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郑炜、钟晓烽：从零零后到银发族，反修例运动的不同世代想要什么？

悠长暑假告终，政府撤回条例，但历时三个月的“逆权运动”，却未休止。这边厢，大中学生以罢课、集会、筑人炼、流水式占领和海外文宣等手法，持续抗争，警民冲突也变得恒常化。那边厢，以中老年人为骨干的反向动员，以撑警集会、监察罢课巡视组或向政府部门投诉等方式反击。前者批评“废老”缺乏独立思考，不懂得自由的可贵；后者喝骂“废青”不思长进，破坏秩序。

除却意识形态之争，这场运动无疑有一定程度的世代鸿沟。但是，在一场持续动员的全民运动里，年龄或世代的分歧是否那么明显？不同世代的示威者，在政治诉求、社运激进化、冲击行动和政治参与的取态是否类同？持续的示威，有没有产生某些共同经历，楺合不同背景的参与者？整场运动又如何影响他们日后的行动意欲？过去三个月，我们联同中大李立峰、岭大袁玮熙和恒大邓键一等学者，一直追踪这场运动。这些跨时序的现场数据，有助我们回答这些问题。

首先，单从参与的年龄组别的参与率来看，“生命周期”（life-cycle）的逻辑有一定的解释能力。表一，列举了八月份我们曾进行调查的大型集会和社区游行，并按参与人数的年龄层分布。历次示威的主体，都是年青人，30岁以下的参与者占整体的六成多。当抗争的形式或主题较为激进的时候，如8月13日机场的不合作运动或8 月16日的遮打花园“学界x揽炒”集会，七十后的中老年人的参与比例下降到不足一成。但到了8 月底以“和理非”为主调的集会，中老年人的参与率又回复到约两成。

以生命周期来分析政治行为的理论，认为不同年龄层有著不同的生理需求和社会心理特征。年青人开始确立价值观和认知能力，普遍有较多空余时间和热情，故倾向参与社会运动。人到中年，多了生活的牵绊、家庭的责任和利益的计算，便会日趋保守。

（表一的样本量分别为：717、554、366、1905、412、485、627、801、395、527人）

可是，生理周期的说法其实很粗疏。自十年前“八十后”成为香港抗争青年的代名词后，坊间盛行一种以出生年份划分社群的世代论述。当然，这种世代论述同样宏观，难以深入解释社会现象的底因。但无可否认，这种论述可能是不少政府官员和市民，用作说明以至解释社会深层次矛盾的框架。那么，借用这种世代划分切入，依然有助我们拿捏这场运动的细节。正如表一显示，示威群体主要集中在九十后（20至29岁），占整体一半。属于这个年龄阶段的人主要是大学生及初入职场的人。而不再“年青”的八十后以及更年长的人士，其实也绝不在少数。

关于世代，社会科学界有一套理解政治行为的理论框架，称为“世代效应”（generational effect），回应生命周期说法。世代效应指出，政治行为形式主要是由同代人的年轻时期的社教化过程，譬如是教育和社会流动所塑造。按此思路，近日杨凡导演的得奖感言，就很具代表性。对于这群逃避新中国成立移民南来的“五十后”，他们的个人发展固然得益于边城的自由，但他们对社会失序的恐慌，时移世逆五十载，依然根深柢固。所以他们可以一边批判左派，又一边指责今天的自由派。因为“六七暴动”和“逆权运动”即使千差万别，对这群人而言都是动荡。然而，世代效应却未能充份说明，为何香港年长者，甚至是银发素人，会持续参与这场社运。

这里“时期效果”(period effect) 的框架，则尝试修正世代效应。研究时期效果的学者指出，某一时期所发生的历史或环境巨变，不单止对年青人有影响，对不同年龄层的群体，都有持续而广泛的影响。最明显的例子是经历了民权运动和越战的几代美国人。透过参与社会运动的共同经历，他们渴求个体自由，追逐公平社会，骨子里也传承了集体的公民意识，不断守护他们的民主制度。

