反蝗情绪、水货问题等等，与政治问题及事件（如铜锣湾书店事件等）在2013-14年后混合在一起，令社会弥漫著恐惧、焦虑与失落感。

边界问题伴随的是对现状、体制认同出现偏差的整合性危机，政治实践愈来愈偏离既定常规，就如今天黑衣青年已大大偏离曾经二十多年不变的由维园走到政总的路线，以及和理非的行动风格。因为“渐进”不再，过去几年，香港要么在沉郁闷局中嚷著死亡或移民，如2014年雨伞运动或2016年一连串“DQ事件”后的情况，要么便是情绪及行动的大爆发，高举“焦土”或“揽炒”，正如过去半年的光景。如是，香港困在两种回异的时间之间。

拙著近结尾有三章跟过去半年的抗争最为相关，也都与右翼本土主义有关。雨伞运动后，跟这个派别有关的政治语言及行动方式，例如“勇武”、“光复”、“焦土/揽炒”，又或脱胎自光复行动的散落社区行动及冲突，如今已成全民浸淫其中的政治文化、感觉及惯习。当然，这些本土派政治修辞与行动的语意也变得更复杂，不为一派所垄断。

我做研究时已发现，不少本土派年青人在2016年或以前，可能还只是卷进反对派内泛民与本土派的党派争夺之中，但在之后，他们渐渐成就了一种新政治参与及冲突模式。在雨伞运动期间的占领，以至反自由行、水货客的光复运动、旺角骚乱等等，他们想像及实践著一种族群味道更浓的政治，我在书中称之为族群统治（ethnocracy），以族群之名守护边界。它不再是遵循规范的倡议、竞争及协商，虽然它有时亦寻求政策及体制制度的改变（例如阻止“双非”、限制自由行旅客），但在修辞及行动上却变得愈来愈强调你死我亡，对抗“存在式威胁”（existential threat）。

“官逼民反”成为最方便及通俗的说辞，各类难以清晰界定及限定的复仇、革命、暴动、恐怖主义想像也自然而来。去年夏天以前，这些都可能流于“FF”（网络用语，即幻想），如今已部份化成了现实，扩散及融和在其他背景不一的政治行动者之中。这些转变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及组织化的运动（没有大台），却摧毁渐进、持续、规范化的政治时间观及感觉，把香港抛入各个断裂的政治冲突时刻，每一刻都仿如最后一场保卫战（想一想十一月两间大学的围城之战）。

这些战斗在想像中为的不是接下来、不久将来的部署，而是“即时的生存”，以及未可知的遥远未来，而且两者之间是断裂的。正如2019年的“揽炒”，它除了有时是策略性恫吓及自我激励，更多的时候并没有想下一步，却渴望一切崩溃终局重新再来，所以论者如梁文道质问的“然后呢？”显得无效甚至可厌。对不少人来说，只有如此勇武，或只有支持这种勇武，才能彰显对香港这个疆域的忠诚（territorial loyalty）。

政治现代性的开端

我自己并没有全盘拥抱以上描绘的共同体意志，也同意要认真回答梁文道的“然后”问题。面对现代性，不应只是热情拥抱，也应有自我批判意识。

借用哈伯马斯的说法，这种意志标志了政治现代性的开端，就如法国大革命带来了一种使当下与过去脱勾的意识，一种自决及自我实现的政治活动。但无论是卢梭的普遍意志，或尼采的权力意志，这两个政治或哲学理念，在十九及二十世纪也被多番曲折地借用及实践，为世界带来过希望、绝望及灾难。我自己并没有全盘拥抱以上描绘的共同体意志，也同意要认真回答梁文道的“然后”问题。面对现代性，不应只是热情拥抱，也应有自我批判意识。

我在书的最后这样说：

“作为支持社会改革的一员，我对现况感到不满之处，在于我们远未能发展一种进步的香港及中国视野，能刺激人们追求日常生活所需及渴求的改变，创造及塑造体制，促成一个有活力的领导权，实现自由及民主的价值。对支配著当下政治冲突场面的众多情感及发言位置，我们需要另类视野去回应，而不是全盘肯定或否定。”

（叶荫聪，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