以下我们会分析8月10日香港机场“万人接机”集会的调查数据，试图探讨这场“逆权运动”会否存有世代差异和时期效果。必须指出，现场调查只可以勾勒一些相关的初步观察，若要揭示时期效果的运作机制，我们还需要透过其他质性研究方法，进入不同世代参与者的生活世界（life world）。由于问卷设计会依据事态发展而调整，我们在8月中开始的调查并没有同时追问受访者的游行或集会目的、社运激进化的态度，以及受访者日后的行动意欲。在这组题目上，8月10日的调查数据较为完整，同时样本数量较多，适合作多个组别的比较分析。

第一步，我们测试了示威者的游行诉求和年龄组别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表达对警方处理示威手法的不满”和“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是示威者参与运动的最重要原因，略高于“全面撤销逃犯条例修订”。值得注意，虽然要求特首或主要官员问责下台明显不是他们的主要诉求，但不同年龄的示威者只在这个选项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对于年长的示威者，也许政府官员问责下台多多少少能回应他们的部分诉求。可是，当这场跨世代的社会运动高举“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的旗帜，同时关注警权问题成为示威者持续参与的主因（参见注一），特区政府始终没有对准问题核心。

（表二至表四的样本量分别为：1898、212、1016、412、258人）

至于在激进化的态度上，最年长的组别相比起其他三个较年青组别，倾向不接受激进的手段可以逼使政府聆听民意，也较不认同“和平集会和冲击行动互相配合才可以达到最大效果”（表三）。这个结果并不令人意外，反而有趣的是两组年青人之间的态度分野。相比起九十后，零零后的受访者其实相对温和，比前者更倾向认为激进的手段会令社会上其他人反感，某些取态甚至比“八十后”保守。如果单从学校和家庭社教化的角度来看，八十后、九十后和零零后的生活经验其实相当接近。出现这种态度分野，其中一个合理的猜想是，零零后大多没有经历雨伞运动的内部分裂和失败记忆。相反地，不少八、九十后示威者经历社运创伤，甚至回忆起自身的伞运经验，因而更倾向要不计代价，抱著“背水一战”的心理准备。

“逆权运动”相信难在短时间来告终，此刻论成败绝对言之过早。作为社运研究者，我们更关心的是过去三个月的社运经验，会怎样影响参与者的后续政治参与。所以自今年七一游行的调查，我们加入了一系列有关行动意欲的问题，涵盖选举、示威、公民社会组织以及日常公共讨论等。

表四数据显示，不同世代的示威者都认为，这场运动整体上增加了自己日后的行动意向，当中“参加各种争取普选的行动”、“跟身边的人讨论政治事务”和“鼓励其他人参加政治事务”是最受欢迎的选项。尤其在争取普选的意向上，不同年龄组之间并没有统计学上的差异。可以这样说，争取普选是不同世代参与者之间最强烈的共同行动意欲。当参与或旁观抗争成为香港人的日常，日常社交难免会提及政治。积极的政治讨论和人际间的微动员（micro-mobilization），会怎样形塑香港的公共文化和政治生态，有待进一步考察。区议会选举在即，虽然有一定受访者表示愿意助选，可是较少人愿意参与民间团体和政党，而选择参与后政党的平均值，更是所有行动意欲中最低。身处“无大台”的抗争年代，这种倾向其实不难明白。对于支持社区、环保和保育议题等，以至投身组织方面，零零后的示威者比其他年龄组别较愿意行动。可以想像，不论这场“逆权运动”最终能否回应五大诉求，年青一代的示威者都准备参与建设香港的公民社会，相信会形成不容忽视的民间力量。

随著时间流逝，政府也许能够有效约束激进示威者，但如果这场运动塑造了的集体经历和身份，不见得会轻易磨灭。社会运动也许会因为经济环境和政治打压而转变形式，就算往后真的出现了短暂的民意逆转，却不代表得当权者嬴得民心。事实上，雨伞运动以来，政府已经错过太政治和社会改革的机会，如果仍然盲目相信整场社会抗争是纯粹的青年燥动，忽略那些很有可能“有建树”的中老年示威者，当权者所放弃的将会不只是一代香港人。

（郑炜，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助理教授；钟晓烽，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关系学系高级助理研究员）

注一：李立峰、邓键一、袁玮熙、郑炜，《“反逃犯条例修订示威”现场调查报告》，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2019年8月